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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失败-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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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金融学的合并。银行业危机所引发的经济衰退会比其他类型的经济衰退更可能演变成为经济萧条，原因是支撑个人消费支出的信贷体系的坍塌所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铺平了通往经济萧条的道路。宏观经济学家是研究经济衰退和经济萧条的专家，金融理论家是研究金融系统运作的专家。对发现风暴云来说，后者速度更快。前者不仅在预测和理解经济萧条上失败了，而且在萧条发生之后还发现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如何才能使经济走上复苏之路，这两方面原因都使宏观经济学家受到了责难。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两个学科更密切的结合，或许能够在更早的时候对经济颓势做出更为果断的应对。
如果经济萧条，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导致个人储蓄率持续增长，那么其代价可能称得上物有所值。这场经济萧条的经历应该会引导人们生活更加节俭，这在经济萧条缓和之后，会促进投资资本的凝聚，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用再继续靠我们那些富有的大叔们——中国、日本、德国——过活了，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商品，以换回我们的通货。不过，就我们需要更高的个人储蓄率来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们之所以需要更高的个人储蓄率，是要适应人口的老龄化。人活的时间越长，就必然要把越大的消费比重转移到退休的岁月，所以他们就必须在年轻的时候储蓄更多的钱，除非他们把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负担推给子女或者纳税人。确实，随着寿命的延长，他们可以工作更长时间，但工作年限却很可能无法与寿命成比例地延长；而且即使能，他们在医疗服务上的支出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这样就会凸显出人们通过减少当下消费从而将消费支出转移到将来的必要性，因此就要在年轻的时候多存些钱。人们的储蓄越多，政府通过社会保障、老年保健医疗之类项目为个人消费提供资金的压力就越小。那些政府项目起到的作用应该是补充而不是取代个人储蓄。
即使是经济萧条，也拥有一抹亮色，尽管很淡。如我们所知，在经济萧条中一个人使资金增值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的钱放到保险柜里（或者就此而言放到床垫下面）——他不必自寻麻烦去搞什么货币市场基金。这是真正的节约成本，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米尔顿·弗里德曼主张美联储将货币扩张率设定在略低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上，因此，通货才能以一种可预测的速度逐步收缩。预期贴现率很关键；其数值越高，现金就越可能被储蓄起来，通货紧缩就越可能引发其他经济病症。
第七章 关于资本主义和政府我们学到了什么（1）
资本主义将经受住这场经济萧条的考验，就像它经受住了1930年代那场经济大萧条的考验一样。它之所以能存在下去，是因为所有针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都名誉扫地了，而这一点在1930年代的时候尚不清晰。不过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但是，资本主义只能以一种折中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请想一想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对集体主义的激励。酝酿于经济萧条时代的罗斯福“新政”宣告了政府严厉监管经济的一段长时期的到来；今天也一样，不论是复活的经济监管还是迫在眉睫的政府规模扩张，都既有呼声又有现实。因此，政府是否对这场经济危机负有责任的问题就很重要。
就政府对这场经济萧条的爆发负有基本责任的观点，我已经表达了我的怀疑。就人们根据目前已知信息所能做出的判断来说（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限定），这场萧条是自由放任经济体制下经济活动正常运行的结果——更准确地说，它是一个与经济市场的正常运作相容的事件。整体上看，银行家和消费者在这段时间里一直都是以理性自利的方式行为，但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银行活动风险增高，房地产泡沫膨胀并且破灭，个人储蓄率降低，同时储蓄的风险增加。市场参与者犯了很多错误，但这是市场过程的常态。有什么时代不是这样的吗？经济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媒体在揭露金融人士的劣行、犯罪、蠢事以及似乎惊人的奢侈上获得了意外的成功。有时候他们甚至误解了自己谴责的对象。金融危机实际上是金融家们的决策——其中一些是错误的——造成的后果。但那些错误是系统性错误——是银行业的本性在低利息率和反监管潮流所塑造的环境中的产物，而不是坏蛋和傻瓜的滑稽行为的产物。
