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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生长 冯仑-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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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或者说在社会逻辑上是是根本行不通的。老牟面临的问题就是商业逻辑和社会制度的逻辑的冲突,老牟最后也败在这个地方。倒飞机这件事情勉强成功,后来其他项目为什么都不成功呢?其实他每一个商业计划,包括炸喜马拉雅山,商业逻辑都是对的,但这些计划却是为当时的社会体制所不相容的东西。

  倒飞机这件事为什么能成功呢?非常简单,这件事商业上的逻辑正好符合制度逻辑的需要,所以勉强成功了。老牟做飞机的时候完全是走一步看一步,慢慢把这个事折腾成的,而不是一开始就有一个很好的商业计划和商业模型、然后再一步步把它做出来,就像我们现在找风险投资那样。在最初的时候,是一个翻译老薛(航天部下边的一个研究院的俄文翻译)偶尔提起这个事情。他认为苏联的“图154”飞机还不错,在中国应该有市场。那时,省一级航空公司非常少,四川航空公司刚成立,成立后没有飞机,但是他们跟国家计委、国家民航局申请了一个批文,可以进口飞机。有批文可以进飞机,但他们没钱。这时候老牟就对川航说:“我帮你们把图154飞机买进来。你没钱,我给你钱;这飞机我卖给你,飞机到了再结账,你给我担保就行了。”老牟随后就去跟俄罗斯那边谈:你把飞机给我,我给你钱,给你什么钱呢?你那儿不是缺轻工产品吗,我给你轻工产品作为支付,然后你把飞机给我。俄罗斯人听了满口答应,要东西不要现钱。那会儿俄罗斯经济比较紧张,只想要要生活消费品。于是老牟马上返过身就跟中国的厂家谈:你们都给我东西,把你们积压的东西都给我,我给你们钱。厂家说钱在哪儿呢?老牟说:这样吧,我去银行贷款,我贷的钱给你。接着他又去跟四川航空公司谈,说你给我担保,我去贷款;因为你要买飞机,照理说你该出钱,你们现在不用出钱,改成担保吧,这样挺好。但是四川航空公司说:我可以担保,可是我们刚成立,有些银行也不认。老牟就又去找银行,劝说银行担保,四川航空公司反担保。那家银行一看说行,最后就交四川交行担保。这个事儿是我去办的,就是亚运会开幕那一天,我专程到成都去找川航总经理杜定欢协调担保的事。结果,四川交行担保,老牟借到钱,将借到的钱给这些厂家作为订金,比如100万的货我付你50万,然后你把东西拿来。在此之前,他在南德院里弄了个房子做样品展示,叫厂家都来送货,送样品,弄了一大屋子,组织俄罗斯人来看。俄罗斯人看了觉得行的,就具体下单,老牟拿着单子再跟厂家订货。从商业链条来看,他把每个环节连得还可以。最终用户川航只是出了担保和反担保,没有出现金;老牟从银行贷到了款,付给了厂家。只是付给厂家时遇到一个问题,当时所有的厂家没有出口权,老牟也没有出口权,所以老牟找了

商务部(现在经贸部)下边一个公司,专门做对苏联贸易的,由这家公司来集中收购和对外出口,他跟这家公司结帐,他也没有一对一跟厂家结帐。这家公司收取了一笔代理费;俄罗斯收到了几十车皮的轻工产品,就把飞机直接飞到成都;川航那边再拿飞机营运的钱还给老牟;老牟再把贷款还给银行。其实这是很合乎逻辑的一个故事。最后这单生意的确是这样做成了。但做成了以后,老牟却没有赚到太多钱,原因是后面飞机营运得并不好,结算的利润并不多。这单业务时间拉得很长,大量货物运输损耗很大,官司纠纷不断;另外这些飞机飞到四川以后,光有飞机还不行,还有航材、飞行员、运营等问题,这一堆事都弄得不好,有着扯不完的皮。所以这件事情是做成功了,但是南德并没有赚太多钱。回头看,这是特别巧妙的一单易货贸易,这单贸易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体制正好允许给出这个批文,当时四川省政府和航空公司也有这个需要。总之,它在商业上的逻辑和社会体制上的逻辑还算是相容的。
倒飞机与放卫星(3)


