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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 系列丛书-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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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马拉着前进。当晚，他们在一块很结实的浮冰上宿营，由于精疲力尽，睡得很沉。哪知这块浮冰悄悄漂动，脱离了陆地。第二天醒来时，他们发现各自分散在不同的浮冰上。他们想尽办法好不容易重聚到一块浮冰上了，却又遭到逆戟鲸的攻击。这种食肉鲸鱼几次把头抬起挨近这块浮冰的边缘，想把上面的人以及狗和马掀到海里去。
鲍尔斯派一个人设法跳上一块小浮冰，用滑雪板把它划到岸边，然后立刻返回“安全营地”找其他人来救援。6小时以后，救援队赶来了，他们把遇险的人和一匹矮种马刚救到岸上，那块浮冰突然又开始朝海上漂去，再也没有办法弄回还留在浮冰上的3匹矮种马，只好开枪打死它们，让那些不停游弋的逆戟鲸去受用。
他们到了“营房基地”，休整了整整半个月，然后才返回埃文斯角。
这次设置补给站之行对斯科特来说，既不是成功的，更不是愉快的。虽然他们走了480公里，而且也总算建了一个“一吨站”，但探险队的运输牲畜损失很大，差不多一半的矮种马已经死去了。这时，紧跟他出发设置第二个补给站的后勤人员也回到了埃文斯角，这队人的任务完成得很好，离基地足足有960公里。可惜由于斯科特的计划不周，以致补给站设置的方向不对，它几乎不在下次征服南极点的路线上。
5个多月的南极冬天过去了。阿蒙森心情焦迫地等待着春天的第一道阳光。1911年9月18日，当太阳终于在白茫茫的地平线上探出头来的时候，他便率领4名队员，驾着90条狗拉的5架雪橇出发了。挪威人几乎全都是滑雪的高手，他们飞快地前进，而狗在他们的身后狂追。可是4天之后，暴风雪无情地刮来，气温降到了—58℃。他们顶风冒雪到达南纬80°的地方，再也无法前进了，于是把雪橇上的物资埋在原先设置的补给站里，便往回走。9天之后他们回到了“先锋者之家”。
首战的挫折并不使他发愁。因为他的时间充裕，再说狗比矮种马可以出发得早：当马被齐腰的积雪困扰的时候，狗可以在雪地上飞奔。
阿蒙森再一次推敲他修订了几次的计划，直到确认真的无懈可击时，他于10月19日再次出发。这次他们5个人，带了50条狗和4架雪橇。其他4个人是：奥拉夫·布加兰、斯维尔·哈塞尔、赫然尔·汉森、奥斯卡·威斯停他们行进得相当顺利，顺着东经163°线南下，每天行程38公里，4天后便到达南纬80°处。在这里贮存了他们征服南极点的一切补给品。
他们休假一天——这已经是阿蒙森的老习惯了。开始大吃特吃东西，而那50条狗也狼吞虎咽填饱了海豹肉。第二天，他们装满了东西，向南进发。
这时，阿蒙森控制了速度，每天行进28公里。前途难测，他不想过早地拼耗体力。
11月2日，他们来到南纬82°的补给站。他们把雪橇上的东西装载到最大限度，因为从这里开始，今后的任何必需品都得靠雪橇随带，维持90天大消耗的往返行程依仗于这些狗和雪橇。
从南纬82°起，他们每隔5公里便堆一个圆锥形的雪堆作为回程的路标。由于天气晴朗，几乎无风，阿蒙森把速度提高到每天38公里。
训练有素的格陵兰爱斯基摩狗确实是他最明智的选择。它们吃苦耐劳，鞠躬尽瘁。阿蒙森的队员时常坐在雪橇上，一边欣赏极地的奇异风光，一边嚼着暖瓶里的热饭，真是种独特的享受。何况还有休假：星期天哪怕再适于行路，阿蒙森也不肯改变习惯，他让队员们摄影、散步，甚至进行一些不费大体力的小比赛。
