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内幕-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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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这种有图钉的鞋子，有时不留心触了一下地，固定在硬纸板上的图钉便刺入脚掌，
下车后血流得满鞋都是，还不准喊痛，用这种办法只要一两个人解送便够了。
由于解送南京的人经常有，因此解送的办法也越来越多。解送的时间多是乘夜
特快车，在车快开时才进入卧车厢。这是因为曾发生过一次政治犯利用上厕所的机
会跳窗逃走。以后被解送的政治犯上车的当天，整天都不准饮水，上车后就是真要
解大小便也不准许，一直要硬忍到南京。这一夜时间的确是不易挨过。
在上海区工作的特务，当时也随时有被送到南京去坐牢的危险。有的因被认为
工作不力或不忠于军统，有的因生活腐化在外乱来，情节重的均派专人解送，情节
轻一点的就采用〃妙法〃。例如，明明是派甲去解送乙，却故意告诉乙暗中监视甲
到南京。到达南京时，结果是甲拿出介绍信把乙交给到车站去接的特务带走，弄得
乙莫名其妙。有时要送两个去，便分别叫甲乙同时持介绍信暗中监视对方到南京。
因为平日没有横的往来，彼此不认识，而自己犯了错误又不清楚，等到一到站，两
人同时均被带走，弄得一些特务对这个集团也是常常提心吊胆，不晓得哪天要去坐
牢。
我在上海的几年中，由我解送到南京去的政治犯前后有五六十人之多，解送的
特务也达二十余人。其中有些经过几次转移囚禁，一直关了十来年到抗战胜利才开
释，几乎都折磨得成了半死或残废。
监视工作
上海区几年间还有一个主要的任务，即监视上海的进步人士与反蒋分子，这几
乎是每个外勤特务都担任过的。可是每个被监视的对象究竟为什么要受监视，一般
的特务不一定清楚。有时当组长的也只简单的了解一些，而大部分是不让知道真实
内幕的，即令透露一点情况，也是欺骗或故意说成是汉奸或者笼统地指为〃反革命〃、
〃反动派〃。可是真正的汉奸却从来不敢去惹他们，甚至彼此勾搭起来。
约在一九三七年初，有人介绍一个姓郭的到侦察大队来当稽查员，大队长王兆
槐向戴笠请示，得到批准。之后，大家慢慢了解到，他是长期替日本领事馆做情报
工作的，但谁都不敢说替日本人工作叫汉奸，反而美其名曰〃日本通〃，他也引以
为荣。王兆槐还很高兴地能得到这样一个人，凡是与日本人交涉，总是派他去。而
那些常常被称为汉奸的，我以后才知道是些民主人士或反蒋分子。我在任法租界组
长期间，我那组所监视的人大都是社会上知名之士，对他们不好加上汉奸帽子，只
好称之为〃反革命〃。
几年间没有间断过监视的人，如宋庆龄先生，这是蒋介石亲自指示要经常监视
的。当时我们只知道来先生是反对蒋介石与同情共产党和其他民主进步团体的，要
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利用她的地位来与政府为难。因此宋先生成为反动派的眼
中钉，可是特务们又不便直接去对付她，所以采用长期监视的办法，主要是看哪些
人与她有往来，可以对付的便由特务们去对付一下，不能对付的便报告上去。
一九三三年夏天，特务们在上海暗杀杨杏佛先生，这一方面是威吓宋先生，另
一方面是对接近宋先生的进步人士的打击，企图阻止进步人士和宋先生往来。法租
界组还奉戴笠指示，一定要设法派人打入宋先生住所。我便派了一名女特务先去和
宋家那个女佣人往来。这个女特务化装成附近住所的女佣人去和她勾搭，可是很快
就被发觉。因这个女特务办事不牢靠，在向宋家女佣人打听有关宋的情况时，被她
察觉了，没有几天就不再理这个女特务了。不过还有一点机会可利用，就是这个女
