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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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况且母亲年事已高，说去北京就去了能那么容易吗？再说了，沈阳的两个孩子还没有结婚，很多事都成了我们去北京照看孩子的障碍，怎么越过？还有，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跟孩子们一起生活，我只是想老两口过无牵无挂生活，过夫唱妇随的田园生活。再有几年这种伊甸园的梦想就会实现了，近在咫尺了。可眼下要去北京，所有的美梦不都成了一枕黄粱了吗？想到这里，我禁不住扼腕惋惜。同时，我也难以离开生养我的这片黑土地……

但最后还是去了，是孙子与我们的感情让我们跨越了难以逾越的诸多屏障。

走之前，母亲去了太平庄老女儿家，房子也变卖了……除了几万元钱，我们一无所有，只有对家乡的留恋。说实在的，也有对北京的向往，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在北京生活奇#書*網收集整理，会和李靖邹彤他们在一起过日子。

邹彤是江苏扬州生人，父母是50年代的大学生，沈阳药学院的毕业生。他们毕业后分配到长春，一直在那生活工作了，而且很有名望。他们的女儿结婚时，都是他们一手承办的，我们倒是清闲自在，坐当公婆。上文说过了，他们结婚我仅仅花了2000元钱，总觉得欠他们的太多。婚后，李昊炒股又花了他们的钱，更让做父母的心理难以平衡。现在他们有些困难我们怎么会安然？

我终于做出了选择，人生的拐点终于出现了，就把电话打到北京告诉邹彤。她十分地高兴：

“李昊、晓黎还没有结婚，你们所有能用的东西都给他们吧，你和我妈带些随时穿用的衣服就行了，千万不要多带……”

是的，现在不是考虑去不去的问题了，而是怎样安排和处理善后事宜，很麻烦的。

母亲76岁了，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尽管我们劝她和我们一起去北京，但她总是那句话：你们去吧，我不反对也不阻拦，我在哪都可以，你们不用为我操心……

她不愿意去她的二儿子家，说7楼太高了。按她的意思是，在我们去北京之前，她先去太平庄老女儿家。是的，我也不愿意让她送我们走，总觉得那样有些“凄惨”，好像生离死别似的。

母亲能用的家什器皿，老妹妹家能放得下的其他物品都尽数搬过去了。还有母亲百年之后的费用也都有了安排，放在我大妹妹家里。总之，她的生养死葬等一切开销都有我一手承管。

安顿了母亲，我又逐个向四个妹妹及孩子们通报了去北京的相关事宜。接下来的就是处理房产和交代工作，这两项大事双管齐下，时间紧迫。没有几天，房子的交易很快就达成了协议，工作问题也有了眉目。

我是公务员，按有关规定我还不到退休的年龄。工龄虽然已满30年，可以申请退休，但沈阳市不执行这个条款。要想离开工作岗位，唯一的希望就是按照新民市委市政府年初下发的“3号”文件精神——可以申请下海经商。文件中规定：鼓励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自动离职下海经商，一年内除不享受下乡补助和年终奖金外，工资和各项补贴照开。一年后，愿意回原单位的不受任何限制继任原职。继续下海经商的，要与原单位签订合同，并保留原单位的工作关系及职级。

根据这个规定，我可以申请下海经商，一年以后或机关改革有新的政策出台，或我已年满55周岁再申请退休。这样，我去北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经过我同负责干部工作的同志探讨，他说“3号”文件已经停止执行了，这是我没有料到的，唯一的一条去北京的通道被堵死了。

可我还不甘心放弃它。我认为，“3号”文件早已下发，不执行“3号”文件的文件在哪里？没有。那就是说，“3号”文件还是有效的。我就决定利用这个“空子”找党委书记面谈。

