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的智慧-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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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嗔恚的火，不是在外边，而是在自己的心内。嗔恚到厉害的时候，引起对人的怨恨，由怨恨而发出行为，对他人生出种种危害。从道德上看，这不是好事，从信仰上看，更不用说了。所以嗔恚之害，能灭诸善根。如果此时懂得“忍”，懂得世间一切都是自他平等一如，无你我之别，无好坏之分，有此忍的修养，嗔病就不容易生起了。

长乐先生：佛也说，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当我们偏执于某个念头的时候，事情一定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而所谓的“无念”，也就是孔子所讲的“思无邪”。能够“思无邪”，才能“住烦恼而不乱”，才能够无欲而刚，才能够真正获得别人的尊敬。

在跨文化的交流中，文化冲突像河流一样浪花翻卷，无始无终。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些年来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文明冲突论”，并不是什么新的创见。但是，冲突是短暂的，交融是永远的。当冲突到来的时候，如何化剧烈为平和，化对立为共存，化恐惧为自信，化抗拒为接纳，是文化冲突各方在交往中应该寻找的最佳道路。

和解是历史的正途

星云大师：

佛教是讲因缘的，一朵花很美丽，美的不只是花的自身，还有绿叶的衬托。人在这世界上也一样是因缘共生的，如同父母养育我们，师长教导我们，士农工商供应我们……血统、文化、语言、教育、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多方面的充分融合，才铸就成了一个民族，所以我们要唤起海峡两岸的大家对过去中国文化的重新反思，珍惜现在的情谊，共同创造未来，共同争取中国人在世界的光荣。

长乐先生：在佛教和中国文化的融合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二者的包容性。尽管佛教在传播经典的过程中遇到过很多文化冲突甚至迫害，但最后还是依靠自身的更新能力流传了下来。这是否和它包容了相当大比例的中国文化有关呢？

星云大师：佛教有着和谐的性格，它和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和谐共通的内容。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曾说：“佛教具有群众性、民族性、长期性、国际性、复杂性。”现在看来，佛教更具有包容性、文化性、人间性、生活性、慈悲性。佛教不但能和世界所有宗教和平相处，而且也希望被国家的领导者运用，协助国家建设社会秩序，净化人心。

中国“儒释道”的发展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佛教不但融合了诸子百家，甚至融合了过去的中印思想，把传统与现代紧密结合，现在更涵盖了世界所有文化的精髓。因此，当中国文化融入佛教的精神义涵，未来举世文化将无能超越其上。

长乐先生：中国独特的“和”文化在当代世界格局中，显出了特殊的意义。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就是阴与阳对立统一，浑然一体，是中和适中，是和解和平，是善意包容，是坦诚和秩序。由此，我也尝试着提出华人传媒发展趋势的三个关键词：到达、超越、联合，用以共勉与自勉。

历经“文革”的中国人有过切肤体验：提倡冲突论或斗争哲学，最终受害的将是提倡者自己。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写过：“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和解、包容、多元才是历史的正途，才是世界的本质。

刚柔相济，东方与西方的中庸

长乐先生：

现在，“凤凰卫视”内部无论个人、部门，还是整体运作，都要把“规矩”立清楚。我们这一代大陆人受的教育是要“管得宽”，强调对整体的把握和责任心；香港的同事则更讲究责任内的事情尽责，决不“捞过界”。我们的规矩，就是要融合两方面的优点。在上市公司、电视频道的运作规则上，我们老老实实按规矩办，在规矩之内，你有多少个性，请尽情张扬。

要真正做到自然而然的境界，的确需要时间。这也是东西方管理的不同。同样都是追求公平性，东方讲究入情入理；而西方的管理依据是法规、制度。东方和西方管理模式的取向也不一样。东方表现得含糊合理，取其中庸，共性的东西多一些，更强调文化；西方的强调精确、理性，个性的东西多一些，注重制度层面。

星云大师：这样的话，效率就会有不同。树干很硬，树叶很软；骨骼很硬，脑组织很软——什么样的位置，就该有什么样的质地。同时，水遇寒时结冰，久聚乌云成雨，在不同的机缘之中，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长乐先生：“凤凰卫视”是我们与美国新闻集团合资创办的，也是香港的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管理规则必须共同遵守，但是我们也有自己个性化的管理方式。我们现在是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管理模式中间，找一条最能发挥能量、最能展示身段的中性道路，崇尚刚柔共济。譬如，决策、预算、财务、投资等方面，基本上是西方的管理，为刚性管理，做得比较狠。而在涉及员工情感禀性的方面，更强调以人为本，根据企业共同价值观进行人文化的管理，也叫柔性管理。