阿蒙森计划为回程的需要，每隔一纬度设一个补给站。11月8日，在南纬83°设第一个补给站；11月11日，在南纬84°设了第二个；11月15日，他们爬上了一座92米高的冰崖，在顶上设了第三个补给站。
现在他们站在陆地上了。在这之前，也就是自他们离开挪威的15个月以来，都是在海浪和冰雪世界中度过的，这时他们第一次看到红褐色裸露的岩石。但他们目前仅在海拔270米的地方，前面是一堵高不可攀的山岭，山岭里外都悬挂着冰川。
阿蒙森宣布放假一天，而自己到四周去寻找向南的通路。他登上了一座山峰，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坳口，笔直地向南延伸。他决定从这坳口突破。
所剩的42条狗要把全部物品拉上顶峰，但一到顶峰，它们将要减少到16条。
一想到这个，阿蒙森心里不免沉重起来，要从这些忠诚为主人服务的狗中选杀这只或那只，都是难以下手的事。
11月17日，他们开始爬山。第二天，他们在1200米的高处扎营，在这里再也看不到冰架了。11月19日，他们登到了1580米，稍稍休息一下，设置了最后一个补给站后，就继续向上攀登。当天半夜时分，他们终于登上了3340米的极地高原的顶部。从这里开始再没有更多的山岭阻挡他们的前途。
但是这也不等于是一马平川，地面上由于缺少土壤和没有植物，到处都是怪石狰狞，而且由于积雪和冰川，暗藏着许多缝隙，稍不小心就会酿成灭顶之灾。
在这里，阿蒙森和队员们第一次相互推诿着一件工作，那就是宰狗。但是为了征服南极点，不得不作出残酷的选择，付出心灵创伤的代价。他们在那些如此驯良忘我的狗里面磨蹭了整整一天，才选出24条较弱的狗含泪杀掉。阿蒙森也第一次动了恻隐之心，使计划中的16条增加了两条。
他们把这地方称为“屠宰营”。用杀死的狗肉喂饱其他的狗，剩下的埋起来建一个临时补给站。11月21日是个好天，阿蒙森宣布休假。半夜起了风暴，这休息一直延长了4天。11月25日，天转晴了，他们启程，临行前，队员威斯汀把一根滑雪杖插在“屠宰营”上，以示纪念。
其后的12天，他们都是在坎坷不平的冰川面上行走，天气阴沉多云，有时看不清道路，稍不谨慎便会落到冰隙里去。他们5个人用绳子系住腰部串成一线。这样，一个陷落，众人就能迅速把他救起来。
12月7日，阿蒙森到达南纬88°23′——这是沙克尔顿创造的南进记录，从这里往南，每一步留下的都是人类崭新的脚印！阿蒙森按捺住欣喜的心情，下令休假。他知道，除非是意外的灾难，没有任何困难可以阻拦他们到达南极点。他们带着充足的食物，还有为以防不测之祸、随时都可杀掉充饥的18条狗。
12月13日，他们到达南纬89°45′，离南极点只有几十公里了。这时阿蒙森的脸上浮出了笑容。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成功，队员们像过圣诞节的小孩子一样。
第二天，也就是1911年12月14日，走到前头的阿蒙森从雪橇跳下来，大声喊道：“停下，我们胜利了！”为以防万一，他再次进行精确的测定，确实无错，他们真正到达了南极极点！这里是地球自转轴的最南端，是南半球所有经线的汇聚之点，位于极地高原的中央，海拔3360米。他们欣喜若狂地支起了帐篷，在极点插上了挪威国旗和“先锋”号的三角旗。为了不给人以口实和把柄，他们以南极点为中心，走了个近20公里的大圈，并且就像以前设置补给站一样，在90°的点上，交叉插上4行旗帜，每行旗帜都长达10公里，这每行旗帜的延伸方向不言而喻都指向北方。
阿蒙森探险队在南极点度过了3天。他们堆了个圆锥体作为标记，顶上放着一架雪橇。在连续进行24小时的太阳运行观察之后，便于12月18日离开极点。离开南极点时，阿蒙森在帐篷里留下了一封给挪威国王哈康的信，并给斯科特写了一张便条，请他把信转送到挪威。一年前，他对彭内尔说的关于要给斯科特一封信的话，在南极点兑现了。
