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佩卡伦_英华_译] 飞进核污染-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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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第3期　　　…　纪实之页
约翰·佩卡伦　　　　英华　　译
　　　　1986年5月10日。电话铃声紧，把阿纳多利·格里什琴科从沉睡中唤醒。他拿起电话筒，听见空军小队长歉然又焦急地说，要中断阿纳多利的休假，命令他马上去乌克兰共和国首都基辅市报到，然后去距那儿100公里的切尔诺贝利参加抢险。
　　　　阿纳多利身材高大，体格强健，长着两只清澈的蓝眼睛，器宇轩昂，颇有风度。他知道两周前，由于计算和技术上的一系列错误，导致设计质量很差的4号反应堆发生了一场原子灾难——核熔化。
　　　　失去控制的核反应犹如脱缰野马，造成接二连三的剧烈爆炸，炸开了4000吨重的钢筋混疑土盖板，在反应堆芯里产生的高温超过2000℃。这个反应堆没有西方国家的核设施里常用的遏制结构，于是，核燃料和具有放射活性的残渣泄漏到空中，就象霰弹炮一样射向周围地区。
　　　　放射性物质喷泻而出，如火山爆发，升起团团烟云。紧接着，反应堆芯里熔化的核物质又释放出各种气体。不到一星期，致命的放射性残渣和气体已散布到欧洲大部分地区。切尔诺贝利事件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恶性核事故。
　　　　阿纳多利在“飞行研究院”第一次听到了有关这一事件的可怕细节，他是研究院里一名杰出的民用直升机试飞员。
　　　　电话声吵醒了加利娜。听到消息可把她吓坏了，忙问：“怎么回事，亲爱的？”
　　　　阿纳多利从不跟她谈起自己飞行上的事，但这次无论如何也得告诉她：“我必须到切尔诺贝利去。”
　　　　她产生了一种恐怖感，央告道：“亲爱的，求求你别去。”
　　　　阿纳多利意识到到了切尔诺贝利将面临什么样的危险，他握住加利娜的手说：“总得有人去呀。”
　　　　那天上午10点种左右，阿纳多利离开了在朱可夫斯基市的家，登上了去基辅的班机。他的好友古尔根·卡拉佩田也是深夜接到紧急电话赶到的。
　　　　　　　　看不见的危险
　　　　天高气爽，晴空一碧如洗。阿纳多利和古尔根驾驶直升机，在侧面吹来的风中缓缓地偏向航行，一面俯瞰着乌克兰乡野的一派春色。
　　　　五月初的田野，冬麦返青，绿浪滚滚。麦田的沟渠旁干草堆堆，果园里的苹果树已经在开花了。小片的红松林和白桦林长出了新叶，林子里隐藏着驰名遐迩的本地特产蘑菇和草莓。
　　　　阿纳多利很快就看到了距离事故发生地大约60公里的巴扎村，那是他的故乡。两位飞行员看到，村子的街道上看不见行人，地里也没有人干活。由于来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魔王，成千上万的村民已经逃离或被疏散走了。
　　　　目睹惨景，阿纳多利驾机降至500米，只见反应堆那儿浓烟滚滚，一根根钢梁因受热和爆破力影响变得弯弯曲曲，地上和附近建筑物的屋顶上到处散布着具有放射活性的石墨块。
　　　　附近的树林里有一个椭圆形的大片毁坏区，一棵棵杉树被热辐射和放射性尘埃熏得漆黑。这些树将全部死去。这个报废的反应堆仍在放出大量致命的射线，每天达数千居里①。
　　　　在切尔诺贝利及周围地区抢险的人们，似乎并不在意这种危险。一些年轻士兵在用赤裸裸的双手捡那些放射性石墨块，还有些人几乎没戴防护用具就在那儿干着。在距离燃烧的核反应堆不过500米远的一辆坦克上，有几个士兵正在晒太阳。
