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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其实不懂经济学-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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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里昂惕夫之谜：无法解释的反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一举成为超级大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要是根据已经被西方经济学界广泛接受的赫—俄模型中“生产要素配置的差异是贸易发生的原因，一国必然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其丰饶要素的产品，而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的理论，资本丰富的美国定然是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然而，1953年，里昂惕夫在费城的美国哲学协会上宣读了题为《国内生产与对外贸易：美国资本状况的重新检验》的论文。论文指出美国平均每百万美元的出口品与国内生产等量的进口替代品相比较，在出口品中包含较少的资本和略多的劳动，也就是说过去广泛流行的美国经济的特征是资本相对有余而劳动相对短缺的看法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此文引起西方经济学界的轩然大波，这个反对赫—俄模型的观点进而被冠以“里昂惕夫之谜”的称号，也称“里昂惕夫反论”。
里昂惕夫没有放弃，而是更加深入地研究，并在1956年发表了第二个研究报告，题为《生产要素比例与美国贸易结构的进一步理论和经验分析》，结论仍然没有改变。西方经济学家们坐不住了，他们无法接受赫—俄模型被推翻，所以一定要解开里昂惕夫之谜。于是劳动效率说、消费偏向说、贸易壁垒干扰说等理论纷纷问世。
劳动效率说最先是里昂惕夫自己提出来的解释理论。里昂惕夫认为，“谜”是由美国工人的劳动效率比其他国家工人高所造成的。他认为美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大约是其他国家工人的3倍，因此在劳动以效率单位衡量的条件下，美国就成为劳动要素相对丰富、资本要素相对稀缺的国家。但是，很多经济学家认为里昂惕夫的解释过于武断，一些研究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克雷宁经过验证发现，美国工人的效率仅为欧洲工人的1。2～1。5倍，远远低于里昂惕夫所估计的3倍。因此，他的这个论断无法令人信服。
后来，美国经济学家基辛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加以研究。他将工人细分为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两大类，再通过对两类的不同总结，得出资本较丰富的国家倾向于出口熟练劳动密集型商品，资本较缺乏的国家倾向于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结论。这个结论较里昂惕夫的理论有明显进步，指出了熟练劳动程度的不同是国际贸易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仍不足以解开里昂惕夫之谜。
在基辛的理论基础上，美国经济学者凯南等人提出了人力资本说，用人力投资的差异来解释美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是符合赫—俄原理的。他们认为，劳动是不同质的，这种不同质表现在劳动效率的差异上，这种差异主要是由劳动熟练程度所决定，而劳动熟练程度的高低，又取决于对劳动者进行培训、教育和其他有关的开支。因此，高的劳动熟练程度，归根到底是一种投资的结果，是一种资本支出的产物。凯南认为，国际贸易商品生产所需的资本应包括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无形资本则包括人力资本。由于美国投入了较多的人力资本去培养熟练技术劳动力，因此，美国出口含有较多的熟练技术劳动的产品也应算作资本集中产品。这样处理之后，美国仍然是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个结论是符合赫—俄原理的，就能解开里昂惕夫之谜了。但这种解释的困难在于难以具体衡量人力资本的真正价值，因此并非人人都同意。
综观这些理论，其建立的目的都是为了解释里昂惕夫之谜，虽然最终也未能将里昂惕夫之谜解开，但这些新学说针对战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新变化，在继承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扩展，对传统理论做了一些整修补充的工作，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值得去了解、研究一下。
98。诺斯第二悖论：制度变迁好不好？
诺斯是个经济史学家，既然是史学家自然要研究历史，研究历史就离不开国家，离不开制度变迁；诺斯又是一个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自然要研究经济。所以诺斯的理论就是从经济角度解读国家，解读历史的变迁，研究国家制度与经济结构的关系。
诺斯提出的理论与国家制度和经济分不开，而他最著名的一个理论居然是一个怎么说都通的悖论，被称为“诺斯第二悖论”。悖论指出：新制度一定比旧制度更有效率，因此会使交易费用降低，促进经济增长。而另一方面新制度的出现从长期上又会使交易费用增长，导致经济停滞。