1912年1月6日，他们顶着狂风回到“屠宰营”。这时他们的狗已减少到12条，其余的6条在途中杀了给其他的狗充饥，但活着的狗依旧饿得够呛。
“屠宰营”已经被风刮得面目全非，幸亏那根滑雪杖还竖着，所以他们迅速挖出埋着的狗肉，让饿慌了的狗饱餐一顿。
这时，风暴停息，天空晴朗。阿蒙森探险队滑着雪快速前进，把狗拉雪橇远远抛在后面。他们像在进行一场障碍滑雪赛一样，很快下降了3000米，来到了罗斯冰架。这嘲比赛”的唯一损失是一条狗落入冰隙中死去。
在罗斯冰架上，他们的行进迅速加快到每天40公里，每隔5天休假一天。
1月25日，阿蒙森等5人全都返回“先锋者之家”。他们归来得如此迅速，以至于留守在那里的探险队员还以为他们因南极点之行失败而半途告终呢。
阿蒙森以99天的时间，建立了举世闻名的征服南极点的功勋。1月30日，阿蒙森登上了“先锋”号，离开了南极洲。于3月初，“先锋”号抵达澳大利亚的霍巴特。立刻，电讯把他的创举传到了全世界。同年夏，他回到了挪威，受到了全国上下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他把11条与他共同患难的“南极老狗”送到他的别墅里，使它们安享天年。
然而，不幸的斯科特没有完成他的宏愿，和他的队员们倒在了南极。当救援人员找到他们的尸体时，发现斯科特的旁边是个罐头盒，里面有一根用鞋带做成的灯芯，他用这根灯芯燃尽了最后一滴煤油，以记他的日记。在另一边放着一只大袋子，里面是企图运回基地的15公斤重的岩石标本。
科学探险的转折点
1929年的美国海军中校瑞查特·伯德的成功，是极地探险机械、科学时代正式来临的转折点。他使用飞机——这是最新和最重要的极地探险的技术革命——到达了南极点。
自从威尔克斯到达南极海以来，经过80年，美国人首先正式进行南极探险。他们动员了4艘军舰，把3架飞机以及无线电设备、电化机器、电话及74名队员送上了罗斯海鲸湾，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小阿美利加”。
为了进行广泛的地理及地质调查，伯德立刻和两名队员进行第一次南极点飞行。
1929年11月29日，伯德沿着阿蒙森所走过的路线飞行。从现代目光来看，也许这是十分简单的事，但当时却十分困难，原因一则是飞机性能尚不完美安全；二则缺乏极地飞行的经验。南极的一片银白闪光，照得他们眼花缭乱。
他们飞到罗斯冰架和极地高原的分界线时，前面的山太高，伯德的飞机装满了行李和食品，根本没法飞越。他只好顺着极地高原的边缘寻找低凹的山拗。当时，飞机的引擎已尽了全力，发出阵阵吼声，眼底下都是陡峭怪异的冰川，旁边则是无法穿越的高山。突然间，飞机一震，顿时失去平衡，高度慢慢下降。伯德立即下令抛掉60公斤食物，才使飞机恢复了高度。然而，没过一会儿眼前出现了更高的山，引擎发出了怵人的悲鸣，无法飞得再高，而两旁全是无法飞越的高山。这就意味着他只能继续冒险前行而不能后退了。为了以防万一，伯德只好抛弃所剩的全部食物，大约有60公斤重。他知道，他这是破釜沉舟了，飞机在返回“小阿美利加”以前，绝不能降落，否则他们一定会饿死。
就在这时候，飞机的前方有一座更高的山出现了，而在这座山的坡端有一块较为开阔的空间，足够飞机回旋拐弯。这样伯德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打道回府，或勇往直前。他选择了后者，虽然他知道为此可能落得个机毁人亡的下常他的手心全是汗，咬着牙提升着操纵杆，飞机呜咽着，艰难地爬升，擦着山头飞了过去，一时间，随机的另两个乘员紧张地闭上了眼睛。
现在伯德已经松了口气，望着单调而奇妙的极地高原，恢复了信心，继续向南飞行。
南极点终于到了。这是人类第三次来到这个神奇的地方。
伯德乘飞机的到来是人类对南极点的第一声新时代的问候。
伯德在南极点上空绕了两圈，然后从飞机上投下裹着重物的美国国旗。
