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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南北朝:宋齐北魏的纷争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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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彭城王,就是刘裕的第四个儿子刘义康。刘义康比宋文帝刘义隆小两岁,自小就十分聪慧,更让人佩服的是,此人博闻强记,凡事过目不忘。刘裕很喜欢这个儿子,宋王的治所在寿阳,入建康受禅时,他就把刘义康留在寿阳镇守。刘裕若能再多活几岁,改立刘义康为太子也是很有可能的。现在王弘推荐他还朝辅政,刘义隆也表示赞同,这都是看中了他超强的处事才能。
  刘义康入朝为政后,表现果然不让人失望,史载他“性好吏职,锐意文案,纠剔是非,莫不精尽”。可以说是朝中大小事务,皆决于他。王弘也乐得退居二线,把事情委托给他,避开旁人的耳目。而且他的“运气”也不错,死的时间“选”得好,享了三年清福,就在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去世了,成为参与那起废立事件的主要人物中唯一得到善终的一位。
  王弘死后,刘义隆朝中的侍中,就只剩下殷景仁和刘湛两位了。刘裕时期,手下是猛将如云;刘义隆前期,手下猛将是数不出来了,但文臣还是有那么些的。到了这时候,被杀的被杀,病死的病死,朝野的有识之士,真是少得可怜。殷景仁被宋文帝任命为尚书仆射,刘湛在外为官,殷景仁又向宋文帝请求征召刘湛入朝。不久,刘湛也被任命为尚书仆射。
  刘湛博览群书,自比管仲、诸葛亮,还没当官时就以才气闻名,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回避当地政府的征召,简直比当初的诸葛亮架子还要大。直到刘裕当了太尉,征他出来当自己身边的参军,他才勉强出山。不过,他出山以后的表现证明,他不但比不上管仲、诸葛亮,而且连“小诸葛”之类的美称都不配,完全是个眼高手低的人。
  (其实那个年代眼高手低、目中无人的人还真是不少,而且多为士族之后,这可能源自东晋以来文人放荡不羁,思想自由的一种潮流吧。元嘉年间被刘义隆征召为官的谢灵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应该说,从文学修为的角度来看,谢灵运的确是一个大家,他开创山水诗派,自成一家。他的诗歌意境颇似陶渊明,乍读起来,都是隐士的风格,所不同者,一为山水隐,一为田园隐。然而,陶渊明一生的所作所为,称得上是真正的大隐,其不与浊世同流合污的气概,为后人所称道。谢灵运的诗歌虽然轻灵自然,却只停留在字面而已。诗背后现实中的谢灵运,是个一心想要大展宏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趋利小人。他与刘义真结交,目的就是想帮助他夺权篡位。宋文帝欣赏他的文采,让他做秘书监,整理藏书,又命他编撰《晋书》(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本《晋书》),这也算是人尽其材了。可这个谢灵运却一个劲地想着被重用,看不起分配给他的任务,也看不起宋文帝亲信的三王、殷景仁等人,愤愤不平,整日里要么请假不上班,要么消极怠工。结果,《晋书》没写成,宋文帝也看不下去了。宋文帝想,你这种人,还是自己回家逍遥自在去吧,于是就暗示他自己解职。谢灵运便上表,告病还乡。回乡之后,他依然故我,终日游山玩水,留了不少诗,也得罪了不少人。先是在地方上与有司发生冲突,兴兵拒捕,犯了死罪,刘义康坚决要杀他,宋文帝惜才,免了他的死罪,把他流放到广州。其后又有人告发他在广州参与谋反,这才被宋文帝下诏斩首。诗才横溢的大文豪,却因为过于猖狂,终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同样是尚书仆射,殷景仁很为宋文帝所器重,刘湛便看不过去,甚至一度想暗杀他,宋文帝闻得风声,下令把殷景仁的府邸迁到皇宫附近,保护起来,刘湛才放弃了阴谋。刘义康镇守豫州时,刘湛曾任长史,关系很密切,于是这两位打成了一片。如此一来,朝廷里面殷、刘两个尚书仆射的争斗,便演化成了宋文帝和刘义康之间暗中的较量了。
