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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经济分析-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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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很重要的扣减是慈善扣减（chari…table deduction）。由于它将某些决定谁应接受利他主义转让的权力从政府转向了个人纳税人，而且这种决定在大多数社会中是在政治层中作出的，所以它在政治上就显得很重要了。同时，由于它是对第16章中提出的慈善捐赠中的搭便车人问题的反映，所以它在经济上也是很重要的。慈善扣减实际上可能比旨在引导慈善开支的政府直接慈善捐赠有效得多。如果像有些经验研究所发现的那样，慈善捐赠的价格弹性大于1，也即价格降低1％会导致高于1％的捐赠量增长，那么慈善扣减对财政部因岁入减少而造成的成本要低于慈善业捐献的收益。
17。9资本收益的特殊待遇
联邦法律只对已取得的收入课税。所以，如果公司不将其全部收益以红利的形式分配给股东，那么非分配部分就不可能被作为个人收入征税。这是正确的。留置收益（retainedearnings）不是股东的财产。除非进行清算，否则他们就只有在增加其股份价值时才能得益。股份价值的增值就是股东收入的增加。当股东出售其股份时，他就必须依增值纳税，而其增值也包括了留置收益所产生的那部分增值。但由于税收的延迟会使纳税人得益，所以当增值发生时，以上方法并不是一种替代对增值进行征税的最佳方法。颇受欢迎的处理增值的税收办法是，对资本收益的税率应比对普通收入的税率低些。
由对资本收益中较低而非通常的所得征税而促成的对增值的税收优惠待遇（其在美国已有很长的历史）是有低效率后果的。由此产生的股东意外收益可能是法人所得税创设的原因，而这种在前面讨论过的税种是一种低效率的税种。考察一下公司为什么有时会在公开市场上统统买下自己的全部股票这种古怪行为（仅仅有时而非总是，也是一种反接管的手段）。将其股票出售给公司的股东只需缴纳一种资本收益税（capital gainstax）；而如果公司不是用其收益收买股票而是将其收益以红利的形式分配给股东，那么同样的股东就可能不得不对其同额收益缴纳所得税。公司只要将收益留置并将之用于其业务，那么就可能产生同样的结果；由此公司可以拥有更多的资本，从而也就使其股票的价格有所上升。但由于用这些收益进行有利可图的投资有赖于股东对经理部门能力的信任，所以股票价格的上扬也不可能是留置收益的全值。这大概就是股份固定的共同基金（closed－end mutual fund，这种公司的股东无权取得补偿）通常以其持有的股票的市场价格的贴现出售股票的原因。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对分红这种降低代理成本方法的讨论（14．6）。然而，收益留置是一种利用资本收益和普通收入间税费差异的选择方法，这意味着税费差异会鼓励我们前面刚提及的低效率行为。它还会引导投资者们以取得资本收益的活动（如房地产投资）代替取得普通收入但却在生产效率上与上述活动相同或更高的活动。
在此，有一种特别有力的经济理由反对对代表真实资本增值的资本收益（不论是否实现，不论征多少）课税。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两种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下，公司股票价格依公司税后留置收益数而上升。在另一种情况下，由于公司已意外地发现了很有价值的矿产资源，所以其股票价格就上升了。在第二种情况下，由股票价格增值而产生的资本收益来源于未来收益的资本化，这将依其所得征税；在第一种情况下，增值来源于以往收益的积累。由于企业所得税的存在，以上两种情况都产生了多重课税（multiple taxation）问题，但第二种情况实际上是一种三重课税：资本收益税、公司取得收益时的法人所得税、任何收益作为红利分配时所征收的个人所得税。
为了消除任何资本收益偏好的残余，而在有些情况下（什么情况？）要对末实现的增值（unrealized appreciation）进行征税是一回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设计一套可行的制度却又是另一回事。在资本资产为股票的情况下，要努力做到的只是既对公司留置收益作为股东收入征税，又对以红利支付给股东的收益征税。但除了以下基本观点外，这一方案面临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在股东直接控制之外的货币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他们的收入；尤其是在公司收益必须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有价证券间进行划归时。虽然对未实现的增值（例如，股票市场价格的增值）征税不会遇到这些问题（为什么？），但也会遇到其他一些同样严重的问题。纳税人难以预测其税务责任。流动性问题往往会使纳税人出售其证券和其他财产以缴纳未实现增值的税收。我们不得不对法人所得税进行全面的反思（为什么？）。
