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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8期-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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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苏格兰在经济上发展并不好。虽然苏格兰后世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例如斯密、休谟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苏格兰人是搞经济的好手，相反，他们做得相当糟糕。1695年，在一位名叫威廉·佩特森（William Paterson）的银行家建议下，苏格兰成立了由坚船利炮和彪悍的水手所组成的达瑞安公司，计划让该公司派出舰船，在巴拿马建立殖民地和航路中转站，从而促进苏格兰在远洋的贸易。这个计划原本的目标是要效仿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海上强国，让苏格兰走上兴国之路。
哪知老实巴交的苏格兰人还是经验不足，做不了引领全球贸易链的殖民者。达瑞安公司很快就开始亏钱，在达瑞安公司立足未稳之际，西班牙的舰队就逼近了巴拿马。西班牙人认为苏格兰占领巴拿马海峡之举侵犯了他们在美洲的利益，因此率重兵气势汹汹前来进攻。苏格兰军很快溃败。
达瑞安公司主要持股的人有许多来自富裕的英格兰地区，但像是英格兰东印度公司这种贸易大鳄，哪里容得下卧榻之侧由苏格兰人酣睡？因此，在大股东们的一再要求下，英格兰议会通过法令，禁止英格兰资本流入苏格兰的达瑞安公司。此举迅速枯竭了达瑞安公司的资金来源。但苏格兰人对自己的这家股份公司寄予的希望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在英格兰的资本撤走之后，不惜以举国之力，充实这家公司的金库。据统计，大约占整个苏格兰总资本半数的投资进入了达瑞安公司，每个苏格兰人平均投资了五英镑给达瑞安公司。毫不夸张地说，举国皆亏。
后来，天真的苏格兰人财富之梦彻底破碎，“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苏格兰经济元气大伤。除了在经济上接连遭受损失之外，英格兰以政治力逼迫苏格兰并入新设立的政治联盟，作为交换，苏格兰在经济上会获得英格兰的“帮助”。
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历史上的龃龉自不待言。为了制伏“不服管束”的苏格兰人，英格兰议会在1705年决议通过了《外国人法案》（Alien Act），该法案规定，英国女王指派委员和苏格兰商讨联盟事宜，如果苏格兰不同意派代表进行联盟谈判，那么英格兰将会对其进行一系列的贸易惩罚，包括禁止进口苏格兰产的牛和其他牲口、煤和亚麻布等产品。苏格兰原本就千疮百孔的经济，根本经不起这种折腾。所以，尽管《外国人法案》在苏格兰民间引起了非常强烈的不满，但是迫于经济利益的需要，苏格兰人最后不得不接受加入英联邦的建议。1707年，苏格兰正式“被合并”了，两个地区的国旗合为“米字旗”，称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合并后，苏格兰在1730年到1800年之间迎来了一段辉煌时期。由于苏格兰和法国在地理和宗教上的关系，法国启蒙运动思潮与苏格兰启蒙多少有着继承的关系。伏尔泰说过，英格兰的启蒙思想都来自苏格兰。英国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扩张全是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合并之后进行的。
苏格兰闹独立，底气何在
两国的合并当初本来就不公平，因此，有些苏格兰人认为赞同签署条约的人是被收买的。从缔结条约的那一刻起，苏格兰争取独立的活动从未停止。
20世纪20年代，现代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兴起，二战之后，主张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在议会中声势日隆；到了80年代，撒切尔领导的保守党政府提出一个妥协方案，即原则上允许苏格兰拥有地区议会，但是中央政府保留取消该议会的权力。到了布莱尔首相的时代，对于权力的进一步下放，几乎让苏格兰成了一个半独立的地区。英国政府公布了《苏格兰法案》，消失了近三个世纪的苏格兰议会再次恢复。《苏格兰法案》还允许苏格兰人通过全民公投独立。法案规定，只要40％苏格兰适龄选民投票赞成，苏格兰就可以独立。
此一时彼一时，苏格兰人如今也学聪明了。他们知道，真要闹独立，必须得拥有政治或经济上的筹码。这个重要筹码就是资源。1969年，北海首次发现油气。这对苏格兰而言“意义重大”——一旦苏格兰脱离英国成为独立国家，那么北海95％的油田和58％的气田将属于苏格兰，苏格兰将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这正是苏格兰在今天敢于闹独立的真正底气所在。
