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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南北朝:宋齐北魏的纷争史-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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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为,在宋明帝平定刘子勋的作战中又立下大功。萧道成掌握大权后,他被封为镇西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
  沈攸之起兵时,朝廷内部危机暗伏,一时腾不出手来对付,萧赜未经朝廷授权,就据守长江上的湓口(今江西九江附近),以阻止沈攸之东下。萧道成得知后,十分得意地说:“这真是我的儿子啊!”
  作为父亲身边最得力的助手之一,萧道成称帝后,萧赜顺理成章地做了皇太子。父亲驾崩,他年纪已经有四十三岁,无论从能力还是经验上,都是担任皇帝的最佳年龄。萧赜呢,也算个合格的皇帝,他行事果断,执法宽厚,深识大体,又和父亲一样见证了刘宋的腐朽亡国史,推崇“宫中俭,天下富”的治国理念,南齐在他的治下经济有了一些起色。他的“永明”时代是自“元嘉”以来第二个比较稳定的时期。(著名的南朝诗歌体“永明体”就产生于这一时代。受佛教的影响,汉语音韵四声的理论日益成熟,诗歌创作的平仄韵律就有了保障,永明体的诗歌多以五言四句、八句为主,非常接近于唐代的绝句与律诗。)南齐皇室萧子显所撰的《南齐书》称颂永明的十一年间“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虽为溢美之辞,但也的确有事实根据,加上这一时期南北之间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战争,而以和平交往为主,萧赜的统治还是颇有可称道的地方。
  萧赜吸取刘宋兄弟阋墙的教训,又谨遵父亲临终的教诲:“宋氏若骨肉不相图,它族岂得乘其弊?汝深戒之。”他与同样很有才干,受父亲喜爱的弟弟豫章王萧嶷关系保持得不错,对其他的萧氏宗室也能充分信任。萧赜在这一点上做得要比同为守成之君的宋文帝刘义隆强一些,但是也仅限于此,他容人的肚量并不大,几个留下来的功臣忠臣都被他诛杀。
  萧道成在位时,司空谘议荀伯玉曾向萧道成参过一本,揭发萧赜纵容亲信张景真为非作歹。萧道成非常生气,在萧赜外出拜谒皇陵的时候,派人入东宫捕杀了张景真。父子的关系闹得非常僵,多亏大臣们求情,萧赜才逃过一劫。事后萧赜听说整件事情是荀伯玉在背后作梗,自然与他结下了梁子。
  萧道成撒手人寰,萧赜立即开始算老账。永明元年(公元483年),他下诏诬陷战功卓著的五兵尚书垣崇祖在江北边境上集结力量,与荀伯玉谋反,将这两个人都给抓起来杀了。
  接着轮到车骑将军张敬儿,这家伙就死得更冤枉了。他的妻子经常梦到全身发热,每次一有那种梦,张敬儿总会发达一把,非常怪异(其实也不奇怪,很可能只是身体某方面的疾病的体现,碰上一些巧合而已)。他就到处对亲朋好友夸耀,而且还添油加醋讲一些更离谱的梦,比如他说自己梦到家乡的树长到天顶。这些梦话被一名太监传到萧赜那里,就成了不臣犯上的罪证,恰好又有人报告萧赜,说张敬儿还经常和蛮族人打交道,萧赜终于起了疑。他在会见群臣的宴席中当众捉拿了张敬儿,宣布了一堆捕风捉影的罪名,将他与他的几个儿子一并处死。这么一个开国功臣就白白死在做梦上头了。(总体上看,齐武帝与宋明帝正好相反,后者是对兄弟多疑,对臣下宽厚,齐武帝则是对兄弟宽厚,但对臣下十分地不信任。宗室之间矛盾重重固然会导致内乱,但皇帝至少还有一批可用之人,如果对人才也不能放心使用的话,那就很难有所作为了。仅凭这么一点,我们就可以断言南齐一朝的格局也不可能大到哪里去。)
  问题总是多于成绩,刘宋失败所留下的弊病,萧道成没有解决,萧赜也没能解决。到永明三年(公元485年),各种问题来了一次总爆发,在会稽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大起义。