要因这场经济萧条而责难政府，会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问题。第一，假如没有政府对经济的监管，很可能也会出现一场经济萧条，因为即使美联储没有在2000年代早期放松货币政策，也会有足够多的海外资本进入，并将利息率保持在低水平上，除非美联储那时候对低利息率催生经济萧条的风险就相当警觉。而且请记住，除了低利息率之外，还有其他因素也对引发经济萧条的金融危机做出了“贡献”：抵押担保贷款的营销攻势，广泛存在的风险嗜好，高度竞争、很少监管的金融产业，以及债务证券化。
第二，在金融监管中，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界线模糊了。对于布什政府来讲，这一点尤为突出。伯南克和保尔森都不是政客，也不是职业公务员，尽管伯南克曾经在政府中工作过六年，保尔森先前是投资银行家，只有最后两年是在政府工作（他现在已经离开了）。他们二人的主要顾问都是（就保尔森来讲，过去是）投资银行家和学术经济学家，而不是美联储和财政部的职业雇员，尽管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就是蒂莫西·盖特纳，他在担任奥巴马政府财政部长之前，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甚至对于金融股票空头交易的临时禁令——这似乎反映了人们印象中政客对投机行为所持的那种无知的敌意——都受到了摩根·士丹利的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金融家的极力敦促。白宫、国会和懒惰的证券与交易委员会在布什政府末期反击经济萧条的措施制定上都是小角色。实际上，政府把挽救由华尔街造成的经济危机的权力又授予了华尔街。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七章 关于资本主义和政府我们学到了什么（2）
我并不是批评将金融危机的处理委派给金融专家而非政客和官僚的做法。但这是一个进一步的证据，表明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而非政府的失败。
政府在这场危机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是放任而非鼓励。政府数十年来对银行——以及更一般地说，信贷行业——疏于监管，放任私人行动者——银行家、抵押贷款经纪人、房地产销售商、房主等——做出理性自利的决策，引发了金融危机，政府却无力阻止其恶化成为经济萧条。政府的不作为催生了市场的一次深刻的失败。这种不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压力的结果（保持低利息率，保持繁荣的假象，赢得强大政治势力的好感，因为这势力——并非偶然地——是政治竞选的重要赞助者）。不过，它也是政府官员自满的结果，是天然地假定政府官员取得了预防经济萧条的有效工具的结果；在经济大萧条于1933年3月触底的75年之后，没有人预见到它还会重演——人们以为经济萧条已成为“历史”。政府的不作为还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一个结果，该意识形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克林顿政府，以及就此而言还可以追溯至1970年代的若干克林顿前任政府所持有，1970年代是金融产业反监管运动开始的年代。这种意识形态承诺被布什政府推到了一个新高度，并在证券与交易委员会未能觉察麦道夫诈骗的事件上典型地表现出来。
政府在监管上出现了重大失败，但这一事实也不应掩盖市场的失败。更准确地说，是不能掩盖——实际上它凸显了——政府更好地监管市场之必要性，以保障金融市场稳定性这一公共善品。政府并非完全是消极被动的。2000年代初期极低的利息率就是政府政策故意造成的结果，低利息率鼓励了银行提高其资金杠杆比率。但是机会的存在并不等于决定利用它。没什么东西强迫贷款人在利息率下降的时候提高其资金杠杆比率。企业也可以在借款增加的同时按比例增加其净资产，以此维系其资产负债比率不变。银行必须经过决策才能提高资金杠杆比率，不能允许它们把决策的责任转嫁给政府（“是放松监管使我这样做的”），也不能允许它们把责任转嫁给金融工具，例如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和信用违约掉期，这些工具看起来降低了资金杠杆比率的风险。那些金融工具是在私人部门发展起来的，受到私人部门的信赖，并对私人部门产生影响。
不管相关责任问题怎么解决，政府失败和市场失灵都毫无疑问是事实，对于重大政府失败的标准政治对策是监管和改组。后者经常比前者更具优先性。政府想要证明它在采取措施预防事件重演，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廉价、最显眼也是最具戏剧性的方式就是向世人展示它已经“收到了那讯息”，“正在做一些事情”以实现改组。但是，要在危机之中进行改组，以及类似地，在危机之中进行监管与监管机制重构，都肯定会引起混乱。推行上述两种措施的理由在于，改变金融监管制度结构的能力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衰微；总统的权力现在正处于巅峰，应该发挥作用，而且毫无疑问也会发挥作用。但是，如我将在第十章中论辩的，在对经济萧条的抗击中，政府官员们目前正困顿于此时此地必须化解的种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如何才能对金融中介机构施以最好的监管这个问题，让他们迅速给出一个明智的答案，那实在是太困难了，做不到。实际上，试图检修金融监管体制的努力可能会延长经济萧条，因为这会使政府官员从推动经济复苏的努力中分神，而且会使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所处的商业环境比现在更多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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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经济学界昏睡于危机发生时刻（1）
