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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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观点对今天的金融政策仍然有指导意义。】

可见，在每一段时期内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的总量，一方面取决于流通的商品世界的价格总额，另一方面取决于这个商品世界的互相对立的流通过程流动的快慢，这种流动决定着同一些货币能够实现价格总额的多大部分。但是，商品的价格总额又决定于每种商品的数量和价格。这三个因素，即价格的变动、流通的商品量、货币的流通速度，可能按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比例变动，因此，待实现的价格总额以及受价格总额制约的流通手段量，也可能有多种多样的组合。在这里，我们只举出商品价格史上最重要的几种组合。

在商品价格不变时，由于流通商品量增加，或者货币流通速度减低，或者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流通手段量就会增加。反之，由于商品量减少，或者货币流通速度增加，流通手段量就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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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品价格普遍提高时，如果流通商品量的减少同商品价格的上涨保持相同的比例，或流通的商品量不变，而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同价格的上涨一样迅速，流通手段量就会不变。如果商品量的减少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比价格的上涨更迅速，流通手段量就会减少。

在商品价格普遍下降时，如果商品量的增加同商品价格的跌落保持相同的比例，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减低同价格的跌落保持相同的比例，流通手段量就会依然不变。如果商品量的增加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减低比商品价格的跌落更迅速，流通手段量就会增加。

各种因素的变动可以互相抵销，所以尽管这些因素不断变动，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从而流通的货币量可以依然不变。因此，特别是考察一个较长的时期，我们就会发现：在每一国家中流通的货币量的平均水平比我们根据表面现象所预料的要稳定得多；除了周期地由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引起的，以及偶尔由货币价值本身的变动引起的强烈震动时期以外，流通的货币量偏离这一平均水平的程度，比我们根据表面现象所预料的要小得多。可以运用现代庸俗经济学常用的数学手段对这一点进行实证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虽然庸俗，但其中的数学工具本身并不庸俗。

流通手段量决定于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这一规律，还可以表述如下：已知商品价值总额和商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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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变化的平均速度，流通的货币或货币材料的量决定于货币本身的价值。有一种错觉，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即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手段量，而流通手段量又决定于一个国家现有的货币材料量【“在每一个国家，随着民间的金银量的增加，货物的价格必定上涨，因此，如果任何一个国家的金银减少，那末一切货物的价格也必将随着货币的减少而相应地跌落。”（杰科布·范德林特《货币万能》1734年伦敦版第5页）把范德林特的著作同休谟的《论丛》仔细对照后，我丝毫不怀疑，休谟知道并且利用了范德林特这部在别的方面也很重要的著作。流通手段量决定价格的看法，巴尔本以及更早期的著作家就曾提出过。范德林特说：“无限制的贸易不会造成任何不便，而只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当一个国家的现金量由于这种贸易而减少时（这是禁令所要防止的），流入现金的国家的一切货物价格必然会随着该国现金量的增加而上涨……我国的工业产品以及其他各种货物会很快地跌价，从而又造成对我们有利的贸易差额，这样，货币就会流回我国。”（同上，第43、44页）】，这种错觉在它的最初的代表者那里是建立在下面这个荒谬的假设上的：在进入流通过程时，商品没有价格，货币也没有价值，然后在这个过程内，商品堆的一定部分同金属堆或纸币堆的相应部分相交换。【不言而喻，每一种商品的价格构成全部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的一个要素。但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彼此不可通约的使用价值总量应同一个国家现有的金或银的总量相交换。如果大胆地幻想一下，把商品世界当作一个唯一的总商品，每一个商品只是它的相应部分，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美妙的算式：总商品=x英吨金，商品A=总商品的一定部分=x英吨金的同一部分。孟德斯鸠当真这样说过：“如果我们把世界上现有的金银量同现有的商品总量相比较，那末每个单个产品或商品一定可以同一定量的货币相比较。我们假定世界上只有一种产品或一种商品，或者说，只有一种东西可以买，而且它象货币那样可以分割，这个商品的一定部分就会相当于货币量的一定部分；这个商品总量的一半相当于货币总量的一半，等等……商品价格的决定总是基本上取决于商品总量和货币符号总量之间的比例。”（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全集》第3卷第12、13页）关于李嘉图和他的学生詹姆斯·穆勒、奥维尔斯顿勋爵等人对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可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40…146页、第150页及以下各页。约·斯·穆勒先生凭他惯用的折衷逻辑，懂得既要赞成他父亲詹姆斯·穆勒的见解，又要赞成相反的见解。他在自己的教科书纲要《政治经济学原理》（此书被称为第一本流行的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参见《经济学》上册，斯蒂格利茨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的序言（第1版）中，以当代的亚当·斯密自居，如果把该书的正文同这篇序言比较一下，真不知道究竟应当赞扬这个人的天真呢，还是赞扬那些诚心诚意地承认他是当代亚当·斯密的公众的天真。其实他同亚当·斯密相比，就象卡尔斯的威廉斯·卡尔斯将军同威灵顿公爵相比一样。约·斯·穆勒先生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进行的既不广也不深的独创研究，在1844年他出版的小册子《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里全部包括了。洛克直截了当地说明了金银没有价值和金银价值取决于金银量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他说：“人们一致同意赋予金银一个想象的价值……在这些金属中所看到的内在价值无非是它们的量。”这大概是西方金融学关于货币是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的定义的起源。（《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年，＇载于＇《洛克著作集》1777年版第2卷第15页）】