  起义的根源就是“检籍”,会稽一带由于出现了大量却籍人口,朝廷就下诏将却籍人口充往边疆服役,这一来更加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富阳的一名却籍百姓唐寓之自称会法术,在新城(今浙江富阳一带)聚集了四百多人,迅速攻陷了新城、富阳、桐庐等地。附近的那些丢了黄籍、对政府不满的人听到这一“鼓舞人心”的消息,纷纷前往投奔,唐寓之的部众一个月中就扩充了近百倍,达到三万之多。
  起义军达到这个规模,跑到哪里都会加入一些逐大流的群众。南齐各地的守备如纸糊的一般,被这乌合之众在统治的核心地带打了个遍地开花。永明四年(公元486年),唐寓之的军队先后攻陷了钱唐(今浙江杭州)、盐官(今浙江海宁西南)、诸暨、余杭,并分兵向南攻陷东阳(今浙江金华),杀掉了东阳太守、萧道成的族弟萧崇之。
  一连串的惨痛失败令建康的朝廷大为震动,萧赜赶紧派出皇城的精锐部队——台军前往镇压。
  唐寓之的志向并不大,几场胜利之后就觉着自己得了天命。他在钱唐就地称帝,改国号为吴,改元兴平,设置百官,以为可以和南齐分庭抗礼。结果台军的数百骑兵和数千步兵一杀到钱唐,唐寓之就乱了阵脚——哪见过这么勇猛的骑兵部队!乌合之众一战而溃,唐寓之被俘身亡,几万人的大起义呼啦一瞬间就失败了。
  台军战斗力虽强,军纪却很糟糕,攻入钱唐后,不但拘押了大量却籍民众去服役,还大肆抢掠城中的百姓。萧赜听说后,马上下令问罪,台军军主、前军将军陈天福被斩首,左军将军刘明彻被免官削爵。
  朝廷方面在整件对付起义军的行动中毫无可圈可点之处,对付却户的方式更是愚蠢无理之极。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去齐魏边境的淮水充军,一呆就是近十年,永明八年(公元490年),萧赜正式承认十年以来的“检籍”制度彻底失败,下诏所有升明以前的户籍可以重新恢复,发配戍边的却户可以返回原居住地,只不过对以后再在户籍上弄虚作假的人要予以严惩。(要求政府部门承认政策的失败往往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一朝一治”的人治时代,像这几年中国政府终于承认某些改革措施的失败,并且着力去纠正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至少是值得称许的。)
  “检籍”失败之外,萧赜大约还有另一个大遗憾,那就是巴东王萧子响在担任荆州刺史期间闹出的乱事(荆州在整个南朝期间就是祸乱之源,谁给搁在那里谁就“疯狂”)。
  萧子响是萧赜的第四个儿子,才二十二岁,力大无穷,武艺高强,又擅自选拔了六十名武士做贴身侍卫,并且与荆州的蛮族私下里交换武器。萧赜派长史刘寅等八人到荆州深入调查此事,萧子响听说有官差来检查,心中犯嘀咕,执意要求出示诏令。官差们则咬定要先检查,双方争执不下,萧子响莽撞,一发火,直接下令绑了八个人,统统砍头,并向父皇禀明情况。
  严格来说这件事情父子俩都有责任,萧赜没有与萧子响很好地沟通,又没挑好合适的办事人员,把本来可以和平解决的问题给捅大了。萧赜听说派去调查的人竟然被儿子砍了,当即大怒,任命九子、随王萧子隆为荆州刺史,又要派淮南太守戴僧静领兵讨伐萧子响。
  戴僧静提醒说:“巴东王年少,刘寅这帮人逼得太急,导致他做事不考虑后果。何况是陛下的亲儿子,算不得大过!要是忽然兴师动众去攻打,反倒会搞得人心惶惶,那就麻烦了。我戴僧静不敢领命。”
  萧赜心说有理,就转移目标,派卫尉胡谐之、游击将军尹略和中书舍人茹法亮率领几百台军前往江陵,只搜捕萧子响左右那些小人,并吩咐说:“萧子响若是束手回京请罪,可以保全他的性命。”
  不曾想这回又是所任非人。胡谐之的副手、平南内史张欣泰劝胡谐之以利害关系对萧子响的左右做好思想工作,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胡谐之偏偏不听。一到江津,胡谐之的大军就修筑了一座城垒,摆出一副兵戎相见的样子。
  萧子响害怕,多次派使者向胡谐之解释:“天下哪有儿子反叛老子的呢?我也不是想造反,只不过是行事粗心鲁莽罢了。我愿意乘单舟到朝廷中面见父皇,讲明情况,接受处罚。你们何必筑城捉我呢?”
