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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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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中国人的习惯,小孩子总是早睡,周家也如此,天一黑就把鲁迅和弟弟们赶上床,可他并不能立刻入睡,有一段时间,就和周作人躺在床上聊天,将白天看来的神怪故事编成童话,什么有一座仙山,山上有大象一般的巨蚁,有天然的亭台楼阁,仙人在其中炼玉补骨肉,甚至可以起死回生……一夜连一夜,讲得那么起劲,许多细节都一再复述,两个在黑夜中躺着的孩子,真是完全沉浸入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了。一个人的天赋当中,最可贵的就是幻想的激情,人的爱心,人对诗意的敏感,甚至整个的青春活力,都是和这种激情融合在一起的,从另一面看,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也首先是从剥夺他做梦的心境开始,什么时候你发现自己再也没有幻想,再也不做自日梦了,什么时候你也就完全被社会挤扁了。鲁迅向周作人作这种夜谈的时候,已经十三四岁,不再是小娃娃了,可他仍然这样热衷于编造童活,这样兴致勃勃地投入幻梦的境屏,我真忍不住要说,你真是有福的人!

像这样爱好童话世界的孩子,心地必然是温良多情的。小妹妹端姑病逝,他才八岁,却已经感觉到失妹的痛苦,躲在屋角里哭泣,大人间他为什么,他说:“为妹妹啦!”他父亲去世以后,有一回家族聚议,重新分配房屋,亲戚本家欺负鲁迅家,要把坏房子分给他们,鲁迅作为这一房的长孙,坚决不肯签字,引起一位本家长辈的厉声呵责。这位长辈就是鲁迅的开蒙老师周玉田,当时鲁迅非常生气,晚上在日记里还忿忿地记了一笔。但是,事情过后,他却并不记仇,依旧去玉田老人那里玩耍,聊天,还在这一年用楷书恭恭正正地抄了他的一百首诗,题名为《鉴湖竹枝词》,自己注道:“侄孙樟寿谨录”。直到几十年后写《朝花夕拾》,虽然记到了那次家族聚议,却并不指明玉田的名字;在另一处直接谈到他的时候,却用了那样温情的口吻:“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④我觉得鲁迅对周玉田的态度,正体现了他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基本的情感状态,他是那样一个善良温情的孩子,一个对周围满怀好感,不知道记仇,更不喜欢报复的孩子。

一个人像一棵树,有了一粒优良的种子,又有一片肥沃的土壤,你甚至已经能看见一株茁健的嫩芽,恐怕谁都会替他庆幸,热切地祝福他顺利成长吧。

注释:

①鲁迅本姓周,名樟寿,后改为树人:号豫山,后改为豫才。鲁迅是他的笔名,为了行文方便,我一开始便称他鲁迅。

②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一百三十九页。

3、张德耿录写:《鲁迅亲友谈鲁迅》,杭州,东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十四页。

4、鲁迅:《阿长与山海经》,《朝花夕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十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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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天突然坍了


命运之神却不像我们这样善良。就在鲁迅十三岁那年,一连串打击突然降落到他的头上。首先是祖父周介孚,不知怎么昏了头,替亲友向浙江乡试的主考官行贿赂。他专程跑到苏州,派跟班向那主考官递了一封信,内夹一张“凭票发洋银一万元”的字条。主考官与他相识,本来大概是会收下的,但那天副考官恰好在场,他便将来信搁在茶几上,先不拆看,不料那副考官非常健谈,说个不停,送信的跟班在门外等得急了,大嚷起来,说收了钱为什么不给回条,这就把事情戳穿了,主考官只好公事公办,报告上级。按清朝法律,科场案是大罪,立刻就要把周介孚抓进牢去。周介孚自然躲起来,但清廷捕人有个规矩,抓不到本人,就要抓家里的其他男人,于是鲁迅兄弟几个,也不得不往绍兴城外皇甫庄的外婆家避难。可这样躲来躲去,总不是长久之计,周介孚只好投案自首,关进了杭州监狱。他是这一家的顶门柱,他一倒,整个家就垮了。

头一劫还没过去,第二劫又来了。周介孚入狱的第二年,周伯宜突然吐血,此后几经波折,病情时缓时急,终于在鲁迅十五岁那一年,留下寡妻和四个孩子,撒手归天。与这丧父之痛一起降临的,是周家的急剧贫困。祖父人狱,断了官俸,还要不时往狱中送钱;父亲一病三年,请的都是城里有名的中医,单是出诊费,一次便是一元四角,隔日便要来看一次,怎么负担得了!虽说还有几十亩田,租谷却仅够日常开销,再要筹措费用,就只有典当旧物了。一份人家,弄到不断去跨当铺的高们坎的地步,这败落也就相当彻底了。

