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与哲学家-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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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的，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被否认，大多数的个人只要情况还没有变得对他本人来说是不可容忍的，都没有作出反应。一些阻止臭氧层减少的严厉措施可能只有等到普通公民不再能够进行日光浴了，等到必须禁止孩子们看天空——因为紫外线将对他们的眼睛极有危险——时，才能生效。前一种情况已经开始在澳大利亚发生了，而后一种情况也开始在巴塔戈尼亚发生了。这些后果在很久以前就是可预见的，但它们一直就没有表现为威胁到每个人的自私享受的当前危难。因此，我相信这种责任感的缺乏是我们时代最大的弱点之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种个人智慧和一种精神实践才可能是有用的。

让—弗朗索瓦——我完全同意……然而，人们今天在西方带着一些讽刺意味所称的“人道的权利”，还有生态主义，有点像是已经失败的社会主义政治理想的替代品。那些曾经在很长时间里是左派的人，由于不再有任何严密的社会改造的学说，就抓住人道主义和生态学，以图继续暴虐地对待他们的同类。

马蒂厄——不要过早地扼杀生态学！它还需要在力量和实效上得到壮大。我记得当我十五岁时，拉谢尔·卡尔松的书《安静的春天》出版，那个时候，一些热情地投身于大自然保护的人被视为古怪的“林中人”。

让—弗朗索瓦——我拥护人权和自然保护。只是，那些已经失败的意识形态的重量还在继续压在这些新的事业之上，这是非常不幸的。人们意识到那些忙于人权和环境保护的人通常有两种重量两种尺度。例如，绝大多数的人道主义者都更可能是左派。因此他们就会即时地揭露摩洛哥存在着政治犯。为什么？因为摩洛哥是传统的君主国，属于美国阵营，属于西方阵营，是个资本主义国家。相反，他们会等很长的时间才揭露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更加严重得多的对人权的侵犯。环境方面也同样如此：在切尔诺贝利灾难时，绿色和平组织举行了一些示威。反对哪些核发电厂？西方的核发电厂！这些核发电厂要安全得多！但绿色和平组织从没有为反对苏联而组织过任何的集会！……尽管绿色和平组织于一九九五年反对法国在太平洋进行的核试验，这是它的权利……而这同一个组织关于一些更加严重得多的污染，就表现得极不谨慎，这就是俄国、“前苏联”倒在北冰洋的核废料，而泄漏的俄国输油管又使不知多少百万吨石油流进了北冰洋……因此，我再也不能相信这个组织的正直。只要争取人权的斗争或反污染的斗争还长时间地被陈旧的意识形态、被陈旧的偏见——这些偏见使得人们所称的“生态学者”总的来说都是些左派分子——弄得失去平衡，那么，我们就不会得到任何结果！这样的斗争，只有当它们是根据现实而不是根据指导斗争的人的偏见被引导时，才是可以被尊重的。

马蒂厄——我也想插一句话强调人们总是谈论的“人类”权利，但是，将这种权利局限于人，这在自称为世俗性的民主国家里，反映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价值观，这些价值依然是西方文明的基本。根据这个观点，动物没有灵魂，只是为了人类的消费而存在于世。这种思想是某些宗教特有的，但它在世界的层面已经不再能被接受。