他们看着它飞快地坠落，旗杆正好直端端地插在雪地上。为了表示对斯科特的敬意和哀悼，他们还投了面英国国旗，但这面国旗却被狂风卷走了。
伯德当天傍晚便回到了“小阿美利加”，受到全基地人员的欢迎。他一天往返2575公里——相比之下，阿蒙森在18年前要步行99天才能做到。
中国的远征
中国对极地的参与是在20世纪80年代。最早踏上南极洲的中国人是董兆乾和张青松。他们在1979年应澳大利亚南极局的邀请，作为科研工作者，访问了该国在南极的莫森站。第二年，他们再次受到邀请奔赴南极。在这次与澳大利亚的联合考察中，张青松成为中国在南极越冬的第一人；而董兆乾则首次代表中国历险冰海，闯荡南大洋。
1980～1983年，中国走向南极的约有32人，如谢自楚、位梦华、罗钰如。。其中最惊险、最有戏剧意义的要属蒋加伦了。
蒋加伦是个生物学家，他是1982年10月到达澳大利亚在南极的戴维斯站的——在中国艰难的起步中，澳大利亚是第一个伸出友好之手的国家。他是去进行沿海水域浮游生物分布研究的。第二年2月3日，他与澳大利亚的伯克博士驾着小艇到9公里外的爱丽丝湾去调查，由于艇小浪大，不慎落入海中，伯克身强力壮，很快游到了岸边，而当他站起来回头一看，蒋加伦还在冰凉的海水中折腾。小艇的落水点距岸仅30米。蒋加伦本来善于游泳，但由于冷冻和紧张竟然伸不开手脚。他后来好不容易爬上一块浮冰，想从浮冰上走到岸边，但僵直的腿失去了往日的灵便，又一个跟头摔进海里。伯克见状立刻再次下水把他拉了上来。
这时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无法与戴维斯站联系，所以只能等待救援——预定下午4点会有直升机来接他们回去。这就是说，他们得在冰原上坚持6个小时才能获救。伯克开始跑步，而蒋加伦则反复运动麻木的四肢，撑爬起来，再倒下去，倒下去再爬起来，同时做中华传统的气功，以维持其生命的延续。
等到直升机准时到达的时候，蒋加伦的体温已降到30℃。他完全冻僵了，但神智还清醒。经过抢救，蒋加伦居然恢复了健康，并且按照原计划在戴维斯站越冬考察。南极遇险，对世界各国来说算不得一件大的新闻，但蒋加伦落水受难的消息传到中国国内，牵动了无数民众的关切之心。他归国之后见到了极其壮观的欢迎场面。这场面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陌生的南极所产生的热切关注。
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民族会像中华民族那样，经常会发现自己生活在古代辉煌的荣耀和近代无以复加的屈辱之中；也不会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那样，社会的潜意识里面纠缠着自豪和希冀雪耻的心理。郭琨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1983年5月，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加入《南极条约》的决议。
同年9月，郭琨参加了《南极条约》的第12次会议。会议的议题有30多项，但每当要表决时，便让中国代表团出场等候，因为中国仅是条约的缔约国而不是协商国。要取得具有表决权的协商国资格，必须按规定在南极建有自己的科学考察站。不难想象郭琨当时的复杂心情：痛苦和愤怒交织在一起。但他也清楚：世界是现实的，它并不同情任何弱者，为了使它对中国刮目相待，中国必须做出切实的行动。
归国之后，他四方奔走，终于得到有关部门支持。而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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