  继这一单成功之后,老牟又继续做,比如做卫星,商业上也是很巧妙的,但却一个都没成功。他是怎么做的呢?当时长城公司是中国唯一能够发射商用卫星的专业公司,但该公司却没有钱推广业务。卫星的价值在哪儿呢?不是卫星本身,而是卫星上面的转发器,那个转发器可以用于商业目的,比如说电视台或者卫星通讯公司。在我的印象中,一个卫星上面可以带几十个用于出租的转发器。老牟了解这一点,所以就去跟长城公司谈:我要发一个卫星,这事儿我出钱。人家说这么多钱,你哪里出得了?老牟说:“我出钱,我肯定出钱,交给我吧!”然后他又说:“我要给你发,我要出钱,但你不能什么都不跟我签啊!你怎么能证明你要让我发呢?最好签一个协议。”后来双方果真签了一个协议,约定南德出钱,长城公司发射,发射成功后,卫星上的转发器归南德支配(出租经营)。南德还承诺在多长时间内付清发射的钱,付不出这个钱合同自然作废。这都是很合理的。签完以后,老牟就拿这个协议去找那些需要转发器的单位,跟卖楼花似的:我有五十个转发器,这个转发器肯定有人要,你要不要?然后跟你签一个,跟他签一个,推销出去一个转发器就收10%定金,这10%的定金就能够支付长城公司的头款。比如长城公司付款周期是三个月,老牟这边签的收款时间是一个月,他收了钱就付给长城,付给长城以后,长城公司就履约发射卫星。之后就是不断左手收钱、右手付钱,只要把两个付款节奏错开就行了,也就是说,只要长城那边付款日期晚这边一个月就可以了。不光如此,这边收钱那边付,中间的差价就是利润,挺好。这个项目的商业逻辑不单是巧妙,简直就是绝妙。发卫星可不象卖烧饼那么简单,谁敢想啊?!只有老牟敢想,他有一个理论,就是好生意必须是无竞争的,卫星和转发器的生意在中国绝对是无竞争领域。

  虽然这个项目本身的商业逻辑是对的,但后来为什么失败了呢?据说主要原因是国内政策不允许,于是老牟跑到俄罗斯去发,也就是说这个商业逻辑和国内的管理体制发生了冲突。卫星这种东西是国有垄断的,怎么能让民营企业玩呢?老牟要突破这个,以为无非不用

长城公司发了,只要客户还在,到俄罗斯发也是一样的。(全世界能发的有好几家公司呢。)好不容易解决了发射问题,第二个冲突就来了,那就是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的原因:国内用户能不能租用俄罗斯的转发器?老牟原想绕着弯儿解决这事儿,紧接着又出来一个问题:他那个转发器台湾也要租,而台湾租了以后可能会用于监视大陆,这显然是大陆绝对不允许的。就这样,这桩生意不断跟政治制度层面上有冲突,最终迫使老牟收手不做了。这个故事也很有意思,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这些事儿可能太玄了——一会儿弄飞机,一会儿弄卫星;其实商业上非常合理和巧妙。这件事情如果放在西方的制度环境里,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

  再有一个故事,就是运作航母。牟其中想把俄罗斯退役的航母卖到中国来,这在当时有一些可能性,商业上也好象说得通。一般人会认为这是故事,就象电视连续剧一样错综复杂,普通老百姓得看那么几集才能整明白。但牟其中是导演,一开始编剧时他就知道结果,他让你跟着哭、跟着笑,到最后一集了,才给你个大团圆的结局,观众到这时才能喘口气,其实中间该哭该笑的都跟着编导经历完了。老牟是编剧,他的设想是合理的,但跟现存体制的冲突太大了。可能20年以后,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完全是自由和开放的情况下,他的想法真的就可能变成现实和巨大的商业成功。