我们的CFO叫KK杨，他17岁就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财务管理专业知识，完全是西方化的管理人才。他很严谨，所以我们管他叫“韦驮”——汉传佛教里面，站在弥勒佛背后、手里面拿着一根杵棍的佛。弥勒佛在大门口一坐，笑迎八方来客，大家都比较喜欢，但是没有韦驮的硬朗也不行。所以我们既有像主持人和管理层中间一些善于“笑迎八方客”的公关高手，也有像KK杨这样严格内部管理的人物。把这两个结合好，企业才有发展。

有人说，你们“凤凰”那么累，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牲口用，靠什么激励队伍啊？当然我们有自己的方式。经济上的报酬高于国内媒体是其中一个方面，此外我们做媒体跟别的企业不一样，它落地有声，有互动，有呼应，这是一种最好的回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提倡表扬与自我表扬。我坚持一天至少要讲三句表扬的话，也乐意大家表扬自己。

星云大师：人都是有感情的，很多时候东方入情入理的管理方式也很奏效。佛光山有一个在家弟子，名叫朱家骏。他原本是军队里的通讯官，为宜兰救国团编辑刊物时，我发现了他卓越的编辑才华，便请他为我编辑《今日佛教》与《觉世旬刊》。他的版面设计新颖，标题引人入胜，突破陈年窠臼，在当年台湾的杂志界编辑艺术方面有着卓著的影响。

记得他每次到雷音寺为我编辑杂志时，我总是预先将浆糊、剪刀、文具、稿纸准备妥当。晚上睡觉的枕头、被单，也都是新洗、新烫。他经常工作到深更半夜，我都在一旁陪伴，并且为他下面、泡牛奶、准备点心。他常对我说：“师父，您先去休息吧。”我还是坚持等他完工，才放心回寮。遇有寒流来袭，我会将自己仅有的一床毛毯拿给他盖。

有些人惊讶地问我：“您是师父，怎么倒像侍者一样对待弟子呢？”

我答道：“他如此卖力地为佛教奉献所长，我怎么能不做一个慈悲的师父呢？”

菩萨心肠＋现代管理

星云大师：

佛陀为了求得真正的解脱，毅然抛下荣华富贵，舍离一切五欲爱染，过着艰苦的修道生活。成道之后，他勇于挑战当时阶级森严的印度社会，以慈悲平等的真理，发出了“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的主张，后来又有“四姓出家，同为释氏”四海皆兄弟的宣言。佛陀慈悲平等的主义，终于为数千年来被奴役的印度人民带来了光明。

中国佛教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当政者的政策，逐渐演变成远离社会人群，封闭自守的山林佛教，使得佛教无法普度众生。民初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力排旧弊，倡导佛教革命，喊出“人间佛教”的革新口号。他认为学佛并不是渺不可及的事，将人做好，离佛也就不远了。我深受太虚大师的影响，渡海来台后，将“人间佛教”从寺院带入社会，从僧众带到信众，把佛法落实于生活中，期使“人间佛教”的理念发扬光大。

长乐先生：中国佛教史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自隋唐以后，“禅宗”已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而禅宗最核心处，就是把人心、自性归结为一切诸法的落脚点。后人还提出了一个“六祖革命”，认为它对“人间佛教”思想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星云大师：佛陀出生、修行、成道都在人间，所以佛教也是人间的佛教。“人间佛教”是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是帮助人生幸福安乐的。五戒十善、六度四摄、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都是人间佛教的主要内容。

在印度，僧团是一个引导社会道德归趣、超越国家权力的出世间团体；然而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一切都附属于政治而存在，随君主的施政方针而起伏兴衰。民国以来，太虚大师极力提倡人间佛教，一些年轻僧侣受到大师的影响，对未来佛教应何去何从有了新的体认，致力于推动佛教的现代化。

近来，佛教曾经举办不少义学，礼请名师大德为国家造育英才，也提供了各种医疗救济、教育、文化事业，造福社会。今后，只要能对国家民生、社会大众、经济利益、幸福快乐生活有所增益的事业，佛教徒都应该去做，这叫做普济群生。现代佛教的走向必定要合乎现代大众所需；现代大众不需要的，也应该是现代佛教所不取的。

长乐先生：我在佛光山走了一圈，领略到它的事业规模与管理，叹为观止。菩萨心肠加上现代管理，“人间佛教”好比是把云霞落成了地上的花朵。

星云大师：自从创建佛光山以来，我一直在为教育、文化、慈善的佛教事业而努力。开办培养弘法人才的佛教学院，以及一般的社会学校；办有出版社，编辑佛教丛书刊物，办报纸，设电视台；设立养老院、育幼院、诊所等福祉设施。佛光山是希望透过佛教事业的创办，为佛教开创新纪元。

如今，佛光山在美国创办了一所西来大学，已经加入美国西区大学联盟。它是中国佛教在美国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写下了中国人在美办学的历史新页，被《圣盖博谷论坛报》记者称作“佛教的哈佛大学”。当初玄奘大师将大法带回东土，我们不让先贤，在13个世纪以后，也推促了大法西传。很希望有远见、有抱负的青年都能来西来大学就读，让中国人创办的佛教大学能媲美常春藤名校，在美国扬眉吐气。

