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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第1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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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秉章决定加强东路防御。调遣新到西安镇总兵福诚、渲关协副将尹培立所部陕兵1千余人，于8月10日上午匆忙移营石马铺之赤冈岭。这支陕兵没有战争经验，更不熟悉太平军的战术特点。
8月11日辰刻，萧朝贵派出小股部队至赤冈岭、豹子岭的敌人阵地前挑战诱敌。
福诚、尹培立以为战机已到，即令陕兵离开岭上险要阵地，纷起出击。太平军边战边撤，诱敌追击，进人萧朝贵布置好的伏击圈。
于是，攻击令下，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等率主力冲出会战，陕兵仓淬“骤战，又失于据险”，惊恐怯懦，势渐不支，惟盼后队支援。
萧朝贵不失时机地实施战术诡诈，派出一支太平军打着清军旗帜，身穿清军号褂，“诈为援军’，由侧后接近陕兵阵地，陕兵不疑。这支太平军“突入清营冲杀”，石马铺、赤冈岭、豹子岭一线陕兵营盘顿时混乱，纷纷溃窜。太平军立即绕出在前线会战的陕兵之后，以大炮轰击。于是已经危急待援的陕兵被前后包围，迅即大溃。
巳刻，太平军乘胜大举追歼，“破连营七八里，杀死大、小妖官数十员。”福诚、尹培立皆被击毙，陕兵伤亡700余人，几乎全军覆没。
太平军攻占长沙东南军事要地石马铺，所得军粮、大小炮甚多，红粉四千余斤。骡马不计其数。午刻，大军“在省外铺户停扎”，直逼长沙城南立营。
杨芳率领的湖南绿营一直尾追太平军，而向荣的广西兵在进入湖南后，就告称水土不服，一直在湘桂边境梭巡。
江忠源的湘勇，则是盯着太平军在永兴的主力，长沙城里，骆秉章能够依靠的，只是宝庆兵备道曾国藩的五千团练。
曾国藩自从朱雀军南下之后，就改任宝庆兵备道。他用古法制军，以宗族为骨干，大宗为将领，小宗为头目，佃农为兵丁，又吸收了他亲眼见到的朱雀军练兵之法，总结了用火器，结硬寨，挖壕沟的“火枪战”之法。
这几年以来，曾国藩倾尽全力收罗火器，楚剑功当初练兵用废了的六百杆火铳，也被曾国藩当宝贝似的留着。
得知太平军袭来的消息，骆秉章和曾国藩就以多出二成的工钱，吸引苦力，加高城防，又把湖南的大炮精心布置。
……
“为什么要把火炮送给太平军，让他们去打长沙？如果去岳州，直下武昌，不是更好？”李颖修问。
“湖南这个地方很复杂的，乡党，天地会，白莲教，湘西土匪，当然，还有农民和地主。”楚剑功叹了一口气，“如果使我们自己一脚踩进去，那些地主什么的不配合，他们又是生根于乡土之中，我们就要被磨死了。”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打一打，就都冒出来了。”
“所以，东厂要密切注意湖南方向，谁接济过太平军，谁打击过太平军，谁给曾国藩送过钱粮，谁家的子弟当了团练。每个乡，每个村，都要弄清楚。到时候，按图索骥。”
“说到东厂，农村的这些事情。早慢熊弄得清楚吗？”
“东厂现在易水在管，早慢熊还是专心搞他的情报分析。”
6湘军的登场
从8月中旬开始，清军与太平军在长沙城下展开了一系列会战。
先是萧朝贵带领本部三千人马，围攻长沙。曾水源，林凤翔，李开芳分别指挥两广老兄弟为主的刀牌手，从东、南、西三面攻打。
