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会2004-2012-第7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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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惊讶地问道：“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呢？”
　　老大回答道：“我从里面分别选了胖的、瘦的、长的、矮的，发现它们都是红的。”
　　老人心里一个“咯噔”，他疑惑地问：“你是怎么想到这个方法的？”
　　老大老实地回答说：“我、我听人家讲过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人就是用这种方法知道的。”　老人笑了起来，然后叫大儿子回去了。
　　老二是第二个来的，他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他回去后留了一部分花生自己吃，其余的都就近卖了，又用卖得的钱买回一些人参等补品，然后拿着补品来到老人床前。
　　老人问：“花生的颜色是什么？”
　　“花生的颜色？好……好像都是红色的。”老人一听，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摆了摆手，让老二回去了。

　　两天后，老三来到老人的身边，老三是个聪明人，他回去后也把胖的、瘦的、长的、矮的各选了个代表，发现都是红色的，但老三比老大多长个心眼，他想，这个故事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啊，要是老人有所察觉怎么办呢？总要想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新点子呀！于是，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又剥了些花生，果然发现还有极少极少的白皮花生。老三警惕起来了，为了防止其他情况发生，他悄悄喊了老婆、孩子一起剥花生，花生剥完，竟然还发现了另外一种颜色：黑色，那是花生存放不当而发生了霉变。老三把三种颜色的花生分开装着来到老人身边，老人听了老三的答案，高兴地笑了起来：“老三啊，你平时爱耍聪明，什么重活都是让老大干，什么好处你都变着法子占，可今天你终于做了一件让我非常满意的好事啊，你是唯一说出正确答案的啊！记住—要老老实实地做人，偷奸耍滑是行不通的。”老三听到老人的赞扬，心里高兴极了，心想：遗产该都是自己的了！
　　老人死后，遗产分配方案终于公布：懒惰的老二获得了全部遗产的三分之二，剩下的则由老大、老三平分。老三感到非常委屈和不解，明明是自己回答得最正确啊！
　　族里的人说，老人这么分配遗产，是因为老大凭自己的实在、老三凭自己的聪明，都不会饿死街头，他希望三个儿子以后个个生活得安稳、幸福，而懒惰的老二是他最担心的一个儿子，如果老二也能像老大、老三那样安定地生活，他也就走得安心了。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三个儿子老人都疼，这也是老人作为父亲对儿子最真挚、最单纯的爱啊！
　　后来的后来，人们分遗产的方式也丰富多样了，老人会根据主观、客观的各种因素作出自己的分配，已经很少有人再使用剥花生的方法来考人了，但是，不管怎么分，老人自有他们的理由，做子女的，唯有从中获得感激、警醒、自省而已……
　　 （本期作者：阮　鹏）
　　 （题图、插图：安玉民梁丽）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03月　TOP　　　　　　　　　　　　　　故事会
　　　　故事会　　　　　　　　》》》　2008年第21期　　　也是一种责任　　作者：王瑞侠　　字体：


　　中国人过春节有这么个民间习俗，正月初六送穷日：下田备春耕，穷气送出门。人们在这一天真正开始工作或者做生意。今天是正月初六，吃过早饭，老婆像往年一样，默默地为我收拾行李。在这一天里，离家，挣钱，已是我这大男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带同村的几个兄弟，在大连安装暖气设备，十多年了，年年都是腊月二十九回家，正月初六走人。

