从乞丐到元首-第1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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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力——外加后备军的临时总司令衔——他却让戈培尔出面，自己则与先前一样，闲适而泰然自若。在戈培尔的助手瑙曼看来，希姆莱甚至是漠不关心，戈培尔则兴高采烈。这天他干了什么呢，按他的说法，人们有这样的印象，那就是，柏林的叛乱实际上是他赤手空拳粉碎的。“他们要不是这样笨的话！”他向希姆莱吹嘘说。“他们本来是有大好时机的。多笨呀！多幼稚呀！假若这事由我来干的话！他们何不夺取电台并散布最大的谎言？”

希姆莱不动声色，客气地点点头。他没有泄露的是，到戈培尔这里来以前，他已开始了制造反政变的恐怖，并建立了调查此次叛乱的专门机构。

在“狼穴”，菲尔基贝尔将军心里明白，他的命运已经决定，但又不想自杀，原因是，他拟在官方的法庭上证明他的动机。“假若你相信来世的话”，他向年轻的副官告别时说，“我们就可以说：‘再见！’”

希特勒坐在茶室里，焦急地等待着科尼斯堡的录音车前来，以便向全国发表讲话。在等待的过程中，他把贴身人员召集起来，让他们听他宣读匆忙草就的讲稿。几个秘书和副官，还有凯特尔和打着绷带的约德尔都来了，但录音车还是没有来。希特勒便利用这段时间为此次谋杀事件添油加醋。“这些懦夫！”他喊道。“他们就是这样的东西！如果他们有胆量开枪把我打死，我倒有点尊敬他们！但是，他们不想冒生命危险！”

录音车终于来了。7月21日凌晨1时，德国的每个广播电台都吹吹打打奏起军乐，略微停顿后，希特勒便开始广播演讲。他谈到了这个阴谋，谈到了他的亲密的同事的受伤和死亡。他重复了他的错误的信念，那就是，搞阴谋诡计者仅仅是极小的一小撮，他们与德国军民的精神毫无共同之处。一小撮犯罪分子将被立刻无情地处决。“我已避免了这样一个命运：就我自己而言，这并不可怕，但对于德国人民而言，它将带来可怕的后果。从这个命运中，我看到了上帝发出的信号，那就是：我必须，因而我也将继续我的工作。”

他讲完后，戈林也作了简短的讲话。他代表空军向元首表示他的忠诚和热爱；邓尼茨代表海军说，对于“暗杀元首的罪恶行径，海军无比地愤怒”。接着，官方便正式宣布，发动这次阴谋政变的罪魁祸首，那些罪恶的军官们，不是已经自杀就是被陆军枪毙。“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事变，一直没有。与这一罪恶行径有关的人员一定被清洗。”

这些话使身在巴黎的密谋首恶分子全身都凉了——他们在拉法耶旅馆的军官俱乐部里围着收音机听广播。不久前，他们成功地占领了这个地区党卫军的每个军营，逮捕了在法国的两名党卫军高级官员即卡尔·奥伯格和赫尔穆特·克诺森。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一边听一边想，觉得这也是在宣判他们的死刑。不过，倒还有一线希望。也许奥伯格和克诺森二人会包庇他们。这两人均获释，还被送至拉法耶旅馆。当施图尔纳格尔起身致意时，奥伯格向他冲了过去。奥托·阿贝茨大使进行干预。“柏林发生的事是另一码事。”他说。“在这里，诺曼底战役正打得如火如荼，这才要紧。我们在这里的德国人理应搞统一战线才是。奥伯格冷静下来，同意与克诺森秘密会师，共同反对希姆莱的德国中央保安局。他们将伪称，党卫军人士和保安处人士的被捕，完全是奥伯格和施图尔纳格尔共同玩的把戏，目的在于欺骗起义者。

演讲一完，希特勒便回到他的暗堡。莫雷尔医生再次为他作了检查。元首要他证实自己受的伤害不重。他的心腹正在茶室里等候结果。莫雷尔回来后宣布，希特勒的脉搏正常，一切都很好。元首自己虽然受到白天发生的事件的惊吓，却还未意识到反对他的阴谋范围有多广，对自己奇迹般的死里逃生，仍感到高兴，决定把被炸破的裤子送给身在贝希特斯加登的爱娃·勃劳恩保管。它将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证明上帝确要他完成他的使命。