萧朝贵亲自带领八百多湖南的农民，挑土肩石，爬上妙高峰，准备将楚剑功送来的三门西洋大炮安放在妙高峰上，轰击长沙城内。
8月13日，他们完成了妙高峰主炮台的构筑，“架炮昼夜轰发，益以火箭、火弹梭掷，势甚披猖。”城南近城火力点也发挥显著军事效益，太平军“踞马云庄、履升典及近城各屋，穴墙出炮”，火力杀伤城上清军。清军还击，但“箭炮不能人”近城房屋。太平军有恃无恐，攻击更猛，清军“惶恐无措”。
在火力掩护下，曾水源等从13日至18日，连续出队，“昼夜攻扑，枪炮火箭如密雨流星，城门倒破”。骆秉章等深感“万分危急”。太平军又把进攻的正面由南门向东西两翼展开，以金鸡桥、校场为前沿，猛攻南门一与浏阳门，还组织突击队，在西门游击骚扰。攻势使清军日夜紧张，兵力不足，“游兵无几”，没有生力军替换疲惫的守军，长沙城内的官绅面临着灭顶之灾。
在此时，曾国藩出面了，他“镇之以静”处事不慌不忙，有条不紊，极大地安定了城内的民心。城中地主绅士为了挽救身家性命，“带勇巡守，多人相护保城”，“甚为得力”，缓和了守军不足的困难。
曾水源突破南城之后，曾国藩派人在长沙城内挖出战壕，用麻袋装土，筑起街垒，步步为营。他勉励长沙城内的守军说：“街垒之术，乃西洋大国法兰西之制胜法宝，法国依仗此术，七败反法同盟五十万大军，连前年在本朝施虐的英夷也吃了大亏。匪共的前将军杰肯斯凯尤善街垒之术，宝庆练兵之时与国藩交谈甚久，我方得此等秘法。”
萧朝贵虽然攻破城南一角，但无法进一步推进。
8月20日，杨芳率大军赶到，指挥清军大举进犯。
东线为主攻方向，兵分三路：中路由白沙井直攻太平军营垒；左路由仰天湖进攻妙高峰太平军主阵地；右路由蔡公坟沿城至南门大街，进攻街区太平军据点。王家琳在西线实施牵制性迸攻。曾水源等早已预防此着，加强了防御设施，在防线边缘构筑了内外两道墙垣，挖掘嚎沟，墙边、墙身皆遍布竹签，开设枪眼，与制高点上的炮兵阵地构成立体火网。同时，在墙后配置劲兵，准备伺机出击。
会战于清晨寅刻展开。中路清军气焰颇盛，冒着枪弹，“扑至墙边，争先抢上”，并“随进随拔”竹签，终于将太平军防线“外墙拆毁十数丈”。清军“一拥而人”，并“连开枪炮”掩护。“参将郑魁士正欲抢上内墙”，企图扩大战果。太平军“于墙内连开枪炮”，猛烈杀伤暴露在两墙之间的清军。郑魁士“领颅突被枪伤，血流满面”，兵勇多有伤亡，锐气尽折，只好溜回。
左路秦定三刚出队，五六百名太平军突然从妙高峰杀出，楚勇抵御。双方相持后，太平军撤走，清兵毫无进展。
右路由乌兰泰督战，清军“由蔡公坟直下”，无非放火箭焚屋、。之后，清军进至外墙，拆除木板，但“遍地竹签”，兵力无法展开，只得遁回。西线王家琳竟没有什么动作。这天清军伤亡l千余名。
杨芳虚报说：‘’毙贼四百余人。”好为大捷。
向荣接到杨芳的虚报，为了抢功，轻兵急进，8月25日，由陈家楼进至朱木山，“在州北十二里，西倚高山，东临郴水。”这是郴州东北要隘，向荣令清军“筑立新营”。太平军乘清军尚未立足，“分两股来扑，每股约有二千人。”向荣匆忙防御，折损二百余人，太平军退走。
向荣发兵追之，失去太平军踪影，派人往永兴打听，才知道太平军大部已去长沙，这里应该只有李秀成率领的五百疑兵。这么一折腾，已经耽误了四五日。
8月28日，赖汉英带领的太平军后卫部队2000人，在醛陵南境的丹陵桥与江忠源的湘勇发生战斗。后卫军为了击退尾追的清军，部署了一个伏击计划。他们在丹陵桥附近山岭的田沟里埋伏而后出动诱敌部队，至枚县境分路引诱清军由枚醋大路追击，准备在丹陵桥伏击之。
江忠源却通过当地士绅得知丹陵桥有伏兵，急令“守备白能将队伍潜伏松林”，准备“突出腰击”太平军的伏击部队，实施反突击。