　　老婆在给我的行李打包，我在一旁看着，心头酸酸的。就在这时，邻居二憨突然闯进来，肩上还扛着铺盖卷。我盯住二憨的铺盖卷，口气严厉地说：“二憨，你这是干啥？说好了，你不能跟我去。我们有规定，一走就是一年，半途不能回家，你不行，没出过门，耐不住这份寂寞的！”
　　这个二憨，大我几岁，也不憨，就是胆小怕事，三十多的人了，还没离开过家，光守着老婆孩子。这次不知搭错了哪根筋，竟要跟我到大连去打工，找我好几回了。
　　二憨带着哭腔，说：“瑞侠兄弟，你就帮哥一把吧，让哥也挣俩钱儿。我半途绝不回家，保证不回！为表决心，我只带去时的车票钱，一分钱也不多带。”说话的当口，我那几个兄弟都背着铺盖卷，聚到我家里来了。带不带二憨这问题，我立马推给了兄弟们。兄弟们嘀咕了几句，末了，老壮盯着二憨，郑重地说：“你要真有呆一年的决心，那就立个誓吧。”话音刚落，二憨真要举起手，我一把拽住二憨，拍拍他的肩膀，给他鼓气；说：“好好干吧，腊月二十九回来，我保你挣个三万两万的。”
　　就这样，二憨跟着我们离开了他自出娘胎以来从未离开过的村子。
　　赶到大连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进了出租屋后，大家都忙着铺铺盖卷，二憨却跟着我，讪讪地说：“兄弟，借五块钱，给你嫂子打个电话……我真的一分钱都没多带。”　我指着窗台上的电话机说：“咱屋里就有电话，你打吧。”二憨却“嘿嘿”地笑着说：“人太多，不方便吧？我还是到前面的小商店，打公用电话吧。”我递给他五元钱，嘴里嘀咕说：“老夫老妻的，还有啥悄悄话不成？”
　　我坐了一天的车子，感觉劳累，铺好铺盖后，就倒下睡着了。等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我正睡眼朦胧，大壮尖着嗓子，大叫起来：“二憨呢？”我这才注意到，二憨铺位上的铺盖还打着卷，人已不见了！
　　我一下子慌了，来不及提鞋就跑到前面的小商店，店主向我证实，昨晚八点多钟，的确有人来他店里打电话，那人拿了五元钱，店主还给找了三元一角的零，但那人打完电话就不知去向了。

　　还能到哪儿去呢？我很快作出了判断：二憨打完电话后准备回出租屋，但这街上店铺林立，二憨必定是按捺不住，一路上东游西逛，最后就走丢了！他人生地不熟的，身上又只带了三元钱……我越想心里越悔啊，悔不该带他来！我回去咋向他家人交代啊？可事到如今，光悔顶个屁用？得找人呀！于是，活也不干了，兄弟几个分头去找，东南西北到处张贴寻人启事，可几天下来，二憨好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无奈之下，我们只好一边做工，一边慢慢打听，我甚至还一厢情愿地认为：不定哪一天，二憨会突然出现在出租屋里！
　　不知不觉，两个月就过去了。
　　这天晚上，出租屋的电话响了，我一看来电显示，是我家的号码，于是就接过“喂”了一声，老婆的声音立刻响了起来：“你猜我今天浇地碰见谁了？”我问道：“谁啊？”
　　“二憨！”老婆接着说，“原来他正月初六夜里就往家赶了，回来怕人笑话，就一直躲在家里，要不是麦苗返青，该浇地了，他还不出来哩！”
　　我一听这消息，心里的石头“咚”地落了地，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这二憨咋就一天离不开老婆哩？初六夜里就往家里赶了？他咋走的？他身上可只有三块钱啊！”
　　老婆答道：“那晚他往家里打电话，问他老婆一个人在家行不行，他老婆哭着应了声‘行’，二憨就呆不住了，放下电话就往家的方向跑，跑了大半夜，遇上一辆拉煤的货车，司机人善，就把他捎回来了。”
　　我一听这些，笑得连腰都直不起了：“瞧那熊样，没出息，挣钱可是男人的责任啊！老婆一哭，就招架不住了？那还能挣钱吗？一天离了老婆都不行，哈哈哈……”
　　就当我笑得前仰后翻的时候，平日里好脾气的老婆生气了，她愤愤地说：“你这没心肺的，就这么好笑吗？你就不觉得酸楚吗？他没出息，一天离不了老婆，可你老婆偏偏就还眼热这样的男人！你根本就不明白：守着老婆，守住自己家的温馨，也是男人的一种责任啊！”说到这儿，老婆“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就像当胸挨了一拳，心口突然痛起来，那种痛的感觉就如同水一样漫了上来，甚至把眼睛都打湿了，回头看看同屋的几个弟兄，人人眼里都滚着泪花。我和老婆的对话，他们一字不漏地听了进去，因为我接电话时，按的是免提键。
　　我对着电话，也对着同屋的几个弟兄，狠狠地说：“又没隔着山隔着水的，干吗一年只回家一趟？就算隔着山隔着水，也得回去看看家！麦苗返青了，该浇地了，明天都回家，帮老婆浇地去！”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03月　TOP　　　　　　　　　　　　　　故事会
　　　　故事会　　　　　　　　》》》　2008年第21期　　　“撞”出来的故事　　作者：马　卫　　字体：