周围的人全都变了脸。在皇甫庄,大舅父家的人竟称鲁迅他们是“乞食者”。大舅父家是外姓人,变脸也就算了,同住在新台门一座院宅里的本家亲戚,也都一个个换了嘴脸。昔日赶前赶后,恭恭敬敬的,现在侧目而视;过去笑脸相向,亲亲热热的,现在冷眼相投。对小鲁迅不无恶意的流言,也在院中传播开来。至于各房聚议,要将坏房子分给鲁迅家,更是公然的欺负了。自家人尚且如此,城中一般市民就更不必说,无论出当铺,还是进药房,路旁闲人的指指点点,轻蔑讥笑,犹如讨厌豹苍蝇,一路跟着鲁迅,直送他跨人自家的房门。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也变了样。周介孚的脾气本来就不大好,从狱中放回家后,更是变得苛刻暴戾,动不动就会破口大骂,一边骂,一边还要把自己的指甲咬得嘎嘎作响,这叫鲁迅他们见了,会觉得多么可怕!甚至平素温和的周伯宜,也变得喜怒无常,酗酒,吸鸦片,无缘无故就会把妻子端来的饭菜摔出窗外,脸色还那样阴沉,使人不敢问他一声“为什么”。说起来这也不奇怪,亲戚本家也好,邻居路人也好,他们过去对周介孚一家的恭敬,又有多少是出于本心呢!你既然倒了霉,不再是官老爷了,也没有什么再能给我了,我凭什么还要再恭敬你?鲁迅周围的那些变脸者,不过表现了人性的另一个侧面罢了。至于祖父和父亲的精神病态,更是人遭受挫折,无可挽救之后的常见现象、同样也表现了人性的脆弱的另一面。但是,这样的道理,十多岁的鲁迅不可能想明白,他对这一切变化的感觉只是一个:非常强烈的震惊。

他甚至不能把这种震惊表达出来。他是周介孚的长孙,按照旧时习惯,祖父和父亲不能理事,顶门立户的重担就要移到长孙的肩头,鲁迅自然也不例外,父亲病后,家中的重担就由他挑了起来,尤其是对外界的交涉,几乎都由他出面。他才十几岁,却已经不再有少年人的任性的权利,他必须像成年人那样承担责任,命运已经不允许他像孩子那样随意表达自己的情感了。面对造物主的这种苛待,他只有咬紧牙关,默默地忍受,即使跨进家门,把那在当铺的轻蔑和歧视中换来的钱交给母亲,他也从不说什么;遇上祖父和父亲发脾气摔东西,他也总是转身走开,不多搭理。他把一切都独自咽下肚中。

但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会一下子消失掉的,鲁迅独自咽下的那些打击和伤害,更不会在内心迅速消失。他的脸上越是没有表情,它们对他内心的刺激就越强烈。连见惯的熟人的嘴脸,也会这样迅速地变幻,向来感觉亲近的亲人,竟会变得如此陌生,那世上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放心地相信呢?连生养哺育他的家乡,都如此冷酷和势利,在这人世间,大概也不会再有可亲近的地方了吧?一种执拗的怀疑精神,一种对绍兴城和家乡人的憎恶心理,很自然地从他心中升起。他才十几岁,正是感觉最为敏锐,心灵最为软弱的时候,一下子接受这么多阴暗的信息)他看待人事的眼光,自然要发生急剧的变化了。他以前总是看见大人的笑脸,现在却特别留心那些半遮半掩的恶意:以前就是遭受再严厉的斥骂,他都会很快地忘记,现在一个冷淡的表情,却会在他记忆中划下一道深刻的印痕。一种偏重于人生阴暗面的感受习惯的种籽,就这样默默地破土而出。那些冷漠的绍兴人,大抵根本就不注意这个沉默的孩子,可就在他们的冷漠的包围之中,这孩子的内心世界,正在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

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鲁迅看到一本题为《蜀碧》的书,记载了明末农民军首领张献忠屠杀四川人的种种情形。他又一次震惊了。中国的历史上,怎么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凶残的事情?不久以后,他又读到一本明代抄本的《立斋闲录》,虽然不全,其中记述的那位残暴的永乐皇帝的“上谕”,已足以使他怵目惊心:中国的皇帝中间,竟有这样毫无人性的东西!鲁迅早慧,对文字特别敏感,事实上他的一生,都在和文字打交道。周此,他的独特的思想意识,有很多都是以前人的文字为源头,倘说他以前读到的那些小说和故事,正培养了他一种微笑着页对人生的做梦的气质、那现在这《蜀碧》和《立斋闲录》一类的“野史”,却大大强化了现实中炎凉人情对他的尖锐刺激,向他那般强烈的内心仇恨,注入了深长的后力。原来他遭遇到豹病态和卑劣,并非是绍兴一地的特产,在其他地方,在许多年以前,比这更可怕的事情早已经发生过了,他还有什么理由,不能信赖自己的憎恶之心呢。

