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就过时-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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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结局的那场戏真让人头疼。任凭壮壮怎么说，这场戏，我坚决不拍。原因很简单——在戏中龙翔和小小好了，还一起过了夜，这在我心目中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壮壮与我长谈了整整三个晚上，我仍不知道情为何物。我俩对坐在宿舍的两个角落，我双手抱着腿，用膝盖顶住下巴，瞪大眼睛盯着低声说话的壮壮。他的嘴在动，可说出的话我听不懂。　
　　“如果我拍了，别人会以为我真的做了！”　
　　“别为别人活着！”　
　　“他们说这是坏孩子，担心我在剧组里会学坏。”　
　　“别怕，在你来那天我已经关照过了，这个孩子谁也不许动！”　
　　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我咬着牙，“好！士为知己者死！”　
　　思想上通了，但最后的一场戏还是拍得很艰难。“一个清晨，小小穿着睡衣给龙翔端来早餐，默默地凝视，然后把家门钥匙留给了他。”3个镜头简简单单，但要拍出其中的情意绵绵，对于15岁的我来说绝非易事。只有把胶片当手纸用了，拍了20多遍还都没过。陶金躺在床上给我搭戏，真的要睡着了。我端着餐盘，又尴尬又着急，只好在心里这样酝酿自己的感情：　
　　委屈一下，你现在就是我的最爱——法国长面包。但一看到陶金的“鹰钩鼻”，我又忍不住哈哈大笑。实在没有办法，陶金翻身把后脑勺对着我，我才完成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情感倾诉。　
　　韶丹问：“拍了这部戏，你的感触是什么？”　
　　我说：“学会了放弃！”　
　　记得壮壮对我说：“我只是缺一个演员，把你带进了这行，以后别恨我。”　
　　我很纳闷，“谢你还来不及呢，为什么会恨你？”　
　　“电影这东西有魔力，一旦沾上，一辈子也离不开了。”　
　　一辈子的事先不去想，我已经一头栽进了青春期的迷茫中。《摇滚青年》的拍摄周期集中在暑假，随着整部电影进入尾声，我将开学，面对校园生活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害怕。这个机会给我的经历中增添了很多预想不到的东西，本来只是好玩，但玩过之后才知道，自己已经回不去了。　
　　青春在一个暑假中速成。　
　　现实就是充满戏剧性，《摇滚青年》公映后，我才第一次知道媒体的影响力是如此铺天盖地。这部电影是第五代导演田壮壮的全新尝试——第一个娱乐片。拍《盗马贼》等等纯文艺片的导演竟然涉身娱乐，还是一个带有反叛色彩的题材，这引来了社会媒体的热烈议论。　
　　对于我来说，原本就是暑假里干了件好玩的事，可玩出了火，纸包不住火，我一下子真火了。“火”体现在多个层面。最开始是走在大街上回头率明显提升，甚至超过了大姐。接下来就是学校通知板上每天都写着：“朱迅有信”。近千封全国各地的观众来信堆满了传达室，回信成为我最繁重的课外作业。还有各个报纸上有关我的报道层出不穷，“小荷初露尖尖角”，“霹雳小公主”等等。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一脸寒霜，“你跟记者吹什么来着？”　
　　不久，来找我拍戏的剧组络绎不绝，我好像已经忘了壮壮的叮嘱：“别干这行！”　
　　学校的老师们也反对我去拍电影，认为这样会影响学习，考不上大学就彻底毁了。有一位老师还专门给远在日本的妈妈写了封长信，言辞中肯：　
　　“摄制组的人趿拉着拖鞋，朱迅不会学出什么好来。”　