2011年5月6日，苏格兰地区议会选举中，苏格兰民族党再获大胜。萨尔蒙德仍然稳坐第一首相位置。他向人们承诺，他将完成苏格兰独立公投的事宜。这个人没有食言。在议会政治的舞台上，从历史教训中“学聪明了”的苏格兰人，依然延续着某种独有的彪悍。
然而，即使政治上脱离了英格兰获得独立国家的地位，但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的历史纠葛还会被人续写、被人津津乐道。苏格兰人依然会嫌南部的英格兰人太小气，两国的足球队还是带着民族情感的死敌，苏格兰依然是产生了斯密、休谟、彭斯、司各特、史蒂文森、弗莱明、瓦特的伟大而狭小的岛国。那些被传颂的人物、事件和恩怨纠葛，成就了两个国家的历史。
作者系新锐青年学者，毕业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新闻系。著有《英国议会往事》、《致穷：1720年南海金融泡沫》等书。
假武松更真实
作者：十年砍柴 字数：3611
据有关武松的有限史料，我判断武松是一个豫让式的死士。
历史上许多人对豫让评价很高，认为其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典范。豫让曾为掌握晋国政权的智伯门客。智伯被赵襄子所杀。豫让用漆涂身，吞炭变哑，埋伏在桥下，刺杀赵襄子未遂，后为赵襄子抓捕。他临死时，恳求得到赵襄子的衣服，拔剑击斩其衣，以示为主复仇，然后自杀。
《临安县志》及《杭州府志》记载武松曾是北宋末年一位跑江湖的卖艺人，籍贯不可考。“貌奇伟，尝使技于涌金门外。”杭州知府高权对其很是欣赏，邀请他进入体制，当了捕快的都头。不久，他被提为提辖，成为高知府的心腹。后来高权罢官，武松因此也丢了饭碗，重新浪迹江湖。
接任高权知府之位的是权相蔡京的儿子蔡洌А４嫡馕徊萄媚谏先魏筇澳懊瘢傩赵股氐溃云浜拗牍牵窦涑浦安袒ⅰ薄Ｎ渌删鲂奈癯ΑＲ惶焖聿乩校卦诓谈埃炔讨隼词保愠迳锨叭ィ虿啼＇猛刺数刀，结果了他的性命。武松当场被官兵捕获，后惨死于狱中。当地老百姓“深感其德，葬于杭州西泠桥畔”，后人在其坟前立碑“宋义士武松之墓。”
报私恩不必政治正确
这些载于地方志并不详实的史料，把武松塑造成一位为公义而勇于献身的侠客。我对此类地方志的记载一直抱有某种警惕，因为地方志常在当事人死去多年后收集的，其叙述往往带有修史者的强烈褒贬。武松为高权心腹以及他行刺蔡京之子这两件基本事实应该是真的，然而其行刺的原因是否因为蔡洌歉鎏肮倏崂簦晃飞乐幌胛癯Γ虼笪梢伞８呷ㄈブ笆遣皇且蛭米锶ǔ级慌偶罚尤嗡牟啼＇是不是贪官，现在没有更多的史料证实。但是接任高权的知府是有名的奸相蔡京的儿子，那么他贪腐是合乎中国人的思维定式的。而武松刺杀了这样一位官员，被演绎为大义而除公害，也符合儒家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
其实，撇开这些有争议的细节，还原为武松刺杀蔡洌ё罨镜脑颍翰啼＇顶替了他的恩主，使他的恩主高权罢官，自己没了靠山下岗再就业。刺杀了蔡洌潜ǔ穑彩潜ǘ鳌飧先诵裕哺咏泄缁岬恼媸怠�
包括《史记》在内的典籍，对豫让刺杀赵襄子的原因，记载得很单纯：就是报知伯的知遇之恩。并没有将其拔高为“大义”而行刺赵襄子——如此豫让的行为显得更可信。在中国秦汉时期，民间的价值观还是很朴素的，认为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天经地义，不必要追求“政治上正确”。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分析，知伯颟顸而骄横，被灭族是咎由自取。但秦汉时代的老百姓不管这些政治上的是非，一个人报答主公之恩，不必顾及主公本人的公共形象和舆论的评价——这种风气在日本幕府时代依然存在。
古老而野蛮的血亲复仇
历史上关于武松的故事，想必生于元末明初的施耐庵读过或听说过，通过渲染和演绎，武松便成为《水浒传》中的重要人物，一位武艺高强、恩怨分明的大英雄。甚至可以说，武松是《水浒传》中最为老百姓熟知的形象，因为除了《水浒传》，他还是另一部古典小说《金瓶梅》的重要人物。
《水浒传》中的武松倒是更接近于豫让的形象，施耐庵没有顾及“政治上的正确”，而是把武松塑造成一位单纯报答私恩、报复私仇的大丈夫。
他醉后打死了害人无数的老虎后，成为万众仰慕的大英雄，被阳谷县知县延揽为都头，这和历史上的武松很相似。当了都头后，他兢兢业业，勤于公事，没有一点“反体制”的苗头。然而，兄长武大郎的悲惨结局让这位对体制还算忠诚的“模范青年”不得不走上了“反体制”的道路。
施耐庵笔下的武松不但比李逵这样一个莽汉有头脑，而且比鲁达精细得多，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当他嫂嫂挑逗他时，他严词拒绝。为了维护哥哥嫂嫂的关系，他向哥哥瞒下潘金莲的所作所为，任由潘金莲挑拨。在奉县令之命去东京城出差之前，他当面用言语暗示嫂子要安分守己，叮嘱哥哥晚出早归，防止潘金莲红杏出墙。可以说，武松的精细程度超过林冲，他把可能想到的危险都做了预案，即便如此，在他出差的时候，潘金莲和西门庆仍合谋害死了他哥哥。到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失去理智，找到收殓他哥哥尸首的何九，找到目睹奸情的郓哥，找到撮合西门庆潘金莲的王婆，软硬兼施，取得了确凿的证据。然而即便有证据，即便他是一个都头，即便他刚给县令押送金银上京，但在被西门庆用钱买通的县令面前，他无法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为死去的哥哥讨个公道，只有自我执法，杀了潘金莲、西门庆。自我执法，就是私刑，这种血亲复仇是古老而野蛮的。但在官家无法维护正义甚至走向正义反面时，血亲复仇不但被普通百姓理解，而且会报以喝彩。