这里的论述使我明白了一个目前金融学教科书所没有解答清楚的问题，即货币流通速度是由什么决定的。一直以来，有人在争论这个速度是不是稳定的，似乎这个速度是天然的，或由某种流通技术决定的。实际上，从马克思的这几段论述来看，这个流通速度是由一定时间内流通本身所需要的货币量，与实际存在的货币量共同决定的。当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小于实际存在的货币量时，流通速度就会放慢；而当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大于实际存在的货币量时，流通速度就会加快。通过流通速度的调节，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从而商品的价格，并不由实际存在的货币量来决定。因此，那些总指望通过多印钞票来拉动经济的想法是多么不切实际。其实，当年国民党在大陆大印金圆券造成物价飞涨的主要原因并不完全是因为金圆券印多了，部分地是因为由于内战和四大家族的横征暴敛与向国外转移财物所造成的商品严重短缺。就象前面的注解中诺思爵士所提到的租地农民，由于国内谷物太多，而抱怨缺乏货币使得他的谷物售价太低一样；国民党时期的农民，也会由于国内谷物太少，而以为是由于货币太多才使得其谷物的价格飞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有一段时间由于货币发行过快而使物价上涨过猛，其主要原因恐怕也是由于商品严重供不应求。随着中国短缺经济的结束，货币的发行即使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价格仍保持平稳，甚至下降。

货币进入流通领域需要有一个口，金银是作为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是直接通过在产地与其它商品交换而进入流通领域的。但纸币本身不是商品，它主要以两种方式进入流通领域，第一种方式是由负责纸币印制的政府直接将纸币与其它商品交换，在这个过程中，纸币所起的作用与马克思在前面所描述的货币在流通过程中所起的流通手段的作用是不同的，它不是起交换媒介的作用，而是起类似税收的作用，即政府无偿占有商品。当年四大家族的国民党政府就是这样干的。这样做，有可能引发物价上涨。纸币进入流通领域的第二种方式，是信贷方式，即印出来的纸币存放在中央银行。当圣经的印制者需要货币购买4加仑烧酒时，他可以通过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2镑进行购买，然后烧酒的生产者用这2镑购买20码麻布，麻布的生产者再用这2镑购买1本圣经。圣经的印制者再用这2镑偿还银行贷款。在这里，纸币在促成商品的交换之后，退出流通领域，回到了银行。这种方式使得纸币只在商品流通需要时，才进入流通领域。因此，当纸币数量超出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时，多余的货币只好呆在流通领域之外，并不能引发物价上涨。为解决中国国有企业的“三角债”问题，朱熔基总理曾通过银行注入了一笔货币，实际上就是让这笔货币起流通手段的职能，完成那些没能最终完成的商品交换。这样做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这种做法只解决了商品进入生活消费前的流通问题，而解决不了商品进入生活消费的问题，从而最终导致银行不良债权的大量增加。当然，如果商品严重供不应求，而贷款规模又不控制，大家都贷款买，物价是会上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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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铸币。价值符号

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货币的铸币形式。在商品的价格或货币名称中想象地表现出来的金重量，必须在流通中作为同名的金块或铸币同商品相对立。正象确立价格标准一样，铸造硬币也是国家的事。金银作为铸币穿着不同的国家制服，但它们在世界市场上又脱掉这些制服。这就表明，商品流通的国内领域或民族领域，同它们的普遍的世界市场领域是分开的。