　　好几年前，人们说：“社会是所大学校。”好几年后，人们接着这句话，又说：“学校是个小社会。”这些年里，社会发展了，经济增长了，就连学校也开放了，你瞧，一个小学校里，居然汇集了社会各色的孩子。说到学校的发展和变化，易绍红夫妻俩最有发言权，易绍红可是在一所中学呆了十年的教师，她的老公在第一中学当校长，教龄也有十多年，易绍红夫妻俩回忆起这些年里发生的事，五味杂陈，感慨万分，他们说起了这么一件事—

　　事发

　　这天下班，易绍红心情很好，骑着自行车跑得飞快，就在快到自家小区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突然横穿过来，易绍红刹车都来不及，就在这眼睛一眨的瞬间，她的车撞在这人的身上，那人立刻倒地了。易绍红虽然没有摔倒，但歪歪斜斜地好不容易才稳住了身子。那男人倒在地上蜷缩着，吓得易绍红直打抖，骑了这么多年的车，可从来没有出过事呀！
　　这时，从路边的绿化地旁又出来了五六个大男人，穿着和倒下的男人差不多，看样子都是来城里打工的。其中领头的男人精瘦，人称胡老大，他脸上全是筋在颤动，胡老大带头喊了起来：“撞了人想跑？先把车子扣下来！”
　　这五六个大男人围住易绍红，要她拿出身份证来，然后把人送到医院救治，易绍红这时还有什么主意啊，一个快四十岁的妇女，脚都软了！她颤抖着手在坤包中掏了半天，才把身份证拿出来，胡老大收起了她的身份证，背上了那个倒下的中年男人，其他人一路吆喝着、簇拥着，朝医院奔去。
　　还好，经医生初步检查，只是软组织受伤，没有伤着骨头，只要好好休养，一周后就会痊愈。易绍红付了三百多块钱的药费、检查费，这时，她才稍稍喘了口气，才给老公吴敏捷打了个电话，她知道，这几天老公不好露面，因为好多人拿着条子，拿着钱，要让孩子进老公当校长的市一中读书，这是有名的重点中学，她知道老公的难处：上面三令五申，要公平教育资源，初中划片，高中按指标确定分数线招生，不能乱扩招。
　　易绍红哭哭啼啼地在电话里向老公说自己出事了，吴校长在电话那头着急啊，因为他估计这几个人绝对不是那么简单，一定是有预谋的，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同伙等候在那儿？他们想干什么？这是吴校长最担心的，他在电话中对易绍红说：叫他们选个地方谈判，先别忙报警。
　　吴校长心想，这些人最大的可能就是讹钱，那就花点小钱免灾吧，只要说得过去，别要得太多就行，于是他们选了一个叫“川江人家”的中档餐馆，约好了在那儿谈。

