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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帝国 (草原帝国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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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ビ谀抢铩Ｋ谀抢锉黄染恿袅耸辏罄刺又练讯赡桑ù笸穑┕跄抢铮俅幽抢锴叭ニ鞲竦装材枪ǹ稻樱５牵笔痹率先苏阌谒堑男峦豕愿瓯诘厍氖虑椴桓行巳ぁＵ佩怪缓萌〉拦楣诠橥局兴直恍倥薪艘荒辏笥诠�126年逃回中国。公元前115年，张骞又出使乌孙，最远到达伊犁地区，但最终都没有成功，因为这些民族都不敢与匈奴作战。
月氏人不愿意与汉朝军队一起夹击匈奴，武帝开始单独与匈奴周旋。恰在此时，即公元前129年，匈奴依照他们的惯例在今天的北京一带进行挑畔。中国将军卫青从山西北部的大同出发，横穿戈壁，直至翁金河岸的龙城，大胜匈奴而回。公元前127年，中国在黄河上游的鄂尔多斯与阿拉善之间，建立朔方军事防御区，对河套地区严加看管。公元前124年，匈奴又一次进犯朔方，卫青再一次率兵驱逐了他们。公元前121年，卫青的外甥，年轻的英雄霍去病，又率万余名骑兵将匈奴人从以前曾被月氏人与乌孙人占领的甘肃地区（现在的凉州、甘州、瓜州一带）驱走。这时，占据该地区的匈奴人的两个附属游牧群——甘州周围的浑邪部与凉州周围的休屠部，背叛了他们的单于，向汉朝投降，于是被安置在祁连山以北地区，成为中国的属国。公元前120年，汉朝在鄂尔多斯建立了一个有系统的中国殖民地。公元前119年，卫青与霍去病又先后出发，前者经山西北部的呼和浩特地区，后者则经北京西北今日宣化附近的上谷，横穿戈壁到达现在的外蒙古匈奴帝国的中心。赫尔曼认为，卫青几乎已经到达了翁金河下游一带。他曾使匈奴伊雅斜单于惊惶失措，在从南方吹来的暴风雨般的飞沙走石中仓皇逃窜。卫青杀死、俘虏了匈奴1．9万余人。霍去病进行了更加大胆的尝试，领兵深入外蒙古约1000公里，直至土拉河与鄂尔浑河上游一带。他俘获了匈奴头目80余人，并在匈奴统治地区的某座山上举行了隆重的祭神典礼。公元前117年，霍去病归国后不久就去世了，被葬在咸阳（陕西）。在这位伟大骑士的坟墓上，有一座高大、浑圆的浮雕，上面刻着一匹马正在践踏一个匈奴人。
在这次把匈奴驱逐回蒙古高原之后，汉武帝于公元前127～前111年在甘肃建立了一系列军事统治和郡县，以防匈奴再来侵犯。建立的郡县有武威郡（凉州附近）、张掖郡（甘州附近）、酒泉郡（肃州附近）及敦煌郡，这样一来，从兰州到玉门关之间的月氏故地便处于被监视之中，使得“丝绸之路”能够畅通无阻。公元前108年，中国将军赵破奴向西北更远的地带推进，直至楼兰国（罗布泊地区）与车师国（现在的吐鲁番）。他俘获楼兰国王并战败了车师国王。几年之后，中国与费尔干纳（大宛）通商。这个国家居住着东伊朗人和萨迦人，他们向中国提供产于河中地区的优良马种。约在公元前105年，费尔干纳人对马匹的征收感到不满，于是就杀死了中国的使臣。公元前102年，中国将军李广利出人意料地率六万余人，从敦煌进军费尔干纳。当他来到该国时，所率领的军队只剩下三万人。他占领了该国首都乌斯鲁沙那（现在的乌拉秋别），将水渠破坏，直到征收足了三万余匹马后才肯退兵。
