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兵法-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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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阴谋，搞暗杀，这本是黑社会帮派间的行径，蒋介石却用来残忍地对付革命同志。这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了蒋介石。

蒋介石的“夜壶”弟兄

1926年，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向中国共产党进行挑衅，眼见没有反对之声，便更加大胆，；试图制造更大的声响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势力在上海，他决定在这里发难，但是当时的工人手里掌握有大量武器，一时他也不敢轻举妄动，狗急跳墙之际，蒋介石想起了一个人——他就是杜月笙。

杜月笙很小就混迹上海滩，本是一个卖水果的；不文不武。非官非民。但却工于心计，善于仰人鼻息。他投机钻营、拉帮结派，样样精通，从而渐渐网络起了一个庞大的帮派组织，成为旧中国一权倾，时的人物。蒋介石在上海发展时与其结识，从此互相勾结利用，把整个上海甚至周围更大的区域搞得乌七八糟，天怒人怨。杜月笙是帮派黑道上的权势人物，手下徒众甚多；很多蒋介石不便做的事情都可假杜月笙之手达到目的；但因其是黑道，所以有些时候蒋介石又不得不对他摆摆架子，疏远一下关系，因为蒋介石要为自己自诩的国民印象而着想。从地位上讲，一个是国民总统，一个是帮派老大。一个对一个是逢迎巴结。一个对一个又是器重有加。但有时也有谈崩的时候，有一次，杜月兰曾气呼呼地嚷叫道：“蒋介石简直就把我当作夜壶，想用了就用、不想用了随脚踢在一边！”

1931年6月，杜家祠堂峻工，杜月笙衣锦还乡。亲自举行所谓的家祠落成典礼。当时的场面非常热闹。蒋介石亲送匾额，南京政府的各部部长也都送了匾额。在隆重庞大的六截队伍之后，有仪仗队护送神主轿亭。轿亭前有一块巨大的匾额，上面写着蒋介石所颁的祝辞。蒋介石及其诸位南京政府的阁僚们真算是十足地给杜月笙的脸面贴了一层厚金，杜月笙怎能不死心塌地地卖力气呢？

　还是蒋介石的“法子”多

蒋介石本是个泼皮无赖，要背景没背景，要势力没势力，但最终却占据了旧中国的最高统治地位，其秘诀是什么呢？

1927年3月21日，80万上海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并立即转为武装起义。在周恩来同志的指挥下，23日，起义取得了胜利。而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反共决心也在国内的大资本家和国外列强的怂恿和资金支持下变得更加强硬起来。但是，要解决掉当时以80万罢工工人为坚强后盾的5000名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非一件容易事。于是，一方面他命人大造舆论，说“共产党谋叛国民党”，另一方面决定借助上海的黑社会势力，让黄金荣、杜月丝、张啸林等流氓头子为自己卖力气。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知道今日的蒋介石已是堂堂的北伐军总司令，绝非昔日向自己递交门生帖子的蒋介石可以比拟，他们怎肯放过这个向其献媚讨好的机会呢？

为配合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对工人的镇压，杜月笙指使亲信浦锦荣成立中华共进会，而且欺世盗名地在报纸上宣称这个组织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共进会的继续。浦锦荣声称“未受任何方面分文津贴”，叫嚷进步舆论对他们的挟击是“误会太甚”，”太乏常识”，号召党徒们“投奋起，甘作前驱，共扫凶残之孽”。而后，杜月笙等人以共进会的名义纠集15000多名地痞流氓并给他们分发枪支弹药，同时三人轮流讲话，不是威逼利诱，就是鼓劲打气，要他们给蒋介石的“宏图大业”卖死力。

按照预先的阴谋，流氓恶棍们分成南北两路夹击工人纠察队的驻所。南面一路袭击工人纠察队的重要驻地华商电车公司，北面则一路奔袭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内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闸北湖州会馆等地。这时，杜月笙等人控制了法租界的大部分机动车辆，以对抗路途较远的袭击地点，以便用车载流氓打手们过去。

