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帝国 (草原帝国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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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匈奴使者正在共同图谋反抗中国。于是他在当晚召集会议。按例，他应征求与他在一起的民政官“从事”的意见，但是，他出于谨慎并没有这样做。他认为：“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就在那天夜里，班超率领少数部队直奔匈奴使者的营帐，顺风纵火，前后鼓噪，吓得所有胡人惊心丧胆，全都被杀死或烧死。事后，班超去见鄯善国王，把匈奴使者的头颅拿给他看。鄯善国王正要背叛中国，看到如此情景，便在恐惧之下恢复了对中国的臣服。在此之后，班超去处理喀什噶尔本土归降的事宜了。　

当匈奴与汉人都不再干涉塔里木盆地的印欧小国的政事的期间，这些小国之间却发生了内讧。叶尔羌国（沙车）国王，汉人称之为“贤”（公元33～61年在位），曾因征服库车、费尔干纳和于阗而称霸于这个地区，但他在一次叛乱中被杀死了。公元61年，在于阗国王于杀死叶尔羌国王贤后，他就成为了叶尔羌的主人。当时，库车处于匈奴的保护之下，塔里木盆地南部的霸权归库车国王（汉人称之为“建”）所有。库车国王建又在公元73年在其保护者匈奴人的支持之下占据了喀什。就在这个时期，班超奉明帝之命来到喀什噶尔地区处理政务。他先来到于阗，当时于阗国王广德正为不久前取得的胜利而洋洋自得，更何况他正在匈奴使者的庇护之下，因而在班超面前显得十分傲慢无礼。班超则趁其不备，诱杀了国王的主要顾问和一个巫师。国王大为恐慌，向中国俯首称臣，为了表示忠诚，把匈奴使者也杀了。于是，班超直奔下一个目标——喀什。我们在上文看到，库车国王建是匈奴的臣仆，他在征服了喀什之后便派了自己的亲信做当地的国王。班超非常大胆，只带了很少的随从，便将这个外籍国王拘留，令其退位，恢复了以前的喀什王朝，并把一位汉人称之为“忠”的人立为国王（公元74年）。　

公元前75年，明帝去世前不久，塔里木盆地发生了一次反对中国统治的大叛乱，这次叛乱当然是由匈奴人支持的。喀喇沙尔国王把中国官员都护陈睦杀死。库车与阿克苏的居民将班超围困于喀什城，这位中国英雄面对敌人抵抗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时，匈奴人又侵入后车师国（古城），杀死了国王安得，并把中国将军耿恭围困在该地区的一个堡垒中。和班超一样，耿恭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由于缺乏食物，他和几个残存的将士一起将作战装备上的皮革煮来充饥，准备抵抗到底。这时新皇帝章帝已经即位，他的朝廷下令班超与耿恭退出塔里木盆地。这是因为中国朝廷对这些永不停息的叛乱和这些中亚细亚的保护国所付出的牺牲感到十分丧气。但班超深知撤退就等于把这个地区白白送还给匈奴人。在归途中经过于阗时，他又按照自己的意愿，置朝廷命令于不顾，再次回到喀什。就在他离开喀什城的短暂时间内，匈奴集团的库车人果然占据了该城。于是，班超捕杀库车党人的首领并定居在喀什，决定永不再撤退。更有甚者，78年，他率领自己在喀什、于阗以及在索格底安那招募的兵丁攻占了阿克苏与乌什－吐鲁番，“斩首七百级”。当时，甘肃的中国戍兵从匈奴手中将车师王国（吐鲁番）收复，“斩首三千八百级”，俘虏3000余人，驼、驴、马、牛、羊共计37000头，使得北面的野蛮民族四处逃散。遇到像班超与耿恭这样的对手，匈奴人才算真正被降服了。　

