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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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

1875年4月28日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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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序言

马克思不幸已不能亲自进行这个第三版的付印准备工作。这位大思想家——现在，连反对他的人也拜服他的伟大了——已于1883年3月14日逝世。

我失去了一个相交四十年的最好的、最亲密的朋友，他给我的教益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现在，不论出版这个第三版的任务，还是出版以手稿形式遗留下来的第二卷的任务，都落在我的身上了。在这里，我应该告诉读者，我是怎样履行前一项任务的。

马克思原想把第一卷原文大部分改写一下，把某些论点表达得更明确一些，把新的论点增添进去，把直到最近时期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补充进去。由于他的病情和急于完成第二卷的定稿，他放弃了这一想法。他只作了一些最必要的修改，只把当时出版的法文版中已有的增补收了进去。

在马克思的遗物中，我发现了一个德文本，其中有些地方他作了修改，标明何处应参看法文版；同时还发现了一个法文本，其中准确地标出了所要采用的地方。这些修改和增补，除少数外，都属于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即资本的积累过程那一篇。旧版的这一篇原文比其他各篇更接近于初稿，而前面各篇都作过比较彻底的修改。因此，这一篇的文体更加生动活泼，更加一气呵成，但也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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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夹杂英文语气，有不明确的地方；叙述过程中间或有不足之处，因为个别重要论点只是提了一下。

说到文体，马克思亲自彻底校订了许多章节，并且多次作过口头指示，这就给了我一个标准去取舍英文术语和英文语气。马克思一定还会修改那些增补的地方，并且用他那精练的德语代替流畅的法语；而我只要把它们移译过来，尽量和原文协调一致，也就满足了。

因此，在这第三版中，凡是我不能确定作者自己是否会修改的地方，我一个字也没有改。我也没有想到把德国经济学家惯用的一些行话弄到《资本论》里面来。例如，这样一种费解的行话：把通过支付现金而让别人为自己劳动的人叫做劳动给予者，把为了工资而让别人取走自己的劳动的人叫做劳动受取者。法文travail〔劳动〕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职业”的意思。但是，如果有个经济学家把资本家叫做donneur　de　travail〔劳动给予者〕，把工人叫做receveur　de　travail〔劳动受取者〕，法国人当然会把他看作疯子。

我也不能把原文中到处使用的英制货币和度量衡单位换算成新德制单位。在第一版出版时，德制度量衡种类之多，犹如一年的天数那样，马克有两种（帝国马克当时还只存在于泽特贝尔的头脑中，这是他在三十年代末发明的），古尔登有两种，塔勒至少有三种，其中一种以“新三分之二”为单位。在自然科学上通用的是公制度量衡，在世界市场上通用的是英制度量衡。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部几乎完全要从英国的工业状况中取得实际例证的著作来说，采用英制计量单位是很自然的。这后一种理由直到今天还有决定意义，尤其因为世界市场上的有关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且正是在那些有决定意义的工业部门——制铁业和棉纺织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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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通用的还几乎完全是英制度量衡。

最后，我说几句关于马克思的不大为人们了解的引证方法。在单纯叙述和描写事实的地方，引文（例如引用英国蓝皮书）自然是作为简单的例证。而在引证其他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的地方，情况就不同了。这种引证只是为了确定：一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思想，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的。这里考虑的只是，所提到的经济见解在科学史上是有意义的，能够多少恰当地从理论上表现当时的经济状况。至于这种见解从作者的观点来看是否还有绝对的或相对的意义，或者完全成为历史上的东西，那是毫无关系的。因此，这些引证只是从经济科学的历史中摘引下来作为正文的注解，从时间和首倡者两方面说明经济理论中各个比较重要的成就。这种工作在这样一种科学上是很必要的，这种科学的历史著作家们一直只是以怀有偏见、不学无术、追名逐利而著称。——现在我们也会明白，和第二版跋中所说的情况一样，为什么马克思只是在极例外的场合才引证德国经济学家的言论。

第二卷可望在1884年出版。

弗里德思希·恩格斯

1883年11月7日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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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序言