　　　　二人深知自身存在危险，却无法估量这种危险的大小。他们感到在基辅的基地很安全，殊不知那地方也已遭到严重的放射性污染。
　　　　主管现场的军官曾向他俩保证，在飞近反应堆的时候，安装在每架直升机驾驶室地板上的铅板可以挡住射线。他俩没戴面罩，而发给他们的棉大衣也没有防护作用。没有采取监测血球变化的医护措施，这种措施是检测人有没有放射反应的一个方法。阿纳多利认为戴在手上的袖珍射线检测仪很有用，仪器显示，他所接受的射线是比较少的，那指针几乎每天都对着零。
　　　　他还相信他有护身符。25年来，他一直戴着拴在银链子上的一颗黄色小石头，那是婚前加利娜送给他的护身符。这石头已保佑他度过了许多危难时刻，但愿这次也能保佑自己吧。
　　　　第一天傍晚，向基辅附近的基地返回时，古尔根用手肘碰了碰阿纳多利，手指身后说道：“你瞧瞧。”阿纳多利回头看反应堆，只见一根高高的蓝色荧光柱直插云天。
　　　　阿纳多利和古尔根后来才知道，那种奇异的光是大气中的放射性气体发出的，而他们整天都在那样的气体中飞行。
　　　　　　　　艰巨任务
　　　　发生核事故之后，马上有军用飞机多次飞到反应堆上空，倾倒下大量泥沙等物，掩埋发生熔化的核物质。但仍有核辐射从4号反应堆发出，于是设计出一个新的方案，用混凝土密封这个反应堆。
　　　　两名飞行员奉命对这个反应堆进行彻底的检查和测量，二人深知对每一次勘测飞行都必须作出周密的安排，否则在“强放射性区域”逗留的时间就会长得多。在一次实地飞行中，他们距离反应堆仅几百米。他们使用特制的光学仪器仔细观察核电厂的残骸，并进行测量。
　　　　观测数据必须绝对精确，在第二次飞往核电站时，他们直接飞到反应堆上空，别无选择。越飞得近烟越浓，强大的上升气流冲击着巨大的直升机。在离反应堆仅20米时，水平旋翼的叶片尖差一点就要碰到一根通气烟筒。当阿纳多利找到一个放射性剂量仪，在驾驶舱里测得的射线量使他大惊失色：每小时300伦琴②，超过正常剂量30万倍！返回时，另一个飞行员告诉他，飞机外面的射线量也就是这么多。
　　　　阿纳多利浑身发抖，他这才明白直升机上装的铅板几乎起不到保护作用。自己一定受到大量射线照射，非常危险。但他还是继续干了下去，他俩几乎每隔一天就要进入那个29公里范围的强辐射区。月底，他俩被调回莫斯科，任务完成了。
　　　　　　　　出现放射反应
　　　　从切尔诺贝利回来，古尔根感到身体很不舒服，阿纳多利没有异常感觉，但他俩都没有认真进行医疗检查。
　　　　8月中旬阿纳多利又从小队长那儿听到一个坏消息：他还得到切尔诺贝利去。他知道这次自己对放射性的耐受极限会被突破，但他服从了命令。
　　　　古尔根调到别的地方去了，和阿纳多利结伴同行的是另一个老朋友阿卡迪·马卡罗夫。他们的任务是把一个巨型通气系统15吨重的部件运到反应堆附近。在米…26直升机下面悬着80米长的吊链，往危害性仍然很大的反应堆附近跑了好几趟，把摇摆不定的货物运到目的地。阿纳多利的任务还没有结束，他留在切尔诺贝利地区整整一月，又至少有3次飞到反应堆的上空。
　　　　9月中旬，掩埋切尔诺贝利反应堆的拼搏已近尾声，阿纳多利不知自己身上的切尔诺贝利之战就要开始了。
　　　　不久，保健医生给他作了几项检查，又抽了血去进行化验。
　　　　星期一又叫他去复查
　　　　复查结果比上周的化验结果还要严重，他的白血球数量太低了。白血球由骨髓产生，在人体免疫活动中起关键作用。疾病或放射线一类的外部因素都可能损害骨髓的功能，这种变化往往是暂时性的，有时候也可持续很长时间，甚至夺走人的生命。
　　　　不久，他便开始恶心、腹泻和咳嗽。当他两眼发红，说不出话来时，加利娜着急了。第三次查血结果，他的白血球已降至2800以下，而正常人应在5000以上。
　　　　阿纳多利被送进朱可夫斯基市的航空医院，不久白血球降到2000，于是被转送到较大的莫斯科地区第6医院。诊断是白细胞减少症，医生在他的病历上写道：病因“未明”。