　　谈判

　　当然，这桌饭的钱得由易绍红掏，她不在乎这个，她只想早点脱身。原本说由胡老大当全权代表，可是受伤的那个人说啥也要来，他们只好把自行车寄存，然后打辆出租车，一起到了万安桥头的川江人家。
　　进了一个雅间，不一会儿，易绍红的老公来了。吴校长四十多岁，长得高大，但很斯文，一看就是有教养的人。胡老大介绍说：“我是胡墩，大家都叫我胡老大，是受伤的那个人的好友。”
　　易绍红介绍道：“这是我老公，一中的校长。”
　　受伤的那个中年男人朝易绍红夫妇点了点头，说：“我叫傅华明，我不方便站起来，就坐着说，吴校长，我可是第二次见你了！”
　　吴校长听了这话，心里一个“咯噔”，他想了又想，还是想不起这个人来。傅华明提醒道：“半个月前，在你们家—”
　　吴校长终于想起来了：他家住在天都小区的二号楼，那天是个周末，他正帮着易绍红收拾家里的东西，突然，家门口有人在喊“收旧书旧报旧电视旧冰箱”，吴校长正想把一些旧书报处理掉，于是就开了门，招呼那人进来，那人进门后很快把旧书报称好，然后突然问道：“你就是一中的吴校长吧？”吴校长说了声“是”，那人一听，“咚”的一声跪在吴校长面前，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着的东西，打开后说：“吴校长，我娃儿想在城里读书，可是他没有城市户口，这里虽然也有几个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但名额都满了，咋说都进不去……我娃儿的成绩可好了，在乡初中是第一名呢。听说只要给五万块钱的赞助费，就能读你们学校，我在城里收了三年的废品，就挣了三万块钱，我全都给你，你就让我的孩子读你们学校好吗？”
　　吴校长婉言拒绝了，他说：“今年上级有硬性规定，不能收赞助费了，初中全是划片招生，高中划线招生。你说你的孩子成绩好，我当然也想收，但是不行啊，我不能违反国家政策呀！”
　　傅华明很不情愿地收起钱，然后离开了……
　　傅华明因为经常到天都小区来收废品，和那个守门的老头成了朋友，常在那儿讨口开水喝。他跟老头讲：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孩子进城来读书，“我们不能祖祖辈辈都是文盲啊，更不能让儿子长大了也来接我的班收废品啊！”

　　守门老头说，来找吴校长的人很多，见他一面都很难。老头还说吴校长有个老婆，脾气大着呢，平时理都不理人，根本就搭不上话……守门老头的这句话倒提醒了傅华明。
　　这些事情，吴校长自然不知道，他正在琢磨着眼前发生的事，这时，傅华明又开口了：“吴校长，我就只有这么多钱，你一定要收下我儿子！这就是谈判的条件，如果你不收我儿子在你们学校读书，我就天天躺在你家门口！”傅华明一边说，一边又拿出了那个脏兮兮的油纸包。
　　吴校长铁青着脸，易绍红更是说不出话来。这么多年，还没有哪个人为了儿女读书，走这条让人无法理解的路，讹钱的，讹色的，讹权的，谁听说过讹读书的？
　　吴校长毕竟见多识广，他打着哈哈寒暄道：“先喝酒，傅师傅，我们边喝边说！”

　　幕后

　　席上，傅华明颤抖着手，端着杯子说：“第一杯，我敬吴校长和易老师，你们得让我孩子有书读，因为这是孩子她妈的心愿！”
　　易绍红问：“孩子她妈？怎么没有来？”
　　这下，傅华明的泪流了出来，一旁的胡老大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讲起了傅华明的老婆红英的故事—
　　五年前，傅华明和红英把孩子甩给爷爷奶奶，夫妻两人进城打工。那时孩子在读小学四年级，成绩很好。他们给孩子许诺，一定要让孩子进城去读中学。第一年，两人都在工地当小工，每个月除了生活费，剩的钱加在一起也才几百，他们都存着。第二年，他们还是在工地当小工，两年下来存有一万块钱，这时孩子小学毕业了，升初中，如果不进城读书，就在乡中学读，这乡中学从来没有一个学生考上过重点高中，老师们都不安心，因为他们的待遇太差，有门路的就去开门市，再次的跑摩的，最无用的就打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