因此，金币和金块本来只有形状上的差别，金始终能从一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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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变为另一种形式。它离开造币厂的道路，同时就是通向熔炉的道路。这是因为金币在流通中受到磨损，有的磨损得多，有的磨损得少。金的名称和金的实体，名义含量和实际含量，开始了它们的分离过程。同名的金币，具有了不同的价值，因为重量不同了。作为流通手段的金同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偏离了，因此，金在实现商品的价格时不再是该商品的真正等价物。从西方的历史看，金属的货币价值与名义价值的偏离是由于货币金属的磨损，但从中国的历史看，这种磨损只是造成这种偏离的表面原因。显然，除了货币商品外，其它商品的磨损会立即损害到它们的价值。中世纪和直到十八世纪为止的近代的铸币史就是一部这样混乱的历史。流通过程的自然倾向是要把铸币的金存在变为金假象，或把铸币变为它的法定金属含量的象征。这种倾向甚至为现代的法律所承认，这些法律规定，金币磨损到一定程度，便不能通用，失去通货资格。

既然货币流通本身使铸币的实际含量同名义含量分离，使铸币的金属存在同它的职能存在分离，所以在货币流通中就隐藏着一种可能性：可以用其他材料做的记号或用象征来代替金属货币执行铸币的职能。铸造重量极小的金币或银币在技术上有困难，而且起初是较贱的金属而不是较贵的金属（是银不是金，是铜不是银）充当价值尺度，因而在它们被较贵的金属赶下宝座之前曾一直作为货币流通，这些事实历史地说明了银记号和铜记号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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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金币发挥作用。这些记号在铸币流通最快因而磨损最快的商品流通领域中，即在极小额的买卖不断重复进行的领域中代替了金。为了不让金的这些侍从永远篡夺金的位置，法律规定一个极小的比例，只有在这个比例内，它们代替金来支付才能强人接受。不同种铸币流通的各种特殊领域当然是互相交错的。辅币在支付最小金币的尾数时与金同时出现；金不断地进入零售流通，但是又因与辅币兑换而从那里不断地被抛出来。

银记号或铜记号的金属含量是由法律任意规定的。它们在流通中比金币磨损得还要快。因此，它们的铸币职能实际上与它们的重量完全无关，就是说，与任何价值完全无关。金的铸币存在同它的价值实体完全分离了。因此，相对地说没有价值的东西，例如纸票，就能代替金来执行铸币的职能。在金属货币记号上，这种纯粹的象征性质还在一定程度上隐藏着。但在纸币上，这种性质就暴露无遗了。我们看到，困难的只是第一步。

这里讲的只是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这种纸币是直接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而信用货币产生的条件，我们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还是根本不知道的。但不妨顺便提一下，正如本来意义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一样，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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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把印有1镑、5镑等等货币名称的纸票从外部投入流通过程。只要这些纸票确实是代替同名的金额来流通，它们的运动就只反映货币流通本身的规律。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诚然，流通领域所能吸收的金量经常变动，时常高于或低于一定的平均水平。但是，一个国家的流通手段量决不会降到一定的由经验确定的最低限量以下。这个最低限量不断变动它的组成部分，就是说，不断由另外的金块组成，这种情况当然丝毫不会影响这个量的大小和它在流通领域内的不断流动。因此，这个最低限量可以由纸做的象征来代替。但是，如果今天一切流通渠道中的纸币已达到这些渠道所能吸收货币的饱和程度，明天纸币就会因商品流通发生变动而泛滥开来。一切限度都消失了。不过，如果纸币超过了自己的限度，即超过了能够流通的同名的金币量，那末，即使不谈有信用扫地的危险，它在商品世界毕竟只是代表由商品世界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那个金量，即它所能代表的那个金量。例如，如果一定的纸票量按其名称代表2盎斯金，而实际是代替1盎斯金，那末事实上1镑比如说就是1/8盎斯金的货币名称，而不是原来1/4盎斯金的货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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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结果无异于金在它作为价格尺度的职能上发生了变化，同一价值，原来用1镑的价格来表现，现在要用2镑的价格来表现了。

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纸币同商品价值的关系只不过是：商品价值观念地表现在一个金量上，这个金量则由纸象征地可感觉地体现出来。纸币只有代表金量（金量同其他一切商品量一样，也是价值量），才成为价值符号。

最后要问，为什么金可以用它本身的没有任何价值的符号来代替呢？而我们已经知道，只有当金执行铸币或流通手段的职能而被孤立起来或独立出来时，金才可以被代替。当然，就个别金币来说，这种职能并没有独立出来，虽然磨损了的金币的继续流通已表明这种职能已经独立出来。金块只有实际处在流通中的时候，才是单纯的铸币或流通手段。对于个别金币不适用的情况，对于能由纸币代替的最低限度的金量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