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8期-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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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岁。一般人看来，这已经很难称得上是创作的“黄金时代”。可是，Ann的骨子里有种“逆”的性格，如同萧红一般。
　　《疯劫》是许鞍华在做胡金铨助手之后的出师之作，也是她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一时引领香港新浪潮的风气之先。就此，她走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香港资深影评人列孚写过：1984年，许鞍华如日中天，比今日的王家卫更红。其实不论境遇如何，迄今35年从影路，她始终没有离开，20多部电影足以见证她的坚持和勤奋。对过去历史的执迷、对漂泊人间的关怀怜惜、对个人与城市变迁的审视，使她的作品成为香港影坛罕见的能平衡个人表达与类型取向的示范。而女性导演、关注女性命运、香港本土叙事、聚焦边缘人物，诸多的符号也被集中在她的身上。我去向她求证，她笑笑说：“我拍电影第一是凭感觉，不喜欢我是不会去拍的。”
　　不论早期的合作者关锦鹏、黄碧云，还是这一次的李樯、汤唯、冯绍峰，在他们眼中，Ann始终是个行动派，凡事事必躬亲，总是将很多担子独立挑起来。看景她是不放心交给美术指导的，要自己看过才安心。这次，在零下35摄氏度的东北，她冷得有些恍惚。拍摄的后半期，她的身体也有些支撑不下去了。她说：“我习惯一个人拼命很多年了，但现在没有精力再去那么拼命。以后再拍大型作品，必须把自己的工作分配出来。”顿一顿，她接着说：“必须信任别人。”
　　Ann对于电影票房的贡献是零敲碎打，但她在香港影坛的位置却是有目共睹。香港电影导演协会会长、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陈嘉上说，“香港电影之所以能够撑着，是因为我们幸运，因为我们还有王家卫，还有许鞍华，而不是因为有我和王晶。”
　　与她两度合作过的编剧李樯说：她不但是个导演，也是自己一生的导演。她不断在调整，调整自己人生的故事，越来越炉火纯青，越来越接近电影的本性。在香港，她出门依然习惯搭地铁，在内地，她极不习惯被路人认出来。平平淡淡，安之若素，最好。她说自己不是女权主义导演，但承认自己电影里的女性角色要比男性有光彩。显然，独身主义的她读不懂男性。
　　关锦鹏首次独立拍摄电影时，Ann对他讲：选择拍电影这条路，就回不了头。在残酷薄凉的电影工业中默默苦战30多年，电影就是Ann的人生关怀，一切因此的辛苦，她都坦然面对。也许因了这一切，才成就了她坚韧却低调达观的人生。
　　在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中，有这样一幕：贵姐的母亲感叹道：做人真是难啊。贵姐却答：有多难呀？
　　是的，读懂了许鞍华的电影，也便会读懂她。。电子书下载
　　国家人文历史（以下简称国历）：您从12岁开始读鲁迅、老舍，后来又将张爱玲的《半生缘》《倾城之恋》改编拍摄成电影。作为一个香港人，为什么会对这段历史这些作家感兴趣？
　　许鞍华：最开始的时候，我对这段历史并不是特别有感觉。我们一直在香港念书的人会觉得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宗是鲁迅、巴金、老舍、冰心，他们的一些文章是被收入教科书的。因为在课本上读过《呐喊》、《彷徨》、《四世同堂》的节录，所以在小学六年级的暑假，我去图书馆读了许多五四作家的作品。那时，我很有兴趣去读他们的文章，但实际上并不能懂得他们所讲的那个时代。七八十年代，我还在上学的时候又读到了张爱玲，她笔下的香港非常灵动，她所写的香港就是我所知道的香港，很让我触动，所以陆续拍了两部电影。这一次拍摄《黄金时代》，因为牵涉到很多人物、历史和地点，所以又读了一些作家的作品和回忆文章，算不上了解很深，只是比较认识而已。
　　国历：您讲到因为很喜欢张爱玲，于是改编了她的作品。那么，萧红如何吸引您为她拍摄一部传记片，不光讲她的文学，也讲她的人生？
　　许鞍华：萧红是文学与人生合一的作家。电影导演其实也是某一种作家吧，同为创作者的我很想知道她面对生活、面对创作的心态。
　　我自己认为，她是一个一流的作家，她的作品文学水准非常高，写作的方式也是超前的。70年代的时候我看传统的外国小说多，第一次读《呼兰河传》根本不能接受，她写得好像散文一样，但现在重读萧红就越来越觉得好。她的人生也是很前卫的。她拒绝被安排的婚姻，反抗父权社会，第一次离家出走之后整个人生都是反抗的一生。她怀着王恩甲的孩子与萧军恋爱，但没有结婚，后来又怀着萧军的孩子与端木蕻良在一起，这些事情即便放到现在，也是很前卫的。
　　而且，民国时代大家都没有经历过，所以可以凭借自己的认识和想象去发挥，对我来说就不会成为一个文化上的缺陷。如果让我来内地拍摄农村题材，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拍。但拍摄民国，我觉得自己是可以胜任的。
