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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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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自由的。”但我的思绪不停地翻腾,有如汹涌的河水搅动砂石淤泥。

我告诉自己,我应付得来,但心里仍慌乱不已,毫无把握。随时有人会识破我的伪装。我一说出“砰、砰、砰”这几个字,任何熟读心理学文献的医生都会说:“你是骗子,我知道这个实验。”而我也只能寄希望于这位精神科医生没看过这些文献资料了。

我对这间急诊室有种莫名的熟悉。护士记下一个不是我的名字,一个不存在的地址。我编了一个念起来好听的住址。我对精神科急诊室并不陌生,以前我确实曾受精神障碍所苦,去过许多精神科急诊室就医,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急诊室里的气息让我想起过去:汗水、纱布以及无所不在的虚无。我混进来了,但怎么也兴奋不起来,我只觉得难过,因为这里的某个角落,确实有人饱受精神障碍的折磨。

护士带我进入一个小房间,里头有张担架床,床边有几条黑色束带。她叫我坐下,一名男子随后进入,关门,上锁。他对我说:“我是临床护理专家葛佛。我先为你测脉搏。”每分钟100下。葛佛说:“有点快,按照一般人的标准来说,算很快了。不过在这种地方,谁会不紧张呢?”接着他给我一个亲切温和的笑容。

他说:“嗯,要不要喝杯矿泉水?”我还来不及回答,他已经起身离开。过了一会,他手拿一只宽口玻璃杯回来,感觉颇为高贵,杯里放着一片淡黄的柠檬片。突然间我觉得那片柠檬好美丽,那圈若有似无的浅黄随着水而晃动,慢慢浮到水面。

他把杯子递给我。这样亲切的服务是我没料想到的。罗森汉写过,他在精神病院受到了非人道待遇。到目前为止,如果有人受到羞辱,那便是葛佛,他简直成了我的私人管家。我喝了一小口,对他说:“谢谢。”“你还要什么吗?饿不饿?”他又问。我连忙说:“不用了,我很好。”他说:“我没有恶意,不过你看起来并不好,不然也不会在这里了。所以尽管告诉我,你怎么了?”我说:“我一直听到一个声音。”他点头表示了解,在病历表上记下这项症状。

“那声音跟你说什么?”我说:“砰、砰、砰。”他不点头了,反问:“砰、砰、砰?”我的回答实在太另类了。一般精神病人幻听的内容通常是预言式的信息,如,天文异象、毒蛇,或哪里有窃听器等。我重复了一遍:“砰、砰、砰。”他问:“就这样吗?”我说:“就这样。”“声音是由小慢慢变大,还是突然一声巨响?”他问。我说:“突然一声巨响。”我脑海中莫名其妙地真的出现坠机的画面。万里晴空,飞机向下俯冲,有人尖叫。我开始觉得有点诡异。我仿佛真的听到了。真是虚实难分,我已经分辨不清什么是谎言,什么是我真实的感受了,而社会心理学家早就对此现象有所研究。我揉了揉太阳穴。

葛佛问:“什么时候开始听到的?”我说:“3个星期前。”罗森汉等人也是这样回答。他问我饮食睡眠是否正常,是否遭遇突发压力或变故,是否曾遭受过创伤。我一概回答没有。我胃口好,睡眠正常,工作顺利。他说:“你确定吗?”我说:“嗯,不知道这算不算。我小学三四年级时,邻居布劳先生掉进自家游泳池淹死了。我没有亲眼看到,但听到这个消息还是有些震惊。”

葛佛咬着笔,专注地思考着。我想起布劳先生,他是个传统的犹太人,出事那天是犹大安息日。葛佛说:“你邻居砰的一声掉进水池,而你听见‘砰、砰、砰’。这可能是借由幻听宣泄记忆里的创伤,是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所致。”

我说:“可是那件事真的没什么,不过是……”他说:“我认为邻居溺死这件事导致你心理受创。我要请精神病医生为你鉴定。当然脑部受伤也可能导致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我们会进一步为你做检查。不过我认为可能性很低,所以你可以不用担心。”从他的话中,我能听得出他的自信。

他转身离开,去找精神病医生。我的脉搏突然加快,每分钟至少多跳50下。因为我害怕精神病医生立马识破了我的把戏,搞不好还是我认识的人,是我的高中同学或是什么的,到时候我该怎么解释呢?

