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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 全译-第3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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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巡。

  '3'明帝的爱女曹淑去世,明帝极为悲痛,追谥为平原懿公主,在洛阳建庙,在南陵安葬,取甄后已亡的侄孙甄黄与她合葬匹配,追封甄黄为侯爵,并为他选立继承人,承袭爵位。明帝想要亲皇送葬,还想前往许昌。司空陈群直言规劝说:“八岁以下的孩子死亡,没有丧葬的礼仪,何况还未满月,就以成人丧葬之送葬,加穿丧服,满朝都穿白衣服,日夜在棺哀哭,自古以来没有能与此相比的。而陛下还要亲自去察看陵暮,亲自送葬。愿陛下抑制割舍这种有损无益之事,这是普天下最大的愿望。又听说陛下打算驾临许昌,太后、皇后两宫上下,都一齐随驾东行,满朝大小官员无不感到震惊奇怪。有人说这是想要避灾,有人说是打算营缮宫室而迁移殿舍,有的则不知什么原因。我认为吉祥和凶险,全是天命,灾祸和福分,由人掌握,用移居来祈求平安,也无益于事。如果必须移居避灾,修缮整治金墉城西宫及孟津别宫,都可暂时分住,为什么要举宫上下暴露在旷野之地,公私花费巨大,难以计算。而且贤人吉士还不轻易迁居搬家,以便乡里安宁,使乡亲们没有恐惧之心,何况陛下是天下的主人,一举一动怎么可以如此轻率呢!”少府杨阜说:“文皇帝、武宣皇后去世,陛下都不送葬,为的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以防不测,为什么要给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送葬呢?”明帝都不接受。三月,癸酉(初七),起驾向东巡游。

  '4'吴主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从公孙渊求马。

   '4'吴王派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船渡海到辽东,向公孙渊求购马匹。

  初,虞翻性疏直,数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见谤毁。吴主尝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而神仙,世岂有仙人也!”吴主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及周贺等之辽东,翻闻之,以为五宜讨;辽东绝远,听使来属,尚不足取,今去人财以求马,既非国利,又恐无获。欲谏不敢,作表以示吕岱,岱不报。为爱憎所白,复徙苍梧猛陵。

  起初,虞翻性情粗疏率直,洒后屡次出现过失,又喜好顶撞别人,多次被人毁谤。吴王曾与张昭谈论到神仙,虞翻指着张昭说:“他们都是死人而你却说是神仙,世上哪有仙人!”吴王对虞翻的恨愤不止一次两次,于是将虞翻贬到交州。等到周贺等去辽东,虞翻听到后,认为应该出兵讨伐五,辽东相隔极远,即使前来归附,也不足取,而今派人带财物去辽东购马,既不是国家之利又恐怕没有收获,想上书规劝不敢,将奏章给吕岱过目,吕岱没有回答。虞翻被怨恨的人告发,再次被贬到苍梧郡猛陵县。

  '5'夏,四月,壬寅,帝如许昌。

   '5'夏季,四月,壬寅(初六),明帝到达许昌。

  '6'五月,皇子殷卒。

   '6'五月,皇子曹殷去世。

  '7'秋,七月,以卫尉董昭为司徒。

   '7'秋季,七月,明帝提升卫尉董昭为司徒。

  '8'九月,帝行如摩陂,治许昌宫,起景福、承光殿。

   '8'九月,明帝前往摩陂,修整许昌皇宫,新建景福殿、承光殿。

  '9'公孙渊阴怀贰心,数与吴通。帝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军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陆道讨之。散骑常侍蒋济谏曰:“凡非相吞之国,不侵叛之臣,不宜轻伐。伐之而不能制,是驱使为贼也。故曰:‘虎狼当路,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质,岁选计、孝,不乏职贡,议者先之。正使一举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国,得其财不足为富;傥不如意,是为结怨失信也。”帝不听。豫等往皆无功,诏令罢军。

