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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颂-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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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鹗侵蒙碓诨囊暗姆氐刂校掌椭丶嵊玻欢岩煌牛袷檠纷叛棺盼堇锏拿恳桓鋈恕Ｒ残硎�9点、也许是10点的夏夜的月光，在我背后的窗玻璃上，如纱绸般摇晃和摆动，乳白色的窸窣声，从玻璃的毛孔中挤进来，在会议室宛若柳絮飘落样，响着和飞着。在会议桌的上空堆积起来的焦虑和呼吸，也仿佛将燃的干柴在着火之前冒出的一团团的烟，呛得我喉咙发紧，呼吸困难，似乎再不透出一口气，我就会活活被憋死。坐在校长和书记的正中间，我手里拿着校长亲自为我削的大苹果，看了看校长的脸、书记的脸和所有校领导们的脸，看见了那片腊黄和暗青，如一片憋在阳光背后的云。然后把一直擎在手里的苹果放在水果盘子里，把被苹果弄湿的左手在右手上擦了擦，我便天光大开，顿悟似的说了一句恰如其分的话。
……现在几点了？
校长看看墙上的挂表说，天已经不早了，我们就照研究的方案落实吧。说为了保护杨副教授……杨教授，让杨教授躲过这一事件和风波，我们先安排杨教授到医院住一段时间院。到哪个医院合适呢？党委的意见是安排他到学校精神病附属专科医院去住几个月。这样我们就可以和上边说他长期患有神经官能症，病发时会稍微有些精神不正常。说他三天前带领学生上街组成人墙抗风拒沙时，正好是病发期，所以学校再三阻拦没能阻拦住。说那场抗风沙事件，虽然在国际上给中国带来了负面影响和被动，可那只是一个精神病人引发的一次偶然事件，和中国环境治理的实际情况不相符。说到这儿，校长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来，瞟了一下会议桌旁的领导们，沉默一会儿，用舌头舔了一下他又薄又黑的干嘴唇，拿起他面前的杯子喝了一口水，放下杯子大声道，我们的工作原则一向是民主和平等，少数服从多数，多数服从民意，现在同意中文系杨科副教授……杨教授精神有病的请举手，不同意的可以沉默，可以把手放在桌子上。
张校长的话音一落，学校的书记首先跟着把右手握成拳头，宣誓样举在了半空里。
一个副校长跟着也举了。
一个副书记跟着也举了。
组织部长也举了。
教务部长也举了。
最后李广智看大家都举了，犹豫一会，也把右手举在了半空里。
所有的校领导，都举起右手同意我有精神病，同意我明天就去学校的精神病附属医院疗养和住院。那举起的右手，像一排箭杆杨般围桌而立，使会议室里到处都弥漫着森林的腐味和他们捏在拳头里的汗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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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5。白驹
5。白驹
我去精神病院住院是在来日的上午9点40分，学校的学生全都上课时，教育部有位司长亲自带领的庞大调查组，还未及驻进学校的宾馆里，我就在这空当被学校医院的救护车送往了精神病院里。
离开家前，我和茹萍告别时，说了一番很动人的话。我说茹萍，我去去就回，以前哪儿对你不好了，请你不要记恨我（悲壮的样子和永别一模样）。我还说，虽然是住院，可学校昨晚雷厉风行，已经连夜把我的副高晋升为正高了，现在我都已经是教授博导了。是名副其实的教授和博导。等我住院一出来，我们不仅有了100万出版《风雅之颂》的专用经费，还能分一套五室三厅三卫的大房子，和学校的院士们同住一栋专家楼。说，说不定，今年内我就能当上中文系的系主任。