我们不知道的还多着呢

穿着浅蓝罩袍的精神病医生走进这间上锁的小房间。他注视着我,我把目光移开。他先坐下,接着叹口气说:“你听到‘砰、砰、砰’的声音。我们能为你做什么?”“我希望不要听到这声音,所以才来医院。”我说。他问:“声音从哪里来?是脑中发出的还是外头传来的?”

“外头传来的。”

“除了砰、砰、砰,你听过其他声音吗?比如说,要你杀别人或自杀?”

我说:“我不想杀人,也不想自杀。”他问:“今天星期几?”这下可难倒我了。连续几天放假,让我对时间的感觉有些迟钝,而能否正确断定时间正是精神病医生判断病人正常与否的重要依据。我暗自祈祷,说:“星期六。”他在纸上写些东西,接着说:“好吧!你现在只听到声音,并没有出现其他任何精神症状。”我问:“我是不是像护理师所说,有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

医生说:“关于精神障碍,我们不知道的还多着呢!”他的表情突然转为黯然。他摸摸鼻梁,闭上眼睛,低下头。我发现他头顶微秃。我很想对他说:“嘿,别难过,世界上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不过我什么也没说。他看起来既沮丧又困惑,终于他开口说:“这声音困挠你了吧!”

我回答:“多少有一点。”他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对我说:“我开一些治疗精神障碍的药给你。”他语气中带着权威,他的权力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他说:“我给你开维思通(Risperdal),这种药能稳定大脑听觉中枢。”我问:“这表示我精神有问题吗?”他说:“我认为你有患精神障碍的可能。”我早料到他会这样说。维思通是抗精神障碍的处方药,除非医生诊断病人有精神障碍,否则不能开这种药。事实摆在眼前,药物左右诊断结果,而非根据诊断结果决定用药。

在罗森汉的年代,医生引用既存的精神分析模式,判定病人是否异常,而现在则是看有哪些药物可用来做诊断。罗森汉认为:诊断结果与个人实际情形无关。不管当年或现代,这个观点仍禁得起考验。“我看起来像是精神异常吗?”我问。他注视我好长一段时间,终于说:“有一点。”

我伸手把帽子戴正,说:“你在开玩笑!”他说:“你看起来不是很好,很消沉沮丧,这往往是精神疾病的征兆,所以我也会开点抗抑郁剂给你。”

我跟着说:“我看起来很抑郁吗?”这下我真的担心了。对我来说,抑郁比幻觉更可能成真。我以前曾患过抑郁症,谁知道我会不会复发呢?也许我还不自觉,但他已经发现了。也许这项实验让我感到抑郁,甚至精神异常。也许我选择这个实验,正是因为潜意识里我想寻求帮助。突然间,世界被一层阴影笼罩。

他写下处方。问诊过程不到10分钟,我离开医院,竟然还来得及和露西吃顿饭。露西说:“你应该说你听到‘唰、唰、唰’或‘咚、咚、咚’,都比‘砰、砰、砰’好玩多了。”我拿着处方去24小时营业的药店买药。基于实验精神,我服下了维思通,那不过是颗小药丸。当天晚上我睡得很沉,完全听不到一丝声响,我漂浮在梦境中,无重力般飘飘然起来。那是另一个世界,所有的事物都有模糊的轮廓,不论我多么仔细凝视,都只能猜想那究竟是什么。

