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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来就过时-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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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抬眼把我吓了一跳
房东隔着院子住在对面的木屋里。门前守着一条懒洋洋的老狗。白灰色的毛搭在眼前,看不清是睁着还是闭着。二姐说了一句听不懂的日语,轻轻敲了几下门。
“嗨——”拖着长音的应答声,一个白净的日本女人出现在门前,看样子有50岁左右。姐姐鞠躬行礼,叽里咕噜几句话,好像是在介绍我们的来意,我看着她的样子好笑,在北京打起拳来威风凛凛的二姐,什么时候变成点头哈腰的小绵羊了?房东太太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蹲下身摆出两双拖鞋,做了个请进的手势。
房东正在屋里看书,见我们进来忙放下,他一抬眼把我吓了一跳。一只眼睛是瞎的,睁不开。“你们好。”他用不够地道,但完全能明白的中文跟我们打招呼。他衣服有些邋遢,头发花白,乱蓬蓬的吓人,但态度上要比刚才的日本老太热情多了。姐姐故意用中文介绍,“这是我妹妹,叫朱迅。”“噢,是妹妹,朱迅小姐。”他的发音好夸张,听着好笑。房东太太跟进来,坐在对面。
房东的中文到此为止了,我便毫无用武之地。姐姐和他们之间的一顿叽里咕噜的对答,虽然听不懂,但是我能感觉到女主人看着我的眼神并不很友善。她向姐姐问了几句话后,就不再开口。我试图用英语沟通了几次,也是徒劳无益。还好,在这种不舒服的环境中,没挨几分钟我们就起身告辞。姐姐拿出一包我从北京带来的乌龙茶送给房东家,女主人的脸色好像稍微缓和了些。
一出门,我就问姐姐到底怎么回事?姐姐告诉我,男房东是日中友好协会的成员,据说年轻的时候在东南亚打过仗,一只眼睛就是在战争中瞎掉的。他平时话不多,对中国留学生倒很友善。房东太太就实际多了,一直在问姐姐,是不是我们三个要住在一间房里。当初每个月两万日元的房费是给二姐一个人住的。如果加人就要加钱。二姐解释说,大姐已经考上横滨国立大学的研究生,马上要搬到横滨去了,加上房东说情才得以勉强维持现状。
房东是个日本老兵(2)
“一到日本就住到‘日军’家里来了,真别扭!”我有些抱怨。
“傻瓜!每月两万的房租在日本是打灯笼也找不到的。很多房子根本就不租给外国人。别看这里像小柴房一样并不牢,但能住一天就省一天。到哪里找这么实惠的地方?”二姐很有经验,一听就有多次碰壁的苦水。我俩走到院子里,刚才那只懒洋洋的老狗也在这里散步,不知道是不是听懂了我们在抱怨它的主人,老狗追着我们“汪、汪——”地大叫。房东跑出来喝住了它,“别怕,它叫五郎。”房东吃力地抱起狗,为我们让开路。这只凶狗,一身花白的毛,也瞎了左眼。
接下来,姐姐带着我去办外国人登录卡。其中一项竟是按手印。“这不是侮辱人嘛!我是来留学的,干嘛要像留案底似的。”我有点愤愤不平,姐姐却淡淡一笑:“是你自己要来日本的。不想按,回北京去!”我默默地伸出手。当时的心情就像电影中,穷人家的女儿在卖身契上按手印的感觉。“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我自我安慰着。
第一天过得有点别扭。
钱是那么重要(1)
4这样的恋家情结只能维持十几秒
日本的电车准得让你根本没理由迟到。