  刘义康人虽聪明,却不识大体,按现在的话说,属于那种“智商高而情商低”的人。他觉得兄弟至亲,不需要在乎什么君臣之礼,常常率性而为,毫无顾忌。面对宋文帝这样一位靠着诛杀大臣巩固皇位的皇帝,他的这些行为便是大忌;试想王弘战战兢兢、一步一个脚印地退居二线,才保住晚节,你一个位高权重且能力超强的皇弟,怎能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刘义康私自豢养了六千多家奴,并不上报朝廷。各地进贡的特产,一等佳品都到了刘义康府上,皇帝那里只能收到二等品。皇帝不知道也就罢了,可有一次,宋文帝品尝进贡上来的柑,对刘义康感叹说:“今年的柑形状味道不行啊。”刘义康一想我吃得就有好的啊,便回答:“今年有好柑呢。”赶紧让人去府内取柑,拿来一看,竟比宋文帝吃的大出三寸。宋文帝当时也不言语,心中与刘义康之间已有了裂痕。
  明争暗斗的第一颗苦果很快产生了。宋文帝一向身体不好,年纪轻轻不到三十,就时不时得场大病。(靠武力一点点打下江山的皇帝,似乎都有这种传统,就是儿子质量都很一般,尤其身体素质比较糟糕,比如刘邦的儿子刘盈、朱元璋的儿子朱标,等等。刘义隆大概也是给英武老爸害的,小时候这个根儿不够强。)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宋文帝久病不愈,眼看着是要病危了。刘义康和刘湛背后一嘀咕:恐怕要出大事。
  他们担心的正是拥兵在外的大将檀道济。檀道济在历城之战后全军返回,得到宋文帝的嘉奖,镇守在寻阳(今江西九江西南),是整个宋国威望最高的武将。他手下统领的,也是北府兵的最后一点余脉。他不仅自己牛,几个儿子也很有才气,薛彤、高进之两员副将更是勇武无敌,时人比作张飞、关羽。
  刘湛对刘义康说:“皇上一旦驾崩,我们这些人哪里制服得了檀道济?”刘义康一想,没错,就向宋文帝进言,说檀道济的坏话。宋文帝的处世哲学,便是“天下无人可信,除了我自己”,当皇帝的寂寞,也多半伴之而生。次年,他乘着还有一口气,就下诏将檀道济召入朝中。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檀道济这个人政治头脑不足,哪里想过谋反。倒是他的妻子颇具见识,十分担忧:“功名盖世,必遭嫉恨,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朝廷无事相召,恐怕大祸临头了。”
  檀道济耿直地说:“我领兵抵御外寇,镇守边疆。我不负国家,国家怎会负我?”(千古忠言,掷地有声!)于是坦然赶往建康。
  檀道济在建康呆了一个多月。宋文帝屡次在病榻召见他,两人基本上只谈了一些勉励之言。宋文帝身体渐渐好转,疑心病自然也就轻了不少。最后也不想对他怎么样了,毕竟是一员虎将,还得留着对付索虏呢,便让他回去继续上任。
  檀道济松了一口气,带着随从上了回寻阳的船,准备出发。正在这时,忽然岸上来了朝廷的廷尉,对檀道济宣读了最新的逮捕令。原来宋文帝病情忽然加剧,刘义康就假传诏书,以私散财物、图谋不轨的死罪逮捕檀道济。
  檀道济闻听此言,目光如炬,一把摘下头巾,狠狠地摔在地上,大吼道:“你们又搞这一套,这是毁坏自己的万里长城啊!”(檀道济在这一刻大约想起了当年的战友王镇恶、沈田子、王修等人因内讧死在关中的情景吧。)
  檀道济和他的儿子们,以及薛彤、高进之等勇将没能在战场上与敌人拼到最后一刻,却被自己人所枉杀。世人但知岳飞、袁崇焕,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岳飞之前七百年的另一个宋朝,也有一位如他一般伟大忠诚的武将,死于渺小自私的同胞。历史的教训,常常被人扔到角落中,一幕又一幕悲剧,总是重复着上演。檀道济的死,令亲者痛,令仇者快,消息传到北魏国都平城,拓跋焘手下的将士们击掌相庆:“檀道济一死,南方的那些鼠辈不足惧啦!”