  '9'辽东太守公孙渊暗地怀有二心,多次与吴国联系,明帝命当南太守田豫督领青州各路大军从海道,幽州刺史王雄从陆路同时进军讨伐公孙渊。散骑常侍蒋济劝谏说:“凡不是准备加以吞并的国家,不骚扰又不叛逆的藩属,都不宜轻易出兵诗伐。讨伐他们而不能制服,是迫使他们成为寇贼。所以说:‘虎狼当路,不治狐狸。’先除掉大害,小害自会消失。如今海边之地,世世代代臣属于朝廷,每年上计报告人口、赋税、刑狱等情况,推举孝廉,不缺赋税和贡品,朝廷官员议论时都把辽东排在前面。即使一举出兵就能把他们打败,获得的民众也不足以增加国力,获得的财物也不能使我们富足;倘若失败,会由此结下怨恨,自毁信誉。”明帝不接爱。田豫待前往征讨都徒劳无功,下诏停止用兵。

  豫以吴使周贺等垂还,岁晚风急,必畏漂浪,东道无岸,当赴成山,成山无藏船之处,遂辄以兵屯据成山。贺等还至成山,遇风,豫勒兵击贺等,斩之。吴主闻之,始思虞翻之言,乃召翻于交州。会翻已卒,以其丧还。

  田豫认为吴国买马使节周贺等行将返归,时已冬季,海上风急,肯定畏惧海浪飘摇,靠岸行驶,而东边海岸水浅不能靠岸,必当赴经成山,成山又没有藏船之处,于是就派出部队把守成山。周驾等返回行至成山,果然遇风上岸,田豫率军袭击周贺等,并杀了他。吴王听说后,才想起虞翻的建议,于是召 虞翻从交州返回。这时虞翻已经去世,只运回灵柩。

  '10'十一月,庚寅陈思王植卒。

   '10'十一月,庚寅(二十八日),陈思王曹植去世。

  '11'十二月,帝还许昌宫。

   '11'十二月,明帝回到许昌宫。

  '12'侍中刘晔为帝所亲皇。帝将伐蜀,朝臣内外皆曰:“不可。”晔入与帝议,是曰“可伐”;出与朝臣言,则曰“不可”。晔有胆智,言之皆有形。中领军杨暨,帝之亲臣,又重晔,执不可之议最坚,每从内出,辄过晔,晔讲不可之意。后暨与帝论伐蜀事,暨切谏,帝曰:“卿书生,焉知兵事!”暨谢曰:“臣言诚不足采,侍中刘晔,先帝谋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晔与吾言蜀可伐。”暨曰:“晔可召质也。”诏召晔至,帝问晔,终不言。后独见,晔责帝曰:“伐国,大谋也,臣得与闻大谋,常恐眯梦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诡道也,军事未发,不厌其密。陛下显然露之,臣恐敌国已闻之矣。”于是帝谢之。晔见出,责暨曰:“无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予诚直臣,然计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谢之。

  '12'侍中刘晔为明帝所亲近器重。明帝将要讨伐蜀国,朝廷内外都说:“不可。”刘晔入朝与明帝商议,则说:“可讨伐”;出来和朝廷大臣讨论,则又曰“不可”。晔有胆有识,谈论起来,有声有色,很动听,中领军杨暨是明帝的亲信大臣,也看重刘晔,是持不可伐意见中最为强硬的人,每次从朝廷出来,就去拜访刘晔,刘晔都讲不可讨伐的道理。后来,杨暨和明帝谈起伐蜀之事,杨暨恳切规劝,明帝说:“你是个书生,怎么知晓军事!”杨暨谢罪说:“我的话诚然不足采纳,侍中刘晔是先帝的谋臣,常常说蜀不可讨伐。”明帝说:“刘晔与我说蜀可伐。”杨暨说:“可以把刘晔叫来对质。”明帝下诏让刘晔来,问刘晔,刘晔始终不说话。后来刘晔单独晋见,责备明帝说:“讨伐一个国家,是一项重大的决策,我知道这件大事后,常常害怕说梦话泄漏出去增加我的罪过,怎么敢向人说这件事?用兵之道在于诡诈,军事行动没开始时,越机密越好。陛下公开泄漏出去,我恐怕敌国已经听说了。”于是明帝向他道歉。刘晔出来后,责怪杨暨说:“渔夫钓到一条大鱼,就要放长线跟在后,必须到可以制用时再用线将它牵回,那就没有得不到的。帝王的威严,难道只是一条大鱼而已!你诚然是正直的臣僚,然而计谋不足以采纳,不可不仔细想一想。”杨暨也向他道歉。

