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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男的大明-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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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朝廷短暂成立，在内阁掌控大权的马士英便为阮大铖复出呼吁。
阮大铖出任南明的兵部侍郎，开了张黑名单，对东林、复社诸人立意报复，大肆抓捕东林党和复社人士！
吴应熊要在江南施行新政，东林党人觉得，扳倒阮大铖的机会来了，又开始兴风作浪，挑起内斗！
第七十六章 平息党争
钱谦益躲在无锡，却命人在南京重金买下《新江南日报》的版面，刊登当年在金陵大街上张贴的“大字报”——《留都防乱公揭》，这篇揭文只有一千余字，由复社的吴应箕起草，陈贞慧改定，署名首为顾杲，次为黄宗羲，然后是左国棅，沈寿民……人数多达一百四十余人，详细揭发了阮大铖的“逆天”劣迹。
削籍在家：“愈肆凶恶，增设爪牙，而又每骄语人曰：‘吾将翻案，吾将起用矣。’所至有司信以为然，凡大铖所关说情分，无不立应，弥月之内，多则巨万，少亦数千，以至地方激变，有‘杀了阮大铖，安庆始得宁’之谣。”
寓居金陵：“日与南北在案诸逆，交通不绝，恐喝多端。而留都文武大吏，半为摇惑，即有贤者，亦噤不敢发声。”
崇祯九年金陵因农民军攻打庐州、滁州而音讯隔绝：“大铖遂为飞语播扬，使人心惶惑摇易……夫人臣狭邪行私，幸国家有难以为愉快，此其意欲何为也？”
揭文在最后表达了复社诸子的坚定决心和明确目的：“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存此一段公论，以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
当年，在晚明的金陵，阮家戏班不止在家为亲友表演，也出去进行各种商业演出，《燕子笺》新戏演出时，一场全本演出的价格为“白金一斤”，也就是十六两银子，而邀请演出者络绎不绝，看到这幅《留都防乱公揭》后，吓得阮大铖再也不敢安居城中，赶忙避居到南京的牛首山，闭门不出。
时隔数年，此雄文重现南京，阮大铖诚惶诚恐，那天早朝，在武英殿跟吴应熊负荆请罪。
阮大铖自述自己孤忠被陷害，痛诋孙慎行、魏大中、左光斗，而且指责魏大中为大逆。
大学士姜曰广、侍郎吕大器、怀远侯常延龄等人却都说阮大铖是逆案巨魁。
马士英素来和阮大铖的关系好，为阮大铖辩解，极力攻击姜曰广、吕大器，还拉上宗室朱统翷、建安珠统镂之辈。
“臣从来不说假话！”马士英还认为大学士高弘图为御史时曾诋毁东林党，一定会支持他，便说：“弘图一定知道臣的为人”。
“马大人说的可是真的？”吴应熊问高弘图。
“先帝钦定逆案一书，不可擅改。”高弘图回答说。
马士英心意稍稍受挫，还要说话，这时有一个御史站出来弹劾马士英，说马士英一个月前在南京城郊建了一座豪华庄园，还养了几个歌姬，耗费了十几万两白银，穷奢极欲。
“现在哪个家里不养歌姬？”马士英不再说话，极力自辩。
左都御史刘宗周这时也站出来说：“杀魏大中的是魏阉，阮大铖是其主使。即使他才能果然足以使用，臣担心这种党邪害正之才，终会贻害世道。”
听了高弘图和刘宗周的话，阮大铖惶惶不安，泣道：“高大人，刘大人，你们与我无怨无仇，为什么一定要扼杀阮某？阮某一腔热血，等复出足足等了十六年，头上的黑丝变如雪的白发！”
阮大铖说这话时，言语絮叨，眼睛通红，颧腮和胡须竟挂满了泪花，竟有几分可怜之相。
大殿上挺阮大铖和反阮大铖的人，炒得不可开交，吴应熊知道，东林党和复社原来是与阉党对立而存在的，现在阉党没了，任何与之前阉党有瓜葛的人，任何不同意他们政见的人，他们都将其为阉党，都将其作为自己的敌人，他们靠这种心中的仇恨，来维系自己的组织，同时来构建自己的正义。
当年阮大铖的戏班活跃于金陵的重要戏班。比如这《燕子笺》，阮大铖被驱逐得不敢出来，不过他的戏照演，看戏的，不但有所谓的阉党，那些复社文人们，也同样喜欢看。看完后，还要跟旁边的朋友一起骂一句：“这阮胡子，狗贼，戏写得不错嘛！”，然后大家笑骂一通，仿佛因此而更加团结了。现在无事又挑出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来挑起党争，此风得及时刹住，他一生爆喝，道：“够了！”
大殿上的群臣听吴应熊一生怒喝，脸色变了，赶紧一下子安静下来。
“满清鞑子现在就快攻破西安，若如南下，各位可有好的退兵之策？”吴应熊转移了话题。
大殿里一片安静，这时，马士英站出来说：“
满人追杀李自成的贼军，对我大明是好事，我们将可不费一兵一卒便可剿灭贼军。满清数次入关都是劫掠而归，这说明他们并不是有意我大明江山，不过是喜好财物，满人帮助大明剿灭贼寇，替先皇报仇，我等只要献上百万钱财，满人自会退出关外。“
“对对，闯贼罪大恶极，我等可趁此机会一举消灭。”一帮东林党人也议论纷纷，想雇佣满人帮忙剿灭李自成，这是何等荒唐。