　　　　阿纳多利反复对医生说：“在去切尔诺贝利之前我从没得过病，我的病一定是从那来的。”
　　　　一名专家经过考虑之后，向他保证这个病跟切尔诺贝利没有关系，说：“是你的身体本身起的病，在去切尔诺贝利之前就有了的。”
　　　　那年秋天他的身体时好时坏。医生们还在给他查血，不断治疗他的感冒和咳嗽，但谁也不承认是切尔诺贝利事故使他患的病。这个病成了一张无法撩开的黑幕。
　　　　古尔根、阿卡迪等飞行员常来探望，他母亲和妹妹也常来。阿纳多利告诉家里人说：“我的病很快就会好的。”
　　　　大儿子鲍里斯已经结婚，现住在附近的朱可夫斯基。儿媳妇刚生了个女儿，阿纳多利因有了个孙女高兴得不得了。
　　　　小儿子伊尔看到父亲的健康一天天恶化，内心非常焦急、担心。
　　　　莫期科的冬天寒冷、漫长，大地上盖着厚厚的雪。阿纳多利更消沉了，大部分时间是穿着厚厚的衣服在家里过的。他买了一条小狗，给它取名叫阿尔玛，这只长卷毛小狗给他带来了一点欢乐。
　　　　一天夜里他对加利娜说：“有时我觉得自己再也不会好起来，永远是这副模样了。”
　　　　见他不仅受病痛折磨，而且也受谎言和无礼待遇造成的精神创伤，加利娜义愤填膺。1987年1月，她致信戈尔巴乔夫，说明阿纳多利在切尔诺贝利作出了无私的奉献，而上边的诊断却不肯把他的病与接触放射线联系起来。
　　　　那些高级医生说话终于坦白一点了。政府多拨了些资金用于治疗核事故的受害者，默认了参加抢险的那几十个人的遭遇与核事故有关。
　　　　　　　　一线希望
　　　　在1989“巴黎航空展览会”上，现任苏联米尔设计院米…28式直升机主驾驶的古尔根，认识了卡普·帕利埃。
　　　　卡普的全名叫查尔斯·阿伦·帕利埃，前来交易会展出麦道直升机公司制造的一架直升机。公司位于亚利桑那州美萨市，他负责轻型直升机试验和评估处的工作。
　　　　古尔根邀请卡普到他们公司的展销车上看看，于是，他俩拉起了家常话。谈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直升机抢险，卡普问道：“怎样对付放射性危害呢？你们就在射线中飞行呀。”
　　　　古尔根沉重地说：“去过的驾驶员每一个都生了病，现在看来全都恢复了，只有我的朋友阿纳多利·格里什琴科没好转。”他取出一张阿纳多利的照片。展览会闭幕，两个朋友分手了。
　　　　之后不久，在1989年夏天，阿纳多利的病日趋严重，幼稚细胞数量增多，病情已进入白血病前期。幼稚细胞会破坏骨髓里的全部细胞，一般的化疗治不好这种越来越严重的恶性疾病。
　　　　阿纳多利的朋友在为他寻求希望。9月，在伦敦郊外举行的一次国际航空展览会上，有个美国女翻译跑到卡普·帕利埃面前说：“米尔设计院的设计主任亚历克赛·伊万诺夫想见你。”
　　　　卡普感到莫名其妙。见面后，伊万诺夫谈起古尔根、切尔诺贝利事故和阿纳多利来。
　　　　当伊万诺夫告诉他，“阿纳多利病情很重，需要到美国治疗。”
　　　　卡普问：“我能做些什么呢？”
　　　　“请你帮忙联系一下，只有这条路才能救他。”
　　　　卡普心想为了这位令人尊敬的同行，我该试试了。如果美国需要我去执行一项危险的任务，我也可能同一命运。最后他说道：“我保证尽力而为。”
　　　　“我们只能抱这点希望，太感谢了。”
　　　　几天后卡普离了伦敦回国。到家后的第二天卡普就打电话找亚利桑那州的两名参议员，又打电话给医疗部门，他们建议让阿纳多利作骨髓移植，可以和国家健康研究院联系。作骨髓移植大约要花20万美元，他又开始找人捐助。
　　　　卡普终于有了第一个大突破，找到了美国国防部女外交官卡罗尔·埃伯特。她是搞科学策略分析的，参加美苏联合进行的一个核安全项目，刚从切尔诺贝利回来。她亲眼看见那些绿荫围绕的村庄和人家成了废墟，脑子里不断出现灾难悄悄地造成毁灭的情景，也想借此机会帮助那场灾难的受害者。