关于这场金融危机在事前预测上出现的失败，最让人不解的谜题之一就是那么多学术经济学家都缺乏先见之明。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是经济学中声望很高的领域，一流的宏观经济学家和金融理论家都是一些杰出人士。可是，尽管房地产泡沫从2005年起就开始泄气，并在2006年破灭，经济至迟从2007年底开始进入衰退，正在迫近的经济崩溃的警告在2008年春天隆隆作响，但却充耳不闻，没有多少经济学家，不管是学术界、政府还是商界的经济学家，及时地拉响警报，给政府和银行业以真正的冲击。
我并不认为经济学家预测错误的原因在于愚钝，而是因为经济学家们不相信这个国家可能滑入比另一场温和经济衰退——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周期性遭遇的事情——更糟糕的任何境地。还有其他很多一流的宏观经济学家，以及杰出的金融理论家，在风暴积聚和爆发的时间里只是沉默着；或许那就是谨慎的做法。即使现在，经济学职业界还是茫然于不确定性和优柔寡断，仿佛它对已然发生的事情感到难以置信。就如何应对这场经济萧条来说，经济学界的共识尚未出现。大部分经济学家似乎基本上不愿做出任何尝试性努力，将经济从困境中拯救出来。
并没有多少经济学家注意到（或至少谈到）企业管理者薪酬措施与高风险借贷之间的关系，或者意识到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其他附属抵押债务责任和信用违约掉期的风险，或者将个人储蓄的萎缩和在这种情况下贷款给经济造成的危险联系起来。似乎并没有多少经济学家注意到，银行产业的危机一旦爆发，就不是（或至少主要不是）缺乏流动性的危机，而是破产的危机。不仅警示信号一再被忽略，直到无可挽回，而且，当经济学职业界最终苏醒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不管是政府经济学家如伯南克，还是私人部门经济学家，都没有为处理这场经济萧条准备好应急方案。
一些媒体评论将经济学界令人不满意的表现归因于学术界过分依赖有关经济的抽象数学模型。但是，知名的宏观经济学家并不全是学术经济学家。而金融学教授们，他们主要供职于商学院而非经济系，其研究领域与有关经济衰退和经济萧条的宏观经济学有一部分重叠，并趋向于深深嵌入真实世界中的金融市场。他们不仅是书斋中的理论家；他们还是咨询师、投资人，有时候还是资金经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要么是在进大学教书之前，要么是在离开大学在外挂职期间，都为美联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非学术机构工作过。他们的学生一般都是先在商界工作几年才进入商学院读书的，因此会给他们带来商业实践中的最新知识。
金融学教授与金融产业之间的纠缠关系有一个阴暗面。如果他们对金融产业提出批评，并建议强化监管，他们就可能变成“害群之马”，并失去报酬丰厚的咨询业务。这种利益上的冲突可能会使一些经济学家故意放水。更重要的是，几乎没有哪位理论家会研读或者深挖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商业经济学家——咨询师、商业企业或贸易组织的雇员——强调经济预测，而且经常拥有特定行业的知识和数据，但很多人都受到其商业身份的拖累。你不能指望受雇于房地产公司或银行的经济学家会讨论房地产和信贷泡沫问题。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八章 经济学界昏睡于危机发生时刻（2）
在这场经济萧条可归咎于格林斯潘、伯南克、萨默斯、鲁宾、保尔森、考克斯所犯错误的限度内，这些错误又可部分地归因于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商界领袖对反对政府积极干预经济运作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过度信奉。这里的要点只不过是，对金融产业过度放松监管是由主流经济学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承诺诱发的政府失败，主流经济学家们忽略了这样的可能性：金融市场之所以看起来是强健的，是因为监管措施防止了先前金融危机的发生。这场经济萧条是资本主义的一次失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某一种资本主义的失败（宽泛意义上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或者用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相对于“欧洲式”资本主义的“美国式”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最忠实信徒们的失败。
经济学界在预测并果断应对经济危机上的失败的根源在于，有关经济萧条的研究是经济学的一个相当不能让人满意的分支领域。这并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们忽略了这个领域。有关经济萧条的经济学文献卷帙浩繁而且引人入胜。不过，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经济萧条特征的不连续性很难建模。
萧条经济学所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经济萧条在多数国家的历史上都是罕有事件，因此，要收集足够多的样本，以能得出可靠的、能够揭示经济萧条的原因、危害程度、后果以及对策的统计学结论，就需要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即不同——经常是极为不同——制度、文化、政治、经济环境中发生的经济萧条的数据加以综合研究。在相互竞争的种种假说无法获得严格的经验检验的情况下，要在其中做出选择就会严重依赖前见。就关于经济萧条的假说来讲，有关前见可能进而又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样一来，就把我们又带回到了讨论开始的地方。左翼经济学家倾向于将经济萧条视为缺乏监管的资本主义的失败的证据，右翼经济学家则将经济萧条归咎于政府政策的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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