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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传-第1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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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次日的行动信号;大家一致议决,大部分信息都按预先安排好的次序口头传达。用电话或电传时必须使用暗号,而且只准在传达重要事情时使用,因为整个电话系统都被盖世太保窃听。
  这密谋者是知道的,因为他们中有一些人是蓝世太保的官员,包括在柏林接管了盖世太保主要办公室的党卫军将军在内。事实上,在整个党卫军内,都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反希特勒情绪。例如,菲立克斯·施坦因纳将军自己就大致想出了一个绑架元首的计划,得手后,便“宣布他精神失常”不久前,他还与其他武装党卫军指挥官一起,向隆美尔保证,他支持任何反叛希特勒的起义。连党卫军保安处也充满了叛乱的气氛。为了德国的生存,外国情报处的主任舒伦堡也与陆军的密谋者一样,急于要除掉希特勒。1942年年底,他曾诱使希姆莱签署一项实现与西方媾和的计划,如需要,可以叛变希特勒为代价。在希姆莱的同意下,抵抗运动的一名文官卡尔·兰格本在斯德哥尔摩分别会见了英美两国的代表,以探讨和谈的可能性;之后,他便前往伯尔尼,面见美国战略情报局瑞士代表艾伦·杜勒斯的助手——此人生在德国。这时,一切都弄糟了。盖世太保偶然截获并被破译了一封电报,得悉“希姆莱的律师”已为和谈抵达瑞士。盖世太保将此电直接交给了希特勒。希姆莱当面向希特勒发誓,说自己完全无辜并永远忠于元首。希特勒相信了他,这或许是因为他的工作太重要了。希姆莱逮捕了兰格本,把他送进了集中营,自己立刻割断了与抵抗运动的所有联系,以免他的主子进一步调查。另一方面,舒伦堡仍在密谋,与美国在西班牙的军事人员搭上了关系,共同策划绑架希特勒,并将他交给盟国。这一筹谋之精细简直可以写成侦探小说。
  使人难以置信的是,7月19日无论是舒伦堡还是希姆莱,对陆军的地下阴谋即将实现一事,均一无所知。他们知道在保守的官员中,在退伍军官中,在右翼基督教知识分子中,以及在社会主义政客中,确有抵抗势力,但对施道芬堡及其年轻的伙伴却从未怀疑过。几个月前,舒伦堡曾就能否铲除希特勒一事问过威廉·乌尔夫——由党卫军支付薪金的一名占星学家。乌尔夫说,“只解除他的职务并不能改变事件发展的进程。发生的事情太多了。20年来,我一在研究希特勒的星辰,他终将如何,我心里一清二楚。他可能被暗杀致死,而且肯定是在‘海王星’——这是不可思议的情况下,在其中起作用的是个女人。对于他的死,全世界可能永远无法得知详情,因为在希特勒的天宫图中,海王星对其他行星的方位历来很坏。另外,在他的天宫图中,海王星非常强。可以预料,他的军事计划的结果是值得怀疑的。”
  19日下午,在本德勒大街,施道芬堡已为次日的行动作好了安排。他叫司机——他对此事一无所知——到波茨坦去找一位上校,把一个手提箱取来。施道芬堡解释说,箱内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保密包裹,务必保管好。司机执行了这一指示,晚上把它放在床边。提箱里边放着两颗炸弹。
  在“狼|穴”晚上喝茶时,希特勒心神不定,神情紧张。施洛德小姐问他为何如此恐惧。“我希望不致发生什么事”他简短地答道。在一阵难堪的沉默后,他说,“现在若发生什么麻烦事,那就会受不了。我不能生病,因为德国现时的处境很困难,没能人能接替我。”
  1944年6月20日。
  早晨6时刚过,施道芬堡便坐车离家进城。在城内,一名副官(中尉)赶来与他汇合。在兰格斯多夫机场,他们见到施蒂夫将军后,一同上了主管后勤的将军为他们准备的飞机。10时30分,这架飞机在拉斯登堡附近的空军基地着陆。
  飞行员奉命就地待命,于中午将乘客送回柏林。