（7）

7月21日午夜过后不久，奥托·斯科尔兹内便完全控制了本德勒大街，陆军总司令部的日常事务又重新得以进行。他在施道芬堡的保险柜里发现了起义的详情，下令逮捕了一大批军官。

在宣传部，戈培尔和希姆莱正在审问一批将军，包括弗洛姆在内。将军们得到的礼遇，喝到了酒，抽到了雪茄，有些将军，例如科茨弗莱契，在被证明无辜后还获准回家。凌晨4时，调查结束。戈培尔满脸笑容从办公室走出来。“先生们”，他宣布，“叛乱已经结束了。”他送希姆莱上车，与他的老对手长时间握手告别。然后，他便回到楼上，用自己的丰功伟绩去款待他的心腹。戈培尔得意忘形，蹲在桌子上，倚靠着一尊元首的半身铜像。“这是一个纯化心灵的风暴”，他说。“今天下午可怕的消息传来时，谁敢想象，这一切竟能如此神速地结束，而且结束得如此漂亮？”这真是不折不扣的奇迹。希特勒倘若死了，人民便会说是上帝的审判。“后果会无法估计。因为，在历史上，只有事实才能作为证据。这次呢，它们在我们这一边。”因此，应该指示报界将此次阴谋事件贬低。

在“狼穴”，鲍曼仍在向地方长官发指示。凌晨3时40分，他通知他们“叛乱可以认为已经结束”。上午11时35分，他转达了希姆莱的紧急请求，“你们应立即停止向态度暧昧甚至应列为公开的敌对分子的军官们独立采取行动。”换言之，他自己握有恢复秩序和彻底进行调查的全权。实际上，他业已建立起了由11个处400名官员组成的机构，对此事进行仔细调查。

在巴黎，克鲁格的参谋长——在法国的两名强有力的党卫军官员奥伯格和克诺森的合作下——正竭力掩盖克鲁格和施图尔纳格尔的罪证。但是，在得到回柏林报到的命令后，不久前还是“光明之城”（巴黎）的铁腕人物的施图尔纳格尔，以为一切均已无望，竟不坐飞机，而于那天上午乘小汽车冒雨回柏林。他要司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场经过——狄埃里堡，阿尔贡森林，以及1916年许多达姆旋塔特特种兵团的老同志血染沙场的地方色当。整个下午，他都在感伤的途中，最后走下车来“散散步”。在默兹运河附近，他消失在一个小山丘后。不欠，司机便听到一声枪响——也许是两声。他在运河里找到了这位将军——浮在水上，脸朝天。施图尔纳格尔虽然没有死，但自杀未遂一举，却证明他无疑有罪。他注定要被绞死。

在“狼穴”，希特勒头部所受之伤显然不轻。他的右耳失聪，双眼不断向右方跳动。当晚，他在外边漫步时，两次走离了路。卡尔·勃兰特医生要他卧床休息几天，但元首不听。“不可能的。”他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另外，让外国客人看见一个如此健康的人竟然卧床，这会是荒谬可笑的。

次日，尽管耳痛不止，他坚持到邻近的一家陆军医院去探望受伤的军官们。两人濒临死亡。施蒙特将军伤势严重。希特勒非常关切，向两位海军人士（他们同住一室）普卡梅尔和阿斯曼倾诉衷肠。他坐在阿斯曼的床沿，对他们成了此次阴谋的受害者表示遗憾。“这些先生们惦念的是我，只有我。”然而，他再次奇迹般地死里逃生。“这是命运要我完成分配给我的任务的一个迹象。难道你们不这样认为吗？”他说，7月20日，这天“只能证实这个信念，即，上帝唤我去领导德国人民——不是向最后失败而是朝最后胜利前进。”