但是北方的匈奴并没有解除武装，汉武帝在他统治的末期遭遇到类似瓦鲁斯的失败。一位年轻的中国官员李陵曾向他建议出征蒙古高原。汉武帝令其率步兵五千人自中国出发，经居延、额济纳河北部支流，向北朝翁金河方向行进了30天。在达到浚稽山，即今日的吐帕施山（在土拉河与鄂尔浑河之间）时，他被八万匈奴人所包围，骑射手们向他的小股军队冲杀过来。在他战败后向中国边境撤退时，游牧民族的骑兵队紧紧地追赶着。“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余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但当败退的军队离中国边界只有将近50公里时，发生了不幸的事件。“抵山，入峡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到了夜里，李陵想乘天色昏暗之际混入敌营，将单于杀死，但他失败了。士兵们只有逃亡一条路可走了。最后逃亡到达中国边界的只有400人，其余的包括李陵在内都被敌人俘虏了。这个消息传回来时，汉武帝大怒，而史学家司马迁却还要袒护这个毫无计谋的李陵，他因此受到了残酷的刑罚。李陵的失败使中国暂时放弃了在外蒙古的“反攻式侵略”政策。但这种精神上的失败（因为那里只不过是中国的次要部队）并没有使甘肃边防陷于危险境地。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从外贝加尔省发现了匈奴人在这个时代的古物。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上文讲过，最近在特罗思柯萨夫斯克附近的德烈斯都伊斯克的古墓里发现了中国公元前118年发行的钱币，以及西伯利亚的青铜牌子。据梅哈特分析，在赤塔古墓中发现的文物同样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公元前1世纪。外贝加尔地区是匈奴人的大后方，秋天，那里会有游牧部落突然袭击河套，以获取他们冬季所需的物品。
从此以后，在长城脚下或蒙古一带匈奴和中国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公开的冲突。他们之间的争斗仅限于塔里木盆地北部的绿洲，目的是为了争夺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公元前77年，罗布泊的楼兰国与匈奴结盟，共同反对中国的宗主权。但是不久楼兰国王被杀，中国在伊循建立了一个军事殖民地。汉宣帝统治时代（公元前73～公元前49年）中国向塔里木盆地的扩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汉宣帝称：“汉家自有法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公元前71年，为援救乌孙，中国校尉常惠在伊犁河流域攻击匈奴。公元前67年，吐鲁番王国（车师）降为匈奴附国，中国都护郑吉出兵攻打匈奴。公元前65年，中国另外一位上尉冯奉世推翻了叶尔羌国王，使塔里木盆地绿洲全部臣服于汉朝。次年，中国军队从吐鲁番王国撤回，则该地又变成了匈奴的附庸，但在公元前60年，郑吉将它再次占领。郑吉在喀喇沙尔南渠犁建立了重要的军事基地后，驻扎在喀喇沙尔与库车间的乌垒，充任塔里木盆地的保护者，控制着整个塔里木地区。
最终，中国从匈奴手中夺下了“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匈奴之所以毫无反攻之力是因为从公元前60年起，他们被一系列的内战所困，已经濒临衰败了。王位的两个觊觎者呼韩邪与郅支，互争单于的名号。公元前51年，呼韩邪亲自来到长安，请求宣帝支持，并宣布愿意做中国的臣仆。从公元前49年起，由于有中国的保护，他战胜了他的敌人，并于公元前43年，在鄂尔浑河畔的家族营帐里以胜利者的身份登上了王位。公元前33年，这个臣服于中国朝廷的匈奴王再次来到长安，获得了令所有野蛮人羡慕的崇高奖赏——中国公主的下嫁。至于那个战败者郅支，他于公元前44年放弃了古老的蒙古而去了西方，在今天俄罗斯的突厥斯坦寻找出路。他经过伊犁时，击败了乌孙，臣服并联合了额敏河流域的呼揭人和咸海草原上的坚昆人，侵占了索格底安那（康居）人的土地。康居人曾天真地帮助过他，使他在楚河与塔拉斯河间的草原上安置了营帐。