特务与她往来时，得知她刚与一个流氓丈夫离了婚，我便另派一男特务去勾引他。
这个男特务当时只二十多岁，与宋的女佣人年龄差不多，而且长相不错。不知道是
什么原因，他们虽然往来了一个多月，这个男特务也从来不去打听宋家的情形，最
后还是被她拒绝不愿再与他往来。
尽管特务们使出各种花招，但并没有生效，而蒋介石还是不肯罢休，仍叫长期
监视宋先生，每周要制成一份监视周报送到南京。上海区便指定两个特务分上下午
守在寓所附近，专门注意出人宋宅的人员，有些乘汽车来的人便将车号抄下来，认
识的人便记住姓名，并记录进出时间。蒋介石虽在百忙中仍不放松这件事，可是担
任监视的特务却因时间久了很疲沓，有时随便在周报上填上几个常去的人的姓名，
或是从邻居佣人方面打听到一点情况，便应付过去了。因为规定只在住宅附近监视，
不追随外出，所以了解的情况也很有限。特务们有时也打电话或写信对宋先生进行
一些侮辱与恐吓，而这些作法只是更增加了宋先生对反动派的仇恨和鄙视。
有次戴笠在杨杏佛被暗杀后问我，宋先生的态度变了没有？我说还是和过去一
样。他叫我好好研究一下对付她的办法。我考虑了很久，想出一个对付的办法向戴
笠报告。他仔细听了后，认为很好，并叫我作好准备，等他请示过蒋介石之后便立
即实行。
我当时的阴谋是准备用汽车去撞宋先生所乘的汽车，将她撞成重伤，这样就使
她不能再活动了。我仔细研究过，应当在租界内的马路上去搞这一阴谋活动。办法
是把我们自己的汽车前面档风玻璃换成不易破裂的保险玻璃（那时只听说德国生产
这种玻璃），驾驶的特务还穿上避弹护胸的背心防止自己负重伤。等宋先生乘车外
出时，特务开车跟在后面，遇到马路上开红灯宋的汽车停下后，便朝宋车尾部猛撞。
因为只有等她的车停稳，撞过去才有力量，可以撞伤车内的人；如在行进时撞去，
因被撞的车也是朝前走，即使撞上，也不容易使车内的人撞成重伤。戴笠虽认为这
一办法很好，可是叫谁去撞呢？我当时表示我愿去，他也很同意我去。因我的驾驶
技术较好，而且决不会泄漏出去，这是最稳妥可靠的了。隔了不久，我正在研究怎
样在撞车中自己头部。胸部及手和膝盖等处不会受到重伤，只等戴笠决定后就去执
行时，有次他来上海，我去催问何时执行？他苦笑了一下，说蒋介石虽认为这个办
法很好，可是顾虑万一撞死或伤势过重，宋美龄和宋子文会要吵闹。所以叫我还是
要作好准备，在没有他的命令之前决不准轻易去做。到抗日战争发生，这一阴谋计
划也就没有执行了。
其间，特务们还曾阴谋去破坏宋先生乘坐的汽车，戴笠知道了，也指示不准这
么做，而对写匿名信或打电话捣乱却不禁止。
一九三三年后，特务们曾对薛笃弼先生长期进行过监视侦察，原因是他辞去国
民党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的委员不干，到上海去当律师，这使得蒋介石大为忿恨。
加上他在日寇进犯榆关时，提出过举国一致团结抗日的主张，又与蒋介石的意志相
违背，更使蒋介石气愤。他去上海时受到上海实业界一些著名人士的欢迎，引起反
动派的注意，认为他辞官不干一定别有企图，将对反动派不利。特务们原来准备下
他的毒手，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只是叫监视侦察。当时他的事务所设在爱多亚路一
座大厦的楼上，家住在金神父路金谷村，都在法租界，所以我这个小组便得经常报
告监视和侦察他的情况。特务们有时装作有事去找他，进步人士被逮捕时，更装成
这类人士的亲友请他义务帮助。每当薛先生慷慨答应或表示同情时，都是特务们最
好的情报材料，成为他不满政府的有力证据。
又如方鼎英先生在上海搞〃抗日同盟会〃时，也为蒋介石所不满，除派人监视
外，还派特务苏业光以同乡关系去侦察方先生的言行。还有黄炎培先生和他主持的
中华职业教育社，因地点在法租界华龙路环龙路口，特务们便利用对面的法国公园
来进行监视。邹韬奋先生办的生活书店，自然也是监视侦察的对象。至于临时交下