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希特勒的耳痛也越来越厉害；莫雷尔医生只好请范·埃肯教授前来。他是柏林有名的眼耳鼻喉专家，1935年曾给元首的喉咙动过手术。由于这位教授不在家，只好从邻近一家陆军医院请个眼耳鼻喉专家来。他是埃文·吉辛医生，在自己开业前曾在埃肯教授的医疗室工作过两年，医术也颇高明。吉辛医生发现，元首的耳膜已经破裂，内耳也受到破坏。但，他说，如果中耳不发炎，情况就不会变得很严重。

正在此时，莫雷尔医生气呼呼地来了。在尖锐地斥责吉辛，说他未首先向他报到，生硬地对他说，“一个军官只能向他的上级报到，而不是向一名文官报到。”希特勒虽然听不太清楚他们在吵什么，却注意到了莫雷尔的怒气。“得啦，我亲爱的教授，别再吵啦”，他抚慰着。“吉辛当过范·埃肯的助手，他告诉我，如果流血不止，明天他便给我施个小手术，灸灸耳膜。”莫雷尔先生说要打一支止血针，却又不太愿意派人去柏林取药，因为药方是他的对手开的。

希特勒虽然坚信他的右耳再也听不到东西了，但他的情绪还相当不错。他还像鸡吃食似的用打字机给“小丫头”写信——这是他对爱娃·勃劳恩的爱称。这封信还有被炸后的兵营的一幅草图。他告诉她，他很好，只是有点累。“我希望能早日回来，把我交给你，好让我休息休息。我非常需要安静。”

她立刻回了信（用的是有她的姓名之第一个字母组成图案的信纸），说她很是忧郁。“得悉你险遭暗算，我痛不欲生。”

她声言，如他身遭不测，她就活不下去。“从我们初遇时起，我就立誓跟随你走遍天涯海角，即使死后也是如此。你知道，我的整个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爱你。”

7月23日，盖世太保的调查人员偶然在一间被炸毁的房屋废墟中发现了不少日记，证明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及其他重要官员与此次政变有关。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以及前经济部长沙希特被捕。开始时，希特勒怎么也不相信，如此高级的人物——且又如此众多！——竟会与政变有关。他原以为只有一小撮卖国者；上述发现无疑是对他这个信念的一个打击，而他也因此受到伤害。“我生活中充满了忧愁，是如此沉重”，他对特劳德尔·容格说，“只有一死才能解脱。”另一个秘书听见他在斥责自己的爱犬，原因是它不听话：“看我，看我的眼睛。你是否像我的将军们一样，也是个叛徒？”

次日上午，他在形势分析会上宣布，英国人支持过施道芬堡，他试图让听众相信，搞阴谋的人并不是很多。“重要的是要向全世界宣布，军官团的绝大部分人都与这些猪猡们无关。”应在报上强调，本德勒大街的指挥官们，拒绝与一小撮叛徒同流合污，当场处决了4名叛徒。“我太像是个心理学家了”，他说，“居然看不到有一只神手，在对我们最有利的时刻，把身上带着炸弹的人引到这里来。如果我和所有人员都被炸死，那才是真正的灾难呢。”

根据希特勒的指示，戈培尔向全国发表了广播演说。这篇讲话很精彩，既激烈地指出此次事件的教训，又激动人心。

他把施道芬堡描述成一个魔王，跟他走的不过是一小撮军官而已，根本不能代表整个陆军。他攻击施道芬堡，说他与西方盟国勾结，共同密谋。他举出4条证据：在他们的报纸中，不断提到有一群德国将军在反对希特勒；使用了一枚英制炸弹；施道芬堡与英国贵族的关系；在炸弹爆炸的消息传到伦敦后，伦敦报界希望德国不日便将垮台。

向地方长官作的报告表明，戈培尔的宣传有效地动员了人民。例如，在不伦瑞克的一家医院里，病人们自发地将元首的每幅画像都饰以鲜花。在许多城市里还组织了表忠游行。

在中学里，教师们对学生们说，此次谋反解释了德国为何会在非洲和俄国在军事上失利的原因；是叛逆们在捣乱，使元首的命令达不到各师。

7月25日，范·埃肯医生从柏林前来，受到了元首的热烈欢迎。元首自己预言，由于有着诸多烦恼，他“只能再活2至3年”。只有一点值得欣慰：到那时，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余下的工作可由别人继续去做了。他痛苦地坐在椅子上，详细地诉说了他的症状。

