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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法-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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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序：在路上（1）
序：在路上
《面对面》栏目组
2003年1月1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团队——《面对面》，如今《面对面》已经走过了三年多的发展历程，此丛书记录的正是《面对面》栏目在成长道路上留下的足迹。
翻开丛书，每一个采访人物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一段难忘的经历，一种鲜明的个性，从他们的身上，您可以读到与我们这个时代紧密相连的无数个“关键词”，这些关键词有的略显沉重，如“反腐败”，“防治艾滋病”，“打击毒品”； 有的轻松愉快，如“个性”、“青春”、“知名度”；但有了具体生动的人物作为这些关键词的注脚，有了王志对每一个关键词的深入探究，这些关键词都具有了深度新闻报道的分量和闪烁其中的人性光芒。在您翻开丛书点击这些关键词之前，不妨先认识一下《面对面》，了解一下《面对面》节目制作的大致流程。
《面对面》是一个新闻人物专访节目，新闻人物代表着“一面”，王志则代表着“另一面”，而且对于《面对面》的栏目来说，王志是不可或缺的“另一面”。有时在节目的评议会上，有的编导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说《面对面》的节目就分为两类，一类是观众想看某个新闻人物，一类是观众想看王志，就看王志怎么提问。
王志的提问让大家觉得最精彩的地方是质疑，质疑为什么会成为王志采访的风格， 2004年沈冰对王志的一次采访中专门就这一点提出了问题：
沈冰：质疑，很多人都说，尤其是我们的同行都会说，这是记者应该有的素质，但是现在大家一提到王志就觉得是质疑的典范。
王志：质疑是我的一种追求，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说，大家都可以用。
沈冰：大家通过你的节目，都有这儿一个猜测，王志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很多疑的人，是吗？
王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不是一个多疑的人，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人家说主持人是话唠，我生活中间话很少的，我有时候是强迫自己说话，因为你要不停地说，但是你可以看到在节目中间，我提的问题是很短的，我的话是很少的，能够不说我尽量不说。
沈冰：但一定要问。
王志：但是我一定要想。
沈冰：那你不觉得你活得太累了吗？对任何事情都要质疑？
王志：这是一种习惯，不累。我一天到晚不想问题，我不问为什么你就不累了吗？别人会认为你是个傻子，尤其是当记者的你要去告诉人家道理，你要去把人家看不到的东西展示给大家，你这点脑子都没有，你能当一个合格的记者吗？
沈冰：但是质疑它是一个万能的钥匙，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王志：质疑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态度，但是它更是一种手段，它把这两个点联系起来，把这个过程充分地展示给你，那你不解决观众这些心目中的疑问，那不就像过去唱那首歌一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怎么个好法呢？正常人会这么说吗？但是那个年代不一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我喜欢从常识出发。
沈冰：什么叫常识？
王志：这个概念解释起来是很难的。
沈冰：我想知道在王志眼中的常识是什么？
王志：比方说观众看到我们这期节目，我们这些常识就是说沈冰你来采访我，你是自愿的吗？还是领导的安排？这就是常识。不要先入为主，这是记者的大忌。只有通过这种质疑的方式，只有你从反面，用排除法把你所有的疑问都解决之后，我才敢相信这个天是蓝的，我才敢相信这个终点它是真实的。
探寻事实真相是记者的职责，而质疑是探寻真相时最有力的武器，有人把王志的采访比作是外科大夫式的，像在做解剖，一层层地解剖下去，直到发现事实的真相，不过王志本人更喜欢将自己的采访比作是剥洋葱，剥洋葱时会有一种强烈的刺激，甚至会让人流泪。
这种刺激不是新闻学强调客观、公正时的一本正经，不是循规蹈矩，反而有点类似于剑走偏锋，不按常理出招。当人们都在使用一种方式采访的时候（这种方式通常四平八稳），王志使用了另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与众不同，而方式上的差异首先就造就了很强的形式感，而电视又是形式感很强的媒介。
《面对面》是人物专访，访谈占据了节目的大部分内容，记者与新闻人物两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交谈，用纯粹的语言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如果没有一定的刺激性，仅依靠谈话的内容根本无法达到理想的收视效果。但是质疑可以制造出谈话中的对立，让双方的观点发生碰撞，产生出一种戏剧性的效果，这样传播的效果会更好，观众也更容易接受。王志曾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质疑在访谈中发挥的作用，质疑就是将黑白两色放在一起，有了黑色的衬托，白色会显得更加白，如果你想突出白色，这种方式简单明了又十分有效。
