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形势-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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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8年，荷兰女王也从荷兰带来了时髦的中国癖好。女王“在海牙就养成了对中国瓷器的喜好，在汉普顿宫收集了一大堆中国画，中国瓷瓶，上面画着房屋、树木、桥、中国人物，”

　　1692年，意大利上演一出名叫《中国人》的剧作。舞台布置中国式的漆柜，古琴、瓷花瓶，还有一尊佛像。同年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的舞台布景明显具有　“中国风格”。　

　　在西方发现的“世界”中，只有中国文明的精雅具有难以企达的神秘吸引力。17…18世纪的欧洲都在经历一个文明精雅化的过程。中国的工艺与建筑可以满足王公贵族的奢侈，也可以满足中产阶级的虚荣，家中摆上一个中国式的漆柜，几个瓷花瓶，最能展示自己的富有与品位。　

　　西方的中国潮一步步趋向高潮。那些年，欧洲的富裕家庭里，都会装饰一间这样的“中国宝”。有的东西的确是中国货，瓷瓶、茶杯，大多数是欧洲的仿制品，但装饰艺术都是中国风格的。中国风格，从建筑式样、内外装饰到家具、日用品，塔亭拱桥、漆器、花瓶，雕花的桌椅、彩绘的屏风，丝绸绣帐，金穗流苏；纤美淡雅的中国工艺风格从宫廷到民间，正在欧洲引起一场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的革命。当时的伦敦与巴黎，你可以在街头不同的商店里挑选广东的丝绸，南京的瓷器，福建的茶。很多市民家里都有中国式瓷器、壁纸。当法国人热衷于举办中国舞会，英国人都在看中国戏，荷兰人在举办品茶会，总之模仿中国成为当时最时尚的事情。。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三节　中国人为什么对“启蒙”没有兴趣？
在人们印象中，　“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理念诞生于法国的“大革命”，并从西方传到了中国，而其实历史的真相是这些理念最初是从中国传到西方的。

　　法国人很早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老子，孔子，孟子，司马迁等中国思想家的书籍很早就译成法文，在法国知识分子中流传，中国思想启蒙了法国及整个欧洲，使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摆脱了愚昧，获得了自由，最终步入文明社会，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理念其实都来自中国。

　　在以前，中国学者接受的基本上是西方殖*义者的宣传，而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才发现：中华文明影响西方文明是历史主流，而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反影响只是历史的回流，这一观点在不同的学科也都得到了印证。

　　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思想符号进入中国好多年了，但我们大多数人对这些东西没什么感觉，更多的是“不屑一顾”，因为我们中国的历史与西方完全不同。

　　首先，中国不需要自由的启蒙，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中的“自由”，主要指人身自由，也就是每个人只属于自己，不是别人的附庸。欧洲出现这个口号，是因为当时他们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农奴对农奴主存在人身依附关系，说通俗一点，也就是农奴不属自己，而属于农奴主，是封建农奴主的附庸，启蒙家提出“自由”的口号是为了让农奴摆脱人身依附关系，让他们获得自由身。这现象中国存在吗？不存在，中国是农民不是农奴，中国的农民是政治自由民，不是任何人的附庸，他们虽然在经济上接受地主的剥削，但与地主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中国农民的主体是贫下中农，佃农只占很小的比例，一个全部是自由民的国家还怎样让他们自由呢？中国不需要自由启蒙。

　　其次，中国平等启蒙吗？也不需要。平等指法律、政治和经济权利平等，欧洲启蒙家提这些口号是因为在欧洲，这些方面全不平等。

　　第一是法律不平等的问题，在欧洲，国家没有统一的司法体系，司法权利不属于国王，而属于农奴主和教会，既然司法权属于这些人，那怎么让农奴与他们实现法律平等呢，我们再看政治权利，在西欧，土地和爵位都是世袭的，也就是贵族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是贵族，农奴的孩子从一出生就是农奴，在一个这样的社会怎么能有政治权利平等呢？我们再看经济方面，经济主要是指税收，在西欧税收也是不平等的，资产阶级（当然很多就是小商贩）与封建贵族，还有封建教会的税收是不同的，这也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正因为西欧封建社会在法律，政治，经济上的权利不平等，这才有了要求平等的启蒙运动。