我走时，茹萍似乎想提着行李下楼去送我，可却被我的客气拦在了屋门口。别送了，我说你下楼别人碰见后，还以为我真的有病呢。她就果然不送了，果然说你走吧，安心去养病，我还要备课呢。我两个就在我家客厅分了手。分手时我跟她说了最后几句话，说李副校长是个大好人，昨晚举手表决时，他犹豫大半天，才最后把右手举起来，而且他的手还是举得最低、最不坚决的。我说你一定跟他说一下，说我杨科谢谢他，我真的没有藏他的裤头呢。我要藏他的裤头了，我就不是知识分子不是教授了。我要藏他的裤头了，他可以建议让我一辈子都当副教授，可以把我的副教授降为一般讲师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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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风雅之颂（1）
卷四风雅之颂
学校的精神病附属专科医院在皇城正北的平昌县，离市里最少有50公里路，坐落在一脉山下的田野里，如同荒郊野外的监狱样。因为病人都有精神病，害怕闹出事端来，就在那旷野上围了很高的墙，墙上还架了铁丝网。围墙一律是红砖，红砖墙上一律写着……给我一个糊涂，还你一个清醒……和……医人治病，救死扶伤……那样的标语和口号。门口的保安年轻力壮。门里的花草柔美飘香。走过花草后，医院里的前排是一栋现代化的六层门诊楼，后排是甲区、乙区和丙区的三类病号的病房和治疗区，其余的空地上，都是塔松和冬青树，花池和草地。整个医院和花园一模样，鸟语花香得让人麻痹和心寒。无论你此前是什么样的人，只要走进那几亩地大的花园里，过了门岗你就是精神病的患者了，就必须接受人家的检查和治疗。而且那检查是从你走入大门开始的，不是从挂号、就诊、坐在医生的对面桌前，问东问西开始的。
我到那医院时是上午11点，郊外的日光明亮灿烂，六月天晒到皮肤上，有一股青绿的凉爽沿着你的毛孔朝着你的血管里浸。城里从没有过的绿晃晃的风，带着灌浆的小麦香，在田野上肆意地飘荡和挥洒，把救护车的车窗打开来，望着外边漫无边际的田野，和送你的校医们说着话。我说上帝呀，快割小麦了。他们说杨教授，说这儿是精神病院，其实是个疗养院。我说你们闻，空气里有一股鲜牛奶的味。他们说能来这儿住院的人不是官至正局、副部的，就是特别有钱的和院士级的高级知识分子们。你是学校的普通教授，和校长是什么关系，怎么会让你到这儿来疗养呢？我说我要住多久？他们吸着鼻子说，就是啊，麦穗又长又大，和过去乡村洗衣服的棒槌样。
说着说着医院就到了。
大门口有两男一女的医生和护士，在按点按分地等着我。待学校的救护车停在大门口，他们过来和学校的门诊医生握了手，进行了互相交接和签字，我就像一件东西样，被校方交给精神病院了。剩下的是精神病院的两个中年男医生和一个年轻的女护士，他们相互看一眼，又都把目光落在我脸上，怀疑地瞟我一会儿，然后提着我的行李，带着我朝医院里边走。穿过医院门诊楼前几十米的空地时，我说我是来这儿疗养的，他们都朝我笑了笑。
我说我可一点儿病都没有。
他们又朝我笑了笑。
我说我是清燕大学的教授，我是一位专家，我是一位名教授，学校没有向你们介绍我？
他们朝我点一下头，又相互看着抿嘴笑了一会儿，就到了门诊大厅里。大厅内空荡无人，只有推着药车的一个护士穿过大厅走过去。她穿着白大褂，在四面洁白的墙壁下，如同大厅里不慌不忙地飘着一个白色的幽灵般。然后也就到了电梯旁，女护士去按电梯的开门键儿时，那个高个的医生忽然拦住她，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用疑怀的口气问……
你真的没有病？
点了一下头，我说你们这儿倒干净。
那医生指着电梯上行的三角键儿说，按这个键电梯是向上还是向下啊？
我说，上。
又指着向下的键儿问，这个呢？
我说，下。
他又从口袋取出印在两片塑料膜上和电梯键一模一样的红色三角形，往电梯上行键和下行键的左边贴一个，右边贴一个，使那两个等边三角形各有一角指着左，一角指向右，然后他指着向左的三角说，按向上的键电梯就向上，按向下的键电梯就向下，那现在我们按这个指向左边的键，电梯向哪儿走？
