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法-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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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振宁：我后来曾经问过我自己这个问题，那天感情那么振荡，是因为民族的骄傲的感情，还是因为邓稼先是我的朋友而让我特别振荡，我想这两个都有，我想非常复杂的真正触及灵魂的一些感受，很少是单纯的，所以这个也是好几个东西纠缠在一起，正因为好几个东西纠缠在一起，所以有更深的感受。回到美国以后，我在美国很多的大学做了一些演讲，第一次演讲是1971年9月，那个演讲也是我一生里头感情非常丰富的一个演讲。我还记得在演讲中，我说我在北京，住在北京饭店，住了一个礼拜，当时北京饭店很旧，是一个很大的房子，只挂了一幅对联，这一幅对联我天天看，一个礼拜。
　　

杨振宁：大师别传（3）
王　志：什么对联？
　　杨振宁：有很深的印象。这对联就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所以我在石溪的演讲就是以这个对联为最后的结束。中国同学办了一个小报纸，叫做《石溪通讯》，他把这两句话变成大标题，就是去年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当时在石溪的中国同学，他保存了这个，他把这个装在一个镜框里头，送给我，现在挂在清华我的办公室的墙上。
　　在杨振宁的生命中，李政道是一个举足轻重、不可回避的人物，从1946年开始，两个人的合作长达16年之久，并因“宇称不守恒理论”同获诺贝尔奖，永被后世学者铭记，合作关系在近代物理科学历史上，相当罕见。然而，从1962年以后，两个人的关系彻底决裂，成为国际科学界以及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大憾事。
　　王　志：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最希望看到的景象是杨振宁跟李政道并肩走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草坪上，但是1962年之后，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情形。
　　杨振宁：这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的根源非常复杂，不是一句话、两句话所能够解释的，更不是我今天应该在摄影机的面前所讨论的，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两个人身后一定会有人研究的，我想研究以后，中国人、外国人会得到一个结论的。
　　王　志：我们中国有句老话“相逢一笑泯恩仇”，我相信所有中国人都希望看到你们俩和好。
　　杨振宁：对，这也是我现在决定，我公开地在生前不再在这方面讨论这个问题的道理，是因为大家很显然、很自然地都希望我们和好，可是我们没法再和好，所以在这情形，最好的就是不再讨论。
　　王　志：是合作出现问题？但是杨先生的经历不是这样。
　　杨振宁：你知道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个里头有戏剧性的、有做人方面的差异，有性格方面的差异，不是这么简单的，我想我现在的决定是对的，这个事情我不要再公开讨论。
　　虽然众说纷纭，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分手原因始终是迷雾一团。然而值得回味的是，两个人在各自的物理学研究中都有多次与他人合作的经历。除了与李政道合作的“宇称不守恒理论”之外，杨振宁三大成就中的另外两项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和杨…巴克斯特方程，也都是与人分享，但却没有重蹈杨李之争的覆辙。
　　王　志：可能有人看到就是杨先生您得了诺贝尔奖，但是业界人评价杨先生应该得第二次。
　　杨振宁：通常得诺贝尔奖的重要性在于，那是十年之间最重要的物理的文章，如果你问“宇称不守恒理论”是不是当时十年之间最重要的文章呢？我想这是当之无愧的，所以它得到诺贝尔奖，是所有人都认为理所当然。规范场的研究没有得到诺贝尔奖，可是我想你要去问内行的人，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规范场的重要是世纪性的重要，不是十年的重要，就是它要长期下去，到21世纪，到22世纪还是重要的，因为它把基本原则给找出来了。那当然你就会问了，为什么还没得到诺贝尔奖呢？很多人都猜测，与诺贝尔奖委员会，他们认为诺贝尔奖应该不应该给一个已经得过诺贝尔奖的人，恐怕有很密切的关系。
　　王　志：另外一个人没得，您的合作者没有得过。
　　杨振宁：叫米尔斯，他没有。米尔斯大概比我小三四岁，也许四五岁的样子，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是1999年过世的，是一个非常诚恳的人。那么1984年，规范场文章发表30年以后，在北京大学有一个讨论会，在那个前后有人问他，说是米尔斯教授，你们非常重要的工作当初是怎么写出来的？米尔斯的回答是，我在里头做了一些贡献，不过主要的发展都是杨振宁的功劳。
　　王　志：你喜欢这样的合作者？
　　杨振宁：你如果要我讲的话，是他不必要的太诚实了，他不应该加最后的一句话，说所有的重要的观念都是杨振宁的。我想你知道人有很多种，有的人是他如果对一件事情有30％的贡献，他就跟人讲他有70％的贡献，米尔斯是如果他有70％的贡献，他要讲他只有30％的贡献，假如他有30％的贡献，他就会讲他只有5％的贡献。
