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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忍成历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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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超过了父亲的工资标准。事后从父亲口中和日记中得知，在押期间穿的是旧军装，每月所产生的费用除购买少量书籍外，也就是伙食费。而且购书还经常以种种理由不予办理。父亲抽烟，刚开始还能抽到前门，后来只能抽香山、红叶，最后抽了半年的阿尔巴尼亚，看押部队索兴不给买烟了。
70年代初，普通老百姓的伙食水准每月也就10…20元左右，父亲在押期间基本就和连队战士的一样。由于牙都掉的差不多了，许多菜和肉类不能吃，那麽多钱都用到哪里去了？但也有特例。有时三伏天突然买来一只北京填鸭说是给父亲改善生活。哪时也没有冰箱，一顿吃不完第二天就变味了。父亲提醒他们：牙不好，以后这些不好消化的东西就别买了，得到的却是一顿冷嘲热讽。关押期间本身活动就少，加上吃了这些不新鲜、不好消化的东西，不是拉肚子就是长期肚子涨气，消化系统一直不好，这也为父亲晚年的胰腺癌埋下了伏笔。
父亲的问题还株连到一大批军队干部。广州军区执行粤东作战等任务是通过总参作战部下达的，广州又是林彪四野的老巢，自然逃不了干系，许多干部至今都还背着沉重的包袱。特别是总参作战部“防突办”的同志，有的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有的甚至被强迫上了测谎器，受尽折磨、屈辱和摧残。
因父亲问题，家里受到严重株连。母亲长期被单位隔离、批斗。我们兄妹四人被部队清除。毕业于清华电子系的大哥刚入学就被告之毕业后将分配到海军雷达兵部。毕业时正赶上父亲出事，被送回原部队后不予安排，先是部队农场做饭喂猪，随后做复员处理。在空军当雷达排长的二哥复员后被安排到广州郊区石井的一个小煤窑工作。。
我和妹妹同在一个部队（陆军124师），那里已没有我们立锥之地。尽管部队领导都曾是父亲的老部下，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最多也只能表示同情。更多的人，特别是政工干部，即使过去对我们很主动，这时见面也恍如隔世，一脸旧社会。
从领导跟我的谈话中我感到，我和妹妹的言谈行动受到跟踪监视。开始不让我在战斗连队呆了，说是那里有军事机密，我被发配到师教导队（那时我这一类人在复员前大都放在那里）。好在教导队里除主要领导外，其他干部多多少少有点缺陷，不是家里成分不好，就是犯点小错误，与我同病相怜，都能相互理解倒也相安无事。
部队是无法留我们这种人了，妹妹不是干部很快就被处理了。我复员正赶上“批林批孔”，在机关安排工作想都别想，连广州的工厂都拒不接收我们这些“问题子弟”，最后，只能去广东花县与从化县交界的，一个叫百步梯的山沟小厂当工人。
其实回到地方也不太平。说实话，我们这些从小在部队里长大的孩子，家里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尽管部队一些干部对我们有所防范，保持距离，但不至于撕破脸，多少还能得到些许的“保护”。回到地方可不一样了，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世态炎凉，领教了任人宰割的滋味。
由于我和妹妹从部队复员得早，在工作单位，尽管我们的言行举止已经小心再小心，由于是“问题子女”，每逢“运动”来了还免不了受到“关照”。广东地区因人所共知的原因，在“九？一三”事件以后的揭、批、查工作中分外地下工夫。甚至连子女也不放过。由于“运动”的重压，妹妹已多年未犯的哮喘病复发了，病重时嘴唇憋得乌青，连下床的气力都没有。由于我们兄弟几个都被分到远郊工作，根本回不来，只能靠单位里一位极富同情心的陆同志的照应。妹妹病成这样，单位里某些领导趁人之危想占便宜。我们哥儿几个原本想把那家伙揍一顿，但在那样的境况下，又怕惹出麻烦来。被逼无奈，也为保护妹妹，尽管我们已经复员，还是穿上军装冒充“现役军人”，到妹妹单位去“威慑”了一番。
我在那个山区小工厂里，粉碎“四人帮”后还被作为坏分子来批判。缘由是：我的生产班组长王常富因政治学习走火入魔，说话偏激而得罪了领导。原本处事低调的我不仅不揭发，还和班组里其他工人一样装傻充愣不知道。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对政治运动的反感！我认为一个基层工人思想觉悟有问题领导可以批评教育，与“四人帮”能有多大干系？我不愿落井下石。但我属“问题子女”，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态度，不整你整谁！
儿时听老人讲古，有龙生九子的故事。其七子狴犴生性嗜血，只要闻到血腥就会兴奋起来。多年的政治运动在我们队伍中造就了一批狴犴似的人物，他们的政治态度随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永远是运动的引领者。他们以整人为业，并善于利用运动，为运动推波助澜。尽管他们不是每个人都发了迹，但起码感觉运动很“受用”。党的“阶级斗争”理论被他们在社会实践中演绎得出神入化，淋漓尽致。当他们看到被自己修理的对手丧失自尊，血淋淋地屈辱于自己胯下时，会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狴犴似的愉悦和满足。