关于《资本论》英译本的出版，不需要作任何解释了。但是鉴于本书阐述的理论几年前就已经为英美两国的定期刊物和现代著作经常提到，被攻击或辩护，被解释或歪曲，倒是需要说明一下为什么这个英译本延迟到今天才出版。

作者于1883年逝世后不久，我们就明显地感到这部著作确实需要一个英文版本，当时赛米尔·穆尔先生（马克思和本文作者多年的朋友，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更熟悉这部著作）同意担任马克思的遗著处理人迫切希望出版的英译本的翻译工作。我们商定，由我对照原文校订译稿，并且在我认为适当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穆尔先生本身的业务使他不能如我们大家所期待的那样很快完成翻译工作，于是我们欣然接受了艾威林博士的建议，由他担任一部分翻译工作。同时，马克思的小女儿艾威林夫人建议，由她核对引文，把引自英国作者和蓝皮书并由马克思译成德文的许多文句恢复成原文。除了少数无法避免的例外，她全部完成了这项工作。

本书下述各部分是艾威林博士翻译的：1。　第十章（工作日）和第十一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2。　第六篇（工资，包括第十九章至第二十二章）；3。　第二十四章第四节（决定积累量的情况）至本书结尾，包括第二十四章最后一部分，第二十五章和第八篇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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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至第三十三章）；4。　作者的两篇序言。其余部分全是穆尔先生翻译的。因此，译者只对各自的译文负责，而我对整个工作负全部责任。

我们全部译文所依据的德文第三版，是我在1883年利用作者遗留的笔记整理的，笔记注明第二版的哪些地方应当改成1873年法文版标出的文句。第二版原文中这样修改的地方，和马克思曾经为一个英译本（大约十年前在美国有人打算出版的一个英译本，但主要由于没有十分合适的译者而作罢）所写的许多书面指示中提出需要修改的地方大体相同。这份手稿是由我们的老朋友，新泽西州霍布根的弗·阿·左尔格提供给我们的。手稿指出，还有一些地方应该按照法文版进行补充；但是因为这份手稿是早在马克思对第三版作最后指示的前几年写的，所以我不敢随便利用它，除非在个别情况下，并且主要是在它有助于我们解决某些疑难问题的情况下才加以利用。而大多数有疑难问题的句子，我们也参考了法文本，因为它指出了，原文中某些有意义而在翻译中不得不舍弃的地方，作者自己也是打算舍弃的。

可是，有一个困难是我们无法为读者解除的。这就是：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二十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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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通常满足于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完全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例如，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完全知道，利润和地租都不过是工人必须向自己雇主提供的产品中无酬部分（雇主是这部分产品的第一个占有者，但不是它的最后的唯一的所有者）的一部分、一份，但即使这样，它也从来没有超出通常关于利润和地租的概念，从来没有把产品中这个无酬部分（马克思称它为剩余产品），就其总和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过，因此，也从来没有对它的起源和性质，对制约着它的价值的以后分配的那些规律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同样，一切产业，除了农业和手工业以外，都一概被包括在制造业（manufacture）这个术语中，这样，经济史上两个重大的本质不同的时期即以手工分工为基础的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和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时期的区别，就被抹杀了。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现代庸俗经济学的所谓边际革命，正是在玩术语上的把戏。它在发展了庸俗经济学的同时，也把它自己局限于狭小范围之内。比如，资本的所谓“边际”产出，为资本家攫取剥削利益提供了一个“借口”。此边际产出理论，首先给定一个产出函数，然后就这一函数分别对资本量和劳动量求偏导数，并以这两个偏导数分别作为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然后声称资本的收益来源于假定劳动不变情况下的资本的边际产出，与剥削无关。然而，劳动和资本是可以相互独立变化的么？假定，一个工人在同一时间里可以只照看一台车床，也可以照看两台车床，当资本从一台车床变为两台车床时，如果工人的劳动量不变，新增的车床就会被闲置，总产出还是原来一台车床的产出。资本的边际产出又在哪里呢？再比如，学过西方微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其中有一条理论是，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企业的价值达到最大。事实上，这条理论只在确定性条件下成立。如果象现实中的大多数情形一样，收益和成本都面临不确定性时，这条理论就无法使用。而且这时的边际收益也难以定义，是边际预期收益呢，还是预期边际收益呢？这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计算的处理上也完全不同。