  或谓帝曰:“晔不尽忠,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陛下试与晔言,皆反意而问之,若皆与反问反者,是晔常与圣意合也。每问皆同者,晔之情必无所逃矣。”帝如言以验之,果得其情,从此疏焉。晔遂发狂,也为大鸿胪,以忧死。

  有人对明帝说:“刘晔不尽忠心,善于探察皇上的意向而献媚迎合,请陛下试一试,和刘晔说话时全用相反的意思问他,如果他的回答都与所问意思相反,说明刘晔经常与陛下圣意相一致。如果他的回答都与所问意思相同,刘晔的 迎合之情必然暴露无遗。”明帝如其所言检验刘晔,果然发现他的迎合之情,从此疏远了他。刘晔于是精神失常,出任大鸿胪,因忧虑而死。

  《傅子》曰;巧诈不如拙诚,信矣。以晔之明智权计,若居之以德义,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贤,何以加诸!独任才智,不敦诚悫,内失君心,外于俗,卒自危,岂不惜哉!

  《傅子》曰:巧诈不如拙诚,确实是这样。以刘晔的聪明智慧和权术计谋,如果坚守道德大义,将忠信作为行动的准则,即使是古代的贤人,又怎能超过他!而刘晔只是施展才智,不重诚恳,在内失掉君王的宠信,在外受窘于世俗的压力,最终因此危害了自己,岂不可惜!

  '13'晔尝谮尚书令陈矫专权,矫惧,以告其子骞。骞曰:“主上明圣,大 人大臣,今若不合,不过不作公耳。”后数日,帝意果解。

   '13'刘晔曾经进谗言说尚书令陈矫专权,陈矫十分害怕,将此事告诉儿子陈骞。陈骞说:“主上圣明,您是大臣,如果不能融洽,不过不当三公而已。”几天后,明帝的不满之意果然消除。   

  尚书郎乐安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抉群臣细过以求媚于上。黄门侍郎杜恕上疏曰:“伏见廉昭奏左丞曹以罚当关不依诏,坐判问。又云:‘诸当坐者别奏。’尚书令陈矫自奏不敢辞罚,亦不敢陈理,志意恳恻。臣窃愍然为朝廷惜之!古之帝王所以能辅世长民者,莫不远得百姓之欢心,近尽群臣之智力。今陛下忧劳万机,或亲灯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独臣不尽忠,亦其主不能使也。百里奚愚于虞而智于秦,豫让敬容中行而著节智伯,斯则古人之明验矣。若陛下以为今世无良才,朝廷乏贤佐,岂可追望稷、契之遐踪,坐待来世之俊乎!今之所谓贤者,尽有大官而享厚禄矣,然而奉上之节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不责不专,而俗多忌讳故也。臣以为忠臣不必亲,亲臣不必忠。今有疏者毁人而陛下其私报所憎,誉人而陛下疑其私爱所亲,左右或因之以进憎爱之说,遂使疏者不敢毁誉,以至政事损益,亦皆有嫌。陛下当思所以阐广朝臣之心,笃厉有道之节,使之自同古人,垂名竹帛,反使如廉昭者扰乱其间,臣惧大臣将遂容身保位,坐观得失,为来世戒也。昔周公戒鲁侯曰:‘无使大臣怨乎不以。’言不贤则不可为大臣,为大臣则不可不用也。《书》数舜之功,称去四凶,不言有罪无问大小则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为不能,以陛下为不任也;不自以为不知,以陛下为不问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反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书坐则侍帷幄,行则从华辇,亲对诏问,各陈所有,则群臣之行皆可得而知,忠能者进,暗劣者退,谁敢依违而不自尽。以陛下这圣明,亲与群臣论议政事,使群臣人得自尽,贤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办;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军事,诏书常曰:‘谁当忧此者邪?吾当自忧耳。’近诏又曰:‘忧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后私即自办也。’伏读明诏,乃知圣思究尽不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忧其未也。人之能否,实有本怀,虽臣亦以为朝臣不尽称职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遗其力,而不能者不得处非其任。选举非其人,未必为有罪也;举朝共容非其人,乃为怪耳。陛下知其不尽力而代之忧其职,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岂徒主劳而臣逸哉,虽圣贤并世,终不能以此为治也。陛下又患台阁禁令之不密,人事请属之不绝,作迎客出入之制,以恶吏守寺门,期实未得为之本也。昔汉安帝时,少庥窦嘉辟廷尉郭躬无罪之兄子,犹见举奏,章劾纷纷。近司录校尉也羡辟大军狂悖之弟,而有司嘿尔,望风希指,甚于受属,选举不以实者也。嘉有亲戚之宠,躬非社稷重臣,犹尚如此;以今况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罚以绝阿党之原耳。出入之制,与恶吏守门,非洽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纳,何患于奸不削灭,而养若廉昭等乎!夫纠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顾道理而苟求容进也。若陛下不复考其终始,必以违众世为奉公,密行白人为尽节;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为此邪?诚顾道理而弗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趋利,则人主之所最病者也,陛下将何乐焉!”恕畿之子也。”