在上呈皇帝的一份奏折里，班超尽量以自己在西方的所见所闻为依据劝服朝廷出兵讨伐蛮族。他认为文人们菲薄远征是不对的，墨客们认为远征无用也是不客观的，只有出兵保护边疆才是最好的办法，才能使中国领土不再定期地受到匈奴人的侵袭，正所谓“三十六国（中亚细亚），号为断匈奴右臂”。他的这一策略，在奏折内概括成一个著名的成语“以夷制夷”。事实上，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征服塔里木盆地，是因为他从每一块新征服的土地上及时补充了新兵，以便去征服其他正在叛乱的绿洲。至于从中国来的军队，只不过是由一小群冒险分子或充军之人组成，他们来到边疆过动荡生活只是为了恢复个人的名誉。他们生活在这里，并且尽自己的努力保护这里的安宁，以防匈奴游牧民族卷土重来。班超进一步解释说：“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木饶衍……兵可不费中易进犯。80年、87年，他两次粉碎喀什的叛乱。88年，他平息了叶尔羌人的叛乱，并与伊犁的乌孙人结盟。班超屡次派出探子打探蛮族的情况，逐渐对“胡人”的心理了如指掌，于是他出击不再那么谨慎小心，而是放心大胆地与敌人周旋。喀什的国王忠，原本是接受他保护和支持的，却于84年联合了叶尔羌人、索格底安那人、月氏人发动了叛乱。87年，喀什国王被班超驱走后，装作愿意投降的样子要求拜见班超，而暗地里却带领一队骑兵想趁机突袭。班超看出了他的意图后非但没有降罪于他，反而设宴款待他。等到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将他们一网打尽，并砍下了忠的头。对于叶尔羌的叛乱，班超于88年率领少数的汉兵以及在于阗招募的兵丁前往出击，当时叶尔羌人得到了库车人及邻近城市五万人的帮助。班超寡不敌众，佯作战败，深夜撤退之后又带兵急回，于“鸡鸣时”奔赴叶尔羌营，斩敌5000人，迫使其投降。　

库车与喀喇沙尔看到叛乱局面不能持久，就开始四处活动，从蒙古的匈奴到月氏与印度－塞人中寻求联盟来抵抗中国。90年，印度－塞人国王，即统治阿富汗与印度西北部的强大的贵霜王朝皇帝（大概是伽迪腓斯一世），因为不曾娶到一个中国公主为妻而心怀不满。于是，他派了一支远征军来到帕米尔东北，帮助库车反抗班超。班超将这支远征军与库车人间的交通运输线全部截断，远征军失去了粮草的供给，只能冒险行进在喀什噶尔地区遥远而又荒凉的小道上。结果他们不战而退。90年，贵霜王朝在接受了这次危险教训之后，又一次采取了月氏人传统的同中国友好的政策。　

89～90年，在蒙古境内，窦宪与耿秉将军也在征讨北匈奴的战役中获得了一次大的胜利。后车师（古城）与前车师（吐鲁番）的两个国王又与中国恢复了联系。公元91年，中国将军耿夔又一次给匈奴以沉重的打击。耿夔一直推进到外蒙古，应该是到了鄂尔浑河，捕获了单于的母亲和所有的随从，并且另立单于的弟弟于除为王。93年，匈奴新单于又一次反叛，中国令东北边境的蒙古游牧部落攻打他们，获胜并一举杀掉了新单于。此次胜利给了北匈奴致命的一击，使得他们再也没有能够复兴起来。　

91年，由于失去匈奴与印度－塞人的援助，塔里木盆地北部的四个反叛城市中的三个——库车、阿克苏和乌什－叶鲁番都向班超臣服。班超作为征服西域的功臣被朝廷封为“西域都护”，相当于中亚细亚的总督，在库车附近的乾城建立了都护府。另外还有一个中国将军驻扎在喀什。现只剩下喀喇沙尔还没有平定。94年，班超又率领库车与鄯善（罗布泊地区）的土著兵马前去夺取这个叛乱的城市。喀喇沙尔人急忙将裕勒都斯河上的桥拆掉，但也无济于事，虽然水深齐腰，但班超仍然带兵赤足渡河，最终在喀喇沙尔城前的泥沼中出现。当时，国王投降，部分居民逃入巴合剌什湖（博斯腾湖）。班超为了给19年前在此地被杀害的中国都护陈睦报仇，将国王斩首。班超“因纵兵钞掠，斩首五千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塔里木盆地终于被全部平定了。97年，班超命副将甘英经安息国（即安息王朝统治下的帕提亚帝国）去大秦（罗马帝国）。但这位中国使者被帕提亚人的谎言骗住，没有越过帕提亚人的领地，就在半途返回了，并没有到达罗马帝国的边界。　

公元102年，班超告老还乡，同年病逝。这个伟大将军的后继者们没有能力仿效他统治蛮夷的有效政策。于是，106年、107年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叛乱。中国将军梁槿在塔里木盆地的库车附近被围困，历尽千辛万苦才得以解围。但此时的中国朝廷已无心应对这连年的叛乱，于公元107年命令所有在塔里木盆地，甚至在柳中与伊吾的戍边官兵一律班师回朝。次年，又有一股游牧于青海湖以西及以南的蛮族势力（羌人）入侵甘肃的中国要塞，如果不加阻拦，就有可能被截断通往敦煌的道路。108年，梁槿英勇抵抗，与敌人周旋，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护要塞。109年，内蒙古的南匈奴人又骚扰中国边境。中国度辽将军耿夔鼓动鲜卑族游牧部落起来对付他们，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放弃对山西北部骚扰，迫使梁槿与他们的单于讲和（110年）。　