长乐先生：把东方文化融合于西方文化，在当今浮躁的物质世界里点燃的是智慧之灯，它所融洽的是族群关系，彰显的是人类文明。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1）

长乐先生：

佛教和中国的儒教、道教一样，都是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向善的路径，它们的目的都是要提升人的自主意识。人间佛教所讲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其实就是把道家的“道法自然”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达到“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直至“无为无不为”的深远意境。

星云大师：40年前，我初到台湾宜兰雷音寺弘法时，有一位熊养和老居士经常到寺里义务教授太极拳。他是江苏人，曾任阜宁县县长，在宜兰县颇有名望。

他的侄子熊岫云先生，是宜兰中学的教务主任。正逢熊老居士七十大寿，侄子特地备了一份大礼，向叔叔拜寿。熊老居士说：“我不需要你任何孝敬供养，只要你肯在佛菩萨面前磕三个头，念十句阿弥陀佛，我就心满意足了。”

侄子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哪里肯磕头拜佛呢？于是拔腿就跑。但是回头想想，叔叔是他在台湾最亲的人，心里又十分懊悔。为了弄清佛教究竟用什么力量，让威德并具的叔叔心悦诚服，从此以后，每逢周三、周六的共修法会中，他都会坐在宜兰念佛会的一个角落里听经闻法。起初，他双手抱胸，桀骜不驯地听我开示佛法，渐渐地，他会合掌问候。我没有特别招呼他，也不曾劝他信佛。如是六年过去了，在一次皈依典礼中，我看到他跪在信众中忏悔发愿。他告诉我：“六年来我不曾听您批评基督教不好，甚至您还会赞美。您的祥和无争，让我决定皈依佛教。”

长乐先生：慈悲爱仁的心境，是需要长期环境熏陶，才能结出硕果的。可以想见，若社会上贪吝争恶之风盛行，则人皆盗匪；若祥和仁容之风盛行，则人人皆佛。如果人人皆佛，我们也就不必再像陶渊明那样，隐居世外桃源了。

和中国的儒道思想相似的是，禅也并不把管理当做一种控制，而是把它变成教化或教育，强调人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控制。佛教管理学是一种动态管理，其管理的重心落在了人的精神世界和思想领域，这不但于整个社会关系的协调有益，也能使内部关系融洽，减少内耗。

星云大师：一个信仰佛教的人，会处处为别人设想，认为大家都是好人，自己也不能做坏人。如果世间上每一个人都能有这种观念，相信这个世界是和谐的，人我之间就没有可争执的事情了。

举个例子说，张三把电风扇打开了，李四正坐在电风扇边上，于是大声说道：“喂！我已经感冒了，赶快关掉，要不就搬到你桌上去吹！”张三不服气地说：“你自己感冒，关我什么事！直接吹风，我也会感冒的！现在我这里的风很柔和，我为什么要把它搬过来？”两个人顿时吵得不可收拾。

长乐先生：有些矛盾其实是可以用机制来调节的。风扇的冲突就是由需求和供给的错位挑起的，也和机制的细化程度有关。我们来重新设想一下，如果给他们每人桌上都装备一个可以自行开关的出风口，那么吹还是不吹，张三自己决定就好了，根本不必争执；如果风又可以调节为微风、大风、涡轮风之类的，李四也就不至于担心感冒而干涉别人。

这是一个企业内常见的配置问题。许多问题的关键在于，规则确定，情感通融，是否把每个人都放在了他们自己觉得最舒适、最能发挥才能的位置上。

还有个例子，甲从外面进门，刚坐下，一阵风吹来，门“嘭”一声关上了。乙坐在里边看书，被这突如其来的声响弄得起烦恼：“进来也不会随手关门！”

甲反驳道：“门本来就没关，你怪什么？”两个人终于冲突起来。这也是个配置问题。在最浅显的层面来讲，办公室里人来人往，起码应该把门固定在最方便员工使用的状态，这样才不至于成为员工之间争执的由头；而这些事，需要专业分工人员负责解决。

我们常常津津乐道一些高科技企业的工作环境，比如可以穿着拖鞋上班，可以在公司里睡觉，公司里有餐吧之类，或者像很多欧洲公司，公司高层的家人医疗、孩子上学、度假、养老统统都由公司安排好。这些其实都是为了解除员工的后顾之忧，使他们不必在工作之外消耗不必要的精力，从而最大限度地把热情集中到公司业绩上来。这当然也是人性化管理的一部分。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2）

我们一直在学习佛陀的精神，强调人的内在悟性和中庸。在具体行为上，强调合作而不是竞争。因而，我们在管理决策的制定和具体实施方面，力图统筹兼顾，避免偏颇和极端。选择了“从心”的管理，就是尊重心灵与个性，着重对心灵、思维能力、才智的开发，而不是用数不清的管理条文织成一张束缚人心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