关于作者的引证方法，不妨说几句。在大多数场合，也和往常一样，引文是用作证实文中论断的确凿证据。但在不少场合，引证经济学著作家的文句是为了证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某一观点。只要引用的论点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多少恰当地表现某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和交换条件，马克思就加以引证，至于马克思是否承认这种论点，或者说，这种论点是否具有普遍意义，那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此，这些引证是从科学史上摘引下来并作为注解以充实正文的。

我们这个译本只包括这部著作的第一卷。但这第一卷是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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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完整的著作，并且二十年来一直被当作一部独立的著作。1885年我用德文出版的第二卷，由于没有第三卷，显然是不完全的，而第三卷在1887年年底以前不能出版。到第三卷德文原稿刊行时，再考虑准备第二、三两卷的英文版也为时不晚。

《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不仅在德国和瑞士是这样，而且在法国，在荷兰和比利时，在美国，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这样；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而在英国，马克思的理论正是在目前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个运动在“有教养者”队伍中的传播，不亚于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传播。但这并不是一切。彻底研究英国的经济状况成为国民的迫切需要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这个国家的工业体系的运动，——没有生产的从而没有市场的经常而迅速的扩大，这种运动就不可能进行，——已趋于停滞。自由贸易已经无计可施了；甚至曼彻斯特对自己这个昔日的经济福音也发生了怀疑。【在今天下午举行的曼彻斯特商会季度会议上，对自由贸易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会上曾提出决议案：“鉴于我们徒然等了40年时间，尚未见到其他国家效法英国的自由贸易，本商会认为，现在已到了重新考虑自己立场的时候。”决议案仅以一票之差被否决，即21票赞成，22票反对。——1886年11月1日《旗帜晚报》。】迅速发展的外国工业，到处直接威胁着英国的生产，不仅在受关税保护的市场上，而且在中立市场上，甚至在英吉利海峡的此岸都是这样。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1825年至1867年每十年反复一次的停滞、繁荣、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看来确实已经结束，但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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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使我们陷入无止境的经常萧条的绝望泥潭。人们憧憬的繁荣时期将不再来临；每当我们似乎看到繁荣时期行将到来的种种预兆，这些预兆又消失了。而每一个冬天的来临都重新提出这一重大问题：“怎样对待失业者”；虽然失业人数年复一年地增加，却没有人解答这个问题；失业者再也忍受不下去，而要起来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几乎指日可待了。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在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面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6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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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序言

第四版要求我尽可能把正文和注解最后确定下来。我是怎样实现这一要求的，可以简单说明如下：

根据再一次对照法文版和根据马克思亲手写的笔记，我又把法文版的一些地方补充到德文原文中去。这些补充是在第80页（第3版第88页）、第458—460页（第3版第509—510页）、第547—551页（第3版第600页）、第591—593页（第3版第644页）和第596页（第3版第648页）注79。此外，我还按照法文版和英文版把一个很长的关于矿工的注解（第3版第509—515页）移入正文（第4版第461—467页）。其他一些小改动都是纯技术性的。

其次，我还补加了一些说明性的注释，特别是在那些由于历史情况的改变看来需要加注的地方。所有这些补加的注释都括在四角括号里，并且注有我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或《D。　H。》。【本卷括在花括号｛｝里，并注有弗·恩·。——编者注】

最近出版英文版时，曾对许多引文作了全面的校订，这是很必要的。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不辞劳苦，对所有引文的原文都进行了核对，使占引文绝大多数的英文引文不再是德文的转译，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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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原来的英文原文。因此，在出第四版时，我必须参考这个恢复了原文的版本。在参考中发现了某些细小的不确切的地方：有的引文页码弄错了（这一部分是由于从笔记本上转抄时抄错了，一部分是由于前三版堆积下来的排印的错误）；有的引号和省略号放错了位置（从札记本上抄录这么多的引文，这种差错是不可避免的）；还有某些引文在翻译时用字不很恰当。有一些引文是根据马克思在1843—1845年在巴黎记的旧笔记本抄录的，当时马克思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