维思通就像低脂牛奶

走进急诊室演这出戏,其实挺有趣的。所以之后一连8天,我又做了8次实验,和罗森汉安排的假病人人数一样多。每一次我都坚称不会危害自己或他人,也保证可以正常工作、照顾小孩,医生判定我无须住院,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有一点很奇怪,几乎所有医生都诊断我有抑郁症倾向。然而我拿抑郁量表进行测试,征询朋友意见,请教在精神病科任职的弟弟,结果都显示我一点都不抑郁。顺便说一句,抑郁症绝非无足挂齿的小事,DSM将抑郁症列入严重精神障碍,生理及心理的异常症状相当显著,不易错判。

朋友家人都说:“不会呀!你看起来不像,一点也不抑郁嘛!”然而在急诊室里,尽管我否认出现相关症状,但医师都诊断我疑似抑郁症。此外,所有医师共给我开了25种抗精神病药物及60种抗抑郁药物。每次问诊都不超过13分钟,平均候诊时间却长达两个半小时。除了一个关于宗教倾向的粗略问题外,没人问我的文化背景,没人问我听到的声音是男是女。没有一位医生对我进行全面的精神鉴定,这类鉴定包含一些更仔细的测验,这些测验虽然简单易行,但更能确切反映出与精神疾病相关的思想异常。不过每一所医院都为我测了脉搏。

我打电话到哥伦比亚生物计量学中心,找斯皮策谈谈。我问他:“现在如果有人仿效罗森汉的实验,你认为会有什么结果?”他说:“医生不会留他住院治疗。”我接着问:“医生会不会诊断他有精神障碍呢?”他问:“他说的话和罗森汉那伙人一样吗?”我说:“是的。”他又问:“只有砰、砰、砰这类空洞的字眼,没有其他症状?”我说:“是的。”“我认为,他应该会被列入延后诊断的病例。因为光凭砰、砰、砰这类空洞的字眼,且没有伴随其他症状,是无法提供充分信息的。”他自信地说。

我说:“坦白地说,我做了这个实验!”他说:“你在开玩笑吧?”我隐约听见他声音里的防卫之意。他说:“结果呢?”我告诉他,我的诊断结果不是“延后诊断”,几乎每位医生都诊断我有抑郁症的倾向,还开药给我。他问:“哪一种药?”“抗抑郁和抗精神病的药物。”他问:“哪一种抗精神病药?”我说:“维思通。”他说:“噢! 维思通的药效很轻。”我复述他的话:“药效很轻?”如果用牛奶做比喻,那这种药就是低脂牛奶?

斯皮策说:“你和罗森汉一样,对精神病学心怀成见,当然可以找到你们所要的结果。”我说:“我来到医院,说我听到“砰、砰、砰”的声音。医生根据这个症状,给我诊断并开了药,至于这些药是否管用,是否安全,没有人了解。这不是很奇怪吗?”斯皮策什么都没说。

我在想,生物计量实验室到底是什么模样?精神病学家究竟在那里做什么?他们在做生物计量,测量生命吗?此刻,我仿佛看到斯皮策身边有成堆的试管烧杯,分别盛着不同的液体,有忧郁的海蓝色、狂躁的电镀绿色、平稳的淡紫色。斯皮策还是没说话。我很想问他每天在实验室里,究竟做些什么?他突然清清喉咙,说:“我很失望!”听得出他很颓丧。

斯皮策坦率而徐缓地说:“我想医生就是不愿意说:‘我不知道’。”我说:“的确!我也认为现在的医生满脑子只想开药,因而影响了诊断结果,就像罗森汉当年的医生,喜欢认定求诊者必定异常。不管哪个时代,似乎都是一时风潮使然。”

20世纪70年代美国民众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比率是英国的好几倍,精神分裂症俨然成为流行病。时至今日,抑郁症、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多动症的病人人数急速窜升,起而代之。这些耐人寻味的现象似乎反映了以下问题:一是多数人的感受和想法影响着某种疾病确诊比例的高低;二是尽管DSM详尽列出各种诊断的标准,可以杜绝草率臆测,可以正确分析病人过去的病史、病况发展,进而拟定治疗计划、估计以后的情形。但医生们依旧未能严格依据这些标准做判断。