电视是一个家用媒体，也是一个娱乐化的媒体，当人们回到家里的时候，想得到的是放松或者趣味。但很多电视节目的制作者不明白这一点，因此很多时候他们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我们的节目制作得这么好，而观众却不买我的账？节目的收视率就是上不去。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节目制作者把自己认为好的，强加给了观众。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站在观众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如果他们想更加轻松地了解信息，那么就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告诉他们信息，而质疑也就是一种这样的方式，你可以将它理解为一种娱乐化的手段，质疑让《面对面》这档新闻人物专访节目有了娱乐性。
《面对面》序：在路上（2）
新闻并不等于娱乐，但新闻并不拒绝娱乐性，《面对面》也需要娱乐性的东西将观众吸引到电视机前，看完一个长度有40分钟的节目。新闻与娱乐又是一对矛盾，就好像前面提到了，质疑是新闻记者的职责，这是人们听起来就会感觉到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话题，而到后面，质疑又成为一种形式感很强的东西，一种娱乐化的手段，听起来似乎已经远离了严肃的话题，但事实上质疑的确就以这样的方式存在，它的价值也就体现在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而王志懂得如何去把握这样的矛盾，并在《面对面》中使用到极致。
质疑是王志提问时的一种状态，但并不代表他提问时的全部状态，面对强势人物、具有争议性的人物时，王志质疑的风格会显得更加鲜明，不过出现在《面对面》的人物并非都是强势人物或争议性的人物，因此，也并不是所有《面对面》节目都会去追求质疑，或者刻意要质疑什么，这个观点耿主编曾经反复强调，人有无限种可能，一个新闻人物专访节目的风格也有无限种可能。
王志的采访会因人而异，质疑只是他采访风格的一个方面，并不代表全部，王志有时候将质疑视为一种手段，他更看重和采访对象之间的交流，王志很喜欢这样一句话：“最远的和最近的都是心的距离，《面对面》连接心与心的直线距离。”
一个新闻人物，他可能会先后出现在不同的新闻人物节目中，但他出现在《面对面》的效果会不一样，原因何在？如果一个新闻人物是一个丰富的新闻矿藏，有的栏目来挖，可能挖了几下，挖到了几块金子就走了，但是《面对面》来挖的时候，会沿着新闻的主矿脉一直往下挖，直到将所有的金子都挖出来为止。《面对面》的编导在做节目的时候也会追求一种感觉，如果某一个新闻事件中的人物被《面对面》报道，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在这一个新闻事件上，其他新闻媒体无法超越我们的报道，深度成为《面对面》栏目里每一个人都追求的报道效果，而且“深度”已经如此自然地进入了我们的意识。
但电视如今已经成为一个“肤浅”的媒体，不少学者甚至喊出了“拒绝电视”的口号，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对深度孜孜以求呢？如果一定要给电视的深度找出一个理由的话，责任是最好的理由。电视目前仍然是中国社会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古人云：“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 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一个人在电视上说话的效果就如同一个人登高而招、顺风而呼，传播面广了，影响力大了，不能不讲电视报道的责任，不能不追求电视报道的深度。电视机作为最大众化的消费品已经进入了千家万户，即使是高学历的人在家里也会搁上一台电视机，他可以不看电视，但是他不能阻挡电视介入他的生活，他可以不接受电视对他的影响，但是无法阻挡电视影响他身边的人，高学历的人即使是有意将电视排斥在外，也无法回避电视对他生活的渗透，强有力的渗透。现在的青少年看着电视长大，他们会模仿从电视里看到的东西，电视人身上的责任感更加重了，越发感到追求深度的重要，这可以视为电视人的责任情结。
对“深度”的思考，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看法，《面对面》每一个节目的具体运作过程可以说是将“深度”付诸实践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看上去只是一个个的技术环节，又像是产品生产的流水线，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但这个过程充满了希望、失望、选择、放弃、肯定、否定等诸多矛盾的因素，而且这一切都从选题开始。
选题是这个流程中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每周二是栏目组例行的报选题会，制片人王志、主编耿志民和编导们一起，商议下一阶段节目的选题，也会总结回顾上一阶段《面对面》选题的质量。由于《面对面》是人物专访节目，人物选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节目的质量，选题要解决的就是什么样的人物可以进入《面对面》的问题，而这些人物会对《面对面》的定位、前进方向和影响力等等产生重要的影响。