这是一个西方匈奴大帝国的胚胎。但中国人没有给他巩固地位的时间。公元前36年，中国的一位副校尉陈汤在一次大胆的袭击中一直前进至楚河地区，使郅支措手不及而被斩首（公元前36～公元前35年）。在这次仓促事变之后，我们再也没有看见追随郅支向咸海方面逃亡的匈奴人的踪迹。这些西方的匈奴人是没有历史的，因为他们缺少同那些大的文明民族的接触，只有中国曾经记载了一些有关匈奴人的历史。一直等到公元4世纪末，大约在370～375年，当他们的后代渡过伏尔加河与顿河侵入欧洲时，我们才又在古代历史的记载中重新发现了这些匈奴人的踪迹，当时巴拉米尔和阿提拉是他们的领袖。
草原上的古代史
匈奴的起源（5）
后汉时代中国对匈奴的斗争以及南匈奴的分裂
西匈奴的逃亡与东匈奴在塔里木事件中的被排挤，使中华帝国在中亚细亚的霸权得到了巩固。但紧接着，由于中国的内战（公元8～25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公元10年，匈奴的单于乘机从汉人手中夺取吐鲁番保护国，并侵扰中国边境。科兹洛夫考察团在库伦附近的诺音－乌拉发现了一个匈奴酋长的坟墓，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匈奴文化的概况。在那里发现了一个以动物形象为题材的纺织品，它表现出西伯利亚－萨尔马特草原艺术与阿尔泰艺术的特点。另外，还有仿效中国与希腊罗马的克里米亚式摹制品，其中有一件公元2年制造的中国漆器和一件来自息姆米里人时代博斯佛尔的希腊纺织品。
后汉时期，在中国建立皇权的时候（公元25年），塔里木盆地的保护权又重新被建立起来。所幸的是，当时匈奴正陷于内部的纷争。公元48年，南匈奴的八个游牧群在他们的首领比的领导下反抗蒲奴单于，并臣服于中国。于是，中国光武帝把他们安置在甘肃与山西边境，以及戈壁以南的内蒙古地区，与他们结成联盟。这样，南匈奴王国便建立起来了。只要中国是强盛的，匈奴人就会忠实于帝国。一直到4世纪中国衰弱的时候，他们才变成了中国的破坏者。这段历史与罗马帝国边境上居住的有联盟关系的日耳曼部落的历史相同。
在这个时期，中国惟一的敌人就是北匈奴人。他们还在古老的匈奴王国所在地——外蒙古的鄂尔浑河畔。公元49年，为了将他们击败，中国辽东太守祭彤曾联合两个附近的蒙古族游牧部落，即满洲辽河上游盆地的乌桓和更靠近北方的大兴安岭及嫩江一带的鲜卑人，共同征伐他们。由于南匈奴已经与北匈奴分离，再加上鲜卑和乌桓在两侧的夹攻，北匈奴已经不再对中国形成威胁了。
草原上的古代史
丝绸之路 （1）
中国又想利用这个机会去恢复它在塔里木绿洲上的保护国地位。我们在上文看到，这些绿洲在塔里木盆地的南北两边形成两道弧线。在北方，有吐鲁番（当时称作车师）、喀喇沙尔（焉耆）、库车（龟兹）、阿克苏（姑墨）、乌什－吐鲁番（温宿）、喀什（疏勒）；在南方，有罗布诺尔周围的楼兰、于阗、叶尔羌（莎车）。事实上，公元7世纪时，印欧语系方言还在喀喇沙尔、库车，甚至喀什通行着。这让人想到塔里木盆地绿洲上的居民，至少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属于印欧人种的。就像我们所知道的7世纪时的库车语，它同时与印度－伊朗语、赫梯语、亚美尼亚语及斯拉夫语有密切联系。正如德国西格与西格林学派的学者认为的那样，吐火罗语是否来源于库车与喀喇沙尔方言还不能确定，但这种方言属于印欧语系是不可否认的。没有理由假定中世纪初曾有过印欧种人对塔里木地区的入侵。因而，必然的假设就是一支古印欧居民一直生活在塔里木。毫无疑问，同一时间里，斯基泰、萨尔马特人正穿过西伯利亚抵达叶尼塞河上游，塞人正向喀什和费尔干纳之间的天山南北扩张。喀什噶尔西部的东伊朗语与北方的库车语构成了语言学上的证据，而中国史学家们关于库车西北伊犁的乌孙人碧眼赭发的观点则可以作为人类学方面的证据。