没有结果,但一步步前行

两次实验结果还是有所不同,因为我没有住院治疗。没有一位医生要求我住院治疗。我虽然被贴上了错误的标签,但未被监禁隔离。此外,每一位医护人员都很亲切。罗森汉等人感到被医护人员轻视,而我却受到亲切对待。有位医生轻拍着肩膀鼓励我,另一位则告诉我:“我知道,听到这种莫名其妙的声音一定把你吓坏了。我认为维思通可以马上改善这种情形。”他的这番话让我感觉分外熟悉,身为心理医生,我也常对病人说:“对于你这种情况,这样的治疗是有效的。”这么说并不是要炫耀自己很有能力,而只是想为病人做点什么,给他们点慰藉吧!

我想我遇到的精神病医生应该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而非愚昧无知,随意开药。有位医生边递处方给我,边说:“露西,千万别掉进深渊里,希望你一两天之后能回来做追踪检查,你也知道我们这里24小时都有人,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尽管来,千万别迟疑。”当时我既羞愧又感动,我说:“谢谢你对我这么关心,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他说:“让自己好起来吧!”

自动玻璃门缓缓打开,他走出诊疗室,我则走出医院。天色已暗,满天繁星好像印在黑色锡片上的硬币,闪着冷冽的光芒,它们仿佛在责怪我。我转身看见急诊室灯火通明,里头传来一阵凄厉的尖叫。急诊室里,人间苦痛纷然杂陈,但有医生相伴照顾,视病如亲,也算是精神病学人性化的一面,值得赞许。

罗森汉根据其实验结果,认为精神病学不足以成为一门专科医学。不过综观我们的疼痛门诊、肿瘤中心、儿科病房,也有许多疾病不论是病源、症状,还是病名,都一样含糊不清。例如,癫痫与初期脑瘤的症状就很难分辨。全凭医生的判断,我们不知道罗森汉究竟得了什么怪病。我们只知道他无法说话,必须靠呼吸机维持生命。至于人为什么会生病?生病后会怎样?该如何治疗才有效?我们一无所知。

我很想为罗森汉做点什么。他目前在美国西部的一所医院里,全身瘫痪,无法言语。他的友人凯勒告诉我:“他遭受了许多打击,3年前妻子因肺癌去世,两年前女儿在英国车祸身亡。这些变故让他痛苦不堪。”我想如果我告诉他,我不久前效仿了他当年的实验,并得到许多宝贵的经验。他听到应该会很高兴吧!他已经80多岁了,人生接近尾声。可能不久之后,他就要进入另一个世界。死亡是人类终将进行的伟大实验,至于结果如何,目前还未有人给予反馈。

我想去探望罗森汉。他儿子说:“我想这时候去并不合适,他还是不能说话,体力也很差。”我想像着自己来到了他的病房,不要他说话,只是站在一旁看看他。我想带着自己的这篇文稿以及他当年论文的复印件去看他,让他看到上面密密麻麻标示重点的注记。我想让他知道,我们的著述会流传下去,日后仍会有人引用。我虽不认识罗森汉,却很喜欢这个人。因为我也喜欢戏谑冒险,也同情受苦的人。我曾经是个精神病人,只要有人愿意了解这个一般人相当陌生的复杂世界,都会让我深受感动。

第4章 珍诺维斯之死达利与拉丹的助人行为五阶段

引言

1964年纽约市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犯罪事件,该个事件促使当时两位年轻的心理学家达利(John Darley)与拉丹(Bibb Latané)著手研究旁观者的心态。

当时,达利刚在哈佛大学攻读完心理学博士学位,而拉丹刚从密歇根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两人皆非犹太人,也从未表示其研究助人行为的动机与纳粹有关。然而在20世纪西方社会执着于探究纳粹大屠杀的时代背景下,这项实验结果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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