　　我们再看中国，中国自秦朝以来，就形成了十分完善且统一的法律体系，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尽管很多做不到），国家有专门的官僚负责行政司法工作，中国的地主、官员与农民都接受相同的法律约束，这说明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再看政治权利，中国自秦朝以来，就已经不存在某一个特定阶层垄断政治权利的局面，我国实行察举和科举选拔官员的制度，这与现在录用公务员的制度完全相同，这样就保证了任何人都有进入国家政治系统的权利，在古代中国，有近一半的官员都来自中国最下层农民的孩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中国政治生活最生动的写照，这与欧洲封建贵族世世代代垄断政治权利，封建农奴永无翻身之日的政治制度完全不同，我们再看经济权利，也就是税收，在中国税收也是平等的，国家实行统一的税收制度，官员和地主在交税上一点特权都没有，因此古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上，各阶层都是平等的，因此中国也根本不需要什么“平等”的启蒙。

　　最后，我们看“博爱”，“博爱”是翻译词汇，直译应该是“爱人”，博爱精神，也就是爱人精神，中国需要这种精神的启蒙吗？也不需要，启蒙家要提倡爱人精神，这也是与当时欧洲的时代背景相联系的，当时欧洲处于宗教专制时代，宗教专制其实就是教会专制，欧洲人信仰天主教，天主教主张“爱神”精神，教义要求人们爱神胜过爱自己，胜过爱自己的父母，胜过爱自己的朋友，但人类不能直接与上帝沟通，只好通过教会与上帝沟通，这样教皇就成了人间的上帝，教会旨意也就成了上帝旨意，人们爱上帝，就只能接受教会的摆布，欧洲教会是拥有司法权利的，你不服从，教会就对你进行审判，很多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都这样被教会审判了，启蒙思想家，提倡“爱人精神”实际是与基督教的“爱神精神”对抗，这种情况在中国根本不存在，中国从没有形成统一的大教会，中国相信的是自然神，抬头三尺有神灵，太阳有太阳神，月亮有月亮神，山有山神，地有地神，就算是佛教也是很慈悲，很宽容的，也是多神宗教，这与西方那种十分狭隘的一神教完全不同，并且佛教经过改造后，与中国的本土神，毫无冲突，中国从来也没有教会专制，并且中国的主流思想就是孔子的仁者爱人精神，因此中国不需要别人启蒙我们“爱人精神”。

　　中国古代史已经远去，与我们现在也没什么关系了，本来不该再提它，然而如果要完整了解世界文明的进程就必须了解中国古代史，这不仅因为中国古代史也是世界古代史的一部分，而是因为中国古代史对世界文明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已经习惯了将西方的思想家当作圣人看待，而近代西方的很多思想都来自于中国，比如西方的文官制度、经济学思想等，这些在学术界也已经得到公认，中国人听起来，肯定不敢相信，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我国对世界文明交流史研究的太少。

　　如大多数的读者一样，笔者不是新儒家的代表，对研究国学也无特殊的兴趣，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了解这些事实，了解中国传统思想对西方的启蒙意义，任何思想都有传承关系，都不是凭空产生的。

　　另外在解读中国古代史时，除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唐诗、宋词等文学成就外，我们总喜欢将中国古代看作黑暗的，但西方的古代史更黑暗，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写《货殖列传》歌颂祖国经济繁荣景象的时候，西方的古罗马帝国还没有建立；一千多年前我们有了自己的中央银行，开始印刷纸钞的时候，西方人还在那里数着贝壳，没有灿烂文明的民族是“悲哀”的，而有着辉灿烂的文明却不敢承认的民族也是悲哀的。

　　第四节　“中学西渐”路线图：中国思想如何传到西方　

　　在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中华文明功不可没，也可以说中华文明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思想源泉，中国先是西方的老师，后是西方的学生。　

　　17…18世纪的“中国潮”时期，孔子的道德哲学、老子的治国思想、中国的悠久历史、汉语的哲学意义，一时都进入西方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　1600年到1649年，欧洲每年就要出现30…50部包含中国的著作，1700…1759年共出版了599部有关中国的著作。

　　中华文明西传可以分为启蒙运动前期和启蒙运动时期两个阶段。启蒙运动前期主要是介绍传播阶段，而启蒙运动时期，则是西方思想家直接用中华文明对西方中世纪文明宣战，这一时期的思想奠定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这里笔者就挂一漏万的将中华文明向西传播的历史做一个简略的归纳。

　　1275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并在政府任职。他在华二十余年，回国后大力宣传中国文明，激起了强烈反响，从此西方人知道了在东方存在一个强盛繁荣的中国，这也拉开了中华文明向西方传播的序幕。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七年，他于1598年完成了用拉丁文注释《四书》的工作，1610年去世，留下了一本《出访中国记》，欧洲人第一次从此书中知道中国的圣人孔子和儒家经典。