　　接到信后，妈妈马上打来电话。　
　　“我真的喜欢拍电影！”我反复重复着一句话。　　　　　
青春在一个暑假里速成（4）　　　　　
　　“好！对你的前途，我不当导演，要做观众——你最忠实的观众！”　
　　感谢爸妈的尊重，人这辈子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才是最大的幸福。并且有了他们的喝彩，一切变得那么有意义。表演给充满幻想的孩子极大的满足感。在我的角色中，今天是公主，明天是乞丐。生活有如此多的可能，我便多了对生活更深的理解。　
　　生活因“摇滚”而改变　
　　“因为你还是学生，所以会计说按规定只有这些。”陶金把我的片酬送来的时候还有些不好意思。我打开信封，数了半天，共有2650元！（当时爸妈工资加起来只有几百块）这还不包括拍戏时每天12元的补助。天啊，我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名利双收！　
　　谁能抵挡这样的诱惑？我身不由己地被这个圈子吸引。高二、高三的寒暑假给片约定得满满的，铺在脚下的是一条充满诱惑、名利双收的星光大道。我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其实是媒体太厉害了，它能把人一夜之间高高捧起或重重摔下。心里空荡荡的，名不符实的滋味并不好受。做梦梦见自己高高地站在一个脚手架搭起的空中楼阁，摇摇晃晃，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一头栽下去。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　
　　壮壮劝我，“学一门一生受用的真本事才好！”　
　　高三毕业时，我放弃了已经十拿九稳的电影学院，对妈妈说：“我要出国留学。”那一年，我17岁。　　　　　
秋收起义（1）　　　　　
　　朱迅赴日　
　　“老不离家是贵人，少不离家是废人。”　
　　1990年9月9日，秋收起义的纪念日，朱迅出国。　
　　选择9月9日，颇有点儿下了决心、狠心的意思。就像秋收起义，义无反顾，只有勇往直前了。　
　　电视剧《梦回青岛》刚刚杀青，凯丽姐姐代表全剧组送给我一套蓝色印花布做的连衣裤，祝我一路顺风。　
　　我的心早飞了，心急火燎地赶回北京。只剩下两天，还什么都没准备呢。回到家已经是夜里了，姥姥还在灯下等我。她耳朵不好，听不见开锁的声音，见我提着大包小包进屋，才慌忙站起来，心疼得摸着我的脸，“黑了，黑了。”姥姥的手有点扎人，糙糙的、硬硬的，倒还厚实。　
　　姥姥的皮肤很白，白皙的脸庞总含着笑，无限慈爱地看着我。脸上最明显的标志是一副宽边眼镜，重重地挂在鼻梁上。几十年的分量留下了两道深深的血印，给人很痛的感觉。“换副薄眼镜吧。”从我第一次挣钱起就跟她讲。“不用不用，你挣了钱我替你藏起来。”姥姥的爱是没有任何条件、不计任何代价的。突然我很害怕，怕自己无法回报这样的目光。赶紧躲进自己的房中，再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叠钱。这是我这次拍电视剧的片酬和以前藏下的私房，加起来总共有3000多元。在1990年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了。我把它们放在姥姥的桌上，“这些您留着用。”　
　　姥姥看着厚厚的一叠10元钞票，“穷家富路，你带上吧。”　
　　“日本花不了人民币。”我解释。　
　　姥姥不再坚持，“我替你藏起来，等你回来的时候用。”　
　　我腻在她身上，再一次提议，“姥姥，你一个人行吗？要不要请舅舅来接你回上海？”　
　　“没关系，老不离家是贵人，少不离家是废人。我在这儿看家，等你们回来。”老人的眼中看不见一丝犹豫，一点忧伤。她曾饱受苦难，练就柔中带刚的坚强。　