流氓武装攻打华商电车公司时，依仗人多势众，强攻至公司附近，却被工人纠察队的机枪打得抬不起头来，龟缩成一团。杜月笙得悉此情后，亲自出面向国民党军队借来数挺机枪，以火力掩护流氓们冲进了公司。在攻打宝山路上的东方图书馆时，流氓们遭工人纠察队的顽强抵抗，杜月笙得知后，亲自跑去督战，并向租界借了20门小钢炮，集中火力攻人楼内，疯狂惨杀工人纠察队队员。

趁此时机，蒋介石把流氓武装对工人纠察队的袭击诬为“工人内辽”，派遣反动军队，以“调解”为名，骗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甚至伙同流氓武装疯狂残杀工人纠察队队员。

当然，杜月笙的“效用”绝非就此而已，作为蒋介石的一名死心塌地的得力助手，他要为蒋介石做更多的“工作”。

他与黄金荣、张啸林联合印发宣传品，到处散发。公然宣称共产党不是“共产”，而是让工人们“共死”，说什么：“如若各处工厂店家没有生意做，只好停办，到了那个时候，你们怎么去寻生活。现在生活程度提高，你们的工资自然是要加的，享有资本的人，亦要放出良心来，自然增加你们的工资，做到劳资两得其益。”企图以此来骗取工人的信任，自动放弃革命。

残杀完上海的革命工人之后，杜月笙又于4月下旬包下“‘天安”号轮船，带着流氓打手，专程跑去宁波协助那里的流氓恶棍、国民党的反动军警部队，大肆捕杀当地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同时，他还造舆论为蒋介石作掩护，为自己的可耻行径遮遮掩掩，涂脂抹粉。4月14日，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三人在上海各报联名发表“真电”，悍妇长舌，信口雌黄，污蔑共产党是“贪苏俄赤比之金钱，贿买无知识无教育之青年工人，捣乱地方”，把革命中被批斗的土豪劣绅说成是“地方公正人士”，而将自己疯狂镇压革命的罪恶活动说成是“揭竿为旗，斩木为兵”，极尽自己搬弄是非之能事，诸多丑态一一毕露。

黑帮老大

杜月笙是黑帮老大，自然要去养活自己手下的一批兄弟。只卖力气，没有酬劳，手下的流氓打手会有意见，而这笔钱蒋介石也不是能轻易解决的。于是，这些混迹于上海滩的泼皮阿三们又把眼光描向了极为罪恶的东西——鸦片。

蒋介石统治时期，对鸦片采取的是“寓禁于征”的罪恶政策。表面上是禁烟，却将大批“充公”’而来的鸦片收为己用，出售获利。但是他自己不能去贩卖鸦片。于是这个任务又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杜月笙的肩上。从此，一个“禁”烟，一个卖烟，原先上海街头躲躲闪闪的烟馆老板如今都挂上了公开营业的招牌，一时之间霓虹闪闪。歌舞阑珊。乌黑的烟土变成了白花花的银钱，装进了蒋介石和杜月笙的腰包。

在某种意义上，杜月笙就是蒋介石的开路先锋，有时也会因此成为替罪的箭靶子。

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常常处在极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自为爱国主义者，珍视民族主义，要做出不屈服的样子；另一方面，出于多方面考虑，他以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为借口，甚至要对日本人妥协让步。而如果他以一种爱国者的姿态出现。却要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勾勾搭搭，眉来眼去的话，这一定会遭到国人的唾骂，同时也会有损于自己一贯标榜的形象。于是，杜月笙的任务又来了。如果杜月笙与日本人的磋商成功，这正是蒋介石希望出现的事情，他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共产党；如果磋商不成，他也可以帛身退避，脱逃国人的责难。

