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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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反复指出：权力关系是开放的文本，权力关系的执行来自无数地方，而不是局限于特殊领域。因此，适当讲来，权力分析的焦点，并不是权力，而是权力关系。

在《知识意志》中，福柯认为，依据权力而对与性相关的某种知识进行分析，决不能假定君权、法律形式或者统治的全面统一性是一开始就给定的；相反，它们只是权力的最后形式。

我们必须首先把权力确实地理解成多重的力量关系，这些关系是它们借以在其中起作用并构成它们自己的组织的那个领域所固有的。其次，权力是通过连续不停的斗争和对抗而转化、强化或逆转的过程。再次，权力是这些力量关系相互之间的依托，并因此构成了一个链条或体系，或者相反，权力是使它们彼此孤立的分裂和矛盾。最后，权力是力量关系借以实施的策略；其一般设计或机构具体体现在国家机器、法律条文和各种社会统治权中。权力无处不在，并非因为它有特权能把万物巩固在它战无不胜的统一性之下，而是因为它不断地产生出来，产生于每一点，或确切地说，产生于点与点之间的每个关系。

权力无处不在，并非因为它包罗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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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由于它来自四面八方。就其是永恒的、反复的、惰性的和自我生产而言，权力简直就是在所有运动中产生的综合结果，是由它们所支撑的并反过来设法抑制它们的运动的相互联系的事物。福柯肯定地说，我们需要一位唯名论者：“权力不是一个机构，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某种确定地赋予给我们的力量；权力是人们为特殊社会中的复杂策略境遇所取的名字。”

U　H据前面分析，福柯认为，分析权力关系的恰当图式既不是法律体系，又不是主人—奴隶辩证法，而是战争。在《知识意志》中，他问道：我们可不可以反过来说：政治是通过其他方式来继续的战争？

U　I根据战争图式，权力是战争，是通过别种方式而得以继续的战争。这一图式显然逆转了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著名的断言“战争是通过其他方式而得以继续的政治”。在１９７６年１月７日的讲演中，福柯指出，这一逆转具有这样三重意义。首先，它蕴含着：西方社会中运行的权力关系基本上依赖于在一个确定的和重要的历史年代、在战争中并由战争确立起来的力量关系。而且，如果政治权力真的结束了战争，如果政治权力在市民社会中设置了和平的统治，那么这决不蕴含着政治权力中止了战争的作用，或者压制了在最后决战中得以揭示的力量平衡。政治权力的作用永远是通过无言的战争形式去复制力量关系，在社会机构、经济不平等、语言、我们每个人的肉体本身中去复制力量关系。其次，它表明：政治斗争、同权力作战、为权力而战、力量关系的变动、某种倾向的赞成、增援等在“国内和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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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一切，即政治制度中的这些现象，都应被阐释为战争的继续。这就是说，它们应被理解为战争的一个插曲和派系斗争。即使当我们撰写和平及其机构的历史时，这种历史也总是我们所撰写的战争的历史。最后，它意味着最终结局只能是：最后的诉诸武力将决定战争的结果，即力量竞争的结果。政治战斗随着这一最后战斗的停止而停止。只有这种最终战斗才能永远结束作为继续战争的权力实施。

U　J战争范畴注意到了全局政治目标、策略目的、这些目标与目的之间的关联、对手所使用的策略以及力量的平衡。战争图式强调了权力关系的异质性，这是福柯权力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仿效战争来分析权力关系，这种做法并不新颖。列宁、毛泽东、葛兰西等人的政治理论都使用过战争的比喻。在一次会谈中，福柯间接提到了广为流传的战争和战争观念，并抱怨那些使用这些观念的人很少注意到一个战争境遇，很少详细描述军队双方的策略，并分析实际的结果：“我们惊奇地发现人们如何轻而易举地和自明地谈论战争般的权力关系或阶级斗争，而没有弄清楚是否意味着某种战争，如果是这样意味，那又是何种战争形式。”

U　K　　　　福柯的抱怨是对列宁和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的误解，因为他们并没有忽视这种战争境遇。福柯又指责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狭隘性，因为它认为最终只存在一个战斗，即夺取国家权力的战斗。与此不同，福柯认为战争场所极其不同，尤为重要的是，参与斗争的双方及其各自的目标多种多样。福柯承认，尽管“阶级斗争”这个观念是一个说明权力实施的糟糕框架，但它有利于人们理解某些宏大的权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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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经仔细审查便可发现，战争图式并不符合福柯自己的权力分析的某些重要方面。由于战争的最终目标是消灭敌人，因而加强了否定的权力观，这就有悖于福柯所强调的权力关系的特征：生物权力关注着全人类和个人的幸福，并增进个人的能力。