果然，太平军发现湘勇进至丹陵桥，以为伏击时机已到，遂令2000余名伏兵“从东南路斜抄而来”。白能遂在路旁松林由侧后邀击太平军伏兵，江忠源迎击前路。太平军见伏击不逞，乃“退据路旁谭家大村”，与清军相持时许。之后，太平军转守为攻，“忽分两股从山沟抄来”，试图击湘勇，湘勇虽然人多，但挤作一团，施展不开。
但湘勇都是本乡本土的子弟，熟悉地形，数千人分散从小路绕出包围，又从背后反卷而来。湘军人多势众，“亦分左右从高压下”，猛攻山沟里的太平军，将士们只好退守谭家村。湘勇又大举集结，包围该村。
湘勇不顾本地居民“施放喷筒、火罐，焚烧民房，烟焰蔽天。各路兵勇并力攻击，枪炮齐施，刀矛并举”。又“决安乐破水溺之”。太平军拚力抵御，势渐不支，遂突围而出，在激战中一名监军阵亡，丹陵桥一谭家村会战，赖汉英寡势孤，被万余名湘勇包围攻击，死伤和溃散超过千人。赖汉英仅带八百余人追上杨秀清的大队。
这时，清兵各部也在向长沙靠拢。湖广总督徐广缙也亲自带了两千湖北绿营，到长沙督战。
本周精华用完，下周给大家补上，求打赏
7 熊已上路
9月3日，道光帝收到了湖广总督徐广缙的奏折。徐广缙在奏折中讲了三件事：
其一，经过他徐广缙的精心布置，现在已将“发匪”包围在永兴附近，发匪前有坚城，后有追兵，覆亡指日可待（此奏折发出时太平军主力尚在永兴）。
其二，保举湖南提督杨芳，剿匪有功，应该恢复他的“果勇侯”爵位，杨芳的爵位在鸦片战争后兵败被夺。保举广西提督向荣，剿匪有功。湖南宝庆兵备道曾国藩，知县江忠源等，兴办团练，全力剿匪，一并保举。同时弹劾湖南巡抚骆秉章，畏敌如虎，困城死守，友军坐视有军被围而不救。
其三，湖广前年为战败买货的货款付了大头，去年又要补朝廷的亏空，钱粮已经告急。请朝廷速速拨予粮草。
“好个尽数包围。数万奸匪，荼毒千里，杨芳、向荣素手无策。逆匪自窜湖南以来，势甚彪悍，连陷数城，固由土匪到处勾结内应。何以各州县地方官兵既不能事先侦缉，又不能婴城固守？发匪作乱半年有余，历次奏报军情，不过派兵尾追，并未迎头截击，出奇制胜，所谓调度者安在？徐广缙筹办防堵，为日已久，何以地方文武毫无布置？遇贼扑城，竟不能相持数日，以待外援耶？！现在，贼已越过永兴，势将下图衡郡，竟图长沙，似此夔延滋扰，何所底止？！徐广缙，杨芳，向荣当合力景从，全力剿办，若事不靖，当一体捕拿问罪。”
道光并不是傻子，他一眼看出其中关窍，对湖广剿匪的臣子们下了最后通牒。
他口头说完，侍奉的翰林已经把这一段话记了下来。道光盯着穆彰阿说道：“就照这个意思，拟旨吧。”
穆彰阿不敢多言，低头领旨。
“朕倦了，没事就散了吧。”
“奴才有奏！”说话的，是总理万国事务衙门协办大臣耆英。
“启禀皇上，罗刹……俄罗斯送来的照会，该当如何答复。已经拖了一个多月了，再拖下去，恐怕日久生变。”
在七月中旬的时候，在京师的俄国东正教使团转交了一封沙俄远东总督穆拉韦约夫的照会：《瑷珲条约》俄国沙皇已经签字，请清国大皇帝用印，以使生效。
“不签，不签，就是不签。黑龙江乃我大清龙兴之地，圣祖爷千辛万苦开辟出来，这么割了出去，我如何去见列祖列宗？”道光大叫起来。
“皇上英明，”祁俞藻拜倒在地，“罗刹路途遥远，兵法有云，行百里而趋利，必阙上将军。罗刹黑龙江对罗刹是极东之地，他们定然支撑不了多久，到时候粮草不济，水土不服，自然就会退去。”
潘世恩说道：“祁中堂此言不妥。英夷退去之后，我也看了看《四洲志》，签约之后，如无异议，自然生效，拖也是无用。到时候闹将起来，西洋各国，只怕纷纷指责我们失信。”
《四洲志》本来就编得不伦不类，潘世恩对《四洲志》又一知半解，理解得也有偏差。
“说起《四洲志》，林则徐现在安居在家读书么？”
“他身为两广总督，有失土之罪，但保全了广东一万多户满人，功过相抵，革职闭门思过。”
