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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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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了圣人训。但人的本性中存在私欲,这是事实。怎么办?需要巧妙伪装:口号“为群体”,行动“为个体”。口号喊“为公”,背后去“谋私”。人性中本来的善,被这种文化逼成了恶。

曾国藩是伪君子文化的践行者、殉道者。一方面,他很想践行“君子之道”,养“浩然之气”,“为群体”;另一方面,他无法抵挡住是人就有的本能的欲望与渴求,生有七情六欲,他也想去“为个体”。孔子说“食色性也”,个体的本能欲望,孔子都无法回避,曾国藩能避得开吗?

强行压抑“为个体”,以实现“为群体”,理论在宋明理学,核心价值观叫“存天理,去人欲”。曾国藩信奉的道,正是宋明理学。

从“天理”这个大群体意识出发,曾国藩将个体的“人欲”强行刻意压制到近似残忍,他的形象由此变得复杂起来。

有两则故事可以证明:曾国藩睡觉稍微贪床,便骂自己“一无所有,可耻”。到朋友家看到有女子在座,心里激动起来,说了几句笑话,回家又自责:“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本来很正常也很健康的人性,经过刻意压制,他的内心开始变形,个体形象逐渐扭曲。弄到最后,“他的面孔永远是模糊的,连他的朋友、亲人都难以猜透。”

这正是宋明理学到了极致处的表现,所谓高深莫测谓之神圣。“曾国藩永远不以最真实最本来的一面示人,永远需要人来猜测他们的情感、意志和认知。”有人因此评价曾国藩“可怕”。

走进曾国藩的内心,人像掉进人性的太平洋,神秘、恐惧、惊险,读曾国藩可以发现:个性被压抑后,人还可以变种成这样。

有着强烈个体意识的左宗棠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处处有自己,这种个体的独立、尊严感,让他根本不再需要伪装,也没有地方可装。

左宗棠真实得多,人性化得多。他够朋友,重情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有真男人的大英雄气概。这就是为什么左宗棠论智商比曾国藩高,政治谋略也强,但没有人认为他“阴险”。曾国藩是阴气压过阳气,左宗棠则阳气盖过了阴气。

左宗棠处处有个性,看似“为个体”,很自私,但事实他最无私,处处在“为群体”,敢说出“心忧天下”。

为什么两人会出现如此的“南辕北辙”?

因为独立的个体已经最小,到了底线,不能内缩,只有扩张,一扩张自我就进入群体。已经“最小、最自私”的个体,进入群体无需索取,只好奉献。

有了独立自我,才敢去“心忧天下”,才可以一心奉献,才会不虚伪做作。这就是为什么陶澍与林则徐先后都将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了他,慈禧太后为什么全力支持他收复新疆,还说“三十年内不准参左宗棠”。

任何独立的个体,追求的目标都是马斯诺定义的“自我实现的需要”。独立意识让他不必自我奴化,所以做事时着眼于成就感,这样主动的办事精神,带来创造精神。对应无个性、不独立,被奴化的人,追求的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马斯诺指出,这是两种动物性的、最强烈的本能需求。本能不具备超越性,凡事都着眼私利,办事自然处于被动,总带着完成任务的心态,这就导致个人敷衍塞责,大家相互指责。

八旗、绿营、满官集团之所以全盘崩溃,正在他们办事敷衍塞责,事后相互指责。李鸿章与左宗棠合作平捻,李鸿章也用这个思维,指责左宗棠是当代曹操。

左宗棠出山后仕途畅达,平步青云,每到一处被上级欣赏,并不主要得益于阴巧,恰恰在于他性格刚直,用今天流行话说,胜于阳谋。如果说,慈禧太后对曾国藩深夜还在打着灯笼警惕,左宗棠则哪怕在梦里也可以让她放心。曾国藩60岁刚过去4个月就莫名其妙地暴亡,不排除因为机心太重,时时防人与被防,心累而死。

学曾国藩的人都会感到很累,结局一般也都不会太好。以阴巧、机心、算计上位,最后必死在阴巧、机心、算计上。“文死谏,武死战”,人都是死在自己的长处上。

左宗棠处处都好,曾国藩处处不好,为什么百多年来,人多学曾国藩,少有人来学左宗棠?