在１９７６年的第一次讲演中，福柯已认为如果不想最终抛弃压抑和战争这两个观念，我们就必须对它们作认真的修改。然而，退一步讲，即使抛弃了这个战争图式，也并不要求人们也抛弃策略观念。实际上，只有当策略观念脱离战争境遇时，它才能获得多面性和多样性。

权力不是人们获取、把握或分享和让渡的某物，而是一种关系。

其次，权力只存在于其实施。

权力并不是一个神秘实体，而是“行动”中的某物。权力的实施并不来自上面，在权力关系的底部并不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那个充当一般模型的二元的和无所不包的对立。在社会机体内部，自上而下，从高到低，并非每个层面都存在这种二元对立UL。相反，权力关系是广为散布的，权力在无数地方得到实施，在不平等关系和运动的相互作用中实施。权力为每个人所实施，每个人都发挥了相对自主的作用，即使那些通常视为“无力之人”也拥有偏向、部分屈从、抵抗和部分行动等手段。总之，权力是被实施的，而不是被拥有的；权力并不是统治阶级获得或保存的“特权”

，而是其策略地位的全局效果。

在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４日的讲演中，福柯也指出，不能把权力当成一个个体对其他个体或一个集团或阶级对其他集团或阶级的统一统治，权力并没有区分开那些专门拥有并保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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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与那些并不拥有且从属于它的人。我们必须把权力看作流通的某物，或只以链条的形式而起作用的某物。权力从不定位于某个地方，从未落在任何人手里，从未是一件被人占有的商品或一笔财富。权力是被使用的，并通过网状的组织而得以实施。个体不仅在网中流通，而且同时还总是经历和实施这一权力。不能把个体当成权力开始强加在其上并对其进行冲击进而征服或摧毁的一种基本原子，一种多重的惰性素材。

实际上，某些肉体、话语、欲望开始被构成为个体，这早已是权力的主要结果之一。个体并非权力的对手，而是权力的主要结果，是权力连接的因素。由权力构建的个体同时又是权力的工具UM。主体为权力所构成，福柯的这一论点受惠于尼采的思想，即只有通过威胁和暴力才能灌输行为的内在化的道德控制。同尼采一样，福柯分析了公开的暴力和野蛮到内在道德自律的过渡。

福柯认为圆形监狱创造了对自己的屈从负责的主体。福柯的圆形监狱观类似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阿尔都塞认为许多小的主体都屈从于绝对主体。同样，福柯认为，许多单独的个别的犯人都受到狱吏的监视。阿尔都塞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作出了区分，认为在历史上，意识形态先于科学，当认识论决裂发生时，它就产生了，于是人道主义具有意识形态特征。

虽然同阿尔都塞一样，福柯也反人道主义，但福柯拒斥意识形态概念，因为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观都认为观念源于主体。但福柯想要研究的并非是人，而是人文科学的机制。更为重要的是，福柯反对作为意识形态概念的基础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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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任何权力的实施都具有一系列目标和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产生于个体的选择或决定；我们还是不要去寻找控制权力的合理性的司令部，也不要寻找统治阶级和控制着国家机器的集团以及那些作出最重要的经济决定的人们（他们指挥着使社会运行的整个权力网络）。福柯表明了这种策略如何从种种旨在控制肉体的权力之微观技巧中建立起来。

这种微型的权力关系渗入个体内部，接触个体的肉体，并把自身塞入个体的行动和态度中，话语、学习过程和日常生活中UN。权力的合理性特征在于它拥有能在被指定的有限层面上明确呈现的战术。通常，权力的这些战术或微型技巧相互联系、相互支援，最终形成了总体部署，而无需任何一个事先拟就的计划VE。在《肉体的忏悔》一文中，福柯论证说，１９世纪法国工人阶级的道德化可能会被采纳为资产阶级的策略，但实际上，资产阶级并没有发明这种策略，也没有把它强加在工人身上。相反，是由于出于控制漂泊不定的劳动力的需要，大量个人和集团才通过设立学校、印刷书籍、创立雇主工会等，促成了工人阶级的道德化VF。福柯并没有否认国家的权力和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权力，但他表明了国家和合作权力如何建立在处于微观层面上的相对自主的权力之上，并通过这些权力而起作用。这是一种始于无穷小的权力机制而逐步向上的权力分析法，每一个小机制都拥有自己的历史、轨迹、技巧和战术。我们必须弄明白这些小机制如何为更大的机制和普遍的统治形式所投入、吞并、利用、转化、取代和拓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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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并非独一无二地是政治的或经济的，从对肉体运动作最为精妙地协调的戒律到构成了真陈述的最宽泛的规则，都有权力的散布。权力关系并不外在于而是内在于其他各类关系（经济过程、知识关系、性关系）

