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码头-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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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你的妹妹她死了，她死了！”父亲叫着璐璐的名字，说要去为她收尸。

程珩问知这些日子发生的事，将自己关进屋子大哭一场。那天下午，他从太原的故旧那里了解到，程璐是在北上去边区政府的路上被渗透到兴临二县交界处的晋绥军抓住枪毙了。那一伙子兵痞正是当年在碛口驻防过的“狼营”的下属，他们一眼就认出了程璐。那个现已升任团座的“狼营长”奉命劝降，却被程璐骂得狗血喷头，最后不得不对她施以极刑。

程云鹤坚持要为他的女儿去收尸。程珩只好陪他一起去。可是在将程璐寻回来后，程云鹤却不顾程珩的劝阻，将程璐“嫁”给了刚刚在土改运动中自杀的一个地主少爷。当然，是冥婚。“嫁”是“嫁”了，却又“嫁”出了天大的麻烦。按照当地习俗，死主下葬第三日，家人上坟探望，谓之“服三”。那一天，上坟的人甫进墓道，就发现那刚刚堆好两天的坟茔自当顶开了一道胳臂粗的裂口。众人大骇，忙请来阴阳先生察看。那阴阳先生站在墓道发了半天迷怔，也没说啥，让人找来一把铁锹，亲自动手，将那裂口填实了，还嘱咐众人三缄其口，只当此事从未发生。谁知“头七”未到，又有可怕的消息从村上一个放羊小子的口中传出，道是：那一天半前晌，这小子正在坟场附近放牧，忽听“哐嚓”一声闷响自那新坟上传来。当时他大着胆子跑过去一看，只见新坟顶上开了一个碗大的口子，“扑棱棱”飞出一只通身火红的鸟儿。那鸟儿绕着古镇飞了三匝，一声悲鸣冲天而去，融入一片彩云，顿时不见了踪影。村上一班好事者跑到坟场一看，那墓堆上果然有个黑洞洞的口子。众人腿一软，便都下跪磕起头来……这消息一经传出，方圆左近人心惶惶，再无宁日。后来，那程璐的“公爹”征得程云鹤同意，请来阴阳先生，将一个七星“镇妖塔”压到坟头才算除却乡民疑虑。然而，又有人私下议论：那鸟儿飞都飞了，你能囚得她的身，可能囚得她的心！……

马有义也为程璐的死大哭一场。他给上级打了报告，说蛮太岁被程璐打死，完全是罪有应得。程璐一向忠于党的事业，此次离开碛口，是受他的委派去边区政府汇报工作。她被捕后坚贞不屈，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她的牺牲是我党一个重大损失。中共碛口镇委强烈要求上级追认程璐同志为革命烈士。

上级批准了他的申报。

那一年冬天，马有义被提拔为中共临县县委书记。

春节前他结婚了，新娘子是刚刚从大学毕业的一个年轻姑娘。据做了新郎官的马书记说，那洋学生是个真正的“黄花闺女”。

喜宴是在碛口举办的。

就在喜气洋洋的贺客轮番朝喜气洋洋的新郎敬酒那一刻，有个人出现在酒席场上。这个人的出现是碛口人万万没有想到的。谁？程琛。在“牺牲”三年后，他居然活着回来了。领他来的，是李静和一个山姑打扮的女子。

关于程琛，那该是另一个故事了。

尾声

那一年的正月二十五清晨，太阳未出山时分，盛如荣大声咳嗽着从他屋里走出来了。他拄着一条拐棍，像个虾米似的弯着腰，一步一步挪到儿媳门口，用拐棍敲了敲门板，叫：“慧长啊，快起来，跟爷上山！”盛慧长现在已不当儿童团团长了。自从他被小姨璐璐赶出镇政府她的住处以来，他就极少在镇政府露面了。想起那一个晚上的“警卫”经历，他现在才感觉有些羞愧。他没有再向马有义提出参加“少年布尔什维克”的要求。当然，马有义也没有再找过他。当他夹着铺盖卷儿回到家里时，才明白：这里才是最适合他住的。爹娘待他一如往常，爷爷好像也没真把他当作仇敌。

盛慧长跟着爷爷一步步朝着山顶攀爬上去。在山道险隘处，慧长紧走两步扶了爷爷一把。盛如荣回头报以一笑。

身后响起踏踏的脚步声，慧长回头一看，见是李子发爷爷紧随他们上山来了。

李家爷爷喘吁吁道：“哥家，今儿镇上开工商业座谈会，我来请你参加。这么冷的天，你上山去做甚？”

盛如荣没说话。他在奋力爬山。终于，他爬上山顶了。他回头朝着村里看看，这才对李家爷爷说：“今天是甚日子，你们可记得？”李家爷爷想了半天，摇摇头问：“年过了，元宵也过了，今天是甚日子呀？”盛慧长拍手道：“今天是仓官节嘛！两位爷，咱得让我娘多捏些四条腿、五条腿的狗。”盛如荣伤感地说：“孩子，今年不必多捏了，没有谁来偷咱家仓官了。”李家爷爷道：“哥家，你也不要太难过了。银钱没了还能慢慢挣嘛，日子还会好起来的。”

盛如荣的目光在村人的一座座烟囱上游移着，说：“家家炊烟起，户户米饭香。要说这土改，还真是不错的。”李家爷爷道：“平均地权没什么错。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迟早不行啊！”

盛如荣的目光仍在那一座座烟囱上游移着，半晌，幽幽问：“你们说，今年，这村里，谁家的仓官捏得最多？”