  牟其中还做过几件事,我认为也是很有想象力的:第一件是根治陕北的沙漠化。当时我们到陕北去的时候看到,陕北的地形是沟、梁、卯、塬,梁就是坡脊的尖尖,卯是一撮一撮的堆堆,塬是平的地台。这种地形地貌,水土流失非常严重。所以老牟就组织了一些水土保持专家、农业专家、气候专家去看;此外,他还邀请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专家——定向爆破专家。他有一个构想:我要把这些沟沟坎坎弄平整起来,把高出来的炸到低的地方填平补齐,三炸两炸不就炸成平原了嘛!在他的想象中,一旦把这里炸成平原,这地方再也不会有水土流失,就变成江南了;气候好了,庄稼也好了,这样西北的问题就解决了。他这个想法到底行不行呢?当时很多专家也在研究,认为技术上肯定是能炸的,而且一定造得出平原来。但要完成这件事,就得跟当时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有太多冲突。所以,这事后来被认为是胡思乱想,就没再进行下去。另一件与此相似的事,就是他想把喜马拉雅山炸炸一个口,然后让印度洋的暖风吹过来,使山这边也变成江南。这个想法实际上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科学家提出来的,这些科学家坚持认为这件事在科学上是可行的,商业上也是可行的。但经牟其中一讲,大家就认为他在那儿胡思乱想。老牟的第三个富有想象力的想法,就是朔天运河;他想从平朔到天津挖一条运河,运河开通后把山西的煤直接通过水路运到天津港。
钱是无限的


  总之,这些东西我一直觉得在商业上是非常有想象力的,而且逻辑上都是成立的,只是跟我们的体制环境不匹配,所以,今天看来大多失败了或者被认为是狂想。最早的一代民营企业当中,牟其中是最有创造力、想象力的。但由于他的创造力、想象力跟体制环境脱节、对立的太多,所以大部分都成功不了。这种命运使他成为“过去的一代”。也许,再等上十年、二十年,他就会有机会成功了。任志强当年曾被错关了一年,要是再往前、******那时候,可能就给枪毙了,哪会有今天的风光和业绩!所以商业上的成功还要和制度环境相适应。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我们的任何商业计划都有一个跟体制环境的配合问题,如果不能配合,你的结局就是牟其中第二。
一生爱错放你的手(1)


  牟其中的南德公司是特别混杂的企业,那个时候还没有《公司法》,南德的组织结构非常奇怪。南德有一些江湖的习气,来来往往的人都跟行走江湖的一样。老牟被判过一次死刑,坐过两次牢,算是大难不死。这一传奇经历吸引了很多江湖上的人来找他,很多人素不相识,纯粹慕名而来,来了以后,就跟过去江湖上一样,一拱手一抱拳,就可以在这儿吃喝。南德的食堂一直开着,饭菜做得非常可口,吃饭也不需要交钱,于是来来往往的人就都在这儿吃。我最胖的时候就是在南德那段日子,吃得实在是非常好。另一方面,南德又像个家族,因为牟其中的老婆、小姨子、儿子、侄子等所有的家里人都在公司里;此外,好多他的乡亲、也就是万县老乡也在公司,关键岗位全都是万县人。整个公司业务全是他老婆管,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是老婆跟大家定。老牟的状态又像袍哥,凡是四川来的,他都一律招呼,而且走到哪儿都是前呼后拥的。最后,南德又像政府,它的机构设置又是办公厅、一二处,又是东北办、西北办、东南办,完全像国家建制。我是总办的,当时还兼过西北办主任;王功权那时候是东南办主任,汪兆京是二处处长。这么一个公司组织,它既沿袭了家族、江湖做法,又模仿了政府和机关,所以相应的游戏规则也是很混乱的。