最后，只依实现的增值征税（这在实质上就允许纳税人在延迟期内免纳利息税）的主要优势大概也为这一事实所抵消了，即最后被课税的许多增值可能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虚幻增值（phantom appreciation）。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两种力量的作用。假设某类风险适度的证券的实际利息率为5％，通货膨胀率为3％，从而其市场利息率就为8％。成本为1万美元的债券在十年后本息（每年计复利）相加应为21，589美元。如果那时出售，而资本收益税为25％，那么税收就是2，897美元。除去通货膨胀，其增值就为6，289美元，而其税后增值就剩下3，392美元了。如果通货膨胀率为零，市场利息率为5％，那么税收就为1，572美元，而债券持有人的税后净增值就为4，717美元。这一增值量高于通货膨胀情况下的增值量。这表明，在通货膨胀情况下，被征税的某些增值确实是由通货膨胀造成的虚幻增值。
但是，由于债券持有人可以延迟纳税，所以他就可以赚一些收入的利息，而如果不这样做，他就不得不将它们以税收的形式缴纳。如果他每年取得800（1万美元的8％）美元的利息，依此他要缴纳该数25％的年税，那么他的税后收入就是6％。同样的比率，如果计复利，那么就可达到7，908美元，而其实际税后收入为 8， 692美元［0．75×（21，589－10，000）］税收延迟时间越长，虚幻增值的税额就越大；但同时，由于纳税人可以拖延支付税款，所以他赚得的利息额也就越高。
17。10累进原则
如果每人依其收入的一定百分比纳税，那么这种所得税就是一种比例税制。一旦税率随着纳税人收入的增长而增长——即为累进税制——那么就会产生严重的管理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时间选择问题。依比例税制（proportional tax），第一年赚1万美元、第二年又赚10万美元的人与两年中每年赚5．5万美元的人所缴纳的总税额是一样的。但在累进所得税制度（progressiveine tax）下，第一个人就要比第二个人缴纳更多的税金。由此，为了避免消极效应（什么消极效应？），我们就完全有必要对年度间收入的税收平均作出规定。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theTaxation Reform Act）废除了所得税平均法，但作为总体改革的一个部分，它通过将对最高收入的边际所得税率降至28％而在废除累进原则方面走得很远。
对累进税制［更准确地说，是对由累进税制所表示的高边际税（这意味着什么？）］最为通常的反对意见是，它增加了相对于闲暇代价的工作代价，从而会导致一种用闲暇代替工作的低效率状况。但这种替代可以通过收入效应而得以抵消。如果闲暇是一种“较高级的物品（superior good）”——随着某人收入的增加，其闲暇消费也将有所增加——那么，对纳税人而言，高边际税率和累进税制的结合就会因减少其实际（即税后）收入而降低其闲暇的价值（而它所减少的数量要高于它所减少的相对于他工作成本的闲暇成本）。（当然，当边际税率越接近100％时，收入效应就越不可能等于或超过替代效应。）这一观点同时表明，在联邦所得税中增加个人免税额也会像递减税率一样降低人们的工作积极性。由于它对高边际税阶层的人们所减除的应税收入多于低边际税阶层的人们，所以它呈递减趋势。由于边际税率不受影响，它在不减少相对于闲暇代价的工作代价的情况下增加了纳税人的福利，所以它又降低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
即使我们先不谈收入效应，累进税减少的工作量仍是不明确的。因为如果总税收不变，那么有些纳税人在累进所得税制下的边际税率就会比比例税制下的低。这些低税率对促进工作积极性的作用会大于高边际税率对其他纳税人的消极作用。但假如收入最高的纳税人是社会中最有生产能力的工作人员，那么累进税制的消极作用就不会由低边际税率对收入较低的纳税人的激励作用所抵消。
这种有关累进税对工作激励影响的谈论是略有误导性的，因为它好像意味着工作比休闲更具生产率。但在原则上并非如此。重要的是对工作的定价并没有高到（以很高的边际税率）使无效率的休闲得以消除。
累进所得税将冒险量减至最佳水平以下。有些高收入中有很大部分是对风险的补偿。一旦产生危险，收入就很低了。假设在一作曲团体（10人）中有一人在一年中作曲赚了10万美元，而其他9人却一无所获。虽然这一团体的平均收入是极其有限的，但对其课征的所得税税率却要比每一作曲者赚1万美元的情况下高得多。