  胡谐之和茹法亮都不理不睬,唯独尹略说了一句话:“谁跟你这种叛父的逆子讲话!”
  萧子响郁闷地拼命哭泣,他又杀牛备酒,派人送到胡谐之的军中,没想到尹略收了这些吃的,全都倒到了江里。萧子响又想与茹法亮通话,要求会见传达诏令的官差。茹法亮并不派人前去见面,反而将萧子响的使者关押了起来。(从这一段看得出萧子响本质完全不坏,这事坏就坏在某些急于扬名立万的小人手里了。)
  萧子响被惹毛了,组织了自己所养的勇士以及府上兵士两千多人,亲自到长江堤上驻防,两军一交战,台军大败,“目中无人”的尹略战死,胡谐之等人都乘了单艇逃走。
  萧子响无心与父皇对抗,就带了三十名左右亲信,乘坐小船,顺江而下,准备到建康向萧赜讲述详情。
  半道上遇到的人却要了他的命,此人便是萧道成的族弟,后来梁朝的开国皇帝萧衍的父亲——丹杨尹萧顺之。萧顺之带的军队本来是胡谐之的后继,胡谐之打了败仗后,萧顺之也不可能孤兵深入,进攻萧子响。哪料到萧子响却自己送上门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想向萧顺之申诉明白。萧顺之根本不听他那一套,他在离开建康时已经接受了太子萧长懋的密令:尽早送萧子响上西天(萧长懋对这个弟弟是最为忌惮的,这次自然要假公济私一把)。萧顺之就看准机会,在演武的射堂中用一根绳索将萧子响缢死。
  齐武帝萧赜的很多做法本意不坏,却接连不断地下出昏着。齐国在他死后才真正衰亡,可衰亡的种子在表面歌舞升平的永明末年就已暗暗埋下了。
 

十三 迁都洛阳
  萧赜在位期间,除了永明五年至六年(公元487年-488年)桓天生在南阳旧城起兵交结北魏,边境上闹过冲突外,一直维持“北方无战事”的状况。到了统治的最后一年,即永明十一年(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萧赜忽然下令在石头城修造三千辆战车,准备攻打丢失多年的淮北重镇彭城。
  消息传到平城,宋国宗室刘昶几次面见孝文帝,向他哭诉,要求出兵南征,以雪前耻。孝文帝便在经武殿大会公卿,议论讨伐南齐的大计,并于淮、泗一带招兵买马,广积粮草。萧赜这边则以右卫将军崔慧景为豫州刺史,随时准备抵御魏军入侵。双方剑拔弩张,一场大战似乎在所难免。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冲突却引发了北魏自上而下的“大革命”——迁都洛阳。
  其实在迁都前一年的太和十六年,有一项容易被人忽视的细节就很值得玩味:孝文帝召集群臣,讨论北魏政权的德运行次问题。
  德运行次,或称五德终始说,是发端于战国阴阳家的学说,到了汉代以后成了封建帝王控制统治合法性的得力工具。简而言之,这套学说是指,每个朝代都有它所对应的德运,用五行之一来表示。改朝换代,说到底就是德运之间的相生相克。比如说两汉就是火德,魏、晋分别是土德和金德,对应的正是五行中火生土、土生金的原理,后来南朝接承东晋,以正统自居,当然也就自觉继承,宋是水德,齐是木德,等等。