让—弗朗索瓦——在西方有一个动物权利保护协会。

马蒂厄——这个协会似乎没有能力修改那些将动物视为“农产品”的法律。我想在此引述莱奥纳多·达·芬奇的一句话，他在他的笔记本中写道：“终有一天，像我一样的人们看待屠杀动物就如同他们今天看待屠杀人一样。”而乔治·伯纳德·萧也说：“动物是我的朋友……我不吃自己的朋友。”问题并不是要否认，在动物与人类存在者之间存在着一些智能上的差别，而且，相对而言，一个人类存在者的生命比一个动物的生命更有价值。但是为什么生活的权利就必须仅仅是人类的特权呢？所有的有生命物都希求幸福，都意欲逃避痛苦。所以，窃取权利，以终年杀害成百万的动物，这完全是在行使强者的权利。几个世纪以前，人们还认为“乌木”，也就是黑非洲奴隶的贩运是可以接受的。在我们今天，奴隶制度还存在于印度、巴基斯坦、苏丹……在那里人们将儿童卖到工厂或农村去工作，将女孩卖去卖淫。但是，总体上说，奴隶制被视为一种可憎的事物。当人们、民族被剥削被压迫时，他们做什么？他们组织起来，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动物没有这样做的能力，于是就被屠杀。我想这是一个应该被彻底重新思考的问题。我还想要补充说这种轻率在“疯牛”危机时尤其令人震惊。英国农业大臣和他在欧洲大陆上的同僚们一开始即宣布他们准备“毁灭”（detruire）——这是他们的话——几百万头牛！如果有一千五百万头牛拥进伦敦的大街小巷以维护它们的生活权，政府就肯定会重新考察自己的观点了。

让—弗朗索瓦——这还不是确实的！

马蒂厄——在那时，人们甚至都还没有肯定，那十五或二十个死于被认为是由食用牛肉而引起的精神疾病的人真的是被这些动物的肉传染的。如果他们是受牛肉传染的，这不是由于牛的错，而是由于那些饲养者的错，他们用反自然的饲料来喂养他们的牲畜。大体上说，人们将一头牛的生命的价值估计为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的一千五百万分之一。

让—弗朗索瓦——你推论起来，好像只有人才杀害动物。可是动物自己互相杀害！只要随便看看哪一部有关海底生命的电影就足以知道它们相互吞食。每一个动物都不断地生活在会被另一个动物吞食的恐惧之中！那么，以佛教的观点你怎么解释？

马蒂厄——由被拘禁在这个世界中的所有存在者体验到的痛苦，乃是佛陀所教诲的四条尊贵真理①的第一条。佛经也提到了你谈论的问题。其中之一说道：“大动物吞食不可计数的小动物，而众多的小动物又会聚起来以吞食大动物。”既然人们不断地谈论所谓文明世界的“进步”，我认为，人们应该能够将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施加给其他有生命存在者的痛苦的全面减少纳入这个进步之中。有许多别的手段养活自己，而不必有系统地屠杀动物。

①前文提到的四谛，或曰四贵谛。

让—弗朗索瓦——可是在等待全体西方人都变成素食者——这不会马上发生——的同时，人们还是能够进行斗争——而且人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以使家养动物被饲养在比起在现代工业化饲养中占优势的那类条件要不野蛮的条件里。因为它们在工业化饲养下的命运比起在传统饲养方法中的动物的命运来说，已经变得恶化了，在我童年时，我在弗朗什一贡代曾经见识过这种传统的饲养方法。牲畜们平静地在牧地上吃草。冬天，在牛栏里，人们给它们以干草，从来没有人工的、化学的饲料，或是羊的废弃物，正是这引起了疯牛病。现在，不幸的牲畜们都是在极坏的条件下被饲养、圈押和运送……

马蒂厄——在这一点上，技术伪进步（Pseudo－Progres　technique）即使动物的痛苦加剧，似乎还给人类创造了新的病因。可悲的进步。

让—弗朗索瓦——我同意你的说法。

佛教：衰落与复兴

让—弗朗索瓦——不可否认的是，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得益于众多的仁波钦、喇嘛、和尚和俗人在亚洲之内和之外、在所有的洲与各种其他文化进行接触这个事实。这虽不足以解释当前对于佛教的兴趣，但这对于存在于欧洲的对佛教的好奇心构成一种有利因素。另外佛教一直都表现出极大的易于适应性，因为它从七世纪末以后即不得不生存在散居状态之中。必须提醒的是，在基督纪元前三世纪，在阿育王（Ashoka）的时代，也就是佛陀去世一个半世纪之后（阿育工本人也归依了佛教），佛教的学说已经传播到了整个印度地区和一些邻近的国家。从基督纪元前六世纪一直到纪元后七至八世纪，佛教一直是与印度教并列的印度两大主要宗教之一，在这个时代之后，佛教在印度受到了伊斯兰教侵略的迫害。伊斯兰教侵入印度对于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从十二世纪到十八世纪，印度的一部分处在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尽管如此，印度教竟一直是统治的宗教。而相反，佛教就被肃清了。这是为什么？

