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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教父-第4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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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王效金出任古井酒厂的厂长，这一年，他38岁，年富力强。
一年后，因为国家实行白酒计税基础价调价的政策，各种名酒涨价，“古井贡酒”从14。5元一下子调到了48元一瓶，“古井贡酒”成为消费者“囤积保值”的热门货。那一阵子，古井酒卖得很好，光是厂长批的条子就能卖钱。
但问题随之而来，国家整顿治理、反贪污、反腐败，白酒呈现出“三不喝”现象：第一，老外不喝；第二，共产党不让用公费喝；第三，老百姓也不喝，喝不起。
第二年，市场大变，各种有名白酒出现滞销现象。
《调查古井贡》（主要是谈王效金的成功经验）一书提到，在酿酒车间的澡堂里，王效金想出了“降度降价”的策略。
王效金的设想是，根据“计税基础价”（当时，酒价是根据酒的度数决定的，度数越高，价位越高。度数越低，价位越低），一方面可以合情合理地把酒价降下来；另一方面又能避免古井厂与客户的矛盾。
这个现实策略，为当时的古井酒厂打开了销路，两个月时间，古井的利税达到1000万！公司由此走上快车道——1995年古井以29。72％的增长速度实现利税5。95亿元，在全国白酒业中从上年的第三位一跃坐上了第二把交椅。
1996年，古井将核心业务推向证券市场，成为国内白酒第一股。在许多古井集团的创业员工和老领导看来，经历过那段辉煌之后，古井集团开始走下坡路。
“客观地说，白酒降度符合了人们的消费习惯，毕竟喝高度酒的人少了。但降价却把古井贡本属于高端品牌酒的价值给降了。茅台、五粮液等在困难时期坚持没降价，度过难关后，人家依然是高端品牌。”古井酒厂第一任老厂长聂广荣对自己在任时创出牌子的古井贡酒依然充满感情。
如今，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对当年选王效金当接班人颇有悔意：“刚当厂长那几年，王效金干得还不错，但自从他提出‘降度降价’后，没几年，古井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你看看，现在的古井被他们弄成了什么样子？！”
王效金被人诟病的另一个理由是，在古井公司鼎盛时期开始的多元化探索，很多都是交了学费，有去无回。
最为重要的，在许多老古井人看来，取得一些成功的王效金，骄傲自大，喜欢重用自己的亲信，无形中也带坏了古井集团的风气。
媒体报道，“在王效金的言传身教下”，一批古井的中上层干部“都形似王效金，个个都能说善辩、手舞之足蹈之，情绪化，声音大”。
而且，王效金还十分喜欢搞运动方式，作为厂长，他经常在厂内成立各种运动或者学习小组，以求提高职工们的士气。
1995年，他总结出古井的“五大失误”，刊登在《古井报》上，让全体员工学习；2000年，在他授意下，古井开展了“我们都是商人”的教育活动；2002年，古井利润一路下滑，王效金又提出“批判与再造”的“整风运动”……
“这些学习、运动，非但没有让职工提高士气，反而成为了许多干部整人的工具。”一位古井集团下属热电厂的工人抱怨说。
让许多员工印象深刻的是，他们曾经的“王总”口才特别好，嘴巴能说。这也是王效金甚感自得的地方。
根据他的自述，他的辩论口才是在“文革”时期练出来的。因为，“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辩论场，到处都是你一堆我一堆的人在辩论。你说刘少奇好，我说不好，你说县委好，他说不好，争得面红耳赤的……我的辩论水平或者说口才都是在那个时期锻炼出来的。这是我在文革中的一大收获。”
当古井酒厂厂长后，许多员工记得，王效金“能连续说五六个小时”而一直声若洪钟、毫无倦意。
此外，王效金也特别注重宣传、包装自己。
在公司内部，他会组织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培训班。内部刊物《古井报》上，人们可以看到以各种形式宣传王效金的文章，像什么“给王厂长画像”、“王效金故事”、“王效金的经营之道”、“董事长信箱”等等。
外部，王效金善于调动媒体资源，他曾经告诉别人，他喜欢交的第一类朋友就是新闻界的。检索历年资料，关于王效金个人以及古井集团的报道不胜枚举。他自己还出了专著若干，装帧精美，有的还塞在古井酒里面，送人。
不仅如此，王效金还极力展示自己与领导的亲密关系——1994年，安徽省要在北京办一个发展成就展，让企业赞助。王效金考虑到国家领导人要去，就掏了15万，后来一高兴，又多掏了几十万。收获是，拿到了一张和领导人握手的照片。
王效金的如意算盘是，自己成为名人后，会带来名人效应，但从根本上来说，这只是满足了他自己的虚荣心。只是这种虚弱表现出来，会是一种霸气和自负。
前些年，亳州市曾有一位副市长，讲过古井的种种不好，王效金很恼火。有一次，他趁着自己是市委常委，能在会上发言的机会，滔滔不绝地说了一个多小时。其中语带双关地将那位副市长讽刺了一番。