一个重要原因,在“为群体”的高压环境与高调口号的环境里,学曾国藩可以自保,并且能够快速自利。

在人人都琢磨算计别人的“互害”社会里,将自己大脑安装曾国藩关系学软件,效果立显。只要社会的认识不变,民众文化心理没有改变,学曾国藩到现实中一用就灵。而学左宗棠则有条件,一靠社会通过法治管住了人性邪恶的一面,整体阳光;二靠社会人人个体意识觉醒,每个人都自觉维护自己的权利。

我们看到,曾国藩成功走到了臣民社会关系学极致高度者才能达到的高峰,而左宗棠则凭借他的个性与才能,凭独立的气质,自由的思考,进官场做事,他用个性去改变现实,去冲击官场陋习,不自觉中为公民打开了一扇天窗。

思想家胡适说,“争取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取国家的权利;争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从来不是一帮奴才建成的。”一个好的社会,首先是由一帮有个性、爱自由、求幸福的人组成的。

这是个性刚直、张扬自我的左宗棠对当代人的一个重要启发。但他行动出来的价值,当然远远不止这一点。

法大于情

个性的左宗棠,一生特立独行,得罪过不少朋友。

朋友是左宗棠的私情。私人情感,关系好坏,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们并不关心。我们只是关心,他为什么得罪朋友?

有时是出于性情不合,有时是出于私人意气,有时是出于公私之争,有时是出于价值观冲突。

到底谁对谁错,谁是谁非?我们不妨以郭嵩焘为例,来看看其中情由。

照常理来说,左宗棠可以得罪所有朋友,也不能得罪郭嵩焘。

但左宗棠还是把郭嵩焘得罪了。不但得罪了,而且得罪得很干脆。从这个极端的案例,可以看出左宗棠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一面。

郭嵩焘算得上是左宗棠的救命恩人。1860年“樊燮事件”,湘官集团里营救左宗棠最得力的人物是他;而左宗棠得以帮曾国藩襄办军务,又多亏了郭嵩焘在咸丰皇帝面前的举荐。既救命,又保荐工作,作为老乡、哥们、朋友,做到这个份上,按中国“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的规则,左宗棠应该“涌泉之恩,以身相报”了。

但左宗棠并没有要“以身相报”郭嵩焘的意思。不但没有,他甚至以完全独立于世、不受制于任何人的姿态,对郭嵩焘像包公一样铁面无情。

左宗棠开始一直不知道郭嵩焘营救过自己。后来不知从哪里知道了,他说,我也不知道郭嵩焘跟潘祖荫说了什么帮我求救的好话,郭嵩焘自己从来不跟我说起这件事,一个字都没透露。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我不会因为这点私人感情而对他感动,从我这里能获得什么回报。左宗棠自己也跟四个儿子在书信里感叹起来:我与郭嵩焘先生之间这种高洁纯粹的友谊,最近几百年的中国历史里,哪里还找得到第二对呢?!'3'

政治与私人感情完全分开,信奉平等交往,一旦利益相撞,则容易发生冲突。

左宗棠第一次与郭嵩焘闹出矛盾,缘于一个有点孩子气的意气之争。

1864年,湘阴文庙里长出了一个灵芝。民间凡事非常讲究兆头,灵芝被当作吉兆,在街头巷尾沸沸扬扬地传开。吉兆一定得有吉人来比衬,谁算得上湘阴的吉人呢?'4'

郭家人说是郭嵩焘。因为发现期间,郭嵩焘刚好做上广东巡抚,这种“祥瑞”之物,不正是为郭嵩焘而生的吗?

说法通过家人的书信,传进了左宗棠耳朵。恰好这时,左宗棠被朝廷封了“一等恪靖伯”,爵位在郭嵩焘之上,听后很不高兴,就传话回去:文庙产的那棵灵芝,不就是一棵植物嘛,哪里有什么祥瑞不祥瑞的,没有这回事;如果硬说有这回事,那也是因为我封了一等恪靖伯带来的,没他郭家什么事。(“湘阴果有祥瑞,亦为我封爵故,何预郭家事乎?”)