具有良好记忆力并为此感到自豪的吉辛医生，偷偷地将希特勒的话全记在一个黄色的袖珍日历上。为了不使别人看懂他的笔记，他用暗语书写，用了拉丁文，还用了只有自己能懂的符号。范·埃肯教授证实，吉辛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是正确的。但元首拒绝最少卧床一周的建议。“你们预谋好了，要把我变成病人！”

次日，希特勒向吉辛诉说，他的左耳依然内出血，要他再灸一下——不管有多痛苦。“我已不觉得痛了”，他想了想后说，“痛苦能使人变得坚强。”一分钟后，他便证明了这点：有个副官送来了关于暗杀事件的报告。“是呀”，他一边翻阅一边说。“真没想到赫尔道夫竟是这样一个流氓。”他发誓“要将那些叛徒斩草除根”，还骂施道芬堡是个懦夫。“至少他也要有提着他那个手提箱站在我身旁的勇气。用子弹结果他，这实在是太便宜他了。”

两天后，希特勒自诉失眠。吉辛建议，取消每晚的茶会；希特勒回答说，他已试过了，更难睡着。“我得先放松一下，谈谈别的事情。不然，我面前还会出现总参谋部的那些地图，我的脑子还在不断活动。我得花上几个小时才能消除这些幻影。如果把灯开着，我可把每个集团军的准确位置标出来。我知道每个师的位置在哪里——就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下去，直到我入睡，但这已是五六点钟了。我知道这对我的健康不利，但这个习惯我又改不了。”

（8）

炸弹爆炸后次日，希特勒撤换了抱病的总参谋长蔡茨勒。换上来的是曾因意见与他不合被他从前线发配走的古德里安。当这个在陆军中也许是最受尊重的机械化专家来到拉斯登堡走马上任时，他发现陆军总司令部的各办公室几乎空空如也。蔡茨勒已在半丢脸的情况下走了。豪辛格也不在了。许多部门的头头都已被盖世太保撤换。

古德里安上任后首先要完成的一项任务，是公布一项表忠令并向希特勒保证，“将领们将团结一致，军官团也团结一致，陆军官兵团结一致。”一星期后，古德里安走得更远了；他令总参的每个军官都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兼军官，“要根据元首的主义，积极地对青年指挥员进行政治教育。”凡不服从此令的军官必须立即申请调动。没有不服从者。于是，1933年开始组建的这支精锐的部队屈服了，得了个堕落的结局。

此时，诺曼底滩头的西翼遭到美军坦克的猛烈进攻，西线已濒临崩溃。7月30日黄昏，为争夺阿弗朗什小道，美德两国坦克发生了一场恶战，——阿弗朗什小道是美军突破后进入法国空旷地带必经之地。瓦尔利蒙等人要求立刻从法国撤退，但约德尔却向元首递交了一份命令草案，要求“在可能情况下，从海岸撤离”。

次日傍晚，美军的坦克已涌进了阿弗朗什小道。希特勒想赶赴西线亲自指挥，但吉辛和埃肯两人都禁止他乘飞机。由于医生们只允许他在“狼穴”活动，对乔治·巴顿的6师大军开进阿弗朗什一筹莫展。对法国的命运因而已成定局，他也无可奈何。然而，这仅是他诸多忧患之一。8月1日，3。5万名装备极劣的波兰军（各种年龄的都有）向华沙的德国驻军发动猛攻；次日，土耳其与帝国断绝外交关系。

他竭力将这些烦忧置之脑后。8月2日，他扮演了初次学医的学生的角色。他向吉辛医生提了许许多多有关内耳的问题，接着便穿起外科医生的白大褂，脑门上挂着一面镜子，专心致志地观看林格的右耳。他什么也看不到。他又看了看，还是什么也看不见。这时，吉辛便建议他用电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