　　王　志：他这样说对你不是很好吗？
　　杨振宁：他不必，他到临死在物理学界，对于他的评价，我认为是不公平的，因为规范场这篇文章很多人会告诉你，是20世纪最后50年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不管他在里头有多少贡献，我想俄亥俄州立大学这50年没有一篇文章比这个文章重要的，把所有的文章都加起来，物理、数学、天文、生物都加起来，这也是最重要的，可是因为米尔斯的作风使得他们没有了解到他应该得到这个，他们所有能够给的荣誉都应该给他的，他们没有给。
　　王　志：我们也注意到杨先生很多成果，重要的成果都是跟人合作的，你喜欢跟人合作呢，还是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杨振宁：我想一方面我喜欢跟人合作，一方面近代的物理很多理论物理都是合作的。合作有很多的好处，因为你知道你在讨论一个问题，有时候走不通了，你的想法都走不通了，那个时候假如另外有一个人跟你讨论讨论，问你几个问题，或者想出来一个新的方向，于是就又起劲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研究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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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大师别传（4）
回国之后的杨振宁除了参与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之外，还亲自担任大学一年级本科生的基础物理课程，希望把自己在美国教大一物理的经验和在中国教大一物理的经验做一个比较。2004年9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杨振宁做了一篇名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报告，指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次报告引起了海内外华人圈尤其是易学专家们的强烈反响，在一些人眼中，杨振宁甚至成了中华文明的离经叛道者。
　　王　志：《易经》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个代表作之一？
　　杨振宁：是。
　　王　志：那么杨先生对《易经》开炮？
　　杨振宁：不不，对不起，这个话有点原则性的错误，因为我那个文章是叫做《易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你如果看我整个那篇文章，80％是讲影响非常之大，而且是正面的。只有20％是讲它有负面的影响。之所以那篇文章变得非常有名，在网上变得非常有名是什么呢？因为有些人专看那20％，不看整个的文章，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说法。
　　王　志：这个演讲是你长期研究必然的结果，还是说我确实有一个灵感的显现、我有冲动？
　　杨振宁：已经有几十年了，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聪明的人，有过很大的过去的科技的贡献，为什么没有萌芽出来在中国近代科学，这个是讨论得很多。我在这方面看了一些书，想了一下，我看一个别人从前不大注意的道理，就是说没有推演法，从《易经》开始就已经没有推演法了，不只没有推演法，是方法跟推演法相反，这使得中国有个框架，这个框架就是思维的方法，就是归纳法的方法，认为这是唯一的思维的方法，如果说我有什么革命性见解，就是我指出来，这是一个致命伤，这是他们不喜欢的。
　　王　志：但是杨先生您自己说过，您说您就是中西文化冲突结合的一个产物？
　　杨振宁：当然了。西方对于学术的精神有一点跟中国不一样的地方，中国人太过尊师重道，就是前人讲过的，孔子讲的话、孟子讲的话，不能批评的，这绝对是对的，老师讲的话绝对是对的，你不能批评的。这个现在太根深蒂固。
　　王　志：但是我们听到的也相反，也有人很坚定地站在杨先生这一边，他们甚至认为杨先生这一次谈话，这次报告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可能大过诺贝尔奖。
　　杨振宁：我很高兴你讲这句话，因为在网上你一点的话，有十几万条，十几万条里头，我随便做了一个统计，有三分之二是反对我的，居然有三分之一是赞成的，这个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我当初以为很少人会赞成的，所以我想也是时代在变了。
　　2004年11月初，就在一些人批评他对中华传统文化大逆不道的时候，杨振宁获得了在华永久居留证，就像他在1971是第一个回国访问的华裔知名学者一样，他也是首批获得在华永久居留证的外籍人士之一。
　　王　志：为什么拿这张绿卡呢？您跟所有的领导，跟几任的领导人都是朋友，在我们看来您用不着拿这张卡，但是您有发自内心喜欢的真情的流露。
　　杨振宁：对于我拿这绿卡最重要的一个象征性的意义，是中国现在正在高速地向更开放的方向走。因为我本来就已经有五年的多次往返的签证，所以这个绿卡对于我的作用并不那么大，不过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性的意义，我相信以后用这个绿卡的方法，中国可以吸引很多很多的优秀的人才来。我所以觉得这是一个明智的举动。