《面对面》的定位是有影响力的新闻人物专访，但是如何界定有影响力的人物并不容易，找到大家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更是难乎其难。因此每次报选题的时候，每个编导的表情是不一样的，有的显得胸有成竹，似乎手里已经有了几个不错的选题，只等到报题会开始就准备进行大力推荐； 有的编导看上去有些底气不足，尽量放低姿态，或迅速地在脑海里搜寻一遍，看看有没有遗漏合适的选题。选题报出来之后，大家会开始激烈地争论，这个人物是不是真的适合《面对面》，有些人支持，有些人反对，支持的理由是什么，反对的理由又是什么，就在争论的过程当中，有关节目制作的思路也逐渐清晰。
策划是确定选题之后的第二步，《面对面》节目的策划大部分情况下是共同参与，你一言，我一语，相互启发，相互交流。只要没有外出采访的任务，制片人王志都会参与策划会，他是记者，也是策划案的使用者，所有的策划案都要落到他的手里。读完策划案，王志都会有话要说，做得好的策划案自然提出表扬，然后一起大家讨论，看还有哪些点可以完善； 做得不好的策划案虽然不会遭致暴风骤雨般的批评，但王志提出的那些应该提到“点”而实际上又没有提到的“点”，再经过耿主编的旁敲侧击、适当补充，大多会让策划案的作者产生幡然醒悟之感，接下来虚心求教，从善如流，像海绵一样吸取对节目有益的营养，其他同事也不吝惜自己的观点，纷纷献计献策，希望能够帮他一把。这时，一个栏目组都在为一个节目贡献自己的力量，也许微不足道，但那种气氛让人感觉到所有的力量都拧在一起，向着一个方向努力，不达到一定的深度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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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序：在路上（3）
采访是整个工作流程中的重头戏，如果将《面对面》的采访比作是挖金矿，王志就是这个辛勤的矿工。他很坦率地告诉我们，采访是一个很累人的体力活，这话不好理解，王志采访就是坐在那里，不动声色地提问，这有什么累人的。电影《手机》里提到过一件事，当时电影的男主角严守一出席一本新书的发布会，他说原始的时候没有出现语言，人不会用语言来交流，要表达一个什么事情，只能手舞足蹈，既费时间又累人。王志采访的时候也有手势，但绝对称不上手舞足蹈，按理说不会累。但如果你这样表示出疑问，王志会看着你，很认真地说，那你来试试。
《面对面》节目的深度取决于王志提问的深度，如果某一个问题，王志问到了，那很好，编导在编节目的过程中就不会为缺少某一个部分内容而担心； 如果某一个问题没有问到，或者提到了但没有追问下去，那很难办，编导可能在节目中就要舍弃一部分内容了。每一次提问都是一次有力地挖掘，王志是训练有素的挖矿工，还在《新闻调查》当记者的时候，他的采访就得到了同事张洁的称赞，张洁现在是《新闻调查》的制片人，他说王志的采访有一个特点，告诉你吧，我不相信，要我相信，你就得经得起我的挑剔。曾经在一份编导提纲里，他提出来跟王志商量的问题大概20多个，但是采访一个半小时当中王志提出的问题是88个。
完成一期《面对面》的节目，王志需要提出多少个问题，没有具体统计过，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王志在采访过程中的提问必需能够支撑起一期四十分钟的节目，为此，他一直要沿着矿脉挖掘，目的是为了挖出金子。挖掘的过程是艰苦的，矿工必须确保始终在沿着主矿脉掘进，而且有的地方要仔细地掘进，否则就可能错过挖到金子的机会，这就跟编导熬夜、主编失眠一样，为了深度，记者必须要付出劳动，感到累人是自然的。闲聊开玩笑的时候，王志表示如果可以躺着采访的话，他很想躺着采访，耿主编也表示如果可以躺着开策划会的话，他很希望能够躺着开策划会，编导们凑热闹地表示如果可以躺着编片子的话，他们也很想躺着编片子。但是这种让人愉悦的精神假想仅限于玩笑，一旦涉及到节目，每一个人都会谨慎行事，形成节目行为和个人行为之间的“分裂”。
接下来由负责一期节目的编导拿出节目台本，记者采访结束，编导首先将节目文本写出来，这是一个“纸编”的过程，“纸编”是相对于在电视编辑设备上编片子而言，介质不同而已。台本出来后，首先交给主编审阅，台本一般都会经主编修改后再送到台里，而修改的次数视改稿后的效果而定，少则二三遍，多则五六遍，或者七八遍。
如果一个台本要经过多次修改，主编在编导心目中，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把关人，编导一边拿着被责令重新修改的稿子，一边想稿子怎么样才能让主编满意，间或想一想主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但耿主编对待任何人都一样，提出修改意见的时候，语气温和，言之有物，每次都是对照稿子，一条一条地说，大到主题的挖掘、节目深度的体现，小到语言的顺畅、解说与采访的衔接，最终追求的目标还是“深入浅出”，让观众对节目感兴趣，又能从中获得有用的东西。
经过主编的修改之后，文本送到台里再审，现在负责审阅《面对面》稿件是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孙冰川，经过他的审阅之后，文本又会有一些修改，孙总用铅笔将修改的地方标示出来，让编导意识到文本中存在的瑕疵，再继续对其进行修改。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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