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法-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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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查完马上到我那儿跟我讲，还有好多的热心记者，有时候给我妈拍张照片，用数码相机，然后跑到我房间给我看。
　　王　志：你爸知道以后反映是什么？
　　田世国：我父亲是在做手术的第二天知道的，我爸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好儿子，我等你回来，就把电话放下了。说这么一句，好儿子。
　　手术后的第七天，为了减少费用同时也为了能尽快的见到母亲，田世国出院了，他立刻赶到了母亲的病房。为了不让母亲起疑心，田世国尽量保持了饱满的精神状态。但是从他当时似乎不经意的姿势，仍然可以看出他手术后的虚弱。
　　当时我怕我妈看出来我，我让我弟弟提前在我妈那儿放个凳子，我当时不能站太久，那时候也就是能够说五六分钟话就得躺一会儿，弄个凳子，因为我妈花眼，我让弟弟提先把她的眼镜给拿走。
　　王　志：这个时候为什么还不让你妈知道？
　　田世国：我不想让我妈心里有个结，也不想让她整天心里再担心着我，让我妈平平淡淡地走完她的一生，是这么想的。如果后期排斥大的话，告诉她以后，她可能要配合医生的，因为这个肾是儿子的，她一定要珍惜这个肾，是这么打算的。
　　王　志：你的恢复呢？
　　田世国：我的恢复也非常好，一天一个样，逐渐再往好的发展，没什么其他不适的感觉。
　　王　志：你应该多休息，大手术。
　　田世国：是应该休息，但是年底，当事人都等着案子开庭的结果。
　　王　志：有经济上的原因吗？
　　田世国：应该有，所以更不敢松懈了。因为我妈后期排斥每天都要吃药，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反而比我手术以前还忙了。
　　2004年10月14日，母亲刘玉环也出院回到了枣庄老家。老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恢复得非常好，医生说，这颗肾至少可以再为她工作15年。
　　亲属换肾的好处现在逐渐体现出来了，她身体非常好。现在比有病以前都能吃，精神状况非常好，前段时间我听我妹给我打电话，她骑着三轮车还跑出去了。
　　王　志：自己已经可以骑三轮车了。
　　田世国：自己骑三轮车，并且现在她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想吃什么自己做点什么，稍微活动活动，跟原来一样了，过去不吃的东西都吃了，特别是鱼，现在特别喜欢吃鱼，也不嫌腥了，过去忌口的东西现在全部吃了。现在我爸的精神状况也非常好，和我妈在一起两个人，互相照顾着，你说我们做子女的多高兴，我现在特别开心，我爸我妈在家里，互相照顾着，我们在外面赚钱，兄弟姊妹这么团结，我觉得像我们家这么和睦、幸福的，没有比这再值得的了。
　　王　志：她周围的朋友，她周围的邻居都能保守这个秘密吗？
　　田世国：大家知道这个事以后，都在帮我们守着这个秘密，有的都去看她不说她，只是对她恢复的情况谈这些事情，其他的情况都不谈的。
　　经历了生死的考验田世国一家如今的生活渐渐恢复了平静。但是田世国为母亲捐肾的举动却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议论。人们在对这样的举动表现出尊敬和肯定的同时，也有着一些不同的看法。
　　王　志：对于你给妈妈换肾也有不同的看法，值得吗？
　　田世国：有人也问过我，如果现在谁要是去看我妈的情况，他们都说是非常值得的，特别是认识我妈的人，真的是判若两人，病前、有病、换肾这三个阶段非常明显。你想，让自己的母亲有质量地多活一天，做儿女的没有比这更值得的了。
　　王　志：你为什么那么做呢？
　　田世国：以前我去看我妈透析的时候，和我妈透析的好几个人，他们都半躺在那里，目光都很呆板的，就那么透着。那一天我说我妈找到肾源了，他们都坐起来，都放光的感觉，好像他们有肾源了一样。我看了一眼转脸就出去了，我都不忍心再看到他们，他们对生的那种感觉。
　　王　志：我不知道，是不是天下所有的儿子，或者所有的儿女都能够这么做。
　　田世国：也是一个教授一句话提醒了我，他做完手术后来看我，说如果尿毒症的子女都像你这样，起码每年三五十万人都能活下来，三五十万，不小的数字。
　　王　志：经过这一场手术，我想你对母亲这两个字是不是有不同的理解？
　　田世国：是的。特别是我自己当父亲以后，照顾我自己的孩子，想到我父母，当初在照顾我们的时候，现在我又把我母亲救活了，高质量地活着，所以我觉得做子女的应该这么去做，因为是为了自己的母亲。
　　　　孝子田世国
　　

田世国：为母亲捐肾（5）
律师田世国因为给母亲捐肾而成为全中国家喻户晓的大孝子，进而当选2004年度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之一。
　　在2004年冬天《感动中国》的录制现场，我在导播车上切换着现场的镜头，看见一个个因为各种原因感动着全中国的人物走上领奖台，任长霞、牛玉儒、田世国等都是我曾经深入采访过的人物，心中不由得涌起一种职业的自豪与感动。