阻止冒险会使家庭间的收入永远不平等。也许，除了鼓励冒险之外，我们没有更有效的方法可以促成收入变动（有上升也有下降）。冒险而失败的富人会以贫困化而告终；而冒险成功的穷人会以富裕化而告终。也许这就是极端累进税制在中庸的美国人中不很受欢迎的缘故。但我们又要谨慎地作出效率的推论。比例所得税可能会被看作是对冒险的补贴，因为它允许损失冲抵收入。在那种情况下，税收就降低了由有风险的事业所产生的结果方差。如果冒险者成功，他会取得较少的税后收入；如果他不成功，又可能损失较少的税后收入。所以，相对不重视所得税的国家和征收很高累进税的国家都可能在阻止冒险并由此而降低社会变动。
高累进率所得税制的其他社会成本是偷漏税所需要的大量法律和会计费用。如果5万美元以上收入的边际税率为90％，那么收入为20万美元的人就可能愿意最多花13．5万美元以避免对其超过5万美元的15万美元收入支付任何税收。而且这种支出所消耗的资源——就像垄断化所遭致的成本一样——是被浪费掉而不会产生任何生产率的。但是，这一分析为极高累进税制的收入效应复杂化了：只要税收制度至少部分有效，那么高收入的人就会在偷漏上少花些钱。但这一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却为以下事实所抵消了：逃税成本在征税时是可以扣减的，和由于逃税开支会产生（税后）收入，所以纳税人会为此借钱融资。
高边际税率所产生的寻找偷漏税方法的激励也许能解释许多精巧的漏洞，高收入纳税人利用这些漏洞逃避了本应交付的高累进税。这些漏洞扭曲了工作和投资的形式（你能设想一些例证吗？）。虽然漏洞会破坏累进税制从富人向穷人进行重新分配的目的，但它确实减少了前者的实际收入。不仅富人偷漏税的法律和会计费用减少了他们的实际收入，而且许多逃税收入所产生的微利也这样。富有纳税人之间的竞争已使免税州和市的债券利率远远低于市场利率（即具有不享有免税这种相关风险的证券的利率）。考虑到税收因素而要将较大部分（与不考虑时相比较）收入捐予慈善业的个人所取得的效用，要比没有高边际所得税率情况下所取得的效用低。因此，虽然从富人向穷人的重新分配可能并没有完成，但实际收入的不平等却降低了。但仍不明白的是，除非社会中的人们满怀妒忌，否则我们还能从此得到什么呢？税收扣减只可能是短期的（解释为什么？）。
累进税制的一种作用是，当它被作为一种旨在通过将更多的收入（或其他也依累进率征税）推入更高税率等级中从而使政府岁入的增加高于通货膨胀的增长以最终消除通货膨胀的政策时，它就增加了通货膨胀的政治吸引力（为什么？）。这样，通货膨胀就成了一种政府不提高税率或不改变现存有效税法就能增加其实际岁入的方法。也有人认为，由于累进税制允许全体公民将税负转到收入较高的少数人身上，所以它特别容易被滥用。但除我们前面提及的冒险观点之外，穷人将税负转向富人的实际能力受到三方面的限制：（1）那些试图在某天成为富人的穷人不会支持累进率极高的所得税，尤其是因为所得税制度对初步富裕的人待遇不公；（2）由于穷人受益于勤劳富人（或想成为富人的人）的生产能力，所以穷人也不会愿意接受一种必然会伤害工作激励的税收方法（至少在累进率的某一程度上是这样的）；（3）简单多数的赞成票往往决定不了公共政策（参见19．3）。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将注意力集中于对票进税制的反对意见，那么赞成它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之一是假定富人从政府取得了更多的利益。像国防、警察、消防部门这样的政府性保护机构对富人要比对穷人更有价值，这是可得到论证的：被罪犯伤害的富人将比穷人遭受更大的收入损失。但是，在联邦、州和地方的预算中，越来越大的比例被用于使穷人受益的事业。在此，这种得益理论（benefits－received rationale）就站不住脚了。而且，即使依比例所得税制，富人所承担的绝对税收责任仍要比穷人所承担的高得多。
我们可以从上一章清楚地看出，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原则也无法证明累进税制的合理性。至于是否可以依契约理论来为之辩护也还是个尚未定论的问题，而其理由就是它旨在使穷人福利最大化。可以相信的是，如果我们将比例税制（这可能比累进税制更能鼓励有效率的活动，并且管理成本也较低）和向低收入团体提供转让性支付结合起来可能会使穷人受益。即使工作在经济学意义上并不比休闲更有价值，仍有可能产生并非由行为人取得的收益。例如，工作产生应税所得，而休闲并不产生，从税收所取得的岁入可能被用于帮助穷人。比例税制也可只通过减少逃税收益而产生更多的税收收入。
《法律的经济分析》
理查德·A·波斯纳著
第十八章 死亡时的财产转移
18 。 1遗产（和赠与）税
在许多税收专业的学生看来，对死亡时的财产征税好像完全与许多其他税种的替代效应和递减税率无关。实际上，可衡量的财产分配要比可衡量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得多，但这也只有部分是正确的，因为在估计人们的财产时，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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