“我虽没点名，但是谁都知道我讲的是谁。实际这些话都是针对具体人讲的，但是又都跟古井密切联系在一起。”会后，王效金很得意，还将此事告诉了来采访他的记者。
正是在这种自负思维下，王效金说过：谁能打垮古井？谁都打不垮古井；谁能打垮王效金？谁都打不垮王效金，只有我自己能打垮我。古井要垮也就垮在我王效金手里。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十分强大的企业强人，在2006年4月，他的得力干将刘俊德被纪委“双规”，也开始变得瘦弱起来——此前，身材不高体重却达到180斤的他多次减肥都不成功，刘俊德落马后，许多职工眼看着他们的王总“瘦了一圈”。
也是在那个时候，这位酒业巨子开始感叹企业家的生命是如此短暂。
“中国优秀的、大的企业家的命运多是三五年一个轮回，一个一个地倒下去，又一个一个地站起来，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王效金说，“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目前的监督体制都是苍白无力的，只有靠一种员工敬业精神，没有其它好办法。好多企业都是成功在某个企业家手里，又毁在他手里。”
言犹在耳，人已落马。
第九卷 风云迷离 第822章 好吃难消化
吴天彪看到，红顶商人虽然有红顶做罩，但比他们这些无顶商人更具风险。红顶商人毕竟是公家的人，厂子是国家的，你的财富是要受到国家监管的。红顶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而他们这些私营业主，能弄到多少钱就可以弄到多少钱，肯定要自由得多。
也许，这是私企老总比国企老总轻松和自由的地方。
比如那个王效金，虽然在古井贡厂是一言九鼎，来钱也很容易，但厂子到底不是他一个人的。
在进入古井酒厂之前，王效金曾在亳州双沟区老王庄插队，并先后在亳州机械厂、亳州工业公司工作，是一个个性极为鲜明的人物。
1987年8月任原亳县古井酒厂厂长之后，王效金开始了辉煌人生。在他的带领下，古井酒厂一路高歌猛进：1989——1996年，企业资产增长了18倍，利润增长了24倍。古井集团也由此成为国内知名大型企业，1999年，总资产已近百亿元。
不为外界所知的是，伴随着企业的壮大，王效金这位酒界“巨子”大发“酒财”。最典型的例子是，王效金和四川省某酒厂厂长李某长达16年的“合作友谊”，并让自身收获了66万元人民币以及引发争议的55万美元。
时光追溯到1991年下半年。当时，四川省某酒厂开始向古井酒厂供应浓香型散酒。为进一步打开古井市场并巩固与古井酒厂的业务关系，当年10月的一天，李某来到王效金的办公室，奉上5万元人民币，被其欣然笑纳。
从此，王效金一发不可收，从李某处收取越来越多的金钱。王效金投桃报李，不仅在购买散酒业务、货款支付等方面为李某大开“绿灯”，而且主动关照李某。
1999年3月，全国春季糖酒交易会在成都召开，王效金率团参加。交易会期间，王效金向李某透露古井集团即将转型生产酱香型白酒，并且只选定一家酱香型散酒供应商。李某当即表示希望成为古井集团酱香型散酒供应商。不久，李某的酒厂被定为古井集团酱香型散酒的惟一供应商。为了感谢王效金的关照，2000年春节前的一天，李某来到亳州，再次送给王效金20万元人民币。
值得一提的是，王效金在一次次收受贿赂的同时，也对李某较为提防。据了解，1997年上半年，因为担心私生活不检点的李某“口风不严”，王效金曾经“难得”地拒绝了李某送来的好处，由此引发了一次极富戏剧性的“变通”行动。
据检方指控，1998年5月份的一天，李某和王效金达成口头协议：根据李某酒厂向古井集团供应的散酒数量，按吨计提好处费给王效金。李某还同王效金约定：计提的好处费先放在李某处，王效金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拿走。考虑到王效金的儿子将来出国需要美金，李某提议将计提的好处费折算成美金，王效金表示同意。其后每年，李某都要将提成的具体数字告诉王效金，并数次提出要把钱给王效金。
据了解，从1998年到2006年12月，李某应该提给王效金的好处费共计55。19万美金。需要说明的是，该笔款项一直控制在李某手中，王效金从来没有“经手”一分一毫。其是否应纳入受贿范围，在庭审中引发了控辩双方的激烈争论。最终法庭如何定性，将对王效金量刑影响不小。
起诉书还载明，除李某以外，王效金还与多名古井经销商、代理商往来密切，对他们在古井酒供应、结账、新产品开发等方面提供大力支持，并因此屡屡获得“好处”。
对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开报道曾宣称，王效金一直注重“弯下腰来做生意”，为主要客户提供优质服务，而且处处不失人格，不涉“好处”，以此融通工商感情。
除白酒主业外，古井酒的包装材料采购、广告业务承揽，甚至房屋装修等每一个环节，都有行贿人为了感谢或者获得业务而向王效金行贿。时间从1991年10月持续到2007年3月间，而王效金无论是1万元还是数十万元都予以“笑纳”。
1997年初，时任深圳某印刷有限公司业务经理的戴某通过关系找到王效金，想做古井酒的包装业务。在王效金的安排下，当年上半年，深圳某公司开始为古井集团提供高档酒包装盒。1998年上半年的一天，该公司董事长张某和业务经理戴某来到亳州市，送给王效金港币5万元表示“谢意”。
