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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唱歌的墙 莫言-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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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什么都可以忘记，但不要忘记这道墙发出的声音。因为它是大自然的声音，是鬼与神的合唱。
会唱歌的墙昨天倒了，千万只碎的玻璃瓶子，在雨水中闪烁清冷的光芒继续歌唱，但较之以前的高唱，现在已经是雨中的低吟了。值得庆幸的是，那高唱，那低吟，都渗透到了我们高密东北乡人的灵魂里，并且会世代流传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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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年（1）
退回去几十年，在我们乡下，是不把阳历年当年的。那时，在我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一是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而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我小的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过了腊月涯，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我感到失望和困惑，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我的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没有这笔开支，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说：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而老人们则叹息：嗨，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样粮食——其实只需七样，不可缺少的大枣算一样。据说在解放前的腊月初八凌晨，庙里或是慈善的大户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喝。我曾经十分地向往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锅，支设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们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脸冻得通红，鼻尖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他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在等待着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我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其意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在上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是用关东糖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了了嘛！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祇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整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人说某人脸黑：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是一样的。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我们在忆苦戏里见到过的那些财主家的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模样的孩子，正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页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的。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后还是先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嘚嘚地打着战。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的开始过年了。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话，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饺子下到锅里去了。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竿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们的庆典了。在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着被磕者：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我们兴奋得想雀跃了。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但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了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要了小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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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年（2）
过年时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你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我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说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多舛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上。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的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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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地重游（1）
1999年9月15日上午9时，我从汽车里钻出来，迫不及待地蹿进了丁家大院。
丁家大院坐落在原黄县县城（ 现为龙口市黄城区 ）西北角，是一座在胶东半岛赫赫有名的豪宅，据说可与丁家的儿女亲家牟平县的大地主牟二黑子家的豪宅媲美。1976年2月16日下午，我背着背包，跟随着新兵队伍，晕头涨脑地进了这所大院。我记得一进大院就是一座高大的影壁，影壁上刻着“紫气东来”四个大字。我们数十个新兵站在影壁前听一个干部点名，然后分班，然后就由各班班长把新兵带回去，然后跟着班长进了一栋雕梁画栋的大房子。班长命令我们把背包放在稻草地铺上，我的军人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我蹿进丁家大院就发现那座刻着“紫气东来”的影壁不见了，替代那影壁的是一座新建的既像影壁又像牌坊的东西，这东西的正反两面都刻着字，通过阅读这些文字，我知道这里已经变成了龙口市的博物馆。很快就找到了二十三年零八个月前我安放铺盖的那个地方，稻草自然是没有了，我当年刻过字的那块水磨方砖也没有了。我问一个管理人员，这里的地面是不是换过，那人回答说，换过了，三十四团迫击炮营把炮拖到屋子里，把旧方砖都压破了。我想，如果不是炮营的弟兄们把豪宅当炮库，那块在我的枕头下压了二十天的方砖上刻的字很可能还在。那天上午我发烧，班长让我在家搞内务，我掀起枕头，扒开稻草，用一根生锈的铁钉子，在方砖上刻下了豪言壮语。
那时新兵训练时间只有一个月，而我只在新兵连训了二十天就分配到了一个干部战士加起来还不到二十人的小单位。在这个小单位里，我待了将近四年。
从丁家大院出来，驱车直奔那个我离开了二十年零一个月的地方。我们那个小单位在我走后不久就撤了，所以我可以说出它的名字而不存在泄密问题。它叫唐家泊，原属于黄县北马公社，现在属于哪里不知道。道路宽广，路边鲜花盛开。我记得二十年前从县城到唐家泊骑自行车需要一个上午，现在坐车只用了十几分钟。村子里的民居几乎都变成了红砖红瓦的新房，但村子的整体布局变化不大。我准确地指挥着司机将车开到了废弃的营房前，然后，跳下车，不顾同行者，就像一头耕了一天地急于回家饮水的牛，直奔我住过的那个房间。我看到房间里搭了一个铺，铺上躺着一个男人，身上盖着一床红花大被，一群苍蝇在房间里飞舞。那个男人被我吓了一跳，折起身来，问我是干什么的。我理直气壮地说二十年前我曾经在这里当过兵，这个房间是我住过的房间。那个男人的脸色马上就缓和了。接下来进了当年我在里边复习功课准备考军校的储藏室，里边住着一个女子和一个咿呀学语的小孩子，墙角上安着一个煤气灶。女人正在炒菜，油烟熏人。我看到，在被油烟熏黑的墙上，二十多年前我用刀子刻上的数学公式还清晰可辨。
从唐家泊出来，我们去了大名鼎鼎的南山集团，到了那里我才知道，这集团就是二十年前的前宋家村。当时这个村比唐家泊村还要穷，晚上，村子里的年轻人不远数十里到我们营房里来看电视。那时，我们这个小单位拥有一台闻名遐迩的14英寸黑白电视机，在毛泽东逝世后那些日子里，为了让人民群众看到毛主席的遗容，每天晚上，我们在球场上安上桌子，桌子上摞上椅子，椅子上搁上方凳，方凳上放上电视机，供乡亲们观看，真有点人山人海，万头攒动的意思。可现在，这里比城市还要城市，家家小楼、户户电话早已是司空见惯之事，进入他们的地场，满目青山碧水、绿树黄花，环境之幽雅不让欧美。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设施的康乐宫，建筑的样式很酷，据说里边什么好玩的都有。这些伙计还在山坡上建了一个高等级的高尔夫球场，世界上很多大款都来这里打球、度假。我们在那里大饱眼福时，正碰上英国驻华大使与他的随员在那里转圈，一个将黑头发染成了黄头发的南山小妞率领着他们，就像一个幼儿园阿姨带着一群小乖乖。南山的伙计们正在建造一座据说是亚洲最大的铜铸坐佛，佛后的山头上已经建起了许多仿古建筑，其中自然少不了庙宇。到下个世纪时，这里一定是香火鼎盛之地，仿古的建筑渐渐地也就成了真正的古迹。
二十年了，我刻在墙上的数学公式竟然还清晰可辨；二十年前，连做梦也想不到的许多东西今天成了现实。二十年前，我还是一个青年；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双鬓斑白的中年人。再过二十年，如果我还健在，我知道我会变成一个头上无毛的老头，但社会会变成个什么样子，就像二十年前做梦也想不到今天的现实一样，今天做梦也想不到。如果非要让我想象二十年后或者说“展望”21世纪是个什么样子，那么就让我引用前苏联的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 鱼王 》结尾作为这篇小文的结尾，不过要把其中的那些“这是”改成“那是”：
这是诞生的时代，也是死亡的时代；
这是播种的时代，也是挖出播种物的时代；
这是杀伤的时代，也是医治的时代；
这是毁坏的时代，也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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