马蒂厄——广泛地说，佛教在其历史上并没有少旅行。佛教僧侣在起初都是些游方僧侣。佛陀本人即不断地旅行，除了夏季的三个月要进行“雨季隐退”外，从不固定住下来。在这段隐退的时间中，和尚们躲进由竹子和树叶做成的临时草房里，过后他们又开始他们的跋涉。随着一年年过去，佛陀的一些施舍者就希望为他提供一个地方，好让他和他的和尚们能够每年回来度过夏季的隐退时期。这些施舍者于是就开始建造一些坚固的房屋，房屋的形状还能使人想到竹屋的形状。渐渐地，一些和尚整年住在这些被称为寺（vihara）的房屋里，然后有些团体也全都固定住下来，最初的寺院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开始，佛教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仅限于摩揭陀（Maghada）一省①，也就是目前印度的比哈尔邦。随后，它在全印度分散并繁荣，直到阿富汗。佛教与希腊有一些交流，其证明就是一部著名的哲学文集，这部文集的形式是一个佛教哲人与希腊国王梅南德罗斯②的对话，后者在基督纪元前二世纪统治着巴克特里亚纳。

①古代五印度中大国，在恒河南，法显《佛国记》作摩竭提，玄奘《大唐西域记》作摩揭陀。

②Menandre，佛经中称为弥兰陀（Milinda），公元前三世纪统治古印度西北的希腊国王，受比丘那先（Nagasena）的教化归依佛教。与那先关于佛教的问答，汉译本称《那先比丘经》，南传巴利文本称《弥兰陀王问经》。

让—弗朗索瓦——对于那些不是以古代历史为职业的读者，我们要确切指出的是，希腊化时代，也就是梅南德罗斯国王的时代，开始于真正意义的希腊城邦时代——这个时代在基督纪元前的四世纪结束——结束于全盛的罗马帝国时代之间，即公元一世纪中期，

马蒂厄——商旅队伍的来去肯定使得佛教与希腊文明之间的会见成为可能，希腊文明对于外来的思想潮流是非常开放的。

让—弗朗索瓦——后来亚历山大的征服又加重了这些接触，这一点尤其导致了希腊一佛教艺术的诞生。

马蒂厄——大约在八世纪，特别是在九世纪，佛教被受到赤松德赞（TrisongDetsen）国王邀请的莲花生（Padmasambhava）介绍人西藏。这位国王已经有了一位佛教师傅，想要建设西藏的第一所大寺院。国王根据他的导师的建议，邀请了当时最受尊重的哲人莲花生。莲花生现在被西藏人视为“第二个佛”，因为就是靠着他，佛教才在西藏传播。于是，这位师傅来了，并且监督西藏第一所寺院桑耶寺（Samye）的建设。他还最早将佛经从梵文翻译为藏文。他邀请了大约一百位印度的佛教大学者到西藏去，并且还派一些年轻的西藏人到印度学习梵文。随后，一个会集西藏翻译家和印度学者的团体在桑耶寺中存在了五十年，以翻译一百○三卷的《佛陀言语》和二百一十三卷的对这些话语的印度解释。在随后的两三个世纪里，又有别的西藏大师去印度，他们有时在那里居留十或二十年，将一些在第一次翻译大潮中没有被翻译的经文带到西藏。许多精神派系在一些特别杰出的大师的启发下诞生了，其中主要的有四个。佛教在西藏的繁荣于是就不断地继续发展着。