开学了,我每天从玉县的家出来,清晨7∶40准时出现在浦和到东京的京滨东北线上。到东京的亚细亚友好协会日语学校需要1小时20分钟。从“外地”赶往东京上学在日本是常见的事,坐新干线“子弹”列车上下班也不稀奇。浦和离东京并不远,交通方便。车上的乘客,主要是赶着上班的职员。一车的西装革履在按照同样的节奏摇摆着。这点你不能不佩服日本人的教养。虽然摩肩接踵人挤人,但每个人的身上都干干净净,没有难闻的气味,即使被挤成“照片”,车里仍然是静静的,听不见大声的喧哗。但每到晚上就有另一番风景了。
这样的时间也并不难熬。最幸运的是,我从来没碰到过“痴汉”(在电车上占女孩便宜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和我的装束有关。那段时间我酷爱穿短衫长裙,这跟电车上套装短裙的OL(Officelady,办公室女职员)明显不同,让“痴汉”没有了下手的机会。我一只手抓住栏杆上的吊环,一只手捧着书,耳朵里塞着随身听的耳机。这是最好的学习时间,直到今天,我仍认为我日语过人的听力是在电车上练出来的。但要注意的是,随身听不能太大声。电车里太静了,耳机里露出的声音也会招来周围人质疑的目光。
车轮金属碰撞的声音让我抬起了头,电车驶上一座铁桥,面前开阔起来。赤羽河到了。这条河是玉和东京的分界线,我习惯地看看手腕上的表。每天都要经过这里两次,早上在车里背单词,晚上拉着吊环打盹儿。日本城市间很少会有视野这样宽阔的地方,所以只要经过这里,我都会眺望窗外,就像看北京家边的玉渊潭公园一样。
车快,桥短,这样的恋家情结只能维持十几秒。
剩下的时间就泡在日语里。出国前,我也报过一个日语班,零零散散跟了一个月,连五十音图还没认全。太难了,我几乎绝望。但当语言成为生存工具的时候,人的适应能力简直可怕。日本老师一进门就立下规矩,无论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学生,在教室里都不许说母语。只要张嘴,唯一可以蹦出来的必须是日语单词。这种强化学习让人透不过气来。
两顿绝食抗议后二姐终于先软了
压力可以说是内外夹攻。
我和二姐久别重逢,和平共处的日子没维持几天,就恢复到从前的状态。“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是她一贯的信条。她说周围爱我的人已经太多,再不加以调教,我就要被宠坏了。
浦和的家是二姐一手建立起来的。所以她格外珍惜。比如说,进屋的时候,要在玄关换鞋,方可登门入室。我刚到日本的时候没有这个习惯,经常穿着鞋往里跑。身后二姐一声大吼:“再穿鞋进屋,你就给我搬走!”我傻在原地,刚来日本谁想到她会说出这么绝情的话。难道姐姐变了?眼泪噼里啪啦地掉下来,两顿绝食抗议后,二姐终于先软了,“入乡随俗,进屋脱鞋,这是日本的规矩。我说你总比外人说你要好。你自己打工以后就知道了。”
也许是小时候看过的抗日电影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对房东一直比较回避。加上一个凶巴巴的女主人和一条残了左眼的老狗,虽同住在一个院子里,但我几乎不敢和房东家来往。我们在这个冬冷夏热的小木屋里过着最简单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房东太太已经来过好几次了,没有笑容,薄薄的嘴唇张得很小,可说出的话却毫不含糊。
“这个房子要翻修,希望你们尽快搬出去。”
再装听不懂也无济于事。我和姐姐白天都要上学,晚上打工,没有多余的时间和钱再找房子搬家。
“希望你们马上搬家!”女人再次出现在我们小屋门前的时候,近乎骂人了。
我们请求她再让我们多住些日子,找到合适的地方我们就会尽快搬走。可找房子哪有那么容易?别说有很多地方不租给外国人,即使租,一上来几十万的礼金、押金,刚刚交完学费的我们一时半会儿也凑不齐呀!