我说，左。
他指着向右的键，再按这个呢？
我说，右。
他便揭掉了指向左右的两个三角儿，和那些医生、护士看了看，把我带上电梯，带进了四楼的一个专家坐诊室。那专家六十几岁，戴着高度老花镜，人胖得和一个圆球样，白大褂穿在他身上，就像白色的床单裹着一团被子般（后来我知道，他是院长，是我们校长的高中同学，又和李广智副校长在英国一块留过学，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回来报效祖国的第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和专家）。我进到专家门诊室里时，他瞟了我一眼，从那两个医生手里接过学校门诊部的医疗资料看了看，指了指他对面的椅子让我坐下来，问我说你有什么病？
我说我没有任何病。
他说你没病，我问你啥你就回答啥，全都答对了，你不用治疗，在这儿疗养几天，就可以出院回家了。
我朝他点了一下头。
他说你知道一个人有多少根头发吗？
我点了一下头，说无数。
他说不是无数，是十万二千根至十万四千根。
我有些内疚地朝他点了下头。
他说你知道一个人有多少根头发吗？
我说有十万二千根至十万四千根。
他说你又错了，有万分之一的人的头发，不是超过这个数就是低于这个数，比如天生的秃头患者们。
我有些瞠目结舌地盯着他的嘴。
他说你知道一个人有几根指头吗？
我朝他笑了笑，有十根，不过有人是六指，那么他就有着十一根。
他说又错了，有万分之一的人，不足十根，也不是十一根；他们先天或后天，是九根、八根，或者是五六根。
到这儿，我彻底明白他的意思了，可以完全无误地回答他的提问了。可在我等着他新的问题时，他却不问了，不让我答了。他对我很和善地笑了笑，摆了一下手，说你的病我已经确诊了，你住到A区的6号病房里，A区是专治综合性精神病症的。
然后一摆手，他就让旁边的医生和护士把我带到A区去，就像他的诊室有许多病号排队在等着就诊样，仿佛我说多了就浪费了他的时间，误了别人的诊断样。说完后，未开住院单就把我给打发了。
A区是精神病院的高级病房区，楼上楼下的病房都和宾馆样，有床、有桌、有电视，房里还有卫生间。需要什么了，按一下床头的红色按钮，护士立马飞风就到了。还有热水器。还有坐便器。还有蓝窗帘。还有苍蝇拍和熏蚊器。还有白光、蓝风、黑空气和一把黄椅子。负责我的医生说他姓张，就是到大门口接我入院的大个子。负责我的护士我想让她姓赵，因为我妻子茹萍姓赵，我就在心里让她姓赵了。我住在六号病房里，医生、护士每次给我送药诊断时，都会对我说同样一句话……没事了就在自己屋里待着不要动，不要到别的病房去串门。
我就在屋里待着没有动。
我一待就待了80天（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将近三个月，我足不出户，言不多语，除了每天傍晚参加必须参加的医院病号的散步活动外，剩下的时间我都在屋里看电视、看报纸，逐字逐句地推敲《风雅之颂》中的一些字句和段落，或在默读暗背《诗经》的305首诗。在这段儿漫长短暂的时间里，我过得充实宁静。时光如逝，意外地觉得在精神病院如同回到了家。直到八月下旬的一天，护士通知我到医生办公室里去一下，我才恍恍惚惚想起来，我已经在精神病院住了80天，从入院的初夏住到盛夏了。我不知道季节发生变化了，不知道事情发生变化了，也不知道医院里有谁出院、有谁入院了。只知道我的邻居5号病房中突然换了一个年轻人，他刚来时火暴冲动，每天都扯着嗓子唤……老子没有病，你们快让我出院啊！快让我出院啊！后来就有几个年轻医生连捆带绑地把他从A区送到B区做电疗，有时还送到C区做运动式电疗法。再后来，他就安静了，不唤不叫了，和上个病号样待在屋里看《猫和老鼠》了，还说猫长得和他老婆样，老鼠长得和他儿子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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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风雅之颂（2）