于是，杜月笙成了蒋介石所谓的“曲线救国”，成为对日本妥协退让甚至投降的直接代言人和决策执行者。

除此之外，杜月笙还帮蒋介石在日本投降之后占领地盘，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多方联系各地帮派组织成流氓武装，打击新四军和八路军力量；防止上海和东南沿海地区落在人民手中。

蒋介石就是这样，既有拉拢，又有打击。拉拢与自己政见相同或是可以为自己利用的人，打击和自己敌对的人，不断地在斗争中巩固自己的地位。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他还是在正义的人民的反对声中落得一个可耻下场。

　方圆兵法（兵法三）

雄才伟略治天下

金无足赤

春秋战国时齐国有个大臣叫邹忌，风流潇洒，气度不凡，被人誉为美男子。当时城北还有一个美男子，邹忌也没见过，不知道两个人谁更俊美，然而他的妻子、侍妾和拜访者都却说他更俊美。后来，邹忌见到了那个美男子，相比之下，才觉得自己不如对方，于是也明白自己受到妻子、侍妻和拜访者的蒙骗并知晓了其中的原因。他把这些事情源源本本地告诉了齐王，要齐王虚心纳谏，接受各个阶层的人的谏议和面谏，即使对方所说的令自己很难堪也在所不顾。法令一经发布，进谏的人往来不断，颇多切中时弊的有建设性的意见，齐王都有选择地接受改进了。后来，意见越提越少，因为实在没有什么意见可提了，而齐国也随之政治开明，经济发展，国力一日强过一日，终于成为当时诸侯公认的强国。

子产不毁乡校

春秋末年，郑国有一位叫子产的宰相，他治理国家的方法就非常独特。他从来不对民众的言论加以压制，即使是对郑国的政治抱不满甚至是嘲讽态度的人。他知道，“防民之日甚于防川”的古训，知道周历王就是。周历王因为采用苛法“止谤”，塞使民众的口才失了天下。

当时郑国各地普遍地设有被称为”乡校”的学校，在那里培养知识分子。但是同时，乡校也往往被那些对政治不满的人来利用，当作政治活动场所，发泄自己的优怨甚至是指责。这种情况如果不断发展下去，可能会对郑国的统治有威胁，因此一些大臣提出意见，要求关闭乡校。

子产反驳说：“其实大可不必关闭乡校，民众在结束了一天的劳作之后，’聚集在那评议政治实在无可厚非，我们正可以把他们的意见当作为政的参考，得到赞赏与支持的便继续深化实行，如有批评则加似改良，他们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如果强行压制，也许会暂时抑止他们的言论，但那正如堵塞河道一样，水势虽然能够被一时堵住，不久更大的洪水就会滚滚而来，冲溃堤岸，泛滥成灾。如果到了那种地步，即使是再想补救也来不及了。与其如此，一倒不如平时慢慢疏通洪水，因势利导，使之从各个水道疏散，这不是很好吗？”

对待臣民的议论采取一种宽容的政策，允许其发表不同的意见，作为自己的借鉴，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才是正确的为政作官之道。

　学会给下属面子

不要以为你是一个领导者就要把所有的权力死死地握在手里，事必躬亲，不管大事小多都要一一过问，总是超负荷地工作。其实、这绝对不是一种有效的工作途径。虽然你工作得非常勤苦，但你所负责的工作却总是杂乱无章，眉毛胡子搅成一团。虽然你事事过问，时时在管，但却一点工作成绩也没有，拿着权柄作碳棒，下级也对你不冷不热，眼看着你自己闹笑话。其实，你所做的工作有许多并不需要你去做，那是你的下属的事情，如果你做了这些事情，他们不但下会心存感激，反而会认为你专横跋扈，粗俗无知。不要忘记自己是个领导者，你有自己的工作要去尽心做好，甚至有些你分内的事情你也可以交给下属去做，这一方面可以锻炼提高他们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你抽出一些时间去做纵观全局的决策，使你所领导的事业有更大突破。