在三十年后,有一次许广平向鲁迅抱怨亲戚的纠缠,他回信说:“尝尝也好,因为更可以知道所谓亲戚本家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世事可以更加真切了。倘永是在同一境遇,不忽而穷忽而又有点收入,看世事就不能有这么多变化。”①写这信之后一年,在广州,青年学生问他为什么憎恶旧社会,他更这样回答:“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②最激烈的憎恨,往往产生于盲目的欢喜,最厌世的人,正可能原是爱世的人,读着鲁迅这两段文字,我不能不感慨命运的残酷,它先是给鲁迅一个宽裕的童年,然后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扯掉那一层狰狞人生的伪装布,把社会和人性的丑陋和卑劣直推到他的鼻子底下,这叫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怎么承受得了?他不因此把人情和世事看得阴暗无趣,不因此萌生强烈的愤世之情,那才真是奇怪呢。

注释:

①鲁迅: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一百四十八页;并王得后:《: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九十页。

②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三百五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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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离乡者的凄哀


鲁迅十八岁了,一个新的问题迎面而来:他要做个什么样的人?他今后的出路在哪里?按照中国的老传统,像他这样出身的人,自然应该走做官的路,先把四书五经读个烂熟,再好好操练一番八股文和试帖诗,然后去考秀才、举人、进士,最后搏个一官半职…………这正是鲁迅祖父走过的路,也是祖父和父亲希望他走的路。看起来,鲁迅一度也试过这条道。在三味书屋读完经书以后,他曾在家里学过一阵八股文,像什么《义然后取》,什么《无如寡人之用心者》,也做过几首试帖诗,像什么《红杏枝头春意闹》,什么《苔痕上阶绿》,一篇篇都送去给寿镜吾先生批改,态度似乎很认真。到了十八岁这一年,他还和二弟一起去参加会稽的县试,在五百多人中考得第一百三十六名,成绩堪称中上。但是,他对走这条路并没有多大的热情,既然对整个社会都有一种模糊的反感,对这社会给读书人规定的科举道路,就很容易觉得无聊。他本来似乎还想去参加绍兴府的复试,可正逢他一个小弟弟因病早夭,心情大坏,就索性不去了,他的科举之路,也就此断绝。

当时绍兴的风气,读书人考不上秀才,往往就给人当幕僚,或者经商做买卖。可是,当幕僚要有关系,做买卖要有本钱,鲁迅家境那样狼狈,这两个条件一样都没有。剩下的路,就只有进新式学堂了。说起来,清政府的一班大员发动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在各地开办新式学堂,已经有十多年了,但在一般城镇士绅的眼中,这学堂还是不伦不类的怪物,其中讲授的“声光化电”,更是洋人的“邪学”,自以为正经的读书人,一般都不屑于跨进去读。可就是这样的学堂,鲁迅也并不是都能去读。当时杭州有一所求是书院,是这类学堂中较为出色的,他也很想去,可是学费太高,每月要三十二块大洋,他哪里付得起?万般无奈,只好选择地处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这是一所类似军校的机构,入学近于当兵,没有什么读书人愿意去,收费也就极低,差不多是免费。可也惟其如此,学生多不愿以本名注册,而要改换姓名,鲁迅那个“周树人”的名字,就是这样起的。你想想,当他拿着母亲东拼西凑汇集起来的八元川资,在一八九八年五月,用这“周树人”的名字到南京去报到的时候,心中是什么样一种滋味?在一般绍兴人看来,他这是堕人了穷途,是被迫走一条役出息的离乡背井的潞。虽说他厌恶绍兴的俗人,厌恶他们对自己的轻蔑,但这份轻蔑还是会给这个刚刚成年的离乡者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强化他那一份凄苦的心情。他到南京不久,就这样向家中的兄弟描述旅中的感受:“斜阳将坠之时,瞑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遏。”①他又写诗寄回家中:“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②二十多年后,他回忆这离乡的情形:“好。那么,走罢!……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垢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③,语气间似乎充盈着一种主动与绍兴城决绝的意味。可我细读他的这些诗文,却更强烈地感受到他当时的心境的另一面,这个“涕不可抑”的年轻人痛感到寂寞和孤独,似乎既没有奔赴新世界的兴奋激动着他,也没有开辟新生路的自豪支撑住他。就像一头被逐出家园的不合群的小兽,惟其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路途茫茫,才忍不住要时时回眸故上,呻吟出失群的凄凉。

俗话说“便宜无好货”,鲁迅一跨进江南水师学堂,便发现那里面一无可取,它不向你收什么钱,你也别想学到什么东西,教员们一个个架子十足,却胸无点墨,有一个甚至连“钊”都不识,念成了“钧”。直到二十年之后,还有一位教员公然在课堂上断言:“地球有两个,一个自动,一个被动,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④,鲁迅就读时的教员的水平有多糟,也就可想而知。自己水平低,还不许学生笑,鲁迅因为和同学一起讥笑那位不识“钊”的教员,两天之内,竟被连记了两大过两小过。这样的地方怎么能呆下去?鲁迅读了半年,便赶紧转学,到一八九九年的春天,他已经坐在另一所也设在南京的矿路学堂的教室里了。

这里的情形似乎要好一些,至少教员中没有那么多白痴。但是,鲁迅的智力也在迅速发展,他很快又感到了不满足。课堂上的功课,他几乎不需要温习,可每次考试,全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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