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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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我的外国文学肯定不是这些白皮书，而是更早，在我更年轻的时候，六四年以前读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傲慢与偏见》。只是在那个什么书也找不到的时代，白皮书总还是你能看到外面世界的窗子，比起当时的中国文学来，它们总是好些。
　　　　　　　　　　　　
　　刘绪源：作家
　　　　　　　　　　　　
　　那时我已经在工厂了，非常喜爱文字，那时候凡是看到一点点好看的文字，心里都会激动起来。我还记得那时在街上看大字报，看到写得有理有据、文字干净的大字报，会很高兴。
　　　　　　　　　　　　
　　那时候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书，只是渠道不同了，我看的许多文学名著都是在红卫兵组织里打了介绍信，说是为了批判用，然后到上海图书馆去借出来的。我那张介绍信的日期写了三十天，所以我在三十天里看了许多书，那时我实在喜欢茹志鹃的小说，想起来，是因为喜欢她小说里当时在中国小说里少有的心理描写吧。
　　　　　　　　　　　　
　　在工厂时，我已经非常热衷小说。
　　　　　　　　　　　　
　　后来就出了白皮书，对我来说，也许这是第一次有意识地向外国文学打开眼睛，从前看过一些古典的作品，但是也是泛泛而看，没有震憾我。这次不同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摘译丛书，叫《苏修短篇小说选》，什么时候看到的，我已经记不清了，总是在〃四人帮〃没有倒台的时候。那书里有一篇小说，写了两个兄弟，总是被人欺负，有一次，他们两个人中的一个被人打了，另一个追上打人的壮汉，要打还他，可那孩子不是壮汉的对手，一下子就被打倒在地上了。那人向前走了不久，孩子从地上爬起来又追上去，再打，再被打倒在地。反复了几次，孩子已经伤痕遍体，比自己的兄弟伤得重多了，可他还是一次次追上去，再打。后来一直追到那人的家里，那个人最后跪下来求他说：〃你到底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后来，那孩子打上了壮汉几下，也没能怎么样，但孩子心里的那种怒火一下子就没有了，他们就走开了。
　　　　　　　　　　　　
　　我当时非常震动，这种对人物内心复杂性的描写，在中国小说里非常少，几乎没有到达这样的精确和有力。后来我又看到了一些文艺摘译，当时是期刊，那里面作品的心理描写总是给我许多启发。
　　　　　　　　　　　　
　　我想，在八十年代以后，在读到大量的西方心理学和现代哲学时，会很快接受，像弗洛依德的心理学，是白皮书时代打下的基础。
　　　　　　　　　　　　
　　孙甘露：作家
　　　　　　　　　　　　
　　我没有印象了，那时我应该是十二、十三岁的样子，我想我是看到过它们的，因为我对书名有模糊的印象，大概是在朋友家看到过，或者翻过。可是我完全不记得它们是些什么样的故事了。也许因为时间太急，那时候问别人借书看，是以天来记的，总是一晚上还，或者一天就还，大概是怕别人不还，还有就是怕传来传去惹出事情来。
　　　　　　　　　　　　
　　我还记得那些书是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出现在朋友中间的，不是公开出版物，后面打着〃内部发行〃的小字，让人觉得好像这些东西来路不明。
　　　　　　　　　　　　
　　那个年龄我读的是自己家里留下来的书，中国古典文学，诗词什么的。要是我看到过它们，也好像是在一间屋子里看到一扇窗子，从窗子望出去看到了一些什么，我瞥了一眼，就算了。也许它们对我精神的成长会有什么影响，可我看不到那种戏剧化的巨变，要是有，也是在不知不觉中。
　　　　　　　　　　　　