1971年冬天，总参服务处就停止了家中的供暖。北京的冬日，屋里犹如冰窖，母亲在屋里还要穿棉鞋。母亲是地方干部，理应享有煤火费用。父亲在位时因为有领导待遇，母亲从来没有领取过。现在没有待遇了，母亲按规定去领取煤火费，一商局“支左”的军代表一改过去阿谀面孔，板着脸说：“不给！回去多盖两床被子。”好在父亲过去的炊事员老穆为母亲搞来蜂窝煤炉子，才使屋里有了一丝暖意。由于撤走了全部的工作人员，煤炉子白天无人照管，母亲白天要正常上班，下班后还要办班交待父亲的问题，往往回到家都过了十点，上班前封好的煤炉子早已熄灭了。
家里的工作人员都被审查。秘书和警卫人员不用说，连炊事员老穆、司机老王也没幸免。这两位服务处的老职工兢兢业业，“文革”前曾在刘伯承元帅和王尚荣副总长家做服务工作。“文革”开始，随着这些首长的落马，他们就被审查过。这次又被隔离审查，心里能痛快？审查结束后，尽管领导说破大天，都不愿再去首长家服务了，省得闹心！司机老王回处里开起了拉货的大卡车，后来调到了卫生部工作。老穆因有高血压，受不了刺激，早早就退休了。
在那个年月里，母亲一人远在北京命运未卜。我们兄妹几人只能互相搀扶着艰难度日。位于东山区的军区大院，那片我们成长且熟悉的地方，我们不敢去。一是怕遭白眼伤自尊；二是怕因父亲的问题给各位叔叔阿姨们找麻烦，因此自觉地与它拉开了距离。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的帮助。每年回京探亲的20天的假期，几乎全都用在上访打听父亲下落上。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为我们带来一丝希望，我们成了中央和军委信访办的常客，搞得那里的接待人员见到我们都烦烦的。
除此之外，就是四处投信，要求与父亲见面。在北京的后海、鼓楼一带，党、政、军领导居住较集中的区域，见到哪家大门气派点，就往信箱里塞一封，指望着哪一天奇迹能够出现。二哥还给在民航工作的、曾在广空服役的华国锋女儿苏玲递了信。我们的执著终于感动了上帝，1978年春节后，我们得到了一次与父亲见面的机会。
记得见面的前一天，专案组到我们家，对我们交待了若干项“不准”，说阎仲川没定性，什么都不能说。第二天，一辆华沙车拉着我们全家在北京城内转了老半天，终于拐进一个院落。熟悉北京的母亲认出来是翠微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把我们带进房间坐定后，父亲被带了进来，现在想起来父亲当时的模样都倍感心酸。父亲被推个光头，穿着一身被扒掉领章的旧军装。由于刮胡刀被没收，没有条件刮胡子，只能每次推头的时候用推子将脸上的胡子一块儿推掉。腿关节本来就有伤，事后听父亲说，关押期间，刚开始每半年才放风一次。后经不断斗争，争取到每周放风两次。由于缺活动、缺太阳，关节软化，腿脚显得特别不利索，感觉整个人仿佛短了一大截。最让人难过的是父亲一口牙，出事前还是好好的，现在除前面一颗已变了形的门牙呲在外面外，整口牙都掉光了。
母亲当时就哭了，因事先有专案组交代，大家只能面面相觑，默默无语。根据事先商定的办法，为节省时间，我们子女少说或不说，让母亲多说。母亲流着泪简单述说了一下家中的情况。其实，当父亲一见到我们几个被扒了军装的孩子，一切都不言自明了。见面时间很短暂，可能专案组对父亲有所交待，他很少说话，却从我们忧郁的眼神中读出了家人对他生命深深的忧虑。他说出了一句话让我们至今难忘。他说：“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死了就更说不清楚了！”
临别时母亲让父亲跟上面反映，能不能治治牙，否则怎么吃饭。父亲信心满满地说：“回去就给傅崇碧写信，过去我曾救过他的命！”果然，回去不久，在北京军区司令傅崇碧过问下，很快在北京军区总医院装了假牙。事后我曾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说，1969年刚到北京，受杨、余、傅事件冲击，傅崇碧被中央文革和造反派追杀，父亲奉命对傅进行保护。他用一个排的战士将傅四处转移躲避追踪，我们家现在住的小院他都躲过。
1973年，重病中的周恩来曾对父亲的问题做了指示：“总参党委研究一下，是否把阎仲川的问题看得太重了。”如果不是张春桥来到总参谋部“放火烧荒”，说总参谋部“批林”不利，包庇林彪死党，父亲或许就解放了。
八
1979年4月，即“四人帮”垮台一年半之后，父亲才被解除监管。但还留了个尾巴，说是回家后继续审查。又过了三年多，1982年一位总参领导才代表组织向父亲宣布了审查结论。结论却又根本未提“一号号令”的问题，只是笼统地讲父亲在总部以及此前在广州的“支左”工作中犯有错误，有的错误还是“严重的”，以表明对父亲的隔离审查是有理有据的。父亲随即按大军区参谋长待遇离休。
粉碎“四人帮”后的1980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的特别检察庭和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进行审判。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图门与肖思科合著的《超级审判》是迄今为止记录“两案”审理情况最为详细的书籍。
该书提到“两案”的决策者原曾想把“一号号令”问题作为林彪罪状写进起诉书，但感到证据不足，特别是缺少过硬的书证，为此调集了14名来自军队要害部门的干部（多数是师职干部）破天荒地进入中南海，查阅中央核心机密档案，进行取证，也对林彪战备指示合法性问题进行了调查。