季节变化了，我的情况也不再一样了。
我不仅会背《风》中的160首诗，还差不多能背下《雅》中的105首。可在这一天，我想背《大雅》中的《民劳》时，护士通知我说茹萍来医院看我了，让我到医生值班室里去一趟。我便怔一下，似乎早就忘了茹萍她是我妻子，忘了赵茹萍三个字该是怎样写；忘了她长得什么样，穿戴什么样，只好默着想了许久，才慢慢想起她的名字和模样，才从病房朝医生的值班室里去。心里蚂蚁爬树般，开始蠕动着迟缓的骚动和不安，如同在校就读大二时，第一次在学校的荷湖边，在她父母的安排下，和茹萍约会等她到来那样儿，慢慢有了按捺不住的渴念和焦虑，有了春来草发的想象和欲望。于是不自觉地走快了，仿佛我已经看见茹萍在等我（不是我等她），在朝我笑着招着手。
这是茹萍第三次来看我。她尽职尽责，敷衍了事，大约每月来一次，准确得如她的月经一模儿样。第一次来看我，她把我要的书和《风雅之颂》书稿放进我的病房里，在我病房屋里转着看了看。第二次来看我，她没舍得走进我的病房里，只在门口站了站。可这第三次半天，她连我的病房门口都没去，径直到了医生值班室，见我走来后，有些难为情地笑一下，给我倒了水，犹豫着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
她说，杨科，咱俩离婚吧。
说完这句话，她就沉默着，脸上显出浅黄的对不起和淡白的请原谅，把目光从我的脸上移到值班室的窗口那边儿，眼角好像还有潮湿似的水润和牵动。
我有些可怜地看着她的脸，苦笑一下说，一出院我有可能会当系里的主任呢，这事李广智没有给你说过吗？
不离也可以，她也苦笑一下子，说不过离了我会一辈子在心里感激你。
我说学校要给我们100万块钱，其实出书10万就够了，那90万以后就成我的学术经费了……这事你总该知道吧。
她有些不解地望望我，把头低下去，想了一会儿，又说离了吧，算我求你好不好？
我便盯着她，像看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她开始说着离婚时，脸上还有说不出口的僵硬和难堪，可说到后来，她脸上的僵硬没有了，难堪也在脸上淡薄了。从口袋取出一张学校给我开的住院空白支票来，看一眼，从凳上站起递给我，说不离就先不离吧，只要你安心在这儿住，医生说再有30天或者50天，你的病就痊愈了，就可以出院了。说你现在知道中国人用筷子是用几根吗？
我朝她点了一下头。
说知道外国人用刀叉吃饭，那刀叉是不锈钢做的，不是木制的吗？
我又朝她点了一下头。
她说那我就走了，没事了你多看看书，多想想我说的离婚的事。同意和我离了，我感激你一辈子。不同意了，我只希望你白天不见我了，不要问我去了哪儿，晚上不见我了，不要打电话去找我。咱俩客客气气，相敬如宾，在你没有找到女伴前，离不开我了，还可以到我的卧室睡一夜。说完这些后，她把我要的两块砖似的《词源》，从她脚边的一个兜里取出来，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最后瞟瞟我，犹豫一阵从我身边走掉了。
医院里没人知道，那一天茹萍走后，我为什么会变得那样暴躁和不安，会在要吃饭的时候摔了碗，要吃药的时候摔了盛水的杯，量体温的时候把体温计从窗口扔到了窗外边。
我歇斯底里，有张有弛，一会摔个这，一会砸个那，转眼间把屋子里弄得七零八落，狼藉一片。
将一个药瓶甩在电视机的玻璃屏幕上，我扯着嗓子叫……我要出院……我要出院……
把电视机的遥控器从空气中扔到院落里，我对着天空血淋淋地唤……我是教授……我是清燕大学的著名教授……我他妈的才不是清燕大学一般的教授呢！
把一本《诗经全译》从屋里撕到病房过道里，天女散花般，把那些诗歌扔在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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