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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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教中，渗透和隐含着弗洛伊德所分析的图腾模式的实质：整个基督教的基本象征，与弗洛伊德描述的图腾是同一个图画，是人类同样的梦，在解决同样的矛盾。
　　在弗洛伊德及其他人的对神经症等心理疾病的分析治疗中，有大量的事例可以沟通图腾禁忌与人们心中的种种变态。
　　在这个意义上，神经症也好，宗教也好，都是人类梦思维的变种。
　　至于在现代世界上还存在的大大小小的宗教中，只要稍加剖析，就能到处看到“神是父亲的转化、神是父亲的替代物”的情况。
　　把神与父亲联结起来，看到神是父亲的替代物，这确实有着无比的透彻性。
　　就像中国最伟大的神话故事《西游记》一样，释迦牟尼佛以一个完完全全的高大的父亲形象出现。
　　撇开各种各样的质疑，单就图腾是人类最初的父亲的替代物，神是人类后来的父亲的替代物，那么，我们必须承认，这里确实有着真正透彻的真理性。
　　不管可以从多少方面对弗洛伊德的这些论述提出驳斥，对于图腾的解释提出多少不同的而且是有力的论点，然而，撇开对图腾历史的任何细致考察，仅就“图腾是父亲的取代物”这一实质而言，它与“神是父亲的取代物”一样，具有难以推翻的真实性。
　　因为每一个人都可能像弗洛伊德所论述的那样，潜意识能够领会人类这些重大的宗教现象、历史典仪的内在意义。
　　即使本人没有过图腾崇拜，甚至没有过任何宗教的皈依，然而，当我们真正想到在图腾崇拜中那种把图腾动物当做祖先，禁杀禁食，而在庄严的全氏族的仪式中，又破禁宰杀，人人分食，加强血缘认同，实行哀悼，然后狂欢庆典；再联系到弗洛伊德对此做出的弑父情结的解释，就能够非常真切地从生命深处感到这不是妄言。
　　这个论述的真实性有如梦境一般影影绰绰的回忆，而且在心灵深处得到强烈的感应。
　　这种强烈的感应包括对弑父情结的巨大的抗拒感。这种抗拒感含着对自己生命中那野蛮的一面的严峻的批判。
　　而正是这种抗拒和批判的强烈反应，从反方向证明了每个人都有的弑父情结，也便从正方向证明了伴随弑父情结的罪恶感。
　　弑父是人类最大的乱仑。
　　弑父是人类破坏其生命延续的最大罪恶。
　　弑父却包含了人类最强有力的情结，压制它需要最强有力的禁忌。
　　正是这最强有力的冲动和最强有力的禁忌构成的冲突，成为人类心头最激烈的矛盾冲突。
　　解决这个矛盾，是人的行为和思维都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
　　弑父、食父以及对图腾的禁忌与崇拜，以现实的和梦幻（象征）的两种方式完整地解决了这个矛盾。
　　必须充分肯定弗洛伊德论点的巨大真理性和深刻性。
　　一定不要因为任何对图腾历史的考察或质疑，影响了我们对弗洛伊德所发现的那个真理的把握。
　　我们要对弗洛伊德做出深刻的批判，然而，在此之前的第一步，是先把其全部合理性、全部真理性牢牢抓住。
　　摆在我们面前的矛盾是十分尖锐的。
　　无论从人类远古历史的考察而言，还是从我们对现代宗教现象的了解而言，或者从整个哲学、历史学、人类学视野而言，我们都感到弗洛伊德的这种解释存在着偏颇与局限。
　　我们很难相信人类的重大历史现象，譬如宗教现象仅仅是从单纯的性矛盾、性冲突发源的。
　　当弗洛伊德将人类的各种重大现象，譬如艺术、宗教、道德、伦理都唯一地归源于俄狄普斯情结的时候，我们的历史观、社会观、文化观使得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断言：弗洛伊德的解释必定不是真理的全部，必定含有极大的偏颇。
　　即使再充分地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肯定弗洛伊德发现的真理，也难于放弃对他的质疑。
　　我们认为，弗洛伊德在心理上的洞察是深刻的，然而，因为他没有把人类的心理活动纳入人类社会的整个实践之中考察，离开了人类生存奋斗的整个背景，因此，他必然失去了完整的真理性。
　　性的矛盾与冲突是人的实践的一部分，是人的文化的一部分，但远不是人类实践和文化的全部。当我们企图回答人类宗教起源的重大事实时，注定要面对人类实践的整体。
　　这样，对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这一涉及到宗教起源的理论就有了我们的批判：
　　一，我们要从整个人类的生产实践、生存实践、社会实践考虑人类的宗教起源问题，考虑图腾与禁忌的问题。
　　人类不是纯动物性的群体，当人类没有成为人类的时候，当人类以完全的动物性群体存在的时候，有多少婚姻关系都是无关紧要的，都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
　　二，在动物界，我们虽然可以看到不少群体中有儿子联合杀父的情景，如野马、野牛群。在类人猿中，甚至在猴群中，我们也能考察到儿子们联合起来攻击处在领袖位置的父亲的场面。然而，在这些动物群中，这种联合杀父的行为却很难导致新的社会结构的诞生，不可能导致外婚制的诞生，更不可能导致图腾象征和图腾禁忌的诞生。