　　国历：其实除了萧红的感情故事，《黄金时代》也描绘了一幅大时代的文人众生相。萧红、萧军、端木蕻良、鲁迅、聂弩、胡风、丁玲等十几位响当当的作家在电影里悉数登场。您想通过他们传达怎样的观念？
　　许鞍华：没有，我拍这个不是想要教化别人，我只是想拍他们的生存方式、人物关系，以及与现在有哪些不同，让观众自己去看，自己下判断。
　　国历：那他们的生存方式与现在有哪些不同呢？
　　许鞍华：首先是没有网络了！当然，因为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是比较强大、封闭的，所以他们有一种反抗的意识，反抗的目的性更强烈，现在的人则比较混沌，不知道反抗什么，好像一些枷锁都是自己给自己的。比如，我拿着手机，没有人打给我就会觉得很寂寞，打给我又觉得很烦，就是这种感觉。可是这也没办法，时代不一样，时代有很多方面也是进步的，所以很难说过去一定比现在好。可是如果以前的很多东西可以承继下来的话，我们的社会和生活会好一些。
　　国历：生活质感和敏锐细节是您电影美学中的一大特色。在《桃姐》、《天水围的日与夜》等影片中，您对于生活的观察和捕捉打动了很多观众。而通常想象中文人群体的生活是比较精神化的，您如何把握到那时那地那些人的生活质感？譬如将文学巨擘鲁迅变成人间的鲁迅。
　　许鞍华：我不敢这么说，只是把他们的语言动作、生活状态，具体地表现出来。让观众会觉得，这些人不是活在“听说”里面，不是一尊肖像。最容易找到生活感的是鲁迅家。上海的鲁迅纪念馆就是鲁迅的家嘛，你进去大概就会知道他的生活——他在二楼的桌子写作，在一层的长条桌与萧军、萧红吃茶，墙角的花盆里栽着万年青。当这些具体的东西还原出来时，他的生活方式就很明显了。但是一些日常的交往，就需要我们根据已有的文献去揣摩、想象。
　　国历：好导演的一条标准在于善于发现演员、调教演员，发现演员与角色靠近，但容易被忽视的一面。《黄金时代》里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观众在观看的时候其实是希望符合期待和认同的，您选择演员的标准是什么？
　　许鞍华：王志文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反叛的，聪明近乎有点狡猾，我感觉鲁迅也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外形可能不一定非常像，但是有一个特质蛮像的，就可以了。像汤唯在想事情的时候，眼神就好像看向了另外一个世界，这是自然的东西，是很多演员学不来的，而萧红就是这样，好像不是活在现实里。郝蕾与丁玲的相似在于，她们性格里那种决断、聪明跟表面上的乐观。
　　国历：《黄金时代》大量采用实景拍摄，摄制组先后在哈尔滨、上海、武汉、香港等取景拍摄，据说在哈尔滨拍摄期间最低温度达到了零下35摄氏度。为什么如此钟爱实景？
　　许鞍华：这根本是我自己的一个偏好，我一拍实景就觉得安心，我喜欢这些场景带来的现场感。对我来说，真实是很重要的。但真实不真实，其实是一种自己的感觉。可是如果连你自己都觉得是做出来的，不真实，想必观众也很难接受。我们在室外一直工作着，也激发了演员表演的真实感。比如在哈尔滨零下35摄氏度，那个冷让演员很亢奋，各种反应也是很真实的。
　　国历：这部电影表现的是民国时期的作家精神以及生活状态。在当下内地也蔓延着一股“民国热”，一些创作者以及文艺青年会对那个时代特别憧憬，他们的某些想象也不乏美化的成分。您了解这种现象吗？
　　许鞍华：我看到了一些文章，也听说了一些观点，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想通过这种对比来批评现代人，来达到一种平衡。比如，那时候，鲁迅和萧红的关系其实没有一个钱字。而现在人常常觉得，如果我不算钱就亏了。比如，我接一个工作，常常想让自己保持一个平衡，如果这个收入能维持生活，我就接。但很多人想的是必须花很少精力又能赚到很大一笔钱，才会接这个工作。我感觉这是有问题的，因为你会失去很多东西，比如这个工作带给你的满足感，如果从事文化方面的，尤其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我想，民国时期那些人可能没有这么多讲究，社会动荡，他们生活也不富裕，那么他们的价值观在哪里呢？都是情分、文化修养啊这些。
　　国历：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那个时代也可以称为“黄金时代”。　萧红有自己的黄金时代，鲁迅、萧红等一批作家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黄金时代。什么样的时代可以称为“黄金时代”？
　　许鞍华：我不知道。这牵扯到两个东西，一个太个人化，一个太宏大。因为每一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而从社会角度来看，又涉及政治、经济、国防、思想好多范畴，我是不懂的。
　　国历：比如从文学和电影层面来看呢？
　　许鞍华：文学我就不敢说了，我的文学修养还不足够给出判断，但我的感觉是现在还没到黄金时代。通常文学的黄金时代要在苦难中才会产生。像萧红那个时代社会动荡、生活困苦，所以才激发了他们的精神生活。而现在国家太富足了，大家都过得挺好的，就很难有伟大的文学。