  车子在林子里行驶了半小时后,3个密谋者便过了最高统帅部的第一道门。他们继续行驶,穿过了长约2英里的地雷带和碉堡群,来到了第二道门。进门后,他们便到了一个四周有电网围绕的大院。又过了1英里他们才到军官检查站。
  与通常一样,卫兵只检查了他们的通行证,未检查公事包。再前进约200码,他们便到了第三道围墙。这是安全圈A,是希特勒和他的随身人员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这个最里边的院子,四周有铁丝网围绕,由党卫军和秘密警察日夜巡逻。如要进入院内,连陆军元帅都得有希姆莱的安全主任签署的特种通行证才行。但是,这个里边装着炸弹的闪闪发亮的公事包,又再次未受检查。
  这个公事包由施道芬堡的副官提着,他自己提的却是一箱公文。他满不在乎地走进饭厅,与营房指挥官的副官共进了一顿舒适的早餐。外表上他泰然自若,举止也很随便。随后,他便找到了最高统帅部的联络通讯主任菲尔基贝尔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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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旦炸弹爆炸,此人便是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通知柏林的密谋者行动时刻已到,这要靠他;切断电话、电机和无线电联系,将“狼|穴”与外界隔绝,这还要靠他。
  在确知菲尔基贝尔已作好了准备后,施道芬堡与最高统帅部的另一名军官闲聊了一阵,然后便信步朝凯特尔的办公室走去。这位元帅告诉他一个令人有些难过的消息:由于墨索里尼下午要到,午间的形势分析会将提前半小时开始——即在30分钟后。凯特尔叫施道芬堡长话短说,因为元首要尽早离开这里。凯特尔不断焦急地看表,快到12时30分时,他说,该到对面的营房里开会了。半路上,施道芬堡走到凯特尔的副官恩斯特约翰·冯·弗雷恩德跟前,问他哪里可以洗手。他去了邻近的一间厕所。他的副官带着那个棕色的公事包在那里等候。由于这间厕所不适于安装炸弹,他们便回到厅内,向弗雷恩德打听,哪里可以更换衬衣。弗雷恩德将他们领进自己的卧室,自己走了,将他们留在里边。他用仅有的一只手的三个指头,抓着一把钳子,把引线塞进其中一颗炸弹内,引线将一个小玻璃瓶压碎——玻璃瓶内盛着某种酸,这酸在15分钟内可将一根很细的铁丝腐蚀,从而将炸弹引爆。第二颗”后备”炸弹则由他的副官安装。
  他们刚把炸弹小心翼翼地装进棕色的公事包。有个下士便进来催促。弗雷恩德也在厅内朝他们喊道:“快点,施道芬堡!首长在等我们哪。”
  施道芬堡出来后,弗雷恩德便要帮上校提那个棕色公事包。施道芬堡婉言谢绝。接着,两人便沿一条小路朝会议所在地的兵营走去。他们边走边聊,来到了通往“安全圈”的检查站。快到目的地时,弗雷恩德再次提出帮他减轻负担。这次,他接受了,还提出个要求:“请安排我尽量靠近元首就座好吗?这样我才听得清”他的耳朵有毛病。
  凯特尔不耐烦地等候在门廊里。会议已经开始了。他领着他们,走过中央走廊,从电话室前走过,由一双扇门进入会议室。会议室有10扇左右的窗户,由于午间天气炎热,它们全敞开着。室内放一张橡木长桌,平常供看地图用的。桌板很厚,由两个大支架支撑着。参加会议的人们站立在这张长桌的周围,只有希特勒一人坐着。他坐在桌子中间,背对着门。地图上放着一副眼镜。当站在他右边的阿道夫·豪辛格将军阴郁地宣读一份关于东线的战报时,希特勒在玩弄放大镜。希特勒看了看新来者,对他们的敬礼表示感谢。施道芬堡缓步走到豪辛格的另一边,把棕色公事包往尽可能靠近希特勒的地方随便一放,公事包靠大橡木桌的支架内侧立着,离元首只有6英尺远。当时的时间是12时37分,再过5分钟炸弹就会爆炸。趁其他人对豪辛格讲失败的故事听得入神之际,施道芬堡便偷偷溜了出去,居然未被人发现。他三步并作两步冲出走廊,出了大楼。
  豪辛格也是反希特勒分子,但属外围组织,对这次爆炸计划一无所知。施道芬堡进来时,他是看见了他的,却未想到马上就要出事,因为密谋者曾答应,下次谋杀时会预先通知他。然而,当施道芬堡把棕色的公事包放在桌下时,他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可能会出事!”