　　王　志：您想用您的行动，来表明你对中国开放的这种支持？
　　杨振宁：这不是我的目的，不过可能是一个结果。假如说我1945年离开的中国是旧中国的话，假如我1971年回来所看见的是新中国的话，那么到了21世纪，这个中国是一个新的新中国。在这个情形之下，我回来的心情是一个我要加入一个欣欣向荣、正在崛起而有非常好的前途的一个大的事业，我希望能够在这个大事业里头，做一些我自己所能做的小贡献。
　　杨振宁读《归根诗》
　　昔负千寻志，高临九仞峰，深究对称意，胆识云霄冲，
　　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
　　千古三旋律，循循谈笑中，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
　　　　八卦一次又如何
　　联系杨振宁时，我一遍又一遍地向清华宣传处的工作人员和杨振宁的秘书保证，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绝对不会去炒作杨先生黄昏恋的事，一副比谁都纯洁的样子。然而，王志一开始就把话题引向了翁帆，这让我很是不好意思，虽然内心暗暗为王志加油，并一个劲地暗示摄像王扬注意捕捉翁帆的表情，但却不敢去看一旁坐着的杨振宁秘书的表情。
　　《面对面》和王志一向以面孔严肃著称，但这个时候联系杨振宁，如果不提黄昏恋的事，任何一个人都会认为是失职。既然你答应了和王志面对面，坐下来，问什么也许就由不得你了，哪怕你是国宝级的科学家杨振宁。
　　当杨振宁终于答应同意接受采访的时候，我得寸进尺，要求把采访地点安排在杨振宁清华的家中，理由是杨先生年龄大了，在家里行动方便一些，其实是想有更多见到翁帆的机会，只要有她一个镜头，也算是对观众的一个交代了。
　　

杨振宁：大师别传（5）
杨振宁把他在清华园的这个家取名为归根居——本来他的结发妻子杜致礼要和他一起回来住的，但斯人已去，这里成了他和翁帆女士的新房。新房是两层，28岁的翁帆大概也不愿一个人呆在楼上，所以，不用我们请，她就主动下来了，并对我们的摄像机产生了兴趣，这让栗严老师有了更多近距离接触翁小姐的机会。
　　见到翁帆的时候，我相信摄制组的每个人都睁大眼睛仔细看了一阵子，至少我是这样。当然，目光是装作若无其事地一掠而过，而一掠而过一会儿之后会再一次若无其事地一掠而过，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挤到人堆里看人家新媳妇的情景，虽然小时候比现在要肆无忌惮的多。
　　翁帆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女孩，清秀，而且说话细声细语。看着杨振宁和翁帆在一起，内心的确有种怪怪的秆甚，因为这并不是我心目中的爱情，我更愿意她们是一对祖孙的关系。但这的确是2004年最出位的爱情故事，它不是来自盛产绯闻的娱乐圈，而是来自科学界。有杂志甚至称他们为2004年的最佳情侣组合：一树梨花压海棠的“28＋82”足够让人们探讨其中的“文化反叛”与爱情青春保质期的意义。
　　王志也问到了这个问题，当王志让杨振宁给他们的爱情一个期限的时候，杨振宁开始坚持拒绝，说他们的谈话扯得越来越远了。关于黄昏恋的话题就此打住，也许很多观众看完这一段落就开始换台了，虽然后面的内容远比这些八卦话题“有意义”得多。
　　在杨振宁面前，王志分明是一种“淘气”的表情，也可以说是一种年轻人的狡黠。这种和采访对象沟通交流的过程一般都是不出现在节目中的，但王志和杨振宁的表情和语言都让人饶有兴致，不知道这是不是谈话节目中所谓的“闲笔”和“毛边感”。事后，一些对话被一些网友拿来评论，叫好的有之，当然也有批评的，说我们采取欺骗的手段取得了杨振宁的信任，然后出尔反尔等等。不管别人怎样说，我觉得我们这次采访算是完成了任务。连你自己都想看看翁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女子，怎么能够要求观众没有“色心”呢？而如果能让一个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生动，八卦一次又如何？
　　有评论说杨振宁和翁帆干扰了恋爱资源的常规分配法则，合法，但是否合理？合理，但是否值得唱赞歌？发出这种感慨和疑问的肯定是像我这般年纪的男人。至于我本人，虽然不太习惯看到一张长满老年斑的脸和一张青春无瑕的脸以爱情的名义出现在一个镜头里，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对杨先生的敬意，并不因为他抢了我们年轻人的恋爱资源而心生嫉恨。最后需要补充的是，杨振宁委托秘书给我们捎话表示了对节目的满意，还特意要求多给他刻两张盘，让人欣慰的是，老先生他并不介意或者已经原谅了我们的八卦和出尔反尔。
　　张士峰
　　　。　想看书来

成龙：我是谁（1）
成龙，50岁，香港演员。
　　主演过近三十部电影。
　　曾经获得过世界十大杰出青年，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2000年担任北京申奥形象大使。
　　2004年当选为2003年度感动中国人物。
　　2004年2月20日，2003年度感动中国人物评选结果正式公布，香港演员成龙因为热心参与公益事业，与钟南山，杨利伟等十人获得了“感动中国人物”的称号。
　　王　志：你有没有算过你出道以来得了多少奖？
　　成　龙：没有，真的没有。如果用长纸统计的话可以有几本。
　　王　志：你对获奖的态度是什么？
　　成　龙：有些奖应不应该去拿，比如有一些名人奖，你去了，是帮他做宣传，这种我就不去。
　　王　志：您自己有自主权吗？
　　成　龙：有自主权，最近十几年我有自主权，以前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