　　送行的排场真不小，六辆黑色的小轿车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京国际机场，姥姥没有跟来。88岁的她像每天送我上学一样，站在三楼的阳台上带着厚厚的眼镜，朝我笑着，平静地招手，一直到看不见我的影子。最后车拐弯的时候，我看见姥姥摘下了厚厚的眼镜，擦着眼角。下次回来的时候一定给她买副最好的眼镜，我流下了临走前唯一的一行泪。　
　　第一次走进国际登机口的感觉很不错，骄傲中带着几分少年的轻狂。好像还没从几天前拍电视剧的状态中醒过来。飞机上没有像我这样只有十几岁的独行者，更有一番从此独闯天下的壮烈了。　
　　“从明天开始你就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　
　　一路好睡，飞机降落的轰鸣声把我吵醒。睁眼时已经踏上了日本的土地。这是一个干净得几乎透明的地方。地勤的日本女孩嘴角边都挂着灿烂。我怀着一种自豪感通过“外国人通路”，带来的五个超大型的旅行箱，却给我惹了麻烦。来的时候做好充分吃苦的打算，连被子都带着呢。我的交际能力非同小可，用仅会的一句“斯咪妈散”（日语“对不起”）马上就招来了两个日本工作人员，两个大男人很费力地把五个巨大的行李搬上车，其中一个黄头发的还把我一直送到接站口。　
　　“Wele　to　Tokyo。Take　care！（欢迎来东京，请多保重）”他鞠躬告别。人家帮了忙，还向我鞠躬，我忙不迭地模仿着他的样子还礼，一边在心中偷笑。一个人从后面扑上来，一把抱住我，“一看你这身打扮就知道是从中国来的小妞！”二姐哈哈笑着，好像在嘲笑我这印花布做的连衣裤，“你才老土呢，这是国内现在最流行的！”我据理力争。　
　　我和二姐从小就亲，交情是在拳打脚踢中拼出来的。在三个姐妹中，她比较“另类”，天生一身牛力气，从小爸爸不在家，家中男人的活儿都是她一手承担。扛个煤气罐，一口气跑上三楼连大气都不喘。更有甚者，二姐上了中学后，开始在东城区武术馆练散打。开始还算收敛，渐渐地，我就成了她的练拳靶子。每次回来都要跟我“切磋”一番。一个劈掌加上飞腿就足足让我在床头哭上老半天。“等你老了，我一定报今日之仇！”每次我都会咬牙切齿地默念着：“君子报仇几十年不晚”的口号。　
　　就在一次激烈的“比武”中，一个五大三粗的邮递员擂鼓般地敲开了我家的门，“没事吧。”他探头向里看，一定是听到尖厉的哭叫声，以为是遇上了入室抢劫。“没事，叔叔。”二姐一脸坦然，我含着泪在一旁怒目圆睁。　
　　“日本的挂号信，朱迅签字。”一看是小孩儿打架，邮递员叔叔笑笑走了，二姐却躲进里屋哭出了声。一会儿她拿着那封信跑出来，“三儿，我的日本签证下来了，以后没人跟你打架了，自己要多小心。”我哭得更凶，“就是你把我打得再疼，我也不希望你走！”　
　　也许是中国功夫练就了她吃苦耐劳的精神，来日本两年了，二姐一个人熬过了最开始的那段极其窘迫的日子，为我们三姐妹在东京会师建立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她已经站稳了脚跟，一边上大学，一边在一家公司里打小时工挣学费。　
　　“大姐呢？”　
　　“在那边的出口等你呢。”　　　　　
秋收起义（2）　　　　　
　　一大群人中，我一眼就看见了大姐。她还是那样出众，甚至更漂亮了。只因她从小就在清华附中住校读书，所以姐妹之间略显得客气。半年前，她放弃了高级白领的生活，也来日本求学。　
　　“红姐。”我挤不进去，就大声地叫。二姐捅了我一下，“在日本别大声喊，”大姐已经发现了我们，快步迎过来，轻轻地拥住我，“半年不见，怎么黑了？”　
　　“我刚从海边拍戏回来。”　
　　“哟，还是小明星呢。”大姐身边的一个男孩子冒出了一句。　
　　“这是我的同学，今天他开车来接你。”大姐解释道。　
　　大姐的出众让她身边总围着一些男孩子，可她跟每一个人都不冷不热地保持着最合适的距离。水中花、镜中月的清高，让每个男孩更加趋之若鹜。高！出自外交学院的她，厉害就厉害在这儿。这种交际手段是我等望尘莫及的。　