　　　　卡普告诉她，需要阿纳多利病情的详尽资料，以便交给美国的医生。卡罗尔给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拍去电报，任务交给了一个年轻的女研究员。她也很关心这件事，马上找到古尔根说明原委。
　　　　10月30日，卡普收到一份详细介绍阿纳多利病情的电报。电报还说阿纳多利现在患了肺炎和喉部感染，不用说这是他的免疫系统受损造成的。
　　　　　　　　巧遇名医
　　　　在电话联系过程中，卡普听说有家“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位于西雅图市，是世界第一流的骨髓移植中心。临床研究部约翰·汉森博士告诉他，只有找到配型的骨髓提供者后才能进行移植。可以在亲属中去找，也可以通过国际骨髓供者电脑网。但刚刚建网不久，找到配型供者的机会甚微。
　　　　卡普打电报到苏联告诉阿纳多利的朋友们，说是可能去哈钦森中心治病。最伤脑筋的是筹措移植所需经费。卡罗尔花了很多时间打电话求援，但美国政府是不会出钱的。那些可能捐钱的美国人也一个接一个令他失望，理由是，等着要钱做骨髓移植的美国人也很多。
　　　　古尔根在莫斯科打电话给苏联贸易部，要求对阿纳多利进行资金上的支援。
　　　　古尔根告诉患病的朋友：“卡普正全力以赴，我们准能成功。”并交给他一张卡普的照片，阿纳多利感到一种兄弟般的友情。
　　　　11月17日下午，古尔根和阿纳多利的另几个朋友见到苏共中央的一个书记巴克拉诺夫。巴克拉诺夫答应亲自过问这件事，如果查明阿纳多利的病确与切尔诺贝利事故有关，就一定为他们说话。但又提醒他们说，要处在困境中的苏联政府拿20万美元是很困难的。
　　　　这件事办成了，但时间来得及吗？
　　　　12月初，好运终于来了，汉森医生要来莫斯科作医学学术交流。卡普抓住这一机会，打电报告诉古尔根，一定要汉森采集阿纳多利及亲属的血样。汉森曾向卡普保证，他们中心将免费测定这些组织类型。
　　　　12月11日，汉森医生访问全苏癌症中心，阿纳多利赶来相见。
　　　　癌症中心的化验结果表明，他妹妹和母亲的组织型都不合适，但汉森想再确定一下。
　　　　事后，汉森的高深学识和同情心使加利娜很受感动，就赠送他一套人工油漆的乌克兰茶匙作为答谢礼物。阿纳多利把有一颗红星的飞行勋章送给他。汉森医生则回赠一枚青铜别针，说它是美国骨髓供者计划署所发，能帮他找到一名供者。二人紧握手，激动万分。
　　　　乘飞机回国途中，汉森心想，有这么多人尽力挽救阿纳多利的生命，自己也该全力以赴。但他清楚前面有多大的困难，而且也许再也见不到阿纳多利了，只有希望出现奇迹。
　　　　　　　　寻找供者
　　　　哈钦森中心的检验专家们采用最新的DNA技术，准确测定了阿纳多利的组织型。化验证实他母亲和妹妹的组织型都不合适，只有从无亲缘关系的人们中去寻找。
　　　　在20万名可能成为供者的人中筛选。为了节省开支，这些人注册时只测定了部分组织类型，找到可能的人选后，必须再做大量化验工作。寻找供者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有些患者还没找到配型的供者就死了。
　　　　阿纳多利的组织型被送到明尼阿波利斯市的美国骨髓供者计划总部，工作开始了，将对8万名供者进行筛选。卡普想在麦道公司组织一次寻找供者的活动，结果一无所获。
　　　　但稍令卡普和汉森感到安慰的是，由于古尔根的不懈努力，苏联政府的第一笔拨款5000美元已经到了哈钦森中心的账户。这样就能继续为阿纳多利寻找供者，并扩大到世界范围。在英国注册的10多万供者中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