　　对田世国的采访过程与我们平常的访问没有特别之处。如果要说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那一段时间我和同事们讨论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是你，你会怎样选择？
　　其实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长辈为子女捐的多，而子女为长辈捐的少的原因。
　　也正因为这样，田世国的行为才会引发了全中国的感动和思考。
　　田世国是一名律师，原本以为他会在采访中侃侃而谈，但其实在采访中田世国的话语既不多也不出采，甚至一度我们都怀疑他当律师行吗？但是如果你愿意仔细地想想，一个儿子愿意为母亲做出这样的举动，难道还需要大段的理论支持吗？
　　采访中包括采访之后，很多人问我：田世国怎么能既宣传自己又瞒住母亲？其实这个问题也不难。如果你下定决心一定要为母亲做出这件事，又怎么会瞒得住？他善意地告诫母亲不能看电视，因为有辐射对身体不好；他真诚地请求邻居亲朋共同帮助他，又有谁会拒绝儿子对母亲的爱的谎言？所以，他做到了。
　　在各种各样的媒体陆续播出田世国的故事之后，突然有一天，网络上出现了一篇对田世国在接受另一家媒体采访时的情况的描述，言语之中对田多有不满。跟贴很多，意见不一。不久，田世国的妻子就在该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声明，但是激起了更多的议论。名气真是双刃剑，希望这些节外生的枝没有影响到孝子的心情。
　　一年的时间又过去了，不知道现在田世国的身体怎样了？他母亲的身体又怎样？祝愿他们都能平安。
　　任　萍　　
　　

董葡萄：讨一个说法（1）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南景村人，1970年生，初中文化。
　　1996年，丈夫被烧伤住院，在手术中接受输血。2001年，丈夫被查出患有艾滋病，董葡萄对丈夫1996年所住的医院提出诉讼。2003年，医院提出和解，董葡萄一家获得28万元赔偿。
　　董葡萄和田永胜的家位于村子的东南角。这所小院落离村里大多数人家有一段距离，周围基本上没有邻居。院子是从同村人那里租来的，每年的租金200块。
　　此次接受《面对面》栏目的采访，董葡萄经过了反复考虑，因为亲人朋友中只有丈夫支持她面对媒体的决定。
　　王　志：你觉得你会有什么样的压力呢？
　　董葡萄：在村里面走动啊，干啥，他们好像都说，你特别地有钱或者你靠这个发财，干啥。
　　王　志：你怕人家误解，有钱了又怎么样呢？
　　董葡萄：我没想到要这个钱，我当时打这个官司，我就是想证明这一点，我一个农村的妇女能站出来，我就是一个弱势的，就是特别弱势的。
　　王　志：你想证明什么呢？
　　董葡萄：我就是想证明咱们国家的法律会不会保护这些弱势的群体。
　　34岁的董葡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她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打上官司，更没想到自己的家庭和艾滋病会有什么联系。2000年底，当丈夫开始不明原因地腹泻和发冷的时候，董葡萄想到的就是一定要把这种怪病治好。
　　王　志：那当时联想到这个病？
　　董葡萄：没有，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好像就觉得是上火了，或者是腹泻，我们那儿的医生说就是痢疾。
　　跑遍了当地的大医院，进行各种检查和治疗，都没有任何效果。在一次住院期间，董葡萄在看望丈夫时遇到的情形让她认识到了情况的严重。
　　他见到我很高兴，他说大夫说我好了，我可以回去了。我说那好呀。然后我们就出去吃饭，他吃了一点汤面，还没有离开那个座位就哗哗都吐了。我就想是不是这两天还没有什么效果，当时医院那个主任说你就回去吧，我说怎么叫我回去呀，他说你就回去养吧。我说他不能吃饭，一吃饭就吐，还继续腹泻，你让我回去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就是等那个结果。
　　王　志：你们不愿意回去？
　　董葡萄：我不愿意回去。检测不出什么原因，我就要转院，你给我开转院手续，我到西安去。
　　王　志：你为什么要去西安呢？
　　董葡萄：我就觉得本地医院的技术和它的设备不好，我说我要到高一级的医院去看看，就是即便他回去有什么事，我心里也知道他是什么原因了。
　　结果病历分析出来以后，还是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我总觉得那个腹泻还是没有治好，所以我们还坚持住院。结果我在第四军医院等了一个礼拜都没有住上院，因为它那个血液科的床位特别紧张。
　　当时每天早上我4点多起来，就坐在那排队等病房，每天下午5点多，我就跑到住院部后面去看是不是有病房，或者我看见住院部门一开就偷着跑进去，跑了进去，我见了病房，就看是不是有空床位。或者我就问那个病人，我说你是不是好了，今天准备出院了，他们都摇头。
　　虽然董葡萄想办法让丈夫住上了西安的另一所大医院，可是，病依旧不能得到有效治疗。最后，丈夫田永胜接受了艾滋病检测。
　　王　志：当时是不是打击特别大，丈夫知道吗，告诉他了吗？
　　董葡萄：不知道。我没告诉他。