　　如果人类社会中出现了儿子联合杀父的事件，这个事件又导致图腾与禁忌的诞生，导致外婚制的诞生，就完全不是动物性的，而是人类社会性的，必须从人类社会的实践整体出发考察。
　　三，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将在性中占有特殊位置的嫉妒心理纳入人类社会的范畴进行考察，赋予其真正的文化含义、社会含义、人类含义。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经这样论述：“雄者的此种嫉妒，使动物家庭跟群对立起来；群乃共居的最高形式，但由于雄者的嫉妒，在一种场合之下，它成为不可能；在别种场合之下，它被动摇起来，或在交尾期间暂时解体；即在最好的场合，其进一步的发展也要受到阻碍。单是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动物的家庭与人类的原始社会是两不相容的东西，原始人自脱离动物状态以后，或者全然不知道有家庭，或者，至多只有动物中所没有的那种家庭。像正在生成过程中的人类这样无防卫能力的动物，即使与世隔绝地以一对一对为群居的最高形式去奋斗，而过着有如惠司特马克根据打猎者的报告所认为的大猩猩与黑猩猩的那种生活，也还有少数能活得下去。但是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那在自然界中绝无仅有的伟大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即以群的联合力量与集体行动来补足个体自卫力量的不足。用今日类人猿所生活的那些条件来说明向人的状态的过渡，是绝对说不通的；这种类人猿宁可说给我们一种误入歧途的印象，此种歧途使它注定要逐渐减绝，不论如何，要处在衰落状态中。只此一点，已足以使人放弃把它们的家庭形式与原始人类家庭形式相提并论的一切说法了。然而，成年雄者的相互忍耐，嫉妒的消除，乃是形成这样大而永恒的集团的第一个条件，由动物转变为人类只有在这种集团的环境中才能办到。”
　　恩格斯的论述无疑是正确的。
　　第一，真正人类意义上的生存，需要有一定规模的群。需要有人类最初的社会结构。
　　第二，群的存在，需要抑制雄性的嫉妒。
　　性以及性的嫉妒从人类构成社会的第一天起，就要受到社会存在需要的制约。
　　性的冲动是强烈的，嫉妒也是强烈的，然而，整个人类社会性存在的需要是更强烈的。它并不需要通过特别理智的思维，仅仅通过每日生存集体劳动生产的强烈需要，应对大自然环境的需要，就能够感受到这种有力的情势。
　　在大自然中，集体猎食、对敌生存的需要以每时每刻都不能逃避的强大情势，制约着一切破坏群的存在的性冲突、性嫉妒。
　　认识不到这一点，就认识不到人是社会性动物。
　　人在成为人的第一天开始，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动物。那种集体劳动生产、在大自然中求生存发展的强大逻辑、强大情势，是比一切个体的性冲动更强有力的事实。
　　弗洛伊德一眼看到的都是性本能、性冲动、性嫉妒，他远没有真正进入人类的社会。远古人类再远古，再蒙昧，再落后，就人类的社会性、实践性这个本质而言，与现代人没有差别，却和动物有着根本性的天壤之别。
　　不透彻地看到这一点，就会使我们在判断人类重大的文化现象和历史现象时，失去真理的完整性。
　　俄狄普斯情结是存在的，是强烈的，是一定要正视和承认的。
　　然而，俄狄普斯情结从来就处在人类的整个社会生活之中，不仅在现代社会中，它被强有力的文化所制约；在原始的人类中，同样被整个文化所制约。　　　　　　　
　　只要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就会知道，对于人类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性动物，那种群体性的劳动生产实践，那种与各种凶禽猛兽相搏斗的实践，那种需要躲避天灾地祸、风雨洪水、严寒暑热的实践，多么需要一个一定规模、一定组织程度的群的存在。
　　正是对这一点的感受与意识，才使得人类成为人类，才使得人类得以繁衍发展。
　　四，人类的性包括其特别的表现──嫉妒，在人类历史上是有其阶段性的，并不是纯生物现象。
　　恩格斯在《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还这样论述道：“我们发见什么是历史上可以确切证明并且现在某些地方还可以加以研究的最古老最原始的家庭形式呢？那就是群婚，在这种婚姻形式之下，整个一群男性与整个一群女性互为所有，这种形式很少有嫉妒的余地。其次，在更近的一个发展阶段上，我们发见了一妻多夫制的例外形式，这一形式更有力地打击了一切嫉妒的感情，因而是为动物所没有的。不过，我们所知道的群婚形式，都伴有特别复杂的情况，它们必然会叫我们想到各种更早、更简单的性关系的形式，从而，归根结底，叫我们想到一个跟由动物状态转向人类状态的过渡相适应的杂乱的性交关系的时期；因此，动物婚姻形式的引证，便叫我们回到应该是它们曾引导我们永远离开的那一点了。
　　“所谓‘杂乱的性交关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现在或较早时期通行的禁例在那时是没有效力的。我们已经看到，由于嫉妒而造成的限制是怎样崩溃了。如果有什么可以确定的话，那就是：嫉妒是一种较后发展起来的感情。”