李家爷爷看看慧长，茫然地摇了摇头。

盛如荣微微一笑。他看着村东一座高大的烟囱，默默地点了点头。那是村贫协主任的家。他分到了本村最好的一份土地，本村最好的一处房院。

当天晚上天气清冷，夜黑如墨。半夜时分，盛如荣披了一件衣服出门了。他蹑手蹑脚来到村东那个有着最高烟囱的院子外，推了推那道厚重的黑漆大门，见是虚掩着的。他心中大喜。他侧着身子踅进大门，绕过照壁，站在当院朝着四下里睃巡。他没有看见预期中的那一个个驮着雪亮灯盏的四条腿五条腿的狗。难道他家没有捏过仓官？没有准备让人来“偷”？他疑惑地想。抬头看看天上繁密的星星，他想明日一定是个艳阳天。他的心境豁然开朗起来……

关于这本书（代后记）

说起来，这部小说在我头脑中酝酿已有三十多个年头了。记得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以碛口公社党委副书记的身份在该社“老大难”大队高家坪蹲点，同时“承包”着高家坪周围几个大村大队的工作，当时称为“包片”。一包就是好几年。

那时的“下乡”可不像现在敢于“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我每月都有二十三四天蹲在点上。并且是真正的与群众实行“三同”：住的是民房自不必说，吃的是派饭也还罢了，每天和社员一道下地干活也是必须的。我那时年轻，多数情况下都是和青年突击队一道“战斗”在农田基本建设第一线。每日天刚亮到工地，早、午两顿饭都由“管饭”的人家送到工地吃。春、夏、秋三季吃在野山野地，数九寒天竟也要吃“冰渣饭”。那时劳动工具简陋，主要靠手提肩挑小车推。我和社员一样干定额。记得在河滩造地时，我用一条扁担一副箩筐挑土，三百米的距离，每天一方半，受得肩膀磨脱皮，血肉和衬衣粘到一起剥不开，我甚至偷偷吐过血。而最让人难熬的是一天三顿饭，顿顿不离红高粱，“红湖水，浪打浪”，吃得天天吐酸水，而不吃呢，胃里更觉难受。那时，我们中午是从不真正休歇的，一吃过饭，我就得利用这一时间组织青年学习“农业学大寨”有关文件，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讲传统，青年人比较喜欢，因为那里边是有些故事的。而碛口，恰恰就是有着数不清故事的那样一个地方。于是抗日和土改就成为我们涉及最多的两个时代。

也许正是在这种朝夕相处甘苦与共中，社员们确实对我很信任了。尤其一些老年人，他们与我无话不谈。谈得最多的自然也是抗日和土改。那是一段对他们来说刻骨铭心的记忆。不过，他们私下里给我讲的，可是和“传统”教育会上讲的有着许多不同的。我不知道到底是会上讲的那些真实呢，还是会下讲的这些真实呢。可我却是真正被他们私下讲的那些故事吸引了，感动了。那是一段多么惨烈而意味深长的历史啊！我是一个易动感情的人。我为听到的这些故事流了好多眼泪。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当我就着昏黄的灯光，将那些故事记录下来时，我不由得泪如泉涌，以致许多次无法再记下去。我掌握了足够写一部长篇小说的素材。

然而，当我于80年代中期试图将它写出来时，却犹豫再三终于未能动手。为什么？除过艺术积累不足让我缺乏信念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我感觉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与一向以来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有着许多不同。我为此迷惘、惆怅、痛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一向自感鲁钝，但我又很爱读书。我的读书范围较广，文学、历史、哲学，甚至宗教都读，而我对文学前沿理论的关注绝不亚于对优秀文学作品的喜爱。正是这种广泛阅读的兴趣使我逐步认同了一种混沌而感性的历史意识。并从此一观念出发敏感到：对于文学创作来说，真正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的恰恰就是那些得之于百姓之口的不入“流”的故事。而在《水旱码头》创作前后，我所阅读到的大量旨在“重诉历史”的“新历史小说”，更使我明白了：原来我潜意识中向往的正是这种类型的东西。铁凝说：“作家通过自己叙述的故事，不仅要使读者感受他们熟知的种种气息，还需有本领让读者发现他们没有能力发现和表述的一切陌生的东西。作家的理想难道不应该像出色的捷克画家科普卡常常告诫自己的那样吗：‘如果人们在去画展的路上能看到更好的树，我画树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感觉，我是在用生命打造一面镜子。我要让一切喜欢和不喜欢它的人都发出如此这般的感叹：那段历史原来竟是这么值得咀嚼。狄德罗（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坚）说过：“艺术所争取的真正喝彩不是一句漂亮的诗句以后陡然发出的掌声，而是长时间沉默压抑后发自心灵的一声深沉叹息，是使全国严肃思考问题而坐立不安……”我信服这话。

在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又一次感受到了泪雨滂沱无以自禁的情景。于是经验告诉我，这个时候是最需要秉持一种平和心态的，艺术理论称之为“节制”。我要努力把握自己，使笔下的文字既深蕴曲包，又酣畅淋漓。

我很同意美国作家赫姆林·加兰说的那句话：“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人无穷地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这部小说一如《水旱码头》，坚持将血与火的叙述纳入地域风情独具特色的描摹中。

碛口，那是一块诗意的土地。发掘那块土地上带着泥土芳香的诗意，是我唯一的目的。

成功与否，请读者检验。

作者

2009年9月于吕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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