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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再启动-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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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信仰也就是一个愿望，它给自己的生活提供动力，同时凭借信仰来战胜困难、解开困惑，勇敢而快乐地生活、工作。
我常常从自身的经历来想这个问题。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信仰往往是很具体的。我参加中国入世谈判长达十年，我为什么坚持下来，始终没有放弃？主要就是在谈判当中受到了刺激，感受到了国家和个人的屈辱，我发誓要改变这个现状。中国当时不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一直只是个观察员。那时一听“观察员”这三个字，我心里都觉得特烦，憋得慌。观察，而不是参与其中。参加世界贸易组织会议的时候，每一次去领证，我一看见牌子上面“观察员”这几个字，我都不想戴，但是进场必须戴，但一旦进场，我就把它放在口袋里面去。“观察员”的位置与中国身份简直太不相称了。我率代表团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大会第一次部长级会议时，100多个代表团，都是作为正式代表进场，就我堂堂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戴着“观察员”的证件进场。我都不好意思走，就老坐在那儿不动。我平常喜欢到处和人家交谈一下，开展一点活动，但是戴着这个东西我就不想动，嫌丢人。
摘掉这个中国作为“观察员”的帽子，成了我当时一个非常简单的愿望，我就非得把这个“观察员”的帽子摘了不可，这就成了一个信仰。当时我们谈判确实很困难，国内各个部门之间矛盾也很大，但是我只要想到新加坡那次会议的刺激，就受不了。“观察员”是坐在所有代表团的最后，坐在最后一排，而最后一排是在二楼的下面，黑不溜秋的完全被忽略了。而且发言的时候，要等到所有的正式代表成员讲完以后，“观察员”才有资格说话。主席会先问各个成员代表是不是还有发言的，一直问三次，没有发言的，好，现在“观察员”发言，谁愿意发言，谁就站起来。本来我真不想发言，但国内要求我一定发言，而且批准的稿子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不去发言完不成任务，我只好硬着头皮拿着稿子去发言。但是轮到你讲话的时候，一大半人差不多已经离开了。因此，发言的时候我没法像平常那么慷慨激昂，因为确实觉得抬不起头来。我自己一直特别纠结这个事情。
为什么人家老说龙永图在谈判当中还是很有忍耐性的？有时候要忍，有时候想发脾气不能发，有时候真的就发出来了，发出来以后有点后悔，因为把谈判的气氛搞得很糟糕。但是只要想到那个“观察员”的身份，我觉得一切都可以忍。
后来到了2001年，我们到多哈参加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将通过中国入世。当时记者提问说，龙部长到这里有什么愿望？我说，到这里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这个“观察员”的牌子扔到大海中去。我记得大会刚刚通过中国入世，我走出会场的时候，几个香港记者追着问我有什么感受，“爽！”我讲了这一个字就上了电梯。就是感到太痛快了，多年的愿望终于达成了，“爽”这个字用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再贴切不过了。
摘掉这个“观察员”的帽子就是我当时的信仰，为了这个信仰，可以一直坚持。
这是我们那一辈人的信仰，比较简单，有些“一根筋”。那么，对于今天的年轻人呢？我觉得信仰变得更重要了。正如上面已经说的，相比老一辈人，今天年轻人面对一个更加复杂的世界，选择多，机会多，诱惑多，那么，相应地，困惑和迷茫就多，前进的脚步会经常被犹豫不决拖住。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面对选择，做出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是你自己的愿望和需求，还是你的价值观？不管是需求还是价值观，都统一在信仰里面，因此，做出判断的依据就是信仰。有了信仰的支撑，你在面对困境或者做决策的时候，就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一点。朝着信仰望一眼，你就会觉得目前很多困难是根本不需要在意的，是无关紧要的。同时，有了信仰，你的方向就更加明确。这样，这个复杂的世界经过你信仰的梳理和筛选，就会变得更加简单和清晰，人就活得相对容易一些、快乐一些，方向性更强一些。
那么，信仰是不是一定要高尚，要伟大？当然不是的。
每个人都想上清华、北大，每个人都想成为亿万富翁，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成功者，实际上成功者、亿万富翁都是极少数，如果大家都追求这样的东西，那你能够快活吗？你这个愿望能够实现吗？大家还是要现实一点，愿望和目标一定要与自己的能力和环境相配套、相协调。