吴应熊明白了，此时江南的大臣们，根本没想到清军会挥师南下，他们并不惧怕满清，甚至不认为满清是大明的敌人，百官们最怕的是闯贼打下江南之后会逼他们交出全部的家产，就如同京城的那些投降的大臣和勋贵们一样。
吴应熊似笑非笑问阮大铖道：“阮大人，你也认为朝廷应送数百万两银子给满清，借满清的手灭亡贼寇？”
阮大铖点了点头道：“借满清灭亡贼寇，这确是上策。”
吴应熊很失望，阮大铖在历史上是以知兵才上位的，看来这南明的朝廷文武，真的多是沽名钓誉软弱无能之辈，难怪历史上南明会亡得那么快，这群人内斗内行，外斗外行。
“你们听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吴应熊铁青着脸，道：“李自成早已失去民心，根本不足为惧，满清今后才会是我大明真正的大敌。你们真以为多尔衮攻打李自成是为先皇报仇么？幼稚！满清灭亡李自成后，如果没有史可法那样的督师坐镇山东，不用一个月他们就可以从山东杀到南京，你们却一个个还在这窝里斗！鼠目寸光！”
众人被吴应熊的突然发怒和这一番话吓了一大跳，窃窃私语。
吴应熊这时平复了一下心情，道：“诸位，洪武皇帝朱元璋太祖出身布衣，聪明神武，报济世安民之志，十五载而成帝业，驱逐蒙元，一统海内。你们可知是何原因？”
大殿里又是一片安静，吴应熊说：“太祖创立大明基业，关键就在于文臣武将，团结一心。你们看看你们，哪个不是两鬓班白，哪个不是朝廷的栋梁，斗了一辈子，还没斗够么？太史公说：‘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而朋党，朋党之争就是这亡国的妖孽。汉末党锢之祸让传承了五百年的大汉王朝，不复昔日雄风，逐步走向衰亡；晚唐牛李党争，加深了中晚唐的统治危机，最终把盛唐王朝推向了灭亡。你们回头看看中国史书吧，以史为鉴，外戚与宦官的尔虞我诈，寒门与士族的阶层差异，南方与北方的地域区分，守旧与革新之争……哪一朝的党争，不是你死我活？亲我者君子，疏我者小人。这江南之地，数千万民众，要是丢了，你们就有罪于国家，有愧对历代祖宗！你们一个个冠冕堂皇站在朝上，攻击别人，你们自己就那么干净吗？你们骂别人是小人，你们自己就是君子么？你们都把自己的心肺肠子翻出来，晒一晒，洗一洗，拾掇拾掇，看谁比谁干净！！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上，才几个月哪？你们忘了？如果为政者深陷政治斗争的残酷之中，哪有心思治国理政，哪有时间去谋划大明的未来？”
吴应熊这一席话，说得南京的文武百官都面红耳赤，无话可说，朝堂上的争议渐渐平息！
吴应熊最后说道：“本丞相希望各位臣工，食君之禄，就为朝廷分忧，眼睛多向前看，多向外看，今后少一些内斗，多一些骨气和智慧，和满清的多尔衮去斗！”
第七十七章 招贤榜
平息了南京朝堂上的党争，吴应熊很快查出了攻击阮大铖的幕后人物，正是东林党的领袖钱谦益。
此时，钱谦益正为自己摆平了江南的商业税问题而沾沾自喜，想要邀功。
吴应熊却并不买账，因为大明的商业税税率很低，三十税一。而且吴应熊在各地专门设置了征收商业税的税务稽查所，明文规定，只要商人足额交税，各地官员不得再有任何刁难；偷税漏税者入狱，没收家产。
商人们专心做生意，付出并没有比以前增加很多，推广起来并不困难。以前只是东林党人阻挠才没收起来。
为了彻底平定江南的党争，吴应熊将阮大铖免职，抄家，得白银上百万两，黄金十万两，全部充当军饷——因为吴应熊很快查清楚了，阮大铖当兵部侍郎后编了《蝗蝻录》（诬东林党为蝗，复社为蝻），据《留都防乱公揭》署名捕杀，黄宗羲等上百人被捕入狱。
为了以示公允，吴应熊将南京因受党争而入狱的数百人全部释放，这其中就包括三十四岁大才子的黄宗羲——崇祯四年，张溥在南京召集“金陵大会”，当时恰好也在南京的黄宗羲经友人周镳介绍参加复社，成为社中活跃人物之一，黄宗羲与万泰、陆符及其弟黄宗炎、黄宗会等还在余姚组织过“梨洲复社”，《留都防乱公揭》他有参与署名，所以被抓。
一时间，江南士子对吴应熊刮目相看，民心大快！
吴应熊趁热打铁，将钱谦益也免职，然后在江南推行新儒家运动——江南繁荣的经济和生产力，已经和传统的儒家思想发生了激烈冲突，必须来一场思想革命，不过，大明现在千疮百孔，内忧外患，路要一步步走，不能从封建社会跑步进入资本主义，必须先打牢思想基础。
吴应熊不想步子迈得太大，所以决定从革新儒家文化开始，他派人在江南贡院贴了相府的“招贤榜”，凡是对儒家思想有新见解的人，都可以到南京的国子监报名，经过吴应熊的选拔，可以进入吴应熊的相府当幕僚，这“招贤榜”还在《新江南日报》上刊登，并特别注明了应征“不问出身，无需功名，不念过往，唯才是举”！
能进入吴应熊的相府当幕僚，在封建社会相当于一步登天，一时间，江南的士子们热血沸腾了，尤其是那些没有考取过功名的，再也不管什么钱谦益和东林党，争相报名。
最后，短短十天，报名的读书人多达一万人。
吴应熊亲自出题，题目就叫《儒家的变迁和未来》，每一位考生的考试时间不限制，要求考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吴应熊亲自带着满云龙等禁军监考，选拔幕僚，在这次考试中，三十四岁的黄宗羲、三十一岁的顾炎武、二十五岁的王夫之、三十三岁的方以智等七十二人脱颖而出，他们的思想，显示出晚明社会的思潮其实已经很进步。