同年底的一天，为感谢王效金对公司印刷业务的支持，同时进一步扩大和古井集团的业务量，张某与戴某再次来到亳州，由戴某到古井集团王效金办公室奉上人民币20万元。
据悉，从1997年到2004年，在王效金的支持下，深圳某公司与古井集团的业务量总共达到1。2亿元。在每年招标订购包装物时，王效金都和下属打招呼，要求多采购深圳某公司的包装物，并及时支付货款。在此期间，王效金总计收受深圳某印刷公司董事长张某人民币60万元、港币5万元和美元l万元。
王效金众多受贿经历中，还有一宗与已经落马并获无期徒刑的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昭耀有关。
据检察机关指控，1996年下半年，古井集团在建的古井大酒店装修工程拟对外招标。深圳某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某通过个体户沈某找到时任安徽省副省长的王昭耀。后者给王效金写了一封信，要求帮助承揽该工程。
当年下半年的一天，刘某、沈某带着王昭耀写给王效金的亲笔信，来到亳州市王效金的办公室，并送上人民币5万元。之后，王效金电话安排古井大酒店当时负责基建的负责人，让其在同等情况下给予深圳某装饰公司优先中标。
然而，深圳某装饰公司最终没有入围。得知该情况后，刘某与沈某又送给王效金人民币10万元，再次提出希望承建古井大酒店装修工程。当晚，王效金打电话给古井大酒店当时的基建负责人，要求想办法让刘某做古井大酒店装修工程。
经过一系列安排，刘某的公司最终承揽了古井大酒店部分装修工程，1997年4月，双方签订承包合同，工程造价2200多万元人民币。之后，为了及时结算工程款，刘某和沈某再次到王效金办公室送上10万元人民币。在王效金的指示下，深圳某装饰公司如愿以偿。
作为国企“掌门人”，王效金原本应该履行好“看家”职责，但是，其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监守自盗者”。
王效金曾公开表示：由于体制本身的缺陷，导致古井集团的经营机制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只有国有资产大部分退出，才能使企业再次焕发生机。他表示，希望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转变经营理念、改善治理结构，推动古井实现新的辉煌。
不为外界所知的是，冠冕堂皇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背后，王效金其实另有“小九九”。
有知情人士指出，古井集团发展到今天，王效金居功至伟。但是，古井集团国有企业的性质，注定王效金只能是高级“打工仔”，一旦退休，只能“抱憾离开”，难以带走企业“一草一木”。相较自己的巨大贡献，这种不改制带来的预期结局，实在难以让王效金心理平衡。
基于此，接近花甲之龄的王效金对改制的渴望极为迫切，并不遗余力予以推动。其背后蕴含的，是其对自身利益的“不懈追逐”以及对国有企业的“监守自盗”。古井集团下属的九方制药有限公司改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2003年5月，得知九方制药有限公司准备进行改制的消息后，王效金多年的朋友、北京某广告公司总经理潘某专程上门，请王效金予以支持其参股九方制药公司的经营。
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后，潘某希望最大限度压低九方制药公司的净资产值，以便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更多的股权。2003年下半年，潘某3次来到王效金的家中寻求支持并送上110万元人民币。同时许诺，如果九方制药公司净资产评估能评到1000万元，他会给王效金一些股份。
利益驱动下，王效金经多次指示安排，最终将九方制药公司的净资产由2200万元下调到1000万元。由此，北京市某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仅增资1000万元就取得了九方公司50％的股份。
据了解，此次改制中，王效金先后收受潘某所送人民币200万元、美元2万元，并不顾其他高管反对一次次满足后者所提出的各种要求，慷公家之慨为私人谋取巨额利益。
最吸引外界眼球的，是古井集团整个改制工作。在王效金的积极推动下，深圳某集团成为第一个合作对象。在这一过程中，王效金更是不遗余力。
2003年下半年，深圳某集团董事陈某，根据公司董事会授权负责收购古井集团事宜。在签订了关于缔结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备忘录”的当晚，陈某就送给王效金10万元，请求对收购一事给予关照。其后不久，王效金将有关情况向亳州市领导汇报，表示倾向同深圳某集团进一步接触，并建议亳州市政府给陈某发考察邀请函。
同年11月，陈某接函后来古井集团考察，王效金应陈某的要求帮助安排与亳州市政府领导会谈。在此期间，陈某送给王效金10万元，并请王效金尽早促成亳州市政府领导到深圳某集团考察。
当月下旬，王效金随亳州市政府考察团到深圳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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