这就像制定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在我和经济学家的讨论当中，他们特别强调我们中国要走高端道路，一定要尽快摆脱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你想想我们中国百分之七八十的劳动力都是从农村来的，他们基本上都是初中、高中文化水平，我们全部搞高端产业，全部搞高科技，他们怎么去就业，没有他们的就业怎么会有社会的稳定？没有他们的就业，怎么会有社会的发展？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一个非常高大的愿望，但是如果这种愿望不实际的话，带给自己的苦恼会比快乐还多。信仰并不是一定要给自己树立一个超越其他人的目标，信仰实际上是很简单的东西，把理想和愿望简单化，使之成为一个符合自己实际、自己通过努力能够达到的目标。这样才能够使你的信仰落实到行动上。不然信仰带给你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的失望和挫折，被打击久了，追寻信仰的幸福就被冲淡了、磨灭了。
我们今天的信仰还遭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信仰是被制造出来的。国家、媒体、大众舆论、周边人的想法等所有这一切外围的东西塑造了我们的信仰。媒体鼓吹商界领袖，那好，头脑一发热，高举拳头，我也要去经商，进入商界，成为叱咤风云的大腕；影视明星很火很潮，那好，我也要去做明星，投身娱乐界。这就是信仰被塑造的结果。信仰高悬，但是我们没能力去付诸实践，得到的只是不尽的烦恼和遗憾。
因此，我很赞成李开复先生讲的“做最好的自己”。能够做到自己最好的情况，你就是最优秀的。这种理念就会让信仰更接近地气，更容易为你掌握，就会减少压力。今天年轻人焦虑、不安，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他们定下的目标，或者周围人给他们定下的目标太过高远，不切实际。要知道，信仰其实是个很简单、很朴素的东西。
第11页 ：无信仰，不幸福
无信仰，不幸福
◎白岩松
每天打开电视或上网看新闻，常看到：“航班延误游客围攻机场工作人员”“机场爆炸”“商场砍人”“孩子被摔”“城管打死人”社会时常显出浓重的戾气。我们不能只简单谴责这一戾气横生的现象，也不能指望肇事者被惩罚就万事太平，此刻，更需要思考的是这些戾气的根源在哪里。
我觉得三个因素可以涵盖中国目前的很多问题。
第一个，来自不信任。现在中国庞大的信任危机是焦虑产生的重要因素。飞机飞不了，如果说是空管原因或是天气原因，可能没有乘客会相信。他拿起电话一打，一听说北京天气好着呢，就急了，说北京天气好着呢，你怎么撒谎？我无意替中国的航空公司解释，的确，它的服务有时会让我非常难以忍受。但是我仍要替它申述一点，中国的空中空间给民航的比例只有17％，剩下的全被拿走了。民航也有它非常委屈的一面，因此，有时候不得不撒谎。撒谎，公众不信任，所以就会焦虑，如果要信任的话就会心平气和得多。о米о花о书о库о ；http：//。7mihua。
第二个，我觉得来自中国人的“怕吃亏”。人太多了，所以都怕吃亏。我买了票你不让我走，那我不冤死了。
第三个，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已经非常习惯直奔目的，干什么事都是直奔目的，过程往往被忽略了，尤其是旅游。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从来不习惯那种直奔目的地的旅游。有一次在厦门鼓浪屿，98％～99％的游客，甚至100％的游客，一到鼓浪屿就会直奔日光岩，到了那儿，爬几步照完相转身就走。而我离开日光岩不到100米，走进鼓浪屿的巷子里，突然看到另一个鼓浪屿，最美的鼓浪屿在巷子里。其实很多风景都在意外当中，但是大家都直奔目的地了。有个外国人写了一篇文章《跟着中国旅游团游欧洲》，他跟了一个中国的旅游团，八天十国旅游。八天十国旅游，这在国外是没有的，只有我们中国有。我们还有世界公园，一个公园里边有50多个国家的典型建筑，一天就能游完。我们太想直奔目的地了。
这就是过去匮乏所导致的一种急于拥有的心态。但是要忍受它是一个过程，慢慢地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离开这种生活方式，离开这种节奏。机场上安静的人会多起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一听“延误”，心平气和地转身拿出一本书。有的时候他可能突然还会“感谢”，幸亏今天飞机晚点了，我能把这本书认真地读完了。如果未来有一天，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是这种心态就会好得多。
第12页 ：别去信那些没用的
别去信那些没用的
一个人要想成功有三个层面，一个要立言，一个要立功，一个要立德。冯友兰先生曾说，立言和立功都有成本，立言需要天才，立功也就是事业有成，需要机缘。他说只有立德是最高境界，但是成本最低，可是最难，需要你每天坚持。我觉得幸福也要回到这三个词上，我还是愿意强调精神的作用，因为这个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物质有的时候也需要机缘，情感有的时候也需要机缘，但是只有精神需要你自己很强大，有一个强大的心脏。