对查证的具体结果，该书未做交待，只是笼统地说决策者们一致认为包括“一号号令”在内的有几个问题“定罪理由不充分”，因而决定“不列入起诉书内容”。在以后“两案”审判对林彪、黄永胜等人的起诉和定罪材料中，都未提及“一号号令”和“反革命政变预演”问题，显然过去的一些说法已被排除。随着对 “两个凡是”的批判，按理说此事在当时应该有个结果，但父亲等到的却是沉默。
将近一代人的时光逝去了。1986年，有着秉笔直书光荣传统的中国史学界，终于首先打破了这难堪的沉默。他们不唯上、不唯书，经过大量的调查考证，以极大的求实精神和政治勇气对以往的“红头文件”提出重大修正。
在当年8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较客观地评价了“一号号令”的历史背景和过程，首次明确指出林彪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做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正式下达。
又过了8年，1994年夏，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长达600万字的大型编年史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作者强调：作为史书，必须实事求是，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文字完全采用客观叙事的方法，介绍了“号令”发布后我军的活动概况，做出了“一号号令”不是阴谋活动的结论。还对由“号令”衍生出来的一些错误说法或传闻（如：知识分子去干校，老干部的疏散等）做了澄清。同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专文，充分肯定了该书作者排除干扰、去伪存真、实事求是的精神。消息一经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振荡。这迟到的消息对父亲这样一批遭受池鱼之殃的号令执行者来说，更多的是勾起他们对往事苦涩的回忆，他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退休后的日子父亲过得恬淡而有规律，老俩口十分珍惜被人为分离近八年后再团聚的日子。父亲每天除陪母亲四处转转（主要是为了活动腿脚），一般上午看书，他是绒线胡同内部书店的常客。下午要去文津街俱乐部游泳。父亲的泳技不错，下水后一种蛙式，慢慢悠悠地可以游几千米。
除此之外，父亲也接受过几次央视关于辽沈、平津战役的采访。90年代初，八一厂拍摄电影《大决战》，导演组找过几次父亲，父亲带她们到平津前线转了几天，特别去了河北蓟县孟家楼和天津杨柳青两处四野平津战役的前进指挥所。导演组还带饰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的特型演员到家中座谈，让父亲为他们介绍几位首长的工作和生活习性。
不是一件事情打破了往日的平静，他可能就此走到终老。1995年中央军委组织全军编写一、二、三、四野战军史。“四野”编写组组长韩先楚、副组长苏静诚邀父亲参加。理由是：父亲长期在“四野”总部工作，情况熟；1956年在广州军区时就来北京参加过罗帅组织的“四野”战史编写，有基础。但同一组原东北局的一些领导人却颇有微词，要将他排除在外。韩先楚、苏静顶住压力，据理力争，为此还找了上面，将父亲作为顾问留在了写作班子里。
以后父亲又多了一个新的生活内容，尽管不需每天上班，他却非常投入。但“四野”史写作不顺利，焦点是对东北局前九个月工作的评价。随着韩先楚、苏静的退出和病逝，父亲感到深深的压力。尽管家人多次劝他，都被打入另册了何必那么认真。他还是给军委江泽民主席，张万年、迟浩田副主席写信陈述自己的意见。
2002年6月22日，父亲因胰腺癌在北京去世，享年80 岁。父亲的追悼会上，总参作战部的同志为父亲送来一副对联，上联：戎马一生认认真真，下联：驾鹤西去清清白白，横批：无怨无愧。我想，这副对联客观地评价了父亲的一生。
在父亲去世后的2006年10月13日，《北京日报》发表署名佚名的文章《如何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者文中指出，评价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主要是为了弄清历史真相，为后来者提供借鉴，应当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文中在对博古、项英等党内早期领导人进行客观公证评价后提到了“一号号令”。文章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号令”充其量是对敌情的过度反应，与其他无关。可是一些学者和老同志在写这段历史时，仍然沿用过去的提法，显然是不妥的。
早在90年代末，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即，一群与共和国同时走过来的孩子们就曾在北京丰台京丰宾馆聚首。他们是：毛泽东的女儿李纳、林彪的女儿林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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