其实，对于我来说下海经商只是个借口而已，目的在于既能得到正常的开资又可以暂时脱离现有的岗位，不然去北京就成了问题。

党委书记刘国成很支持我上面的想法，当即就决定放人。他对机关工作早已生厌，对时政流弊更是颇有微词。他看不惯上级不讲实际地发号施令，弄虚作假……我提出下海，对机关的机构改革也起到减轻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压力，他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他对周春林乡长说：市里又没有明文规定不执行“3号”文件的精神，他人在我们这里，我们就说了算，用不着对上做什么请示，不行的话他再回来嘛。

第二天早上，刘书记主持党委会，专门讨论关于我下海经商的问题。开会前，刘书记再次和我打招呼，问我是不是想好了。我说：“考虑好了，就等党委研究了，来日机关机构改革编制中多一个人就是我。”我很慷慨，话说得很干脆，刘书记赞赏我大度豁达有勇气有胆量，够男子大丈夫气概。

党委一锤定音，我又同乡政府签订了有关协议。其内容主要是：下海时间暂定1年，如遇机构改革则按新的规定执行，原协议作废。

有了这份协议，无疑等于请了一个1年的长假，可以心安理得地等待退休和机构改革。但是，在机关中很多人都为我捏了一把汗，他们觉得有点冒险，怕丢了好不容易到手的饭碗子。

房产转让给了德盛堡的沈凤忠。开始谈交易之前，我不懂房子的行情，刘晓维做我的参谋。那时郑文信的房子卖了，他房子的地位环境与我的大体一致，房价17000元，但他的房子质量很差。我以他的房价作参考，再把我的“优势”加进去，最后以26000元成交了。

我的房子和郑文信的相比，“优势”13000元那是公认的。但沈凤忠考虑我急于去北京就往下压价，这也合情理。但沈凤忠也担心买不到我的房子，怕被别人买去，所以也不敢大意。于是，房子就在这个价位上定了下来。

30000元的房价包括烤蛋糕的设备1000元，也包括一辆很新的摩托和彩电等物品。这些东西足足值4000元。现在房价定在26000元，上述的东西就由我来处理了。但我依然给他很多的物品，如：价值400元的工具箱、写字台和4把椅子、一个炕柜、好多贵重的花木、农具、近1吨的煤、大大小小的缸、铁锅和铝锅盖、穿衣镜……物皆有用。我还特意写了一张条据交与沈凤忠查收。除此之外，还有好多的物品也全数归他所有。

至此，所有去北京前的准备工作基本上都落实了。原来我们商定等李昊“十一”完婚后再去北京，这些天我们仍然住在我们原来的房子里。等我们搬走了，沈凤忠再搬进来的。所有关于买卖房产及有关事宜，都是由阎俊芳为中介人，一切都很正常。房款是由我和沈凤忠在银行交接的，没有出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母亲用的东西拉走了两车，许多不能带到北京的衣物，由王洪军拉去了。9月15日一早我们开始收拾带到北京的衣物和书籍，准备第二天从邮局寄往北京。我们正在忙碌时，沈凤忠来了，约我到张奎合家说话。

　3　　我的北京（一波三折）（2）

3我的北京（一波三折）（2）

事出蹊跷，有什么话不可以当面交谈的，非得到第三方家中？

我百思不得其解，房产的交易使我们两个人一拍即合的，两厢情愿的。他的媳妇在沈阳，我的夫人在北京，我们俩都是说了算的吐口唾沫就是钉大男人，还有什么……我琢磨不透他的心理。

原来是，沈凤忠嫌我拉走的东西太多了，说我违背了诺言。

我问他：“你可以按照我给你的条据查验啊，少一样东西我如数补上。”

“那个条据叫我撕了，没有用的。”

“你撕了，我没撕，一式两份，你看看吧，少了哪样东西？”

我还说：“我们商定的事还有中介证人在，这个不算数还有什么可以算数的？”

他无话可说，怏怏不快。

沈凤忠原来的4间北京平卖给了刘汉丰家，好的孬的东西，甚至是窗帘架子都拆下来了，室内一扫而空。我卖给你房子，我拿走的东西仅仅是原来东西的一小部分，你怎么还不知足？我越想越来气，终于明白了他的亲属两次对我说的话意味着设么。