黄宗羲在他的答卷中，提到了税费改革，他称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积累莫返之害”。
在文章中，黄宗羲反对大明日益苛重的赋税征收。他说“吾见天下之田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指出江南的田赋特重，有些田亩将一年的产量“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他分析了使人民苦于“暴税”的三害“有积累莫返之害”，指税制每经过一次改革，都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所税非所出之害”，指田赋征银，银非农业生产之所出，纳税者因折银而加重负担；“田土无等第之害”，指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按一个标准征税，造成负担不均。
在文中，黄宗羲还提出了具体的赋税主张：第一，“重定天下之赋”，定税的标准应“以下下为则”；第二，征收田赋“必任土所宣，出百谷者赋百谷，出桑麻者赋布帛，以至杂物皆赋其所出”，生产什么缴纳什么，不强求一致；第三，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优劣计算亩积，分别以240、360、480、600和720步作为五亩，即把土地分为五等，据等征税，消除因土地质量不同而带来的赋税负担不均的问题。
黄宗羲认为，要使民富，还必须“崇本抑末”。所谓“崇本”，即“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所谓“抑末”，即凡为佛、为巫、为优倡以及奇技淫巧等不切于民用而货者，应“一概痛绝之”。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工商皆本”的思想是对传统的“重本抑末”的大胆否定。
挑灯夜读黄宗羲的文章，吴应熊的心情顿时大好，开心笑了——看来大明还真是人才济济，当即将黄宗羲圈定为招贤榜的榜首！
同在一起阅卷的阿九公主看吴应熊笑了，问道：“吴公子，什么事情这么开心？”
吴应熊道：“为我大明人才济济而高兴啊。钱谦益之流，罢官也就罢了，只是徒有虚名而已。”
黄宗羲的文章激情澎湃，吴应熊手不释卷，继续往下看，黄宗羲的思想还真是先进：在文章中，黄宗羲还专门列出一章谈《学校》。他认为学校中要析讲时事时政，要明是非之理，也要对政府行为有所监督。认为学官需要有较大的权力。学校也应广开言路，成为舆论场所。这种学校议政，参与是非判断的观点在当时非常新颖。黄宗羲认为“学贵履践，经世致用”。黄宗羲还指出，太学的祭酒，应择当世大儒充当，其地位应与宰相相等，每年初一，天子与宰相、六卿、谏议等都得前往太学。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郡县的学官，也由名儒主之。每月的初一、十五，大会一邑之缙绅、士子；郡县官亦须前往听学官讲学，而且执弟子之礼。
另外，黄宗羲还在文中提出要“限制君权”，他在文中说，人类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也就是说，产生君主，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然而，后来的君主却“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而不是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对君主“家天下”的行为从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
“这黄宗羲真是胆子大，看来经受过牢狱之苦，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将生死看得透了，竟敢提出限制君权。”吴应熊笑着对阿九公主说。
“还有这样的狂生？”阿九公主接过黄宗羲的文章，一看，黄宗羲认为要限制君主的权力，首先得明辨君臣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
黄宗羲说“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都是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因此，君主就不应该高高在上，处处独尊的地位。否则就该逊位让贤，而不应“鳃鳃然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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