让—弗朗索瓦——当时在印度发生了什么事？

马蒂厄——在印度，在十二世纪末和十三世纪初，穆斯林对佛教的迫害达到顶点。已经处于衰落之中的佛教，这时又因那些巨大的佛教学院非常明显易见，而向人提供了一个易中的靶子。比方说，那烂陀寺（Nalanda）和超戒寺（Vikramashila）就在当时的一些最大的师傅指导下会聚了数千名学生。它们拥有一些巨大的图书馆，其藏书之丰富可与著名的亚历山德里亚图书馆相比。这些建筑都被摧毁了，书籍被烧，和尚被杀。

让—弗朗索瓦——佛教由于它的众多学院、图书馆和寺院而表现出特别的明显性，然而这种明显性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它比进行了竭力反抗的印度教更加容易地被驱赶走？

马蒂厄——不仅仅是如此。由于一些不是很清楚的原因，佛教当时在印度已经开始衰落了。从六世纪开始，婆罗门教传统的复兴及佛教的某些观念在印度教形而上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吠植多中的同化，一点一点地侵蚀着佛教的影响，而佛教在传播到全印度之后，又重新集中到了摩揭陀地区——即现在的比哈尔邦——和现今的孟加拉国中c强调非二元性的不二论吠檀多（Vedanta　advaita），在批判佛教哲学的同时，却混合了佛教哲学的一些重要之点。这种影响多少填充了将佛教与印度教相分离的学说鸿沟。再则，印度在种姓制度方面受到强烈的攻击，而佛教则有意地忽视这种制度。另外，一些学术中心和寺院的重要影响确实也使这些中心和寺院容易成为穆斯林游牧部落的目标，它们有时将这些中心和寺院错当成堡垒要塞而不加以细致区分！

让—弗朗索瓦——佛教的某些思想是不是通过印度教而保存了下来？

马蒂厄——应当说它们是逐渐地被采纳，尽管在同时印度教哲学家们继续在学说方面攻击佛教。

让—弗朗索瓦——佛教于是就成了一种宗教的罕见事例之一，我们称之为宗教是为了用词上的便利，它被从它诞生并传播了一千多年的地理舞台上赶了出去。我们还可以举另一个例子：这就是哥伦布前的美洲宗教，由于西班牙——通常意义上说也就是欧洲——在拉丁美洲的征服，而遭到窒息、熄灭、部分根除。

马蒂厄——佛教也向南方分散，向斯里兰卡，然后向东方，以一种被称为上座部（Theravada）的形式，进入泰国、缅甸、老挝……它还向北方迁移，于六世纪以人们所说的大乘的形式进入中国，然后进入日本，在日本它主要发展为禅宗佛教，强调对于精神本质的观察。

让—弗朗索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到一九七０年期间，禅宗佛教是最著名的、在西方最流行的佛教形式。六十年代，在对西方文明的怀疑运动时，伯克莱的大学生们非常迷恋禅宗佛教。有些人甚至试图在这方面也进行一种政治学说与佛教的诸说混合，发明出了他们所称的“掸宗马克思主义”，它存活的时间不很长，我应该承认这个事实，但并不应该为之惋惜。

马蒂厄——禅宗佛教在西方一直是繁荣的。而有趣的是，在西藏，佛教的所有这些表象和层次，即人们所说的“三乘”，都被极为忠实地保全并维持下来，这使得一个个体能够将这些不同的教导层次纳入他的精神道路中。小乘，或者用一种更为恭敬的术语来说，上座部，意思是“长老言语部”，它的实践建立在世俗伦理和寺院戒律之上，建立在对通常世界的各种不完善和作为我们的绝大多数活动之依据的各种忧虑之无意义的静观之上。这些思考引导实践者希望从痛苦中和从由无数的生存构成的恶性循环即“轮回’冲得到解放。

上座部井不缺少对于邻人的爱和对于受苦者的同情，但是人们在西藏、中国和日本所见到的大乘，则尤其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