  南德做事情的时候,完全没有什么章法。南德集团下边做了一大堆公司,这些个公司是怎么管的呢?我在总办当办公室主任时,一个重要的职责是管公章。这公章怎么个管法?当然要老牟同意才能盖章了。但是公章实在太多了,找起来麻烦,于是就用一个网兜,在网眼上系上绳,把章子都系在那些个绳上;这样,一提网兜,所有公章就都出来了,有好几十个呢。每个公章子把把上都贴块小胶布,上边写着一号、二号、三号,另外还有一个配套的练习本,上面写着每个号码相对应的公司名称,真有点像密码本的功能。需要盖章的时候,我会得到通知说用几号章,于是就把网兜拎出来,找出相应的公章盖上。这是一种管理办法。老牟还有一种管法,就是成立很多小组(项目组),类似现在的风险投资,大概10万块钱、俩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组。一时间,来了很多说故事的人,卖药的、政治上失意的、江湖郎中、献宝的、倒技术的全部都来了。老牟的想法是,每一个项目组划拨三个人、10万块钱(那个时候10万块钱是挺大一个数目呢),你们就折腾吧,万一有一个做成了,我的投入就全找补回来了。这很有点儿像当今的风险投资。老牟就是喜欢这么撞大运。比如我们西北办,任务就是在黄陵地区组织扶贫开发区,管理地域是13个县,包括整个延安地区。成立了管委会之后,又成立公司。我在这样一个架构下,也不知道钱最后怎么挣,当地人也都犯懵。有一次延安的书记专程到北京来,说是有一个甲醇项目需要两千万,想请老牟投资。老牟听了以后,丝毫打不起精神,那位书记还以为这个项目不够好。老牟说这个项目挺好,但是你需要的钱太少,才需要两千万,我干不了,你能不能想大一点儿?老牟说:“你这样,你就放开了想,第一钱是无限的,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第二人是无限的,想找谁就找谁。你就按照这样的思路去想,想出项目来再找我。”他这几句话,把延安的书记给弄懵了:这可怎么想?缺钱时从来想的都是少要一点儿,免得给人添麻烦,他现在却让我放开了想,说钱是无限的——这让我还真不会想了。后来除了想明白要把驻京办事处设在南德这件事之外,延安就没有人能想清楚怎么跟老牟谈钱的事。

  总之,南德公司由于组织文化的混乱,公司架构也混乱,做事也完全没有章法,常常根据临时需要这儿注册一个公司、那儿注册一个公司。从今天的观点看,南德总的来说不太像一个正规的公司,投资公司不像投资公司,贸易公司不像贸易公司,生产企业不像生产企业。我觉得这跟牟其中的价值观和他的经历都有很大的关系。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历史局限性吧。
一生爱错放你的手(2)


  每个人做事情总得有道德感,而牟其中给我最大的震撼是一个人可以没有道德感。所谓道德感就是是非好坏,这个事儿能做,那个事儿不能做。老牟不是凡人,通常认为不能做的事,他做起来毫无心理障碍,这也许就是他强大的地方。有那么有一个故事,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当时有一个人事主管叫李林选,是个女士,曾经演过电影,应该说是挺有摸样的。南德当时正开拓俄罗斯的业务,就派她去了俄罗斯;在这之前还有一个叫田时堂的,也被派到了俄罗斯,并且是那边的负责人。有一天李林选突然回来了,她一进牟其中和我的办公室(当时我和牟一直在一个办公室面对面坐着办公),就把门关上,冲着跟牟其中嚷嚷:“牟总怎么回事,我一回来,人家都说田时堂****了我。没有这事呵!到底是谁造的谣?”老牟很冷静,随口丢给她一句:“是呵,是没这事,可不这么说,怎么搞臭他呢?给你发点儿钱,你回去休息吧。”我当时心里十分震撼,心想这人怎么这么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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