诺斯认为交易费用的下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他认为，制度一定是有效率的。因为在决定是否改变制度、朝什么方向改变之际，个人、自愿团体和政府必定要考虑现有制度之外的所有可能更有收益的机会，并对所有可能机会在未来各期的收益进行计算，然后挑选那个收益最高的选项作为新的制度。毕竟人都是追求利益的嘛，这就像地上有一张五块钱、一张十块钱，只能捡一张的时候，肯定要捡十块的，国家制度也一样。因此，在诺斯看来，新产生的制度一定是有效率的。
诺斯还反复强调，不同制度下政府的产权规定了经济体系中基本的激励结构，随之而动的产权变化也会造成收益变化，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肯定会据此调整自身的行为，毕竟谁都想捡那张十块的钱。而无论是制度、组织还是个人，其调整的方向肯定是节约交易成本，因为节约交易成本就是扩大自己的收益。所以，从任意一个时点上来观察，交易费用都在不断下降，经济运行效率在不断提高。
然而，诺斯和Wallis所做的调查却显示出与理论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1870年，美国经济中的交易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到1970年却上升到了45％。而对诺斯影响颇深的华裔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也在对香港之类的现代市场经济大都市的调查中发现，交易费用可能要占其GDP的80％以上。由此得出的最简单的一个结论就是，从长期来看，交易费用是在不断上升，经济运行效率是在不断下降，以至于社会可能因此陷入停顿。
前者的推论是经济不断增长，后者的推论是经济陷入停顿。而且无论经济出现什么情况，两个理由总是能说得通。诺斯写出了悖论，人们被弄糊涂了。为什么每一个时期的下降最后带来的却是长期交易费用的增长？为什么“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呢？
其实这不仅是诺斯的悖论，还是整个新制度经济学的悖论。包括科斯、威廉姆森在内，这些研究制度与经济的学者们，都无法破解这个悖论。他们都认为组织的选择标准、制度变迁的方向就是交易费用的节约、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制度经济学家们都同意，市场和企业的切换旨在降低交易费用，也同意短期内交易费用是下降的观点。但是，从长期看，交易费用却在不断上升。
要了解诺斯第二悖论，就要从诺斯所接受的思想教育来探寻。诺斯最初受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影响。其实从古典经济学出发就可看出，经济增长的过程不仅是斯密提到的分工深化的过程，分工深化还必然导致交易费用的增加。就比如一个商家以前从一两个地方进所有货，现在却要跑十几、二十几个地方才能配齐货，交易费用当然会增加，而适当的组织变革和制度变迁主要是为了支持更加复杂的交易。因此，交易费用的增加并不能够简单地归结为成本的增加，它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副产品。而诺斯在后来接受了张五常、科斯等人的思路影响后，就把交易费用归为成本，把降低交易费用当做制度变迁的任务。结果，不同的理论来源造成了诺斯第二悖论。
因此，要想破解诺斯第二悖论，要么放弃新制度经济学对交易费用的看法，要么放弃古典经济学对交易费用的看法，二者必居其一。看来，学的太多、懂得太杂也不见得是“好事”！
99。牧童经济：破坏的最后是自我灭亡
现在人人都在讲“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世界各国的国家领导人、科学家也常常聚在一起开会，研究怎样减少污染、保护环境，投资巨大的环保行业更是成为近年经济中的弄潮儿，得到政府给予的诸多支持。为什么只想攫取的人类如今如此重视环境问题？这要从经年累月的“牧童经济”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说起。
在气候、环境等问题得到充分重视之前，人类的经济政策就像牧童放牧一样。只管让牛羊吃饱吃好，长得又肥又壮，而不管草原被破坏成什么样。这种经济的主要特点就是大量地、迅速地消耗自然资源，把地球看成取之不尽的资源库进行无限度的索取，同时造成废物大量累积，使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它表现为追求高生产量（消耗自然资源）和高消费量（商品转化为污染物），因而被称为“牧童经济”。
而如此放肆的行为，自然会对自然资源造成巨大的破坏，于是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沙漠扩大化是人类得到的大自然最早的警示。土地是人类生产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们随心所欲的开发利用却使其遭到惊人的破坏。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交界处有个咸海，它曾经是世界第二大咸水湖。从1960年到1993年，咸海面积减少了50％，从6。7万平方公里锐减到了3。4万平方公里。干涸的湖底形成了3万多平方千米的盐土沙漠，被科学家形象地成为“咸海沙漠”。从咸海沙漠中吹出的盐尘风沙已吞食了200万公顷耕地和1。5万公顷牧场，且有继续扩大的趋势，造成了当地严重的生态灾难。如今漫天蔽日的咸沙使得咸海周围植被萎缩、野生动物锐减，人们的生命健康也遭到严重威胁。曾经的生命之泉转眼成了生命杀手。
遭到破坏的当然不止咸海，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情况。据估计，全世界约有1/4的可耕地正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水蚀和风蚀，如此下去，人类终将面对一个没有悠悠绿草的黄色地球。