 

三 崔浩一语定凉州
  北魏平定了关中和陇右,但其统治并没有预想的那么稳固。这些地区半个世纪以来都是前后秦和夏国的势力范围,大量匈奴人、氐人、羌人聚居在这里,与入关后的鲜卑人冲突不断。北魏延和年间(公元432年至434年),陇右地区的匈奴休屠部人和羌人屡次起兵,令拓跋焘十分头疼。拓跋焘调用强将守卫重镇,前往镇压,仍不足以平定乱况。皇帝本人于延和三年(公元434年)领兵亲征,勉强将势力并不十分强大的休屠部人制服,这一带各地镇将的相互攻伐才告一段落。
  (关东自前燕以来,除却前秦苻坚短暂的十几年统治时期,一直是鲜卑人称大,至此已有八十多年,所以拓跋氏即使是统一了北方,其统治重心也没有离开过冀、并、幽这几个州,关东的人口与重要程度也远大于关中。关中的问题,崔浩早就对拓跋嗣分析过,即“华、戎杂错”,民族矛盾远较关东复杂,如果说北魏在关东需要重点解决的是鲜卑人与汉人的对立问题,那么在关中不但要解决胡汉之间的对立,还要解决各胡之间的对立,十分头疼。关中成为北魏统治的薄弱环节,一直到一个世纪后北魏分裂、东西魏争战时期也没有改变。有趣且略带讽刺的是,南北朝的最终统一却反而是由来自于关中的军事势力完成的,此乃后话。)
  关中之外,匈奴人还有一个主要活动区域,那就是山西的并州地区。刘渊的汉国当年从此起家,一百多年后以前的匈奴人已经散落中原各地,在他们的大本营最为活跃的,是所谓“山胡”。
  山胡,也称稽胡、步落稽,是一支族源比较难考的胡人。按照正史的说法,山胡是刘渊南匈奴五部的苗裔,但也有人认为他们是春秋时期就活动于陕西北部的山戎、赤狄的后人,还有人认为山胡中可能还夹杂着西域人种,血统非常复杂。北魏时期,山胡在今天的山西、陕西两省的北部部落繁多,居住于山谷之间,一度是北朝内部的隐患,北魏末年更是掀起了大规模起义。由于他们的活动区域较大,且易守难攻,北魏统治者对付他们并不轻松。
  拓跋焘在解决了关中诸胡之乱后,移师隰城(今山西汾阳),想乘胜把山胡也给摆平。他命阳平王拓跋它督领大军进击山胡首领白龙,自己则带了几十骑登上附近山头观战。山胡虽然不是什么正规军,但却熟悉地形,也懂得擒贼擒王的道理。白龙在山中的十几处险要之地埋伏了部下,拓跋焘的小队伍一经过,就忽然杀出,围攻拓跋焘。拓跋焘坠马,几乎被擒,亏得贴身侍卫挺身而出,与山胡人展开肉搏,连杀数人,才保护拓跋焘脱身。这也使得拓跋焘不敢再轻视这些隐蔽在山中的敌人,北魏军队与山胡仔细周旋,终于大败山胡部众,斩杀白龙。
  搞定了这几场内部的小乱,拓跋焘又要率领大军北伐柔然了。
  柔然在吴提继位可汗后(参见《元嘉之治》),军事力量一蹶不振,主动遣使求和,拓跋焘正忙着对付其他的外敌,也不为难吴提,同意双方和亲:拓跋焘把西海公主嫁给吴提,吴提则送来了自己的妹妹,到北魏宫中做左昭仪,同时还让自己的哥哥秃鹿傀献上两千匹好马,拓跋焘龙颜大悦,也赐给柔然不少东西。
  友好的关系并没有持续多久,仅过两年,吴提就单方面断绝关系,举兵犯塞(也不管自己妹妹死活了)。拓跋焘无比震怒:柔然果然是头白眼狼,只能靠拳头来教训他。太延四年(公元438年),拓跋焘亲率大军从五原北伐,乐平王拓跋丕与永昌王拓跋健各督十五员战将出东西两路,拓跋焘的主力则为中军,从浚稽山(今蒙古土拉河、鄂尔浑河上游以南一带)一直走到天山。这一次吴提早听到了风声,提前往西北逃窜,魏军登上白阜山(今蒙古抗爱山脉西北),不见柔然踪影,回军途中碰上漠北大旱,一路没有水草,行军艰难,人马大多饥渴至死。