接下来的每一天我们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出门的时候尽量躲着对面,生怕撞上会更尴尬。开学了,学习紧张,回破木屋休息也十分不安。我和两位姐姐商量,三人尽量抽休息时间再去分头找房子,看能否合三姐妹之力,找一处安身之所。
租赁房屋的店面到处都是,可租金高得我们实在无法承受。好不容易找到一处便宜的屋,人家一听我们是中国留学生,笑成一条缝的眼睛圆了,“我们不租给外国人。”门重重地关上,心被夹得生疼。
钱是维护尊严的一道有力屏障
一天,房东来敲门,从门缝中看见他的灰白头发我就很紧张。这回他要亲自上阵了。“对不起,打搅了。”房东手里捧着一盒点心,“我刚从秋田回来,这是一点心意,请。”他很友好地递过来。
我不敢看他的眼睛:“谢谢。”
“我可以进来吗?”
钱是那么重要(2)
我心里一万个不愿意,可这儿本来就是人家的地盘,抬头看见房东太太正在对面的阳台上晒被子,只好侧身把他让了进来,还把门大大地敞着,好让对面看得清楚些。“姐姐不在家吗?”“她去……买东西了,马上……回来。”我磕磕巴巴,用刚学来的日语回答,但保持警觉,留个心眼。“真不简单,才来这么短的时间,日语已经说得这么好了。”他坐在地上,看了看四周,“布置得好漂亮,还是女孩子有心。”我眼帘低垂,听他慢慢地讲话。“这个房间以前是我儿子住的。结婚后,他就搬走了,前一段好像闹了点别扭,说要回家住,所以我太太就……”
“我们努力……找房子,可是……”我拼凑着单词,一脸委屈。
“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小两口吵架是常有的事,如果他们真的要分开,也应该自己解决问题了。你们要是喜欢这里就安心地住下去吧。”
我是不是听错了?真的吗?我们不用重新找房了?他微笑着点头,瞎了眼睛的脸似乎并不那么可怕了。“我年轻的时候去过中国,很年轻的时候。15岁吧。”他好像话中有话。“现在每两年也会跟着日中友好协会去中国走走,每次都会看到变化很大。”
我心里有些别扭,根据姐姐曾介绍过的背景,边听边猜他当年究竟做过些什么?现在是不是在施舍恩惠来弥补当年的罪恶。想起姥姥给我讲的那些日军的残忍,坐在面前的人已经带上土黄色的遮耳帽了。我是一个喜怒都形于色的人,嘴上不敢说,脸上一定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好像看出了什么,但并不回避,“以前日本在中国做了许多坏事情,现在年轻一代不是很了解。好在中国的年轻人很努力,就像你们一样。我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帮点忙。如果不嫌弃的话,就请安心地住在这里,不会有人打搅你们的。过两天我帮你们安个电话,请不要告诉我太太。”
自从这次谈话后,房东太太没有再撵过我和姐姐。我们明白是房东在暗中替我们求了情,并来安慰我们,心里自然十分感激。同在一个屋檐下,能明显地感觉到房东太太的不满,每次见面都是不理不睬。我们自知占了人家儿子的地方,心中理亏,但也别无他法。
我第一次意识到“钱”是那么重要,在异国他乡,它是维护自由和尊严的一道最有力的屏障。除了学习外,我要挣钱!挣很多的钱。一连几个晚上,我闭着眼睛在床上算计。有了钱,先买张床,刚来的新鲜劲儿已经过去了,我不喜欢睡榻榻米,老跪在那儿,跟受罚似的。然后还要交日语学校的学费,攒大学的入学金。千万别忘记还上姐姐们为了支付我的赴日费用而借人家的50万日元。尽快搬出去,建立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像洗茶杯那样清扫厕所(1)
他很自然地从便池里接了一杯水,一饮而尽
说到挣钱我可是老手。
14岁就进了电视台,利用寒暑假,几个星期拍一部戏,挣的钱比父母几个月的工资加起来还多。自从上高中以后,就再没有向父母伸手要过钱。日语学校里除了韩国、马来西亚的那几个富家子弟外,几个日语稍有底子的同学都先后找到了小时工,中午买饭时,能毫不犹豫地要上一份500日元的鳗鱼饭。我一边吃着250日元的青咖喱,一边托付几个要好的同学,“如果打工的地方有空缺,别忘了给小妹推荐推荐。”