来要监视的人更是多得不计其数，这里就不多举了。
当时监视工作是各组最大的负担，特务们几乎每个人都要监视几个对象。那时
每个组只有十多个基本特务，虽然每个特务可运用、利用的亲友都有不少，但同时
要监视这么多的人，还是不够用，所以对一般不太重要的监视对象，便不经常去监
视，而是隔些日子才去看看走了没有。蒋介石和戴笠虽很重视这一工作，并且常常
威吓人说〃把他监视起来！〃实际上这种监视收到的效果很少，作用也不大，只是
造成一种恐怖和使人感到厌恶而已。
当时特务们对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监视，很不得力，经常遭到戴笠的责备。因
为共产党员警惕性很高，不像上面所讲的那些人满不在乎。我这个小组曾多次集中
力量到徐家汇孝友里和打浦桥去监视过几位共产党嫌疑人士，成果毫无，甚至连被
监视的对象何时搬走了都没弄清楚。戴笠曾亲自命令上海区逮捕中共上海地下领导
人陈X（以后听说为陈康将军），当时只知道是黄埔一期毕业，也找来了一张旧照片。
吴乃宪也是黄埔一期毕业的，亲自出马活动，结果连影子都没有见到过。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副主席去上海，住在北四川路新亚旅馆。上海区集中大
量特务去搞监视跟踪，戴笠还亲自布置指挥，虽然周每天都外出，结果始终没有发
现他与中共上海地下工作的联络、凡是周恩来去过的戏院、商店、餐馆等处，以后
经过长久的调查研究，也毫无结果，气得戴笠大骂上海区的特务是一群〃饭桶〃、
〃不中用的东西〃，也无济于事。
抗战前，由于军统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把全部力量放在对付共产党和民主党派
与反蒋分子方面，因而对日本这个主要的真正敌人却一直未予注意。等到〃七七事
变〃以后，才手忙脚乱地来布置对日的工作，匆忙建立虹口、闸北潜伏组、吴淞组、
江湾组。这时由周伟龙继王新衡任区长，戴笠从南京赶到上海进行布置，曾召集上
海基本特务和骨干分子十多人，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他的寓所开会。他首先提出要
马上在虹口日寇统治区内建立一个潜伏组，配备一部电台和十个左右的组员。周伟
龙当场提出了两个人去当组长，但这两人都表示身份早经暴露无法立足，不肯去。
当第三个提到我的时候，我认为我经常搞行动，不适宜搞潜伏。但是，还没等我开
口，戴笠马上同意，并勉励我说：〃你是湖南人，一向不怕死，还是你去吧！〃我
只好答应下来。
第二天，我开始着手找人，连一个到上海看我的哥哥和几个老朋友一起拉进去，
才凑成八个人。配的电台报务员裘声呼，倒很勇敢。当时周伟龙的化名叫任重，'
上海区的化名叫任致远，我的化名改为杜康。出发前我去请示戴笠，是不是还要同
时注意共产党，因为我在前几天都看到侦察大队用搜捕汉奸的名义在十六铺和浦东
逮捕了十多个共产党嫌疑关起来。当时虽然公开承认国共合作，却一直没有停止过
对共产党的迫害，不过比过去秘密一点。这时戴笠答复我不必专门去搞共产党，发
现了还是应当做做这方面工作。虹口组建立不到一个月，便全部被日本人赶了出来。
我和裘声呼将一部小型电台装在一辆小孩手推车内，把他的一个刚满周岁的小孩一
同推着跑了出来。周伟龙再度要我去恢复，却怎样也进不去。这时整个虹口没有一
个特务在那里立得住足，这便是几年间集中力量反共反人民的结果，等到大敌当前，
对真正的民族敌人便一点都没有准备。

抗战时期军统特务在重庆的罪行

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便率领他那个政府逃到重庆。这个被称为战时的陪都，