　　从经济指标来看，中国电影可以说已经进入黄金时代，可是从电影的艺术文化水准来看，可能还没达到。内地电影界正在经历着新的变化，一些青年导演的作品票房很高，可是遭遇不同的评价，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情况。任何新事物的出现，一定会产生纷争，而一个健康的电影市场一定是可以容纳多元作品的。但不论你做商业片，还是艺术片，一定要认清自己，容得下别人的意见。我想，一个导演灭亡的先兆就是不能接受别人的批评。当然，我们还是应该多鼓励一些新人，而不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竞争的对手。每个人都多做些事情，整个行业自然会变得更好。
　　国历：对于香港电影呢？您是香港新浪潮电影的代表，您的创作其实也经历了香港电影从衰落走向繁荣，又从繁荣走向了衰落的30年。您怎么看待香港电影的现状？
　　许鞍华：我觉得，新一辈的电影人会继续拍香港题材的电影，我们有机会有题材也一定会拍，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资本都不在香港，没有投资所以大部分香港电影人往内地跑。这是大势所趋，我们当导演，哪里有工作去哪里，不能因为坚守本土，没有投资就不拍电影；而另一方面，如果你找不到资金，就先找别的工作，可以用拍广告、电视剧的积累来支持拍电影。
　　就像我自己，很多时候你可能没有什么灵感，那时就要先停一下，等找到灵感再来拍。千万不要着急，也不要认为以前成功的东西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还是要跟时代保持一个对话。我不敢断言自己能拍到什么时候，但一定会永远拍下去。
　　国历：对于萧红的历史评价是蛮复杂的，在文学成就之外，女性身份也成了人们评价萧红的一枚标签。她曾写下：“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也是稀疏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作为一位女性导演，您的性别身份与电影创作是什么样的关系？
　　许鞍华：我觉得导演所面临的困难都是一样的吧，比如找题材、找资金，跟人家合作，演员不听话，不论你是男导演女导演都会遇到这些问题。可能因为你是女导演，所以跟男演员更容易沟通一些。我不觉得女导演跟男导演的分别有那么大。倒是我同时代的有很多女导演结婚之后就移民了，她们觉得家庭生活跟当导演不能协调，可是男人就比较容易协调。我没有家庭生活，所以可以有比较多时间投入，这是个人的选择。
　　另外，我是不大懂得处理男性角色的，因为我没有那么懂男性心理，因为他们可能想法处事的选择跟女性是不一样的。像我吧，很多决定都是非常感性的，尽管拍戏的时候是理性的，但是否拍这个项目，首要的原因就是我喜欢，不喜欢我是不会做的，不论你给多少钱。男的或许就不一定了，也许是先拍了这个再说。
　　国历：差不多20年前，香港《明报》有一个评价：许鞍华不是多产的导演，但是多型的导演。从第一部电影《疯劫》开始，30多年了您一直很勤奋、很投入，不间断地拍电影，是什么让您如此坚持？
　　许鞍华：我3年最多拍两部电影，以前会尝试不同的类型，但现在也变得专注了，比如我都是拍文艺片，像动作片和3D就不会拍。拍电影的时候是会比较投入，那时有点身不由己了，我也不想这样。
　　其实，我有点排斥现在人家把我当作一个大导演跟一个文化符号。在香港，好像年纪大了，人家就会给你颁个终身成就奖，在内地，好像你是个女导演，又喜欢拍文艺片，人家就会给你很高的评价。但这些让我觉得特别难受，说起来有点矫情，所以我只好接受。“终身成就”，那些东西变成会把你个人当成比你的作品更重要。我喜欢幕后，不喜欢老跑到前面去宣扬我个人怎样，因为你如果从事这一行，很多痛苦比如找剧本找资金，那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值得歌颂的地方。就算人家看你的作品，其实也不用歌颂，一个电影跟观众是平等的交流经验，如果他们很喜欢，心里有感受就够了，不用成为粉丝。譬如我在日本，人家叫我去见黑泽明，我就不要去，我说看他的电影好了，不要老麻烦他。我是这样的心态，其实很多时候很重要的交流，是贵在你心里知道，而不是说出来，或者送礼物。

庞贝：当末日降临时

作者：刘心印　字数：5328

　　灾难片是最适合用来炫3D特技的题材了。很多人是冲着视觉体验去看《庞贝末日》的，该片的导演保罗·安德森曾执导多部《生化危机》，这部影片的视觉特效团队也是《生化危机》的班底。1900多年前，毁于火山喷发的庞贝城，一直以来都是导演们喜爱的题材，频频被搬上银幕。1900年，英国人就拍出了默片《庞贝的最后一天》，此后电影和电视短剧加起来一共拍过十几次，片名都极为相似，其中最出名的是1959年的《庞贝的末日》，出自意大利导演赛尔乔·莱昂内之手。可惜，这些影片都不能算成功，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对庞贝的好奇心。
　　对末日的恐惧始终困扰着人类。古今中外有各种关于末日的传说，今天关于末日的预言也并不鲜见。末日，带给人们恐惧的同时也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激发着人们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