；权力关系是其他各种关系中发生的异化、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直接结果，反过来，它们是这些差别的内部条件。

再次，权力与抵抗共存。在《监督与惩罚》中，福柯指出，在监禁社会中，惩戒个体都陷于权力关系的网络内。但他并不认为惩戒控制是完全的或单一的：最终统辖所有这些机制的并不是一个机器或机构的单一功能，而是战斗的必然性和策略的规则VG。福柯在此断定了对这一权力网络进行抵抗的不可避免性。与此相比，《知识意志》仍然认为抵抗不可避免，但更一步断言这种抵抗也是由权力产生的。同权力一样，抵抗也不集中在某个地方，而是散布在权力网络的表面。

“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

，抵抗与权力之间存在一种内在关系。可以认为，人们总是处于权力之内，不能逃避，没有权力以外的东西，因为无论如何，人们都屈从于法律吗？

或者说，历史是理性的诡计，权力是历史的诡计，总是出现胜利者？福柯认为，这种想法会误解权力关系的严格的关系特征。权力关系的存在依赖于多重抵抗点：它们在权力关系中起着对手、目标、支撑或把柄的作用。这种抵抗点出现在权力网络的任何地方。因此，并不存在一种大抵制的场所，反抗的精神，所有反叛的根源，或者革命者的纯粹法律。相反，存在着多重抵抗，每一个抵抗都是一种专门情况：有些抵抗是可能的、必需的、未必确实的；其他抵抗则是自发的、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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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的、单独的、一致的、猛烈的或暴力的；还有一些抵抗极易于妥协、有私心或牺牲的；按定义，抵抗只存在于权力关系的策略领域。

但这并不意味着抵抗只是一个反作用或反弹，只形成权力这一基本统治的一个基底，这个基底最终总是被动的、注定永远失败的。抵抗在权力关系中是独特的，是权力关系的不可化简的对立面。正如权力关系的网络最终形成了一张稠密网络，能穿行于各种国家机器和机构之中而不受其限制，大量的抵抗点也能通行于社会各阶层和由个人组成的整体UH。再次，权力不仅是禁止的、消极的、否定的，而且更为重要的还是生产的、积极的、肯定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福柯思想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在与Ｌ。菲纳斯的会谈中，他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在他撰写《癫狂与非理性》时，由于癫狂是一个特殊情形，在古典时代，控制癫狂的权力明显以排斥形式而得到实施，因而人们认为癫狂陷于巨大的排斥运动中。可见，福柯在分析这一事实时能不太成问题地使用纯粹否定的权力观念。在１９７０年的《话语的秩序》中，福柯分析了决定话语生产的诸种因素：禁止、理性与癫狂之间的古老区分、求真意志。福柯承认在这部思想过渡时期的著作中，对话语的论据与权力机制相结合的问题作了不甚充分的解答。直到那时，他似乎还接受传统的权力观：把权力视为基本上是法律机制的起否定和禁止作用且具有大量消极的效果（排斥、否认、阻碍、隐藏等）的事物。始于１９７１——１９７２年的监狱体验使福柯认识到传统权力观是不充分的。

刑事制度的范畴使福柯确信，权力问题的详尽阐述如其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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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倒不如说依据技术、战术和策略。

在《监督与惩罚》中他设法做的并且在《知识意志》中他设法利用的，正是这种技术和策略格式对法律和消极格式的取代。因此，福柯愉快地摈弃了《话语的秩序》中把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关系等同于否定的选择机制的任何做法VI。福柯在《知识意志》中指出：“权力关系并不处于只起禁止或陪伴作用的上层建筑中；无论在哪里起作用，权力关系总是起直接的生产作用。”

V　J《监督与惩罚》认为权力并不光是排斥或压抑，权力不仅生产物质商品，而且还生产了惩戒个体本身。在１９７８年与Ｐ。邦塞纳的交谈中，福柯指出，从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７０年的１０年中，人们把权力归结为“禁止”

，人们认为权力就是执行“禁止”的人、阻止别人做某些事情的人。福柯认为，权力是某种更为复杂得多的东西。他揭露了一种专横地肯定某种论断的现象：权力一定是镇压性的，既然权力是坏的，所以权力只能是消极的，等等。

当Ｂ。Ｈ。莱维问到权力不再必然是谴责和禁闭的一切时，福柯回答说，一般说来，制止、拒绝、禁止远非基本的权力形式，而只是权力的界限，极端形式的权力。权力关系首先是生产的VK。最后，权力与知识密不可分，相互依赖。权力生产知识，两者相互蕴含。哪里有权力实施，哪里就有知识产生。在福柯看来，历史已经研究了拥有权力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