　　王　志：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董葡萄：我怕告诉他之后，他会像我那样经不住打击，因为我当时就是觉得好像天塌下来，我就觉得我很渺小。
　　董葡萄立刻就做出了决定，要打官司讨个说法，而这场官司的矛头就指向了丈夫在1996年一次住院期间的输血。
　　王　志：但是艾滋病的传染途径不止一种。
　　董葡萄：还有性传播跟母婴传播。
　　王　志：母婴不可能，但是性是有可能的。
　　董葡萄：性，我丈夫他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人，他从来都不做那些对不起我的事。
　　王　志：那么剩下就只有一种可能，他就住过一次院吗？
　　董葡萄：因为当时他身体特别强壮，所以他就没有住过院，惟一的就是在那家医院。
　　1996年，田永胜在工作中被烧伤，烧伤面积达90％，在当地一家大医院，他被大量输血，接受了植皮手术。董葡萄打听到，一个当时和丈夫在一起住院的孩子已经去世，去世前的症状和丈夫极为相似。
　　出院回家之后，董葡萄害怕丈夫跟别人说实话，对他隐瞒了病情，可是，丈夫坚持要去上班，不得已之下，董葡萄把实情告诉了他。
　　王　志：你怎么告诉他的？
　　董葡萄：我就说防疫站检测确认你这个病是艾滋病，但是他也没听说过这个艾滋病，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当时没什么反应。
　　王　志：他有反应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有反应？
　　董葡萄：他好像就一直也没有什么反应，我总觉得他好像做什么事情都依靠我依靠惯了。
　　王　志：他出去说了吗？
　　董葡萄：他到单位就说了，然后别人就议论开了。我当时就特别恨他，我说你为什么对我和孩子就没有一点责任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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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葡萄：讨一个说法（2）
我自己心里就很自卑，见到别人我也不说话。当时我想我是不是也染上了这个病，但是我想如果他走了，我也染上了这个病，我孩子怎么办？
　　董葡萄一个人前往北京，要给丈夫找一所权威的医院，当时她所了解的全部信息就是一所权威的艾滋病治疗机构的名称。
　　王　志：为什么不把丈夫一起带来呢？
　　董葡萄：当时他身体不好，他也累，再一个就是花费也特别大，我心里面也没有底，是不是能找到这家医院，是不是有专门治这个艾滋病的，他们愿不愿意接受我。
　　我就想先看看这个，当时我一下车，就觉得晕了，北京这么大我怎么去找呀。那个天桥呀，还有天桥下面过的那个来回的车呀，我从来没见过，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车，也没见过这么宽的马路。我就想去哪儿找啊，我怎么找这个。
　　在找医院的同时，董葡萄又开始寻找律师，她决定要在北京找到有影响的律师。
　　我想是不是应该找高院，高院门口肯定有律师事务所的，并且能在高院门口开律师事务所的，肯定水平还是差不多的吧。
　　王　志：怎么会有这个印象呢：我还要找律师，第二我要找有名的律师？
　　董葡萄：因为我总觉得那个医院，比较有权威，再一个它经济方面肯定比我强，我如果找不到有权威的律师，比较有影响的律师，是扳不倒他们的。
　　辗转之后，终于找到一位胡律师愿意接这个案子。可是要想打官司，董葡萄还不得不面对高额的律师费用。
　　王　志：律师可是有偿服务？
　　董葡萄：一开始启动费用就得四万多，我说我连拿400块钱都拿不出来，我怎么能拿出四万多呢。
　　王　志：四万多对你来说什么概念？
　　董葡萄：那就是天文数字，太可怕了。
　　董葡萄和丈夫已经结婚14年了，有一个9岁的女儿，家中的生活一直很拮据。家里的房子在几年前塌了，也一直没有能力再建。丈夫烧伤后的两年里，家里的收入就只有丈夫每个月不到两百块钱的工资。为了补贴家用，董葡萄卖过小吃，还批发过洗衣粉，走家串巷地叫卖。
　　当时就是想到，把孩子送出去，我自己打工挣这个钱。
　　王　志：反对的声音呢？
　　董葡萄：就是村里边人，他们家里边人不怎么支持我，再就是单位好多人，我的同事那些。
　　王　志：打还是不打，你必须选择。
　　董葡萄：打，我当时就是想到要打，因为我总觉得对孩子不公平，我觉得孩子那么小，我就那么一个孩子，我想到她今后的生活我就特别害怕。
　　我就觉得以后没法和孩子交代这个事，我就怕孩子问我这个问题，怕孩子知道以后会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你就那么脆弱，为什么你就选择逃避，为什么你不面对。
　　王　志：两万块钱后来怎么筹到的，多长时间？
　　董葡萄：这个筹钱吧，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我白天忙着跑这家，想办法，我就是想着，我整天脑子里就想着哪一个亲戚能拿出钱，哪一个亲戚我准备到他们那借多少钱，我整天就是想这个事情。
　　当时我妹妹和我妹夫，他们两个都是残疾人，但是他们一次性给我拿了六千块钱，六千块钱，我知道我拿这六千块钱的时候，心里特别沉重，特别沉。因为我妹夫他每天起早贪黑，晚上两点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