　　那个时代，我有印象的是在提篮桥的小书店里买到一本康德的《宇宙论》。我喜欢这本书，可这不证明我懂得它，可能现在我也没有懂得它，别说那时候是个孩子。我常常会在房间里大声读它，是朗读，它听上去很好听。
　　　　　　　　　　　　
　　而我最热衷读的，是当时的电影广告，报屁股上的，现在我对它们记得很清楚。还有一些书，是我喜欢而且记得的，《人，岁月，生活》，《近于无透明的蓝色》，可我不能确定是白皮书时代还是八十年代初，它们已经被混在一起。
　　　　　　　　　　　　
　　荣如德：翻译家
　　　　　　　　　　　　
　　我是三四年出生的，是靠稿费生活的翻译者。老实说，到六六年以后，就没打算再干老本行了，当时觉得等发疯的运动过去以后，随便干什么，能干什么干什么就可以了。
　　　　　　　　　　　　
　　我参加了《多雪的冬天》的翻译，我记得那是白皮书里的第一本。但实际上这种内部发行的书在反修时代就有了。在六四年的时候我翻译了《军人不是天生的》，那时也是内部发行的，那时也是要快，也是大家一起翻译的。当时的纸是黄色的，不是白色的。
　　　　　　　　　　　　
　　《多雪的冬天》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本。当时还没有成立翻译连，大家都在地里干活。工宣队抽了五六个人，翻译这本书。当时他们选择的标准，一是不是敌我矛盾的人，二当然也要是做过一些翻译工作的。当时不用整天下地劳动，好像又做上面交下来的事，在干校里的地位就有点特别。在那种集中营一样的地方，任何微小的不同都会引起一些波澜，人们的眼光不那么友好，那时在囚犯一样的生活中，人们的内心很不光明，这是一定的，只是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表达那种围绕着你的气氛。但我是可以感到的。
　　　　　　　　　　　　
　　可我本人，从来没有感到过翻译白皮书就是时来运转，我们是机器而已，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没有我们选择的自由，包括不想干的自由。你敢说你不想干吗？我们翻译完《多雪的冬天》，就解散了，大家重新回去劳动。我们翻译的书只是在我们面前扬一扬，然后又带走，连我们都不可以有，我们对自己的地位十分清楚。恐怕没有人会想入非非。
　　　　　　　　　　　　
　　后来就成立了翻译连。那时我没有回去翻译小说，而是开始翻译历史。当时北京也有一些人翻译历史书，上海分配到的是非洲历史，我翻译的是十六到十九世纪的西苏旦史。不过有时他们也会来找我问问，在他们翻译《落角》和《你到底要什么》的时候，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翻译了科契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对这个作家算是比较熟悉。当时他们一个人分到的都是没头没尾的几章，翻译起来很不顺手。
　　　　　　　　　　　　
　　后来我翻译了《爱情故事》。那是〃文革〃中上海第一本翻译西方世界的文学作品。也是只有很短的时间，就送走了。我只知道是上面要，为什么要，谁要，我不知道。他们说要我们翻译大毒草，可是毒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还去问了王老师，他告诉我是尼克松向美国青年推荐的。我们当时没有任何资料，一些大写的词，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译得不好，出了许多错误，这是我一生里做得最糟的事，从我的职业道德来说，心里是很过意不去，这是我永远要记住的教训。不管这是不是我想要译的书，可是我做的，就要做好。
　　　　　　　　　　　　
　　七二年我为了非洲史的事到北京出差，回来的时候，干校的翻译连被搬到上海的一家出版社里。所以我走的时候还是从干校走的，可回来以后就可以直接回家，不用再去干校了。这件事在干校里震动很大，这意味着我们这个翻译连的人，每天可以回家，可以见到家里人，是生活在一个私人空间里了，这了不得。从集中营里出来了。因为从此我就没回干校，所以也不知道那些人怎么想，怎么做的，我都不知道了。