  吴提很是得意,派了使臣到西域、北凉等地散布谣言:“魏国天子亲自来打我,可怜士兵马匹疾疫而死,大败而回呀,他弟弟拓跋丕还被我生擒活捉了。现在魏国已经衰弱,天下以我柔然最强,以后你们这些国家也不用恭迎魏国派来的使者了。”
  北魏在灭掉夏国以后一直与西域通使,尤其是通过西域各国的宗主国北凉进行各方面的交流。现在听说北魏吃了败仗,这些小国都不愿意搭理它了,北凉更是大为怠慢。沮渠蒙逊的继位者沮渠牧犍与嫂子李氏私通,兄弟一起搞群交,后宫简直混乱不堪。李氏嫉恨牧犍的正室夫人——北魏与北凉和亲时拓跋焘嫁过来的妹妹武威公主,便拉了牧犍的姐姐一同在公主的食物中下毒。拓跋焘闻讯,急派御医去给公主解了毒,李氏的阴谋没能得逞。拓跋焘命沮渠牧犍交出李氏,牧犍不理,只把嫂子安置在酒泉,还拨了一笔钱给她花销。
  拓跋焘明白若不消灭北凉,难以慑服西域各国,便与崔浩商量。崔浩指出沮渠牧犍叛心已露,不可不诛。北伐柔然虽因非战斗减员,但主力尚存,凉州弱小,伐之必克。拓跋焘大为赞同,又在殿上召集群臣商议。
  北魏刚吃了没有水草的亏,弘农王奚斤等人反对出征,说:“沮渠牧犍小国而已,虽有不臣,但还是向我们称藩的。我国刚打过仗,需要休整。而且听说他们那里土地荒凉,没有水草,沮渠牧犍若再坚壁清野,大军一到,怕是会重蹈北伐的覆辙。”
  尚书古弼、李顺等人也说:“姑臧城(北凉国都)百里之内,都是不长草的荒地,只有城南山上积雪融化流下的水以供灌溉。我军若去讨伐,他们决断渠口,我们兵马不就都渴死了么,奚斤大人所言极是,万万不可西征啊!”
  李顺和崔浩一样是汉人,父亲一代就从后燕投靠了北魏,曾多次作为使者被拓跋焘派往凉州,显然关于凉州的话题他应是最有权威的,偏偏崔浩不信他。
  崔浩与李顺是儿女亲家,崔浩的弟弟娶了李顺的妹妹,而弟弟的儿子娶的又是李顺的女儿。按理说关系应该很铁,可是崔浩就是有些自大,看不起李顺,两个人之间矛盾很大。崔浩当面反驳说:“《汉书·地理志》里就有说了:‘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要是那里没有水草,怎么放牧啊?而且汉人的居住地,历来就是依水草筑城。积雪融化的水,足够引来灌溉么?你说的根本就是谎言,经不起推敲。”
  李顺急得面红耳赤,辩道:“耳闻不如目见,我是亲自看见的,你凭什么跟我辩?”
  崔浩冷笑:“我看你是收受了人家的钱财,为他们说话吧,别以为我没亲眼看见就好欺骗!”。电子书下载
  李顺果然心虚,一个字也说不上来了。他出使北凉时,沮渠蒙逊曾给了他不少好处。回来后,他就上下打点文武大臣,传播“凉州无水草”的言论。崔浩的一句话戳穿了李顺的谎言,坚定了拓跋焘西征的决心。
  太延五年(公元439年),拓跋焘把太子拓跋晃留在平城监国,大将军、长乐王嵇敬与辅国大将军、建宁王拓跋崇以两万人屯兵漠南,防备柔然,然后自领大军从平城出发,浩浩荡荡,开往凉州。师出有名,他又命手下人拟了一份罪状,斥责沮渠牧犍的叛逆行径,劝他早点投降,以保性命。
  北魏这次进军,还找到了一位好向导,那就是南凉的最后一代君主秃发傉檀之子秃发破羌。南凉灭亡后,秃发破羌投奔北魏,拓跋焘欣赏他仪表堂堂、行事机敏,赐他爵位,并封为将军。秃发氏与拓跋氏同源,拓跋焘又赐姓名“源贺”。源贺对拓跋焘说:“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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