不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中心，也是军统特务机关的局本部所在地。在抗战期间，
军统特务集中在重庆的最多时达两万多人，而外围分子和外勤特务〃跑二排〃（即
外勤特务所运用的助手）的，为数也在两万以上。他们整天在干着反共反人民的罪
恶活动。
蒋介石设立军统的目的，主要是用来对付共产党与镇压人民和排除异己分子。
当他被迫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时，军统特务组织的作用便更为他所重视。因此，
在抗战期间，军统组织大肆发展，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越来越受到他的宠爱。当时的
军统除了忠实地执行蒋介石反共重于抗日的一贯政策外，同时也是蒋介石搞〃曲线
救国〃一一一勾结日伪、联合反共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这里，我只把军统特务执行
蒋介石枪口对内的有关问题作一个概述，有关它与日伪联合反共的种种罪恶活动，
准备将来在写其他资料时再写。
戴笠于一九三八年正式接长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后，最初内部只有四个处
两个室，内勤人数只一百多，外勤不到两千；逃到重庆后，内部扩充到十个处，另
有十多个与处相等的室。区、组，还有几个委员会，内勤达到一千多人，外勤增至
五万多人。仅仅在重庆一个地区内便先后举办过各种形形色色的三十多个特务训练
班。例如专门担任邮电检查工作的特种通讯人员训练班，和专搞军事情报的谍报参
谋训练班，每期平均四五百人，每班都办过六七期。而平均人数每次约二百左右的
短期训练班，竟办过十多期。其他一些班至少也都办过两期。这些数以万计的各种
特务学生，在戴笠亲自培育下，都很快成为军统的骨干分子，从这里分布到全国各
个地区。
戴笠企图把重庆布置得同天罗地网一样的严密，但他的那些徒子徒孙却远不能
实现他的理想，因此架床叠屋的机构不断增加。尽管如此，而在工作上还是漏洞百
出，时常感到顾此失彼，经常遭受蒋介石的责骂，人民对此更是怨恨冲天。
当时每一个从外地进入重庆的人，不论是从天空、水上、陆路去的，首先便会
碰到那些检查人员讨厌的脸孔来麻烦你一番。你从重庆寄出的信件或收到外地寄给
你的函电，也都得先经过特务们偷看一下。一个被认为要注意监听的电话号码，你
只要一接上，便会有人插人听筒在窃听你的谈话。住在旅馆中，更是一批又一批的
检查人员会打搅得使你睡不安宁，盘问到你讨厌极了。当你走到中心地区会仙桥一
家最大的中西餐馆皇后饭店，准会看到那个饭店的一个老板在贼眉贼眼地打量着你，
这便是军统大特务许忠五。他不但开了饭馆，还在打铜街口开了一家园园舞厅。在
那里服务员和舞女都得向他反映情况，为他搜集客人的材料。邹容路有名的四川餐
馆新味腴和民生路的味腴餐厅，老板当中便有一个是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沈夕峰。新
味腴隔壁另一家有名的川菜馆凯歌归，虽为黄埔一期毕业的李岳阳集股开设，是国
民党高级军官常去的地方，但已和军统打成一片，成为当时特务活动的一个地区。
其他餐馆的老板们与特务大都勾勾搭搭，互通声气。庆余堂老板郑鸿福在林森路开
设的鸿运楼，和在都邮街附近开设的麦利西餐馆，更是和特务们自己开的一样方便。
连当时重庆最大的一家胜利大厦的一些服务员当中，也有特务们的〃二排〃经常活
动。通远门外两间茅屋凑成的一家牛肉馆，因为许多文化界名人常去光顾，也成为
特务注意的地方。
如果一个稍有社会地位的人到了重庆，而为一群新闻记者包围的时候，其中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