　　　　　　　　　　　　
　　老实说，做不做自己的本行，在当时并不重要，我也不能说翻译白皮书就是做回了自己的本行。我有太强的机器感。而从此可以离开干校，这是好事。
　　　　　　　　　　　　
　　高志仁：综合文艺节目监制人
　　　　　　　　　　　　
　　现在我家里还留着许多白皮书，包括《爱情故事》的大字本，就是给毛他们看的那种版本。当时我在市委写作组，他们翻译组的书，出一本就送给我们一本，所以我有一套全的。
　　　　　　　　　　　　
　　当时的白皮书，主要是苏联的，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要了解苏修的社会状况，还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需要。当时那些书好像印得并不多，《落角》印了五万册，现在看起来是大数字了，可当时的书，哪个印起来不是十几万册一印的呢。
　　　　　　　　　　　　
　　当时在上海图书馆负责翻译组的是一个我们叫他王老师的人。他们负责选书，参加的人很多，社会科学院，大学，都有专家在做。能够用的人当时都用了，戴厚英在负责联系《文艺摘译》。当时他们出了许多书，像康德的《宇宙论》也是那时候出版发行的，那还不是白皮书，是正式发行，在书店里的书。当时对这些书的选择，有些是上面定下来的，比如说毛要看，毛推荐给谁看了，可有些是他们按照精神自己选择翻译的，并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翻译计划。
　　　　　　　　　　　　
　　说起来读书，我是在那时读了大量的文学著作。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军队复员，当时我从军事院校毕业，遇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把我们下放到连队里去了，我在那里看《红楼梦》，被连长在全连大会上批了一通。后来回到上海，被召进了写作组，那时外面看不到书，写作组里有所有文学名著，我天天读书，而且是系统地读书，然后马上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专家讨论，当然我们总是要加上一些帽子，比如说到人性论，总是要说资产阶级人性论。当然也看白皮书，而那些书，是为了了解苏联状况而看的。所以我不觉得那是个没有书看的时代。我所有的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阅读，都是那时完成的。那时我还找到一个地方，里面堆着不知道多少书，我和管钥匙的阿姨很友好，所以常问她要了钥匙进去看书。真的什么书都有，什么书都看过了。第二次大的阅读是写作组解散以后，我在出版社资料室里呆了八年，又把新学科的书看遍。
　　　　　　　　　　　　
　　在这个调查报告里记录了十一个与白皮书时代有关的人的读书生活，它已经与当时的初衷相去甚远。我决定不再寻找第十二个人，我很相信那第十二个人的回忆或许是一个崭新的方面，白皮书时代的往事中包含着许多没有打开的盒子，许多无名氏。这里的故事和人，离完整还有距离。访问完最后一个人的那个晚上，无风，温暖，潮湿，许多人在灯光和薄薄的夜雾里在淮海路上散步，地上的水洼在灯里闪光，这是典型的上海式的冬夜：不那么像冬夜。
　　　　　　　　　　　　
　　写下这句话预备结束的时候，我想起了《人世间》里的那个小段，关于阳光下的泥土的描写，它没有直接写到州委书记的心情，而去写泥土的气味。
　　　　　　　　　　　　
　
　　　　　　　　　　　　

　　　　　　
　　　　　　
　　　　　　　　　
　　　　　　　　　　　
　　　　　　　　　　　　
　　　　　　　　　　　　　　上海平安夜
　　　　　　　　　　　　
　　　　　　　　　　　　　　　　平安夜的傍晚，希尔顿酒店的顶上放着一棵由灯缀成的、大大的圣诞树，在二楼有一个狂欢的晚会，参加这个自助餐会，要花很多钱，所以，去参加的人，是那一年忙生意来不及回家的外国人，吹过西风的新白领，翻身做了主人的本地生意人和要浪漫的热恋情人。有人在那里唱圣诞歌，听的人，脸上带着像听贝多芬一样的敬畏。