“我们可是花高价买的房子啊……”

高价吗？合理的价位。买房子还要买我的东西吗？我的东西也在房子之内吗？我问他的亲属，无言以对。

沈凤忠并不甘心，没等李昊结婚就搬了进来，也没有和我打招呼。他们的理由是：他爱人和刘家处不合，不想在那（老房子）多呆一天了。

刘家和沈家住东西院，沈家说刘家盖房子“抢前”了，由此两家开始不睦。沈家老想离开刘家远一点，就买了我的房子，也离沈凤忠的农机修理部近很多一举两得。那时沈家就想搬到修理部去住，还没等搬走就买了我们的房子，这是实情。所以我对他们搬到我这来我没有反对，房子已经是人家的了，那是早晚的事了。

现在他提出“东西”少了的问题，之后又迫不及待地搬家，目的就是监督我不要再往出拿东西了！他的继父在他搬家的时候又对我说：“俺们可是花高价买的房子啊。”潜台词就是“花高价买房子，你就别往出拿东西了。”

显然这话就是沈凤忠教给他的，他自己不好明说罢了。

不几日，沈凤忠的三叔丈人也来到了我家，也说了同样的话，一字都不差。我不耐烦了，回敬他：“三叔，沈凤忠不比你傻！”他不言语了。

三叔丈人叫王文杰，就是王八爷的三儿子。我们曾是在董家窝铺时很好的邻居，也是当老师时的同志，我真不理解感情会被利益冲淡。

那天王文杰是沈凤忠请来的，我们在席间才有了上面的对话。这时，沈凤忠再也压制不住内心深处的郁闷与平衡了，便自己出头露面和我交涉。

我本想等“十一”李昊结婚后再去北京的，想不到今天就要和这房子告别了。

沈家的所作所为令我不能理解，也让我很是气愤，怎么会“说大话拾小钱”啊！我不想再在这多呆一分钟，立即打车去罗家房邮局往北京邮寄我们用的衣物。从罗家房回来接着打一辆松辽小客车，装上我们留给沈阳两个孩子的东西，离开了原来属于我们的那个家。

临行前，我给沈家留下上个月我们用的电话费、有线电视使用费共80元，足够的了。我决不让他们等我走后叨念我占了他们的便宜，让他们说自己很大方。

几十年来，我们的生活虽说不是那么的富裕，但我同别人办事从来不去计较盈亏得失。盖两件小草房的时候，很多木料都是买孙海学家的旧房子下来的檩木，讲好的价钱一共是26元。秋收后孙海学路过我家时，便招呼他进屋结账。我没有零钱，就给了他30元。他也没有零钱找给我，我也没有让他找给我4元钱，他走了。4元钱，在那个时候可不是小数目，用它买火柴可以足够一年用得了。在我们生活极度困难的时候，父亲给了我10元钱，这10元钱从初夏一直花到老秋。这4元钱我买了一个“大方”虚衔，办事地道的“实称”，孙海学逢人便讲。所以，李昊炒股亏进去的钱，如果时间允许，我在左邻右舍是不难借到的。

松辽小客车离开德盛堡已经是下午3点钟了。先到沈阳李昊那，然后就去了苏家屯辽宁林校女儿那，已是暮色沉沉了。司机不愿意在半路上吃饭，我们就回到了离家还有10里路的老牛圈吃了晚饭。

这一天早上就开始整理衣物，也没吃什么东西。中午时分又和沈凤忠进行了一番交涉，哪有吃午饭的时间？虽然腹内无食，但不觉得那么饥饿，满肚子都是火气。

到了老牛圈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才算填饱了肚皮。送走了司机，我和孩子的妈妈才体验到无家可归的滋味。你想，这个时候我们到哪去过夜？那个家不属于我们的了！思来想去，我们只好回德盛堡孩子的姥姥家。