塔里木盆地的这些小王国在经济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中国与印度－伊朗和希腊之间的商业要道“丝绸之路”从它们的绿洲上经过。地理学家托勒密帮我们证实了这条商业要道的存在，他引证他的前辈马林·德·梯尔的记载，说在公元1世纪，即我们要讲的时代，有一个马其顿商人，名叫马耶·提梯亚诺思，从他的经纪人那里得知这条大道的路线和途中的重要标记。丝绸之路从罗马帝国叙利亚省的首府安条克出发，从谢拉波利渡过幼发拉底河，进入帕提亚帝国，经过帕提亚的艾克拔塔尼（哈马丹），再经今日德黑兰附近的拉格或雷依，海加顿费洛斯（马鲁），直达巴克特烈（巴尔赫城）。这个时期的巴尔赫城属于印度－塞人，很有可能就是中国人所指的月氏人或是印度人所指的吐火罗人。从那里开始，丝绸之路进入帕米尔高原。据托勒密记载，帕米尔的一个山谷中，科米台山脚下，有一座石塔，石塔附近曾经是地中海东部商队和“丝国”商队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赫尔曼认为这个商品交换地位于帕米尔中的阿莱与外阿莱的纵向山脉之间，发源于阿姆河上游的克兹尔河流经那里，并从那里流向喀什山谷。哈金先生到过这些地区，根据他以前的推测，石塔应当是在瓦罕（小帕米尔）与叶尔羌河发源地之间，敏忒格山口以北，也就是现在的塔什库尔干。
丝绸之路从喀什起分为两条道。北面的一条经过库车（赫尔曼认为，库车就是古希腊地理学者们所说的伊塞顿斯基泰），到喀喇沙尔（达姆那），再经罗布诺尔的楼兰（伊塞顿－色里加），到玉门关（敦煌西，即达哈塔）。至于南面的一条，我们在上文已经指出了它的路线，它自喀什起，经叶尔羌、于阗、尼雅，至罗布诺尔的楼兰国的米兰。两条支路会合于敦煌，即希腊和罗马地理学家们所说的色罗阿那。然后，丝绸之路经过酒泉与张掖（托加拉）进入中国境内，直达长安，即托勒密所指的“丝绸之都”；或达洛阳（河南府），即史书所称的萨拉加或友支那。
草原上的古代史
丝绸之路 （2）
班超征服塔里木盆地
对这些希腊文与汉文的地名的考证无论有什么结果，都不会影响到丝绸之路沿线各城市的重要性，因为这条横贯亚洲大陆并连接罗马、帕提亚和汉帝国的大道是商家必争之地。于是，塔里木盆地周围绿洲上的那些印欧小国便显得尤为重要。其实匈奴人与中国人在不停地争夺对这些国家的控制权，前者从北边的阿尔泰高地监视塔里木，后者从东方的敦煌地区把守着出入大道的关口。
塔里木盆地被后汉征服或再征服是在明帝（公元58～75年）、章帝（公元76～88年）与和帝（公元89～105年）统治时代所进行的一项有计划、有步骤的事业，同时也是几个将领的伟大功绩。公元74年，中国将领耿秉与窦固对北方的匈奴人进行了一次初步的远征，而匈奴在中国军队到达之前就远逃了。这时，窦固派副将司马或称骑都尉班超（中国伟大将领之一）远征到巴里坤的匈奴部落呼衍部，获胜后，“杀胡人极众”。公元73年，中国在伊吾建立了一个中国军屯区，沙畹经考证认为这个地点是在今日的哈密，但赫尔曼却认为它是在罗布诺尔以北的楼兰与今日的营盘之间。公元74年，耿秉与窦固攻打吐鲁番。当时该地分为两个小王国，前车师在吐鲁番附近，后车师在天山以北的古城，但二者同时受一个王朝的统治。耿秉冒险行军，出击较远的古城车师国，国王安得惊惶失措，放弃战斗，“走出门，脱帽，抱马足降”。安得的儿子吐鲁番王，听说之后也投降了。中国远征军在这里留下了两个戍兵营，一个驻扎在后车师（古城），由耿秉堂兄弟耿恭率领，一个在柳中（吐鲁番）。当时班超认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率领一小队兵士到楼兰与罗布诺尔西南的鄯善国出巡，设计探知该国国王和一位匈奴使者正在共同图谋反抗中国。于是他在当晚召集会议。按例，他应征求与他在一起的民政官“从事”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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