　　　　　　　　　　　　
　　东方人扮的鲁道夫，在白色的大胡子里冲人笑，上海人原本不习惯对不认识的人笑的，被红色的鲁道夫一笑，行人就有一点呆，脸上带着窘迫与兴奋并重的神情，还有一种不得其所的自嘲，那神情像是说：〃弄得像真的一样。〃
　　　　　　　　　　　　
　　大大小小的酒家，餐馆，小咖啡店，全部挂出大红纸的〃欢庆圣诞〃的招牌，推出这一年又涨了价的圣诞烛光抽奖大餐，有的店不烤火鸡，因为没一个说火鸡好吃，都说像木头渣子，有的店里锐意创新，推出了烤鸭和四川火锅，还有南方来的生猛海鲜。
　　　　　　　　　　　　
　　街角的小店里面，迎风猎猎飞舞的，是套在塑料纸里面的圣诞卡片，最好的，最受欢迎的，是从台湾和香港过来的卡，卖很好的价钱。而从前上海风行圣诞卡的时候，台湾还是又穷又破的海中小岛，而香港也是个在热热的阳光里弥漫着鱼腥味的小地方。不过这些沧海桑田，都是听说的，听上海的老人们，说着老式的上海话：〃从前的上海，叫做东方的巴黎呢。〃还带着不争的不服气。可是新的一代人，就是一交跌进台湾卡里不出来。
　　　　　　　　　　　　
　　晚上的新闻主持人会报告，邮局被年轻人大大小小、香的和不香的、有音乐和没有音乐的卡淹没了，教育学家就呼吁，不要乱用父母的钱。
　　　　　　　　　　　　
　　而年轻一代是不管的。那是个年轻人的节日，骑了自行车，在后座上带着打扮一新的同学飞车而过的，是那些学生们，后座上的女孩子，风雪无阻地穿了短裙子，冻青了双腿去参加聚会。街上走着的也是他们，男生穿着犹犹豫豫的西服，女生画了迟迟疑疑的眼圈，拎着大蛋糕、鲜花和蜡烛，像一些鲜奶蛋糕一样轻盈而柔软地走过去了，去什么借来的地方开他们的聚会。
　　　　　　　　　　　　
　　而我这一辈人在中学的时候，不知道上海也有圣诞节可以过。第一次看到它，是八十年代初，和同学一起去看中山公园里办的一个圣诞卡展览。那是一个私人的收集品的展览，那时候中国刚从红海洋里逃离不久，圣诞节是个遥远而感伤的字眼，与西方生活方式有关。那个冬天，在又小又安静的展室里，灯光照亮了那些多年积存起来的卡，不知道它们是怎样逃开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烈火的。
　　　　　　　　　　　　
　　展览的主人是一个老人，是他教会我和我的同学，在平安夜的那天，大家见面应该说Merry　Christmas，而不是Happy　
　　　　　　　　　　　　　　Christmas。他说的是那种殖民时代的英文，陌生而不流畅的。那老人的脸上有种肚子里一本明账的神情，你不问，他不说。你若是问，他能把从前上海的传奇和风光，说得像真的一样，好像这五十年他不干别的，日日都生活在回忆里。
　　　　　　　　　　　　
　　中山公园那天光暗淡的展室里，有上海冬天惯常的阴湿寒冷，还有那些卡，被灯光焙烘出来的纸上淡淡的霉味。
　　　　　　　　　　　　
　　在平安夜的半夜，徐家汇的天主堂和淮海路的基督堂，都有圣诞的礼拜。天主堂里唱着长夜不总的赞美诗。基督堂里比高峰时期的公共汽车还要挤。一个男孩子，被左面的女孩当单杠般攀着，右边一个男孩像跳马一样撑着，听人唱〃小城伯利恒〃。
　　　　　　　　　　　　
　　捱到听牧师说〃兄弟姐妹〃，那男孩对左面的人说〃这位姐妹〃，又对右面的人说〃这位兄弟〃，然后指指自己：〃此地的兄弟被你们撑得吃不消了。〃
　　　　　　　　　　　　
　　四周的人，都哗地笑了开来。
　　　　　　　　　　　　
　　平安夜的十二点，上海雾湿的冬夜，街上有人兴意阑珊地骑着自行车过，一边唱着〃Sleep　in　heavenly　peace．〃咬词之准，令人惊叹。
　　　　　　　　　　　　
　
　　　　　
　　　　
　　　　
　　　　　　
　　　　　　
　　　　　　　　　
　　　　　　　　　　　
　　　　　　　　　　　　
　　　　　　　　　　　　　　张可女士
　　　　　　　　　　　　
　　　　　　　　　　　　　　　　这个长故事要从旧上海开始说起。
　　　　　　　　　　　　
　　繁华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