  尚书郎乐安人廉昭因有才干受到宠信,他喜好收集群臣的微小过失用以向 上献媚。黄门侍郎杜恕上书说:“我看见谦昭上奏说左丞曹有罪罚应当禀报,但曹不依据诏书,应深入追究责问。还说:‘其安应当处罚的人另行奏报。’尚书令陈矫上奏说自己不敢逃避处罚,也不敢陈述理由,辞意恳切悲恻,我暗自哀怜而为朝廷惋惜。古代帝王所以能矫正世风抚育人民的原因,没有不是远得百姓的戴,近靠群臣的竭尽智力。而今陛下日理万机,担忧劳苦,有时还在灯光下处理公务,但很多事情仍不能安顿,刑法禁令日渐松弛。察究原因,并非只是群臣不尽忠心,也是主上不能恰当地使用他们。百里奚在虞地愚钝而在秦国足智多谋,豫让在中行氏那里马马虎虎过日子,而在智伯那里显出了节操,这些都是古人的明证。如果陛下当今之世没有良才,朝廷乏贤能辅佐,难道可以追望稷、契的遥远踪迹,坐等来世的俊杰吗?现在所谓的贤能,都做了大官而享受着厚禄,然而侍奉君王的节操没建立,奉公守法的心思不专一的原因,是由于对委任的职责没有独断的权力,而时俗有许多禁忌的缘故。我以为忠臣不必是亲信,亲信不一定就忠心耿耿。现在被疏远的人批评别人而陛下怀疑是挟私报仇,赞誉别人则陛下怀疑是出以私情偏爱,左右亲信有的就乘机顺着您的心意说话,于是使被疏远的人不敢提出批评或赞誉,以至政事中的变更也都受到猜嫌。陛下应当思如何使朝臣的心胸开阔起来,鼓励有道之士的气节,使他们自行向古人看齐,垂名史册,可是现在反而让像廉昭这种人在中间扰乱,我恐怕大臣们将会只要求安身保位,而坐观国家得失,成为后世的鉴戒。古代周公警告鲁侯说:“不在使大臣抱怨不任用他们。’这是说不是贤能就不可用为大臣,凡是大臣就不可不用。《尚书》举出舜的功劳,称他除去四凶,不是说有罪的人可以不问大小一概赶走。而今朝廷大臣不是认为自己没有才干,而认为是陛下不任用;不是认为自己无知,而认为是陛下没有询问,陛下为什么不遵照周公和贤能,大舜排除奸恶的作法,使侍中、尚书坐则在帷幄中侍侯,行则跟从在御驾左右,亲自答对陛下诏问,各尽所知,那么群臣的品德行为都可以了解,忠成贤能的人进用,愚笨恶劣的人降职,谁还敢模棱两可而不竭尽才能。以陛下的圣明,亲自与群臣商议国家大事,使群臣人人能竭尽才能,是贤能还是愚劣,在于陛下使用恰当。这样治理事情,什么事不能办;这样来建立功勋,什么功勋不能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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