  问题出在北朝,西晋灭亡后,北方大乱,十六国中勉强像样点的政权,大概也就前后赵、前后燕、前后秦这几个。而这几个朝代的君主为了维护统治,也早给自己的德运对号入了座。石勒的后赵认为自己继承的是西晋政权,所以德运就是水德,慕容氏的燕国认为自己灭了后赵而称霸北方,所以遵从木德,苻坚灭前燕统一北方后,也把德运承接了过来,为火德。北魏前期的君主们认为拓跋氏起家靠的是前秦的大分裂,以前秦的当然继承者自居,德运应该算土德。中书监高闾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帝王都是以中原为正统,统治的善恶、长短是不计较的。所以就算桀、纣无道,周厉王、晋惠帝昏庸,也不能改变夏、商、周、晋等朝的正统地位。占据中原的皇朝自晋以后,就是赵、燕、秦这几朝,我们魏国继承秦国的火德,当然就是土德了。而且我们的国姓拓跋出于黄帝轩辕,黄帝也是土德,微臣以为我朝德运应为土德。”说的正是北魏建国以来的传统观点。
  秘书丞李彪和著作郎崔光并不同意,他们说:“我们的始祖神元皇帝和晋武帝就有往来,桓帝、穆帝等又辅佐晋室,所以我朝的运祚其实承继的是司马氏的晋朝,赵、燕、秦那些朝代,局促一隅,哪有资格谈德运,咱们魏国怎么可以舍晋而为土德呢?”这席话的意思,就是利用曾被西晋封为代王的拓跋猗卢等人与晋朝的关系,将中间经历的小王朝全部视为谮伪(这也就是后来崔鸿撰写《十六国春秋》的理论根本),以水德直接继承晋朝的金德。
  辩论异常激烈,但李彪等人的观点调子高,逐渐赢得不少大臣的支持。孝文帝最后拍板,就这么办,魏国的德运改为水德。
  德运这玩意虽说是些宣扬天命变换的鬼把戏,其中的内涵却能反映北魏不同时期的自我定位。遵奉土德,那就是以中原政权自居,继承的是西晋分崩离析后的大分裂局面,充其量也就是个割据王朝;遵奉水德就不同了,继承的是晋朝,而晋朝是沿袭汉、魏(曹魏)传下来的,是中华政权,比中原政权要高一个档次。孝文帝的决定说明,这个时候的北魏已自视为高举中华文化火炬的正统王朝,包括东晋在内的南朝政权的合法性都被否定。既然如此,那么接下来的一系列彻底的汉化措施也就势在必行了。
  首要任务是迁都。北方汉人认庙不认神,你把国都放在僻处北疆的平城,顶多就是个坐大了的胡人国家,只有定鼎河、洛,追随汉、晋那样的大一统王朝,才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然而迁都是大事儿,哪能说迁就迁,孝文帝深知鲜卑贵族们顽固守旧的特点,如若草率宣布迁都,肯定会招致强烈的反对,甚至会造成朝中的分裂,到头来还是不了了之。要做成大事,只可“智取”,不可“强攻”。
  萧赜北伐的传闻给了他契机,一条计谋在他心中酝酿成熟。这一天,他宴请群臣,忽然装作心血来潮,请身边的太常卿卜卦,一把算下来,碰上了易经六十四卦中的“革”卦。孝文帝激动地说:“这是好兆头,我们应该像‘汤、武革命’那样顺应天意,讨灭不臣!”
  大臣们不知皇上今天发了什么神经想“干革命”,都不敢说话。孝文帝的堂叔、尚书任城王拓跋澄可看不下去了,他以为皇帝年轻气盛,考虑问题不周,劝道:“‘革’的意思是要变天,我大魏奄有中土,要征讨不臣,却碰上‘革’这么个卦象,恐怕不吉利吧。”
  孝文帝脸色一沉:“社稷是朕的社稷,任城王你想动摇军心么?”
  拓跋澄争辩道:“社稷诚然是陛下的社稷,但臣也是社稷之臣,岂可知危而不劝阻呢!”
  孝文帝怒气未消,半天不说话,过了好久,才缓缓说了一句:“彼此各言其志,朕不计较了!”
  群臣目睹这一幕,谁还敢开口发言?宴席结束,大家就无声无息地散去。孝文帝单单留下了拓跋澄,来到后室,轻声对他说:“刚才的事,叔父万勿计较!我的态度之所以那么严厉,就是吓唬一下而已,不想让文武百官来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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