水是生命的源泉，曾经我们以为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今却为缺水而焦虑不安。目前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消耗着地球上有限的淡水资源。而且随着农业使用化肥、农药数量的不断增加，工业污水、废渣的直接排放，许多江河、湖泊、水库甚至地下水都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除了我们能切身体会的土地、水源问题外，温室效应、臭氧空洞如今也被科学家越来越频繁地提起，据研究，如今很多的灾难、灾荒都与温室效应、臭氧空洞关系密切。人类正在品尝自己酿造的苦果。
在遭到自然界的报复之后，人类才开始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利用自然资源，而自然资源又是有限的。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叫做“宇宙飞船经济”的模式，颇有创意。
宇宙飞船经济就是把地球看成一个巨大的宇宙飞船，除了能量要依靠太阳供给外，人类的一切物质需要都靠完善的循环来得到满足。事实上，地球上的生命生生不息的奥秘，就在于地球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它在太阳能的推动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进行着物质的周期循环，不需要补给什么东西，也没有多余的废物，其中的一切都各有用途。生命就是在这流转不息的物质循环中得以体现。
总之，牧童经济在地球上已难以为继，继续肆无忌惮地破坏自然资源的结果只能是毁灭人类自己。无论将来能否实现宇宙飞船经济，人类都必须改变自己“牧童”的身份，找出更和谐的发展模式。
100。马歇尔两难：最重要的不是谁对谁错
马歇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但他原本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数学家，曾先后做过圣约翰学院教学研究员，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讲师和教授。后来之所以转而研究经济学，可以说是责任感使然。19世纪中后期，马歇尔看到英国社会严重的不公平现象，觉得神学、数学、物理学和伦理学都不能够给人类带来“福音”，于是把希望寄托在经济学的研究上，从此走上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道路，并最终成为“新古典学派”和“剑桥学派”的创始人。
马歇尔有一个著名的论题，大致意思是：高效大型机器设备的广泛应用必然带来规模扩大，而规模扩大可以使单位产品的成本大幅度降低，但规模经济造就的生产集中又极易造成垄断，垄断又会使经济丧失竞争活力。他认为，规模经济和垄断是难以分割的，社会要获取规模效益，就得牺牲竞争效益；要获取竞争效益，就得牺牲规模效益。这就是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中著名的“马歇尔两难”。
这个论题并不是讨论哪一个更具优势，也没有说明两者是否有和解的可能。但也正是这个令人难以抉择的题目，激励着人们不断在实践中摸索，不断改善经济制度。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多强调“竞争优先”，倡导自由市场与自由竞争，反对垄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
美国人是坚定的自由竞争主义者。从19世纪开始，他们就一直坚持竞争优先，宁愿牺牲规模效益，也要保证竞争活力。在美国人看来，鼓励竞争所产生的效益足以弥补牺牲规模造成的损失并且还有盈余，所以“两利相权取其大”。20世纪上半叶，美国制定了严格的“反托拉斯法”，任何垄断行为在这里都不能被容忍。一直闹了十几年、令计算机神童比尔·盖茨无可奈何的微软分拆案，便是一起典型的反经济性垄断案。微软案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在这个扑朔迷离、耗时长达十几年的案件审理过程中，有人赞叹美国人铲除垄断、捍卫竞争的执著精神，也有人抨击美国的反垄断法是专门对付大企业的法律，是破坏规模经济的祸首。
本来，美国“两利相权取其大”的竞争更具优势的观点在过去一个世纪都占据主导地位，因为经济主导地位一直握在美国人和欧洲人的手里。但到20世纪70年代，变化出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实际上由驻日美军控制。当时的驻日美军司令也叫马歇尔，这位马歇尔将军在帮助日本制定战后复兴计划时坚持要求实行美国式的竞争优先战略。但日本人认为，本国资源匮乏、发展滞后，要实行同样的战略，不可能与已经占据“先驱优势”的欧美一较长短，因此必须另想办法。后来，他们就断然抛弃了马歇尔的主张，奉行规模优先、以政府行为促进生产集中成为战后日本产业政策的核心。在钢铁行业，日本政府力促两大钢铁企业合并组建“新日铁”，60年代一举崛起为钢铁大国；在汽车行业，日本抬高进入该产业的规模门槛，刺激了各汽车企业的扩张，70年代成为汽车大国。靠着规模这个“后发优势”，打破了欧美等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并使许多著名企业跻身世界排名前列。
尽管日本的成功案例令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嘲笑美国是“把下金蛋的鹅放在案子上剁”，但是谁也不能否认近百年来美国通过鼓励竞争保持的经济活力，不能否认美国一直占据着经济霸主的地位。马歇尔两难的重要意义也在这里，不是让人去断定哪种方式更好，而是提醒人们随时随地地观察、思考、分析，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阶段、外部经济环境等，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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