郭嵩焘听说后,心里更不高兴,两人心里结下疙瘩。

古有“二桃杀三士”的典故。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论功争桃,三人彼此不服气。为了区区两个桃子,三位猛将竞攀排名,最终都倒在血泊中。读书人左宗棠、郭嵩焘因“灵芝交恶”,没有走出前人窠臼,实在是都有点孩子气。古人读书做官讲究光宗耀祖,难免闹出这类争论,今天看来像个玩笑,放进历史可以理解。

左宗棠与郭嵩焘真正弄得关系破裂,友情覆水难收,是因为官场共事。

1865年4月,左宗棠正在闽浙总督任上,兼督办广东军务的职责,负责消灭太平军残部,而郭嵩焘正在广东当巡抚。

太平军进入广东,郭嵩焘十分紧张,他不擅长打仗,疲于应付,天天盼救星一样盼左宗棠率军来。刚好楚军旗下郭松林、杨鼎勋追李世贤、汪海洋追到了福建,跨一脚就可以进广东。节骨眼上,左宗棠下达了“不准入粤”的命令。郭嵩焘又气又急,写信跟左宗棠论理。左宗棠很干脆地回答他:

广东的军事安排像个银样镴枪头,这样搞下去很危险。老郭你的能力跟不上你的思想,又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辅助,所以你每次事故发生前都看得很清楚,却无力防范,也从来不去下大力气用行动解决,反而首先想到的是与领导划清责任界线,将分内的事情全部推脱到别人身上。等到事情基本上按你预计的那样失败了,你再拿出原来的责任文书向皇帝报告,以显得责任全在总督等人。总督要跟你翻脸了,你又站出来当和事佬、好好先生,做一些事后弥补关系的工作,说什么不要严重惩罚的话。

郭嵩焘心急火燎中没有等到左宗棠雪中送炭的救兵,反等来了一番直通通的批评,心里既怨又恨,他不怪左宗棠说得对,怪左宗棠以领导的姿态来教训自己。

1865年6月8日,左宗棠命令部下率兵进入广东,郭嵩焘负责筹军饷,这一下麻烦更大了。左宗棠根据他一贯“言必信,行必果”的原则,雷厉风行,不断写信指责郭嵩焘“办事不力,输饷迟缓”。郭嵩焘不去反思左宗棠一针见血指出自己的毛病,自己怎么克服,从此提高办事效率,反而又想着来跟左宗棠论理。

左宗棠已经身经百战,知道战斗早已打响,真枪实弹的前线,当兵的吃饱肚子打赢仗才是王道,敌人的刀枪子弹可是从来不听你解释的啊。郭嵩焘没带过兵,他不会这样想。

左宗棠急了,对郭嵩焘进行催逼。郭嵩焘这下崩溃了,他要有能力办好,早就办好了,不用你催。根据他“思想超强,行动乏力”的特点,反过来埋怨左宗棠“用心太酷”,老催要军饷是将自己往死里逼,而不看实际情况等等,不听解释。(“不察事理,不究情势。”)

左宗棠着眼办事,看重结果。他很反感别人猜他的心。郭嵩焘猜他“用心太酷”,他觉得转移了话题,以想当然的猜想作为事实。自己用心没有很酷,而是很善。

以理论与思想见长的郭嵩焘,做巡抚做得问题越来越多,时间越长麻烦越大。不久,他与总督瑞麟又严重不和,笔墨官司打到皇帝那里。皇帝当然没时间去调查,左宗棠恰好在做闽浙总督,兼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福建、浙江、广东三省军务,是郭嵩焘的上级,查办的任务,自然又落到左宗棠身上。

左宗棠也不看私情,只根据郭嵩焘的举报,逐一仔细核实,不但查清了瑞麟被举报的问题,还调查出瑞麟两条贻误广东军务的新证据,这些都定作“渎职罪”,要受到应有的处罚。郭嵩焘原本指望,左宗棠这次可以尽心帮自己一把了。没想到左宗棠没有任何偏袒,不但没有趁机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里吹捧郭嵩焘,反而毫不隐讳地向皇帝全面客观地评价了郭嵩焘,然后建议给他换工作。