那天夜里天气格外的凉，一出饭店的门口便冻得瑟瑟发抖。去沈阳之前，我就把摩托存放在傅万一饭店那了，这摩托我还得用它几天，有事要办。

傅万一是我的姨表弟，也是我的学生。他见我冷得厉害，就把他的皮夹克披在我的身上，一路上才免去风寒月冷的苦楚。

我不想在德盛堡这块土地上多做逗留，经不起触景伤情的折磨。第二天吃过早饭就去了40里路以外的六王屯二妹妹家小住几日，打算在那等待李昊婚期的消息。

李昊的电话通了，他们一时还定不下来确切的婚礼日期。但有一点很明确：国庆节前安排不出来时间了。那时我想立即去北京，取消在老家举行婚前的宴请。孩子的妈妈说：“这怎么能行啊，多年的礼往不能回收不说，我们去北京也不是躲债，也不是在这呆不下去了，为什么就这样悄没声地走啊……”

她说得很在理，妹妹和妹夫也是这样的看法。于是，我再次和李昊通话，商定婚前宴请的事宜。很快，我们决定在9月20日在老牛圈宴请亲朋好友。

　3　　我的北京（思乡情愫）（3）

3我的北京（思乡情愫）（3）

多年来我从没搞过什么宴请。三个孩子升高中考上大学、几次乔迁新居、李静结婚、发送先父，从来不去劳动他人。许多同事故旧时常打听我孩子什么时候结婚，他们好过来祝贺。我也曾表示过，三个孩子“操办”一个就行了，到时候一定恭候你们光临。

这次虽然决定宴请，但我坚持规模要小，不会让人误会“他去北京了，临走了捞一把”。

乡政府的主要领导我一个都没有请，不给他们找“麻烦”，更不想让他们壮我的声威。其他同志尽量压缩，邀请的都是些“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挚友。家在新民市内，我的高中同学早就有约会，必请无疑。各村的干部一个不请，不让老百姓骂街。他们都是公款“消费”，实属无奈。我时常下乡到村里蹲点，村干部和我的感情都很深厚，给信就到。但是，请他们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难以计数。乡里的干部请他们，甚至市里的干部有事也请，公安、法庭、工商、税务、电力、银行……有事更邀请，个人有那么多的钱吗？况且都是为了村里的“公事”才请的？这么多的宴请令他们接应不暇又“钱去囊空”。前些年都是自己掏腰包，现在则是公款赴宴了。越是公款走人情，请你的人就越多，恶性循环了，病入膏肓了。“幸福”了少数人，坑苦了一大帮，群众能不骂街吗？我还能雪上加霜去宴请他们吗？当然了，也有些村干部乐此不疲，公家的钱出去了，他自己有事也操办一把，公款就变成了私款，中饱私囊，堂而皇之地洗钱。

对于李昊的婚宴，我的妹妹和内弟早就有话，不请说不过去。我也讲礼尚往来嘛，只是别人有事我就去，我有事不请。那天，所有该请的客人都到场了，一共8桌。8桌，一般的农民也比这个数要多，就别说那些“公卿将相”巨贾富商们了。

宴席上，我们有指定主持人，大家都是客人，我自己客串一回主持：

感谢各位光临李昊马娜的婚宴，感谢大家为我去北京送行！

就这么简单。

其实原来定了7桌，有一些要好的村干部听说后也来了，真是无奈，那才是真实的情感啊，我很感动。

午后，我们一行6个人打车去了沈阳李昊那里。这6个人：我们夫妇、李昊和马娜、胡振全和李晓黎。

到沈阳后，李昊马娜的婚礼定在10月17日。李晓黎的婚礼日期虽然还没有确定下来，但学校已经给他们房子了。我提议李晓黎的婚礼请学校的有关领导主持，我们双方的父母都不参加了。小胡和李晓黎表示赞成，让我们早点去北京安顿调整一下身心，这段时间累得要命，身心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