工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几天,那位天天吃鳗鱼饭的同学就告诉我,他打工的地方正招人。太棒了!再次换上自我感觉最好的那件蓝印花连衣裤,兴高采烈地跟着他去面试。
在电车上晃了近50分钟,到达东京的大手町,这里有在日本电视剧中多次看见的摩天大楼群。我颇为兴奋,又有些不安地走在楼群黄昏的日影里,有些费力地跟上周围日本人快速的脚步。同学宽慰我,“没事的,对于不会讲日语的人来说,这份工作是最轻松了。”“谢谢,等我拿到工资一定马上请你吃鳗鱼饭。”我在这方面一向很大方。
走进一座大楼,直接进了地下室。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中年男人正坐在那儿。我心里偷笑,他衣服的样式和我身上的很相似,连工作服都可以免了。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对陪我来的同学叽哩呱啦地说了一大堆话,大意是我年纪太小,可能做不了这份工。我怕就要到手的工作泡汤,赶紧用今天课堂上刚学来的半生不熟的日语说:“大丈夫!大丈夫!
(没关系,没关系)”
“领导说可以先试一天,但没工资。”同学很得意,终于为我争取到了这份工作。
这是一份清扫的工作。拿起抹布的时候我才弄明白,争来的工作是和一位40来岁的日本女人一起,打扫从1楼到18楼的厕所。听说是扫厕所,我脑子有点懵,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干过。但想想自己交了语言学校的学费,钱包已经瘪瘪的,而自己还要为上大学积攒120万日元……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拽着拖把跟在后面。
有好几个小时工都是第一天上班,穿工作服的“领导”身先士卒,要为几个新人做标准示范。这就是我第一次接受日本的职业教育。在男厕所里,他麻利地就像洗自己的茶杯一样把小便池擦得白白净净,连漏口的一点点黄色,他都细心地用手抠掉。在便器比他的牙还要白了之后,他满意地停下快速移动的手,便池上能清晰地映出男人有些变形的脸。“尤西(很好)。”他转头看看我,“明白了吗?”他很自然地拿过一个纸杯,从便池里接了一杯水,一饮而尽。我一阵恶心,虽知道日本的自来水可以喝,但在这儿的一出一进,距离太近了。
我只听懂了一句“八格!”
9月的日本,闷热潮湿,厕所中没有空调。女厕比男厕要脏多了。下班后,留在这里的是刺鼻的臊臭,让我真想把一个星期前在北京吃的饭都吐出来。用手把纸篓中的脏东西一个个掏掉,再用抹布把便池旁溅出的屎尿擦净。鼻子一酸,泪水夹着汗水一滴滴地掉进了便池里。
想起以前,姐妹中我是老小,14岁进央视做主持,15岁在青影厂拍电影,当时因《摇滚青年》在全国放得正火,我留学之事引来了电影学院老师们的一片惋惜声。可是年轻气盛的我,自认为出身于书香门第,满腹清高,看不惯文艺圈子中的一些名利“誓”图的作风,来了个拍拍屁股走人,咱敬而远之。我推掉了5部电视剧的片约,决心东渡日本。
现在我身上穿着全剧组朋友送给我的蜡染衣裤,却在这里打扫厕所。和我一起干活的是一个40多岁的日本“欧巴桑”(对上了些年纪的妇女的称呼),见到新人进门,显然她已经以前辈自居了。生怕我偷懒,一直侧着眼盯着我。到了10楼以上她干脆止步歇息,在旁边抽着烟,对我指手画脚地吆来喝去。就这样一干就是五个小时,从一楼扫到10楼的时候,我的腰已经累得直不起来了。一不小心碰翻水桶,又引来她铺天盖地一片惊叫。在连续的高声责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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