武松第一次杀人是为了替从小照顾自己的兄长报仇。
因为武松有自首情节，更重要的是先前拿了西门庆钱财的县令，看到西门庆死了，再偏袒西门庆没甚好处，反过来想起武松为他做过的事，加上民意同情武松兄弟，于是就做了个顺水人情，最后的判决：武松刺配。
报自己被陷害的私仇
武松被刺配孟州后，落入管监狱的施恩父子手中，不立刻送常例钱给管教，按常规将吃皮肉之苦甚至丧命。武松被押到管营相公的堂前，准备打一百杀威棒时，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在管营相公面前悄悄说了几句，就绕过了这顿杀威棒。接下来，更让武松和他同号子的狱友百思不解的是，连续几天给他好酒好肉招待，让他洗澡更衣。
为什么武松能在监狱里获得如此特权呢？原来对管营父子来说，武松有着比勒索钱财更大的价值——他的武艺。管营的儿子施恩原来在孟州东门快活林开了一家店，用施恩自己的话来说：“但是山东、河北客商们，都来那里做买卖，有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坊、兑坊。往常时，小弟一者倚仗随身本事，二者捉着营里八九十个拼命囚徒，去那里开着一个酒 肉店，都分与众店家和赌钱兑坊里。但有过路妓女之人，到那里来时，先要来参见小弟，然后许他去趁食。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那时候新来囚犯给管营的看守送十两银子，就是重礼，可想这每月两三百两银子的收入是多么可观。这管监狱的官员子弟，不但办涉足黄赌毒的公司，而且还将国家送来让其看管、改造的囚犯当成自己的家丁，出监狱到经营场所为自己做事。不过在快活林做那样的买卖，没有一点官府背景，是经营不下去的。后来，一个张团练，带领一个叫蒋门神的汉子，赶走施恩，独霸了快活林。这监狱警察在老百姓面前，可以耀武扬威一阵，但哪斗得过军队里的？
武松为了报施恩父子的恩惠，出手打跑了蒋门神，使施恩父子重霸快活林，因此也得罪了张团练的后台张都监。
张团练伙同张都监，设局陷害了武松。最后武松大闹飞云浦，杀了两个公人和蒋门神两个徒弟，潜回到张都监家，杀死男女老少十五名，这位前都头已经完完全全是个嗜血杀手了。
武松的这次杀人，是为了报自己被陷害的私仇。
百姓的“真” 士大夫的“假”
可见，《水浒传》中的武松数次暴力行动，都不是什么“为民除害”之类的公义，都是为了报私恩与私仇。他唯一的一次“为民除害”，乃是酒后逞能独自过景阳冈，与猛虎相遇，趁着酒劲将吃人多多的猛虎打死，却并没有为了“公义”的主观意愿。
但就是这么一个被塑造出来的武松形象，数百年来让无数普通老百姓倾慕、称赞，甚至大才子金圣叹也称其为“天人也”。这样的武松形象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老百姓而言，显得真实，有仇报仇，有恩报恩，何等痛快。如果加一个为民除害杀贪官的桥段，倒是显出“假”。
尽管元末明初距离战国时期已有1800余年，但豫让式的死士依然获得普通人的喜爱与敬仰，不必去寻找其身上的“政治正确性”。而士大夫的评价却有不同，被朱棣诛十族的方孝孺写过一篇《豫让论》，对豫让拼死报答主恩的行为不以为然，文中说道：“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也就是说，他认为在知伯被灭族前，没有尽到臣下的本分，“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等知伯身亡家灭，再“捐躯殒命”于事无补，近似于作秀。
方孝孺此段议论是以后人的标准苛责前人——宋儒和明儒经常犯这个毛病。豫让只是知伯所养的一个武士，主公犯晕了，他哪能劝谏得住？主公死后，他能一死报答知遇之恩，已经尽到了一位侠士的道德责任了。这样的行为，民间社会的老百姓能理解，并予以尊重。而讲“大节”“公义”的士大夫便要苛责了。
因此，我以为《水浒传》中经过艺术化处理的武松更真实，更能让人信服。而地方志中的武松刺杀贪官是出于为民除害的“大义”，很有可能是读书人按照自己的价值观附会的。
在等待战争来临的岁月中
三线建设的今生前世
作者：徐有威 陈东林 字数：1010
也许您不知道三线建设，但是您也许知道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胡锦涛和北京地质学院的温家宝，在三线建设口号的召唤下，奔赴祖国西部的甘肃。在刘家峡和酒泉工地共同度过了14年的风雨春秋，从普通技术员成长为省一级建设领导者，他们又在1982年共同来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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