　　嫉妒并不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纯生物的现象。虽然我们看到，人与动物都有这种性嫉妒的存在。
　　但在人类社会中，性本能、性欲、性冲动是完全文化化了的。
　　其具体的表现之一嫉妒也是文化化的，它在人类历史不同阶段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对于同一历史阶段的不同的人，也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能够深切看到我们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差别，我们承认性是一个重要的事实，然而，我们要加以说明的是，性对于人类是完全纳入社会实践中的，是完全社会化、文化化的。
　　只有这样考察问题，我们才能够真正把握人类生活的真理。
　　五，让我们考察一下人类原始社会有可能出现的儿子联合杀父食父的历史现象。
　　动物性的联合杀父食父，没有任何意义，根本也不可能产生像外婚制这样新的社会结构。
　　而对于人类，如果产生儿子联合杀父食父的情况，或者是联合起来打败父亲、剥夺父亲权力的情况，它必定是以一种人类扩大其社会性存在的机制表现出来才可以。
　　倘若这种联合杀父的情况造成人群的崩溃瓦解，人类就不会有其后的发展。如果它要成为扩大人类联合规模的一种机制，就需要各种条件。
　　在杀父之后，兄弟们之间必然是新的内部冲突，这种冲突除了导致群体的分崩离析，再没有别的后果。而分崩离析的人群大概在若干年之后，又会重演儿子杀父的情景。
　　这样，人类社会除了解体，别无出路，除了回归动物原始状态，别无出路。
　　因此，如果联合杀父的行为存在，对于人类社会来讲，它只能表现进步。这种进步要求所有的兄弟都要在性方面抑制自己的嫉妒。
　　当然，这种抑制也可能是很困难的。因此，有可能导致所有的男性都放弃对本群体女性的权力，走向外婚制。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外婚制的产生是需要条件的。
　　这涉及到我们与弗洛伊德的根本区别。
　　倘若所有父权制的群体周边都缺乏其他的父权制群体，如果这些父权制的群体之间原本就没有任何交往和联系，任何思维上的纯逻辑推理并不可能导致外婚制的产生。
　　这个看来简单的交换妇女的行为逻辑注定不是在思维之中，而是要在社会之中首先产生其基础才可以。
　　我们发现，只有具备如下条件，联合杀父的行为才可能导致外婚制的产生，只有外婚制的产生，才使得任何一个群体不被灭绝：
　　第一，有相当多的父权制群体在一个空间内同时存在；
　　第二，这些群体之间因为生产实践，已经有了交换劳动所得的交流与交往；
　　第三，联合杀父行为在一个历史阶段中成为传染病，在所有这些父权制群体中先后相继发生，所有的群体都完成了对父权制的埋葬；
　　第四，在结束了父权制的群体内，所有的兄弟们都放弃群内对妇女的权利，而走上了与其他群体交换妇女的道路，这也导致了外婚制的诞生。
　　正是这样一个完整的描述，才使得弗洛伊德所说的儿子联合杀父的行为有可能成为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页。
　　如果父权制的群体与外界是孤立的，它就无从外婚制；没有了外婚制，所有的男性又放弃了对妇女的权利，除了灭绝群体，再无其他意义；而没有外婚制，是否能够有效地在抑制群体男性的嫉妒中求得群体的维持和发展，也缺乏更有力的条件。
　　如果父权制的群体毗邻皆是，但相互之间从没有任何交流现象，而是完全处于敌对状态，那么，任何联合弑父的行为都不可能成为走向外婚制的前提。　　　　　　　
　　交换妇女和交换物品是一个逻辑，而人类注定是先有交换物品的事实发生，才有可能形成交换妇女的思维逻辑以及随后的行为。
　　此外，只有父权制群体较为众多，较为临近，相互之间又有物品交换的背景，联合弑父才可能传染开。只有在传染开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交换妇女的外婚制。
　　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的存在，每日都受到残酷的生存环境的要求，不是吃饱了没事干在那儿进行性斗争，而是每日都要在集体的猎食过程中，与大自然斗争的过程中，与凶禽猛兽的斗争中求得生存。
　　因此，对群的结构的保持，是性冲动受到强烈制约的大背景。
　　六，正是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外部的交换与内部的禁婚互为前提与结果。
　　外部的交换，由物品的交换提供了妇女交换的可能性。内部的禁婚，解除了男性对群内妇女的权利，才使得妇女有可能成为交换物品。
　　没有外部交换的可能性，任何群内都不可能禁婚，不可能使男性放弃对妇女的权利。而任何群（不只一个群）内部不禁婚，男性不放弃对妇女的权利，就不可能产生对外的婚姻交换。
　　从时间上讲，外部交换是内部禁婚的前提。
　　七，按照我们的分析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