举龙永图先生的一个例子，我很少讲这个例子，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他还是副部长，有一次把我们几个人叫到他的办公室，当时他也正处在最艰难焦虑的时期。因为是我们内部会议，当时他脱口而出：“我要是为了当官，你见过有这么当官的吗？”这一句话透露了什么呢？他的精神支柱高于官位，或者说跟官位没有关系。就像他有一次在日内瓦即将上电梯时跟我讲的：“你知道为什么要复关吗？中国不能走回头路啊。”这是他超越于官位的巨大的精神支撑，让他那么多年来都葆有一种很亢奋的动力。
对我来说也如此。我不想去讲述我每天做新闻时所遭遇的很多东西，但是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还在做？我说起码因为我还在相信，相信新闻有助于这个时代变得更好。我愿意信，新闻是我的某种信仰，对未来的好奇是我的信仰。
新闻永远跟其他职业不太一样。论工资收入，全世界媒体行业的收入都中等偏下。因此，从养家糊口的角度来说，这不是一个好职业。为什么还有很多人义无反顾、前赴后继呢？因为除了工资收入，还会有一些情感和精神的收入，有一种改变的欲望和推进改变之后的小小的、卑微的成就感。当然，现在很多有关系的人都去了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都去考国家公务员了。
我每年夏天都会回老家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几天不关注新闻。那儿的人也不太关注新闻，生活很好，幸福指数很高。你无力时，要知道有的人可能更无力，怎么去让那些更无力的人有力，哪怕多点希望。作为职业，这是使命。
因此，做新闻的人，不能人家失望你也失望。那么希望在哪儿？要一点点地推动改变，让人看到一种希望。我觉得，希望才能支撑人们幸福指数高一点，往前走。
如果有一天这些信仰不在了，崩盘了，我就不会再干了，但是支撑我的是这些东西，我就可以忍受日常的悲伤、挫折、打击。因此，每一个人，不管穷还是富，不管年轻还是已经衰老，都要给自己的精神找一个支柱，它是最廉价的，但也是最有用的。
内心的平静有时要靠精神去获得，这个不是阿Q精神，不是安眠药，你去美国、去德国都需要。德国还有很多具有信仰的流浪汉，他认为人就应该这么活着，我不浪费世界，但是我很幸福，这也是一种信仰。更何况当你有了精神支柱，有可能反过来物质的获得、情感的获得也会比你想象得要快一点，所以我还是愿意回到最廉价的更公平的能够获得的资源——精神。我们每个人最后恐怕都是靠精神活着的。
我跟大学生沟通的时候，很多人问我，说现在的社会不良现象都是“富二代”、拼爹、托关系送礼去打造自己的前程、看相貌等。我就问他，拼父亲，起码还得有父亲，我八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我母亲一个人带大我们哥俩。开个玩笑，我也曾经拥有一次当“富二代”的机会，但是我爸没有珍惜。我们在内蒙古偏远的地方长大，离苏联最近。我在北京没有一个亲戚，我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送过一回礼，我不也走到了今天吗？
我总跟大学生们说这句话：“去相信那些对你们有用的东西，别去信那些没用的。”说我自己的故事，是要让大家相信，要靠自己的努力，你要变更强，你一定会成为强者。可是另一方面我也知道，现实中有另外的例子，可是你还得鼓励年轻人，去信那些该信的东西，因为它能改变你。因为如果你要信那些你没法不愤怒的事情，它只能害了你。
我也愿意相信社会是奔这个方向走，我还是愿意相信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时代的转折点，我们所有的不满意不是过去糟糕的结论，而是未来更好的开始。因此我们今天对幸福的追问、对公平的追问、对民主的追问是新的好的开始，而不是过去糟糕的结果。如果有一天我们自己都不信了，社会就会按照另一个逻辑走。因此，我们还是要乐观的，我觉得还是要去相信那些我们相信的东西。因为你的相信就是推动力。我在最近的节目当中两次说过这样的话：“当你把对方当朋友的时候，最后他真成了朋友。当你把他当敌人的时候，最后他真成了敌人。”一个时代也如此。
无信仰，不幸福
每个人的幸福和焦虑与大环境有关，但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都是原告也都是被告。卖猪肉的人用自己夹着瘦肉精的猪肉挣来的钱，兴高采烈地出来买了馒头，没想到被别人染了色。然后卖了染色馒头的人，兴高采烈地出来去给孩子买奶粉，结果里头有三聚氰胺。我们每个人都在害别人，而每个人又都是受害者，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怎么去建立一个良性循环？
我想有三个词可以概括，那就是公平、民主和信仰（或者叫希望）。
第一，没有公平就不可能让大家觉得我可以选择属于我自己的生活。不公平就会有愤怒就会有焦虑，用一句形象一点的话来说，我希望全中国人民都成为“富二代”。当所有的人都成了“富二代”的时候，财富就没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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