左宗棠在汇报材料里说:郭嵩焘为人勤恳,做事谨慎,为人廉洁。不但如此,他的谨慎已经到了过头的地步,因此既不敢办事,也办不好事,随机应变地处理事情的策略,也不是他所擅长的。

那怎么办呢?左宗棠建议,朝廷派自己的老部下蒋益澧取代郭嵩焘担任广东巡抚,而请求将郭嵩焘召回北京,另作任用。

左宗棠此时用心如何,不得而知。从坏的方面猜测,他在对郭嵩焘落井下石;从好的方面猜测,他在对郭嵩焘进行挽救。战争让文人走开。左宗棠亲眼看见过,浙江巡抚王有龄一家几百口怎么集体自杀于家屋中,弄得屋内血满如池塘。他心里最清楚,郭嵩焘当巡抚很吃力,也很勉强,他有在皇帝身边工作多年的经验,去北京更有利于施展才华。

但郭嵩焘不这样想,他一直想做巡抚。巡抚是封疆大吏,地方实权派,比在皇帝身边做秘书自由得多,也有成就感得多。左宗棠请求朝廷将他调回北京,郭嵩焘自然一肚子气,这进一步强化了他对左宗棠“用心太酷”的结论。那段时间里,他梦里都在盼左宗棠过来向自己道歉。

但左宗棠不但不认为自己错了,反而认为自己是真正对郭嵩焘负责。两人想法各异,郭嵩焘越想越郁闷,他无力强迫左宗棠道歉,只好写日记来发泄。有一天晚上,他梦见左宗棠来见自己,说非常后悔得罪了他,不停地打巴掌自我责备,郭嵩焘心理稍微宽舒了点。但醒来才发现是南柯一梦,郭嵩焘更加失落。

左宗棠这时靠战功在清廷已经树立了威信,他的建议举足轻重。最后结果是,蒋益澧成功取代郭嵩焘。朝廷工作是回不去了,1866年,郭嵩焘负气罢官,回到湖南,在长沙城南书院教书、讲学。他崇拜思想家王船山,创办了思贤讲舍,以弘扬王船山学说为己任。

郭嵩焘在思贤讲舍隐居近十年。1875年,军机大臣文祥想起郭嵩焘,举荐他进入总理衙门,随后得朝廷重用,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外交官派出,担任驻英公使,1878年兼任驻法公使。

但郭嵩焘还是摊上了大事,这次跟左宗棠毫无关联。1879年,因为思想过于深刻超前,郭嵩焘指出中国落后根源在国家体制,中国应学习西方先进的民主政治制度。他写成日记出版了,这引起清廷上下恐慌,被紧急从法国召回,驻英法大使由曾纪泽取代。郭嵩焘从此被清廷荒废,蛰居乡野,郁郁终生。

郭嵩焘回到湘阴后总是认为,20年来,左宗棠建议清廷给自己换工作,是下半生官运落魄的开始。郭嵩焘在失落中对左宗棠怨恨积压日深。而左宗棠1877年12月被拜相封侯,喜讯很快传回湘阴,郭嵩焘想起文庙灵芝一事,更加羡慕嫉妒恨,刺激巨大而深刻。

左郭关系由此彻底闹翻,隔断通信16年。

左宗棠这边,对郭嵩焘也有一事耿耿于怀。1878年,左宗棠收复新疆进展大顺,英国政府找到中国驻法国公使郭嵩焘,对他说,阿古柏如果建立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对中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郭嵩焘认为有道理,就向总理衙门建议。左宗棠一听,怒不可遏。他当即答复总理衙门:阿古柏问题纯粹是中国内政问题,与英国或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个问题不在总理衙门管辖范围,而在我的管理范围。如果英国真想在中亚建立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那么应该考虑到印度北部去搞,而不能老盯着中国的新疆打主意。

左宗棠觉得郭嵩焘这次在英国与阿古柏之间扮演了一个丑角。他既不背后议论,也不写日记,更不在梦里批评郭嵩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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