　　1584年：　西班牙教士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出版了《中华大帝国风物史》，对中国的介绍比较丰富，其中提到中国法律不仅用于惩治犯罪，还用于奖赏善举，认为欧洲法律只讲惩罚犯罪，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对中国政治制度表示钦佩。　

　　1590年：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出《绝妙论著》一书，向西方介绍中国历史地理、人口物产，赞誉了中国的瓷器、印刷、绘图、航海、天文、火药等科技成就，同时也称颂中国的政治制度。　

　　1616年：金尼阁著有《中国传教史》；又于1626年用拉丁文译出了《五经》。

　　1621年：英人伯顿赞誉中国人勤劳整洁、彬彬有礼，中国政府有组织好、效率高，有完善的文官制度。

　　1624年：英国人赫伯特就发表了《真理论》，奠定了“自然神”论基础。该书认为孔子是“自然神”论者，他汲取孔子的思想，反对超自然的力量，反对“神的启示”。　

　　1650年：意大利人卫匡国的《中国历史》、法国人冯秉正的《中国通史》相继问世，这为欧洲人关注中国提供了更多的知识。　

　　1654年：布劳父子出版了《最新中国地图册》，一年以后荷兰使团出使北京，验证了该地图的准确性。

　　1655年：葡萄牙人鲁德熙又有《中华帝国史》的著述，称中国是“智慧的国度”。这也是东学西传的实质性开端　

　　1661年：年法国出版了拉丁文的《大学》《中庸》《论语》，1672年《大学》在巴黎重版。

　　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执政期间，　拨款资助白晋等6名耶稣会士赴中国传教。后来，他们先后成为康熙的“教师”和“谋士”，也就成为康熙与路易十四之进行沟通的桥梁。

　　1687年：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将《大学》《中庸》《论语》汇总为《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出版后风行欧洲。1688、89、91年出过此书的法文、英文本，这是系统介绍中国学术的开端。以“四书”“五经”为切入点了解中国文化，算是抓住了核心，有了一个高起点。　

　　1696年：曾在巴黎做外交官的德国汉诺威图书馆馆长莱布尼茨出版《中国近事》。同年，中国归来的李明神父出版《中国现状新志》，　1697年3月，法国传教士白晋从北京返回巴黎，一身中国清朝的官服。白晋神父带来康熙赠送路易十四的礼品和一部《康熙皇帝传》，该书将康熙皇帝描绘成现实中的哲人王。　

　　1697年：英国另一位自然神论者廷德尔发表《基督教探源》一书，直斥“启示的神学”不合理、危险，是引起种种迷信的根源，应予清除；大力肯定孔子学说的合乎理性，合乎自然。　

　　1699年：（康熙38年），白晋的《中华帝国史》一书出版，此书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资料比较客观。他认为儒学是全球性的道德；汉字可能成为全球性语言。

　　1700年：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教士李明；写了两本书：《中国现状新志》；《论中国礼仪书》。　

　　1731年：中国的“用人之道”被英国人采纳了。当时的英国人尤斯塔斯写道：“共和国每一个荣誉的或福利，　应被作为对真正良好品质的奖赏。这个光辉的准则，曾经受到一个国家最严格的遵奉，这是个全世界地域最广，人口最稠，治理最好的国家。就是中国，在中国，一个人如果不是个真正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官吏”。　

　　1735年，法国出版了一部受到广泛阅读的书，书中认为，在中国“一位学者，尽管是农夫之子，也很有希望达到高位，并且还会成为国家的宰相。因为孩子都是平等的”　。

　　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大部分在中国的传教士是法国人，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丰富的学识，在中国长期居住，并且熟悉中国文献，其中不少人在中国的宫廷中供职，他们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传播给法国和欧洲的公众，这使得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对欧洲的了解，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

　　中国思想在西方经济一百多年的传播，发酵，终于在18世纪初演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法国也顺理成章的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国的启蒙运动，声势最大，战斗性最强，影响最深远，堪称为西欧各国启蒙运动的典范，而且其他各国的启蒙思想也大部分来自法国。

　　第五节　中华文明：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之源

　　在17…18世纪的欧洲，中国思想的传播，让一批欧洲启蒙思想家都狂热地崇拜中国，如伏尔泰、莱布尼茨、霍尔巴哈、魁奈、歌德等。正如伏尔泰所言：“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发现精神的世界。”　

　　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他的思想对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人认为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伏尔泰是中国思想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一直主导着法国的启蒙运动。

　　伏尔泰在他的书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孔子的书中全部是最纯洁的道德，在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时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伏尔泰还认为：“中国是全世界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说：“当中国已经成为繁荣而且制度完善的国家时，欧洲还是一小撮在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他主张，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