  由于希特勒正全神贯注,豪辛格多少受他的影响,所以,他的念头立刻便消失了。他的副官探身看地图,却受到那个公事包的阻碍。他用脚去挪动它,挪不动,便弯下身去,把公事包移到支架的外侧。这一移动本来是微不足道的,却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海军上将曾卡梅尔走到窗前,因为那里的空气好些。他坐在窗台上,心里正拿不定主意:墨索里尼下午就要来访,是否偷偷溜出去把最好的裤子换上?那时是12时41分。元首远远地探出身子看地图,正看得入神。豪辛格正在说着“除非将集团军最后从贝帕斯湖撤离,否则,灾难……”
  12时42分整,震耳欲聋的响声把他的声音全淹没了。火焰猛然上窜;玻璃碎片、木头和灰泥如雨点般打下来。室内浓烟滚滚。在爆炸前的片刻,普卡梅尔觉得肌肉奇怪地痉挛了一下。倒下去时,他看见了窗台下的暖气片,便想:“我的上帝,暖气爆炸了!”
  但他马上醒悟到,不对,现在是夏天,也许这是在工地上做工的外国劳工搞的鬼。他虽然头昏目眩,却也觉得,最好还是呆在地板上。接着,他听见有人喊了一声:“火!”
  他于是便向门口冲去。门板已平躺在地板上,他便跃身跳了过去。他突然问自己:其他人在哪儿呀?想着,便折身回去寻找元首。就在这时,希特勒与凯特尔一起出来了。
  元首的脸被烟灰弄黑了,裤子也被炸得破碎不堪。两人都满身是土和木屑。他们像梦游者似的打他跟前走过。这时,普卡梅尔才感到几乎无法呼吸,因为空气辛酸刺鼻,他跟着希特勒和凯特尔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去。一到外边,他一条腿的膝部支持不住了,倒在地上。他贪婪地吸着新鲜空气,瞥见希特勒和凯特尔朝最高统帅部的地堡走去,后边还有人跟着,但不知是谁。
  党卫军副官根舍连爆炸声都未听见。他的耳膜破裂了。他前额流着血,眉毛也被烧掉了。室内烟尘滚滚,看不见亮光;地板最少凸起了3英尺高。“元首在哪里?”
  他想。军人的天性使他从一扇被炸碎的窗户爬了出来,急忙朝兵营的另一边走去。到那里后,正好赶上凯特尔和希特勒从里边出来。元首的裤子破烂不堪,头发乱成一团,身上却不见有血。根舍领着他沿小路走去时,希特勒问:“怎么回事?是不是俄国飞机扔的炸弹?”
  施道芬堡离开会议室后,便直奔设在48号地堡内的通讯联络办公室。他与菲尔基贝尔将军站在外边,等待炸弹爆炸。
  他们尽量随便地交谈着。一名可令部的通讯官员前来报告说,施道芬堡的车子已准备好了;然后又提醒他,司令官等他吃午饭。施道芬堡说,这他知道,不过他得先回会议室去。就在这时,爆炸声响了。
  “出了什么事?”