汉宣帝手下有一位宰相叫丙吉，有一年春天，丙吉乘车经过繁华的都城街市，恰巧看见有人群殴，死伤极多，但却若无其事地通过现场，什么话也没说，继续往前走。不久。他又看到一头拉车的牛吐出舌头来气喘吁吁，无精打采，丙吉马上派人去问牛的主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此，旁边的随从人员都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宰相对于群殴事件不闻不问，却单单操心牛的气喘，这不是有点轻重不分，本末倒置了吗？于是，有人就鼓起勇气请教丙吉。

丙吉回答说：“取缔制止群殴事件是长安令或京北尹的职责。身为宰相，我只要每年评定他们的政绩，再将其赏罚建议上奉给皇上就行了。宰相对于这些琐屑之事不必一一参与，而我之所以看见牛气喘吁吁就要停车问个究竟，是因为现在正值初春时节，而牛却吐着舌头气喘不停，我担心是不是阴阳不调，而宰相的责任之一就要借调阴阳，因此我才特地停下车询问原因何在。”

众随从听后，这才恍然大悟，纷纷称赞宰相英明。

领导就是领导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领导者应该下功夫做的事情有以下三件：第一是对大局的判断和掌握；第二是调整团体的能力；第三是让部下各尽所能，充分调动、发挥其积极性。

英国大出版家诺兹可里夫生平所做的事业极多，如果换成别人，肯定会早已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他却仍能从容不迫，应付自如，许多朋友对于他这样的才干；深觉惊奇，他说：“我自己只担任指挥工作，一切机械式的工作都交给那些能胜任的人。我深知要成就事业，最重要的是时时创新的计划，指挥得法和坚持不懈。至于那些凡是助手能够处理妥帖的工作，我尽可不必动手。”

记住，你之所以把一些琐屑小事交给下属去做，是因为你需要去思考更重要更具有全局性的事情，需要去制定新的关系到整体发展的计划。这些工作才是你的分内之事。有些领导者总是以自己是“最繁忙的人”而自傲，这实在是大错特错的想法，在有识者看来这种领导者无异于是在说自己是一个最不善长指挥他人工作的人，他没有驾驭属下的学识和能力，所以注定要失职。

《孙子兵法·谋攻篇》中说：“将能而君不彻有胜。”意思是说，将领如果是有才能的，国君不要干预他的行动，保证其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这样才能求得战争的胜利。在现代社会的从政发展中，一个领导者所要负责的事是十分复杂繁琐的。经营与决策，组织与指挥都是其分内之事。假如一切事情都要由领导者来处理，而不是实现部分放权，交给下属去做，纵使领导者有三头六臂也难以应付。不要以为你把自己的权力分给下属些，下属就会认为你的才能低下，对你采取一种。阳奉阴违的态度。相反地，如果你多给他们一些能够充分展示自己才华和能力的机会，他们更会尊敬你，认为你有领导者的气魄与涵养，会更加心地无私地为你工作。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学清朝的康熙皇帝，据《清史》记载的“三藩之乱”时，占据台湾的郑经也趁机渡过台湾海峡，占领了泉州、漳州、温州等地。消息传来之时，康熙皇帝正领着诸位皇子在畅春园练习射箭。闻报，康熙无动于衷，战况接踵传来，连台州也失陷了。皇子和大臣们都急切地等待皇上降旨；可康熙皇帝仍一心射箭，大家都颇感疑虑。回宫之后，康熙方才说出自己的道理：福建离京城数千里，路途遥远，消息传报费时；而且反叛的不仅仅是兵力强大的三藩，同时还有盘踞台湾的郑经，虽然丢失了这么多的地盘，但当地的官员也一定尽心尽力了。如果我在此时传令去责罚他们，他们非但不会心存愧疚，而且还会认为我不通情理。反之。如果不去责罚他们，他们会慢慢明白自己的作用，这时我再派兵去支援，一定会有所收效的。

康熙皇帝八岁登基，权臣专政，而他则威信不存。后来，他用计杀权臣鳖拜，整顿吏治，巩固边防，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