“唉！”道光叹了一口气，“事后仔细回想，楚剑功要造反，是谁也拦不住，林则徐担了这份差事，在其位，担其责，也是难为他了。”
“皇上真是仁德。”穆彰阿赞叹道。
“好了，说回正题，隆文，你总办万国事务衙门，对罗刹有什么章程？”
隆文一愣，耆英在一旁说道：“臣去年给郭嵩焘去了一封信，郭嵩焘说，英夷对罗刹甚是猜忌，若我与罗刹冲突，英夷定然干预。”
“干预？什么意思。可以借师助剿吗？”
“回皇上，英夷会谴责罗刹。”
“那就是袖手旁观了。”
君臣议了半天，还是没个头绪，于是——拖。
9月5日，八百里加急，由吉林送来：罗刹远东总督穆拉韦约夫，借口大清国故意拖延，不批准《瑷珲条约》，于西洋历七月中旬挥师南下，一路走乌苏里江，一路走海运，已经全取乌苏里江以东七千里江山。
吉林将军自知失土有责，罪无可赦，已经吞鸦片自杀。
“罗刹真是阴险，这照会在七月发出，七月中旬他就南下了，分明根本没做等待答复的打算。罗刹这一次有多少人？是不是又是只有几千人，就把你们吓破了胆？”
“皇上，罗刹兵四万，真的有四万人！”
自夺去了黑龙江北岸之后，穆拉维约夫在进攻阿穆尔和远东问题上的权力，已达到“代天行政”的顶点，尼古拉一世对他的任何态意妄为都不会指责的。
他统计了当时所有可供整编的哥萨克人，共包括俄罗斯哥萨克7000人，布里亚特哥萨克1，2万多人，而且拟定了可供扩充的哥萨克人。包括，接近一万户整个哥萨克边防屯垦农奴。2）外贝加尔哥萨克城防团。3）所有异族团。4）外贝加尔地区所有的村镇哥萨克、5）涅尔琴斯克矿区的农奴。这表明，整个外贝加尔地区将变成一座军营，凡能作战者都是士兵。
尤其要说明的是，当时的俄国仍然保存着封建农奴制度，因此涅尔琴斯克矿区的2。5万名男农奴都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私有财产”，而穆拉维约夫提出收编这些农奴为‘国有”，按照当时的俄国法律属于“侵犯皇帝私有财产”。不过，穆拉维约夫深知皇帝陛下会为此“慷慨解囊”，献出这笔由2。5万条人命组成的‘赞助费”，因为在皇帝来看，“国产”和“家产”本来就是同义语，何况这笔“投入”将会为自己换回意想不到的可观利益，何乐而不为呢。
穆拉维约夫为了动用皇帝的这笔“私财”。也煞费了一番苦心。他在信中反复说明“投入和产出比率”，告诉皇帝这种“投入”是非常合算的：第一，涅尔琴斯克的银子成本大高，高于其本身之所值；第二。最好开采金矿，它将使我们获得一百万卢布的利润；第三，开采金矿不需要农奴，可把他们编人哥萨克，而被“解放”的农奴会感激皇上的浩荡恩德，成为边区的忠实保卫者。这种详陈利害仍使穆拉维约夫害怕皇帝难于接受，便索性在信的末尾直言不讳地提示道：“使这些农奴受到更大的屈辱和痛苦的是，他们服兵役不是到军队去当兵，而仍然是做矿工。他们的义务与流刑犯一样，不同的只是最严重的犯人刑期不过20年，而这些矿场农奴却要一辈子做苦役。”
这样，一支为侵略乌苏里江流域而组建的庞大的外贝加尔哥萨克军团，便由穆拉维约夫筹画成功了。他得意。万状地叫嚷：“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持我国的威望，向我们懦弱的邻国'炫耀耀武力。
穆拉维约夫所作的一切再不是“整顿东西伯利亚的混乱秩序”，！而是把“夺取太平洋的不冻港”这一目标作为基点，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哥萨克军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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