  菲尔基灵尔喊了一声。通讯官不在意地解释说,大概是某种动物又踩响了一颗地雷。施道芬堡出尔反尔了:他说,他不回会议室去了,要直奔司令家去吃午饭。
  他与菲尔基贝尔心照不宣,互道再见。接着他便与副官一起,钻进汽车走了。不一会儿司机(他不明白施道芬堡为何既不戴军帽又不系皮带)在第一个检查站前停住了车。卫兵听到爆炸声后,关上了门;这时,他拒绝为他们开门。施道芬堡一声不响,急忙走进哨所,向一位值班的中尉(他认识他)借用电话。他拨了号后,小声地说了几句,放下听筒,泰然自若地说:“中尉,我已获准通过。”
  哨兵未再提问题,路障挪开了。下午12时44分,施道芬堡一行便出了门。
  90秒钟后,里边响起了警报。施道芬堡再不能靠嘴巴把路障打开了。警卫营的一名军士长坚持不让任何车辆通过。施道芬堡再次使用了电话。这次,与他通话的是司令的副官。
  “我是冯·施道芬堡上校伯爵”他说。“我在南检查站给你打电话。上尉,你记得吧,今天早晨我们在一起吃早饭。因为有爆炸声,卫兵不让我通过。我有急事呀。”
  接着,他撒了个谎。“弗洛姆将军在机场等我。”
  他匆匆把电话挂了。“同意让我过去了,你听见了,军士长”但这位军士长未被吓倒,连忙打电话去对证。果然不错。施道芬堡松了一口气。
  当施道芬堡和副官坐车赶至“海因克尔III”型飞机跟前时,已经快到下午1时30分。片刻之后,他们便升空了。前面还有3个小时的航程。由于飞机上的无线电没有柏林广播的波段,他除了担心外,再也无事可做。菲尔基贝尔是否已把消息传给了本德勒大街的密谋者?如果传出去了,他们是否有决心夺取首都,把事先准备好的电文发给两线的各位司令?
  那个棕色公事包如果不是被挪至橡木桌支架的外侧,希特勒恐怕已一命呜呼了。元首同样幸运的是,他身后的那扇门直接与一条又窄又长的过道相通,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从那里冲击去了。好运气,令人难以置信的运气,再次救了阿道夫·希特勒一命。
  爆炸发生后几分钟,医务人员和抢救人员便行动起来。重伤者被救护车运往拉斯登堡的陆军医院抢救。首先为元首治疗的是他的私人医生汉斯卡尔·冯·哈塞尔巴赫。他为希特勒包扎好伤口,用吊腕带将他的右臂吊起来——肘部严重扭伤。“有了,那些家伙!”
  他喊道,与其说是生气,倒不如说是高兴。“现在我可要采取措施了!”
  莫雷尔医生赶来,为元首检查了心脏,还给他打了一针。病人处在兴奋状态,不断重复说,“想一想,我什么事也没有。想一想!”
  他的脉搏正常,这使莫雷尔医生很是惊异。三个秘书闯了进来,亲眼看见元首还活着。看见他的头发竖了起来,像豪猪似的,特劳德尔·容格差点笑了出来。他用左手向她们打招呼。“嗯,我的女士们”他微笑着说,“我再次安然无恙。这再次证明,是命运选择了我去完成我的任务。否则,我就活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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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话很多,把这次阴谋归咎于某个“懦夫”毫无疑问的是哪个建筑工人。“我不相信有别的可能性”他加重语气说,还把脸转向鲍曼,要他证实。与通常一样,鲍曼点了点头。
  接着前来祝贺的是希姆莱。他也认为是建筑工人把炸弹筑在墙里。还是一个外行人把线索弄清了。侍从林格去了会议所在地的兵营,从主管电话室的下士那里得悉,施道芬堡曾在那里等柏林的紧急电话。后来,不知谁想起,施道芬堡上校把一个公事包放在桌下。他们忙给机场挂电话,证实了施道芬堡已于下午1时多一点匆忙飞返柏林。现在,希特勒再也不怀疑了,施道芬堡就是罪魁祸首。他下令将他逮捕。
  由于一连串奇特的偶然事件,这道命令未发往柏林。爆炸发生后不久,希特勒的一名副官命令统帅部通讯官山德尔上校把电话、电传线切断。任务完成后,他把此事向通讯联络主任菲尔基贝尔作了汇报。作为一个密谋者、担负孤立统帅部的任务的菲尔基贝尔庄严地说,采取这个行动完全正确。但是,片刻后,在得悉希特勒未死时,他往自己的办公室挂了个电话。“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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