　　出了机场，天已经全黑了。东京的夜真亮啊！城市的七色光从眼前划过，留下一片梦幻般的想像。没错，这就是我的梦将要实现的地方。空气更是清透得让人不停地深呼吸。心高兴地直往外窜，真想大声地喊一句，“东京，我来也！”　
　　到了玉县的姐姐家，已经快10点钟了。吱扭扭地拉开一扇木门，我走进一个只有六坪的日式房间。我们姐儿仨全要住在这里。五个超大行李箱往里一搬，连转身的地方都没了。这里看上去很像电视剧中的布景，我兴奋得直在榻榻米上打滚，很想再找二姐打一架。大姐劝着，“早点睡吧，从明天开始你就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　
　　说实在的，当时我压根儿不理解话中的意思。折腾了一天也真累了，那晚夹在两个姐姐中间，我睡得好香……　　　　　
房东是个日本老兵（1）　　　　　
　　“都是捡来的。”　
　　清晨，腿上奇痒。一骨碌我从榻榻米上爬起来，腿上红通通四五个好大的包。“日本的蚊子好厉害！”我发狠地挠。　
　　二姐从厨房里露出了头，“这不是蚊子，叫‘DANI’，也就是‘壁虱’。”　
　　“家里怎么会有虱子，好恶心！”　
　　“壁虱是专门长在榻榻米里的。咱们这房子太旧了，又全是木头盖的，一年到头都会长虫。”　
　　虽然早早地被虫子咬醒，但这并不影响我在日本第一天的好心情。坐在长着壁虱的榻榻米上，开始打量我们日本的家。这是战后修建的已经很老的木头房子。别看木板破旧、四壁透风，却是典型的独门独院的和式屋。房间真小，所有的地方加起来也就十平方米左右，可小小的木房间里很别致。两面都是落地窗门，地上铺着榻榻米，有一个很大的壁橱，起床后可以把摊成一地的被褥收进去。还有一张矮桌和低柜各自摆在角落中。　
　　浴室是放在厨房里的一个透明盒子，厕所是最古老的蹲式，连冲水都没有，听说每个星期会来抽一次。所有一切在我的眼中是那么新鲜。最让人高兴的是，家中日本制的电器一应俱全。一个红色的小电视、两个录像机、音响、冰箱、空调，应有尽有。　
　　“姐，这些都是你买的吗？”90年代初，国内这些家电还都很贵。　
　　“我才不买呢，都是捡来的。”　
　　“有这样的好事？上哪儿捡？”　
　　“就在咱家门口有一个垃圾收集点。”　
　　“垃圾站？！”　
　　1990年的日本正处在泡沫经济的顶端，银行年利率高达7％以上（现在只有0。01％）。经济推动着紧追潮流的日本人，他们的消费能力之强，就像今天城市里的中国人每月不停地买手机。当时日本地价暴涨，寸土寸金的房间依然是那么小。在频繁的新旧交替中，我们这些穷学生就成了其中的获益者。垃圾收集站是外国留学生经常光顾的地方。　
　　在日本，垃圾处理是有固定时间的。分类非常细：可燃烧，不可燃烧的等等。在我们家附近，每星期四可以扔不可燃物，其中包括小型电器。扔不能白扔，如果想扔掉中、大件的电器或家具，还要交垃圾处理税。所以有些日本人在前一天晚上就会偷偷地把一些不要的电器、小家具等放到垃圾站里，同时上面还会认真地贴上小条子：“我很结实，带我回家吧。”　
　　二姐端着早饭走进来，拉门，关门，地板咯吱咯吱响。我在房间里蹦几下感觉整个屋子都在跟着抖。“这房子结实吗？”我有些担心。“不结实才好呢？日本地震多，即使晚上塌了也砸不伤人。”她把一个紫菜饭团掰开一半递给我，“红姐上学去了，今天我陪你做两件事：第一去拜会房东，第二办外国人登录卡。”　
　　走出房门，心情一爽。屋外有个小巧玲珑的庭院，用低矮的石头墙围着，精致简洁，质朴典雅。入秋了，院子里却是郁郁葱葱。角落里栽着一棵好大的樱花树，正好盖在我们屋檐上，遮在窗前。不知为何突然想起了鲁迅的那篇文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里就是我的樱花梦开始的地方。　
　　他一抬眼把我吓了一跳　
　　房东隔着院子住在对面的木屋里。门前守着一条懒洋洋的老狗。白灰色的毛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