总之，中国一直在艰苦地捍卫着自己本土的边界。到了119年开始复兴，重新建立了伊吾（哈密或罗布罗布泊）的军屯区，鄯善与吐鲁番国王再次投降。但不久，北匈奴单于与后车师（古城）突然叛变，杀害了中国在伊吾的屯兵。后来班超的儿子班勇子承父业，于123年在吐鲁番附近的柳中重建军屯区。124年，他奖励了鄯善国王对中国的忠诚，迫使库车国与阿克苏国王子们向他投降，并用这两个国家的兵卒驱逐了吐鲁番的匈奴人。126年，他降服了居住在巴里坤东北的匈奴呼衍部，并将企图进行干涉的北匈奴军队驱逐出境。127年，中国人进入喀喇沙尔，完成了对塔里木盆地的再次征服。130年，喀什王的儿子与费尔干纳国王的使臣来到中国的首都，朝拜中国皇帝。　

此后的数年间，除了南匈奴左翼或东部的酋长于公元140～144年间进行了短时期的叛乱外，中国所遇到的困难主要是来自巴里坤的呼衍匈奴人。这些匈奴人于公元131年进攻后车师，并对当地居民进行烧杀掠夺。公元151年，他们几乎要把中国在伊吾的军屯区毁灭，中国军队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它挽救下来。然而我们看到，公元153年后车师仍然是中国的属国。此外，公元151年，一个中国官员的缺乏策略的粗暴行为引起于阗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奋起杀死了这个中国官员，可随之而来的却是朝廷对于阗的责罚。公元170年，中国将领们带着驻扎在吐鲁番、喀喇沙尔及库车的军队作了一次直至喀什的演习，他们以当地人纠纷的仲裁者自居，对当地人进行了恐吓。另外，公元168～169年间，中国驻扎在边境地区的官员段颖曾击退了骚扰甘肃边境的羌人。　

草原上的古代史

丝绸之路　（3）

上古末期与中世纪初期的塔里木盆地绿洲上的文明　

后汉时期，为了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条绿洲上的商业自由畅通，中国行使着丝绸之路的管理权，这对佛教以及印度文学与希腊艺术在塔里木河流域的传播十分有利。丝绸之路是印度传教士到喀什噶尔和中国宣传佛教的必经之路，商务与宗教、艺术共同繁荣。马耶·提梯亚诺思的经纪人与佛陀的使者从事着同一类的工作。这个时代里最为通行的路是南边的那条路，它经过叶尔羌和于阗。在岳特干（古代的于阗），斯坦因考察团曾经发现过罗马皇帝瓦伦思（公元364～378年在位）时代的铸币；在于阗以东的刺瓦克，这个考察团还曾经发现过一系列的希腊佛教浮雕，上面刻有最纯正的犍陀罗风格的希腊服装；再往东，在公元3世纪末就被遗弃了的尼雅城堡中，考察团发现了罗马人的印章、雕有花纹的宝石和印度－斯基泰的铸币；在罗马诺尔西南古代鄯善国境内的米兰，还发现了希腊佛教式美丽的壁画，上面刻有佛陀和他的门徒，并且能明显地看到罗马－亚洲式的有翼的神，壁画上签有印度字体的名字，据推测，这些工艺品大都是公元3～4世纪的产物。　

在中国对丝绸之路行使管理权期间，许多佛教的使者经由这条路来到中国。公元148年，帕提亚人安世高来到中国，于公元170年去世。印度人竺朔佛和月氏人支谶，于170年先后来到中国，并在洛阳建立了一座寺院。又过了一个世纪，月氏国大使的儿子支谦，在公元223～253年把几种佛教书籍译成了汉文。提起这些月氏人是有意义的，因为这很能说明在当时拥有阿富汗犍陀罗、旁遮普的贵霜帝国曾利用这条丝绸之路，为佛教在塔里木盆地乃至整个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除了这些贵霜或印度传教士外，还有一些帕提亚的皈依佛教徒，他们在亚洲高原上和远东热情地规劝其他人信教，为当地的宗教改革做出了贡献。此外，中国的《三藏》佛经中记载着从塔里木盆地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和翻译者的名单。他们从伊朗东部及印度西北部来到中国，将神圣的梵文经典译成当地的语言（包括东伊朗语、库车语，等等）。著名的鸠摩罗什（公元344～413年）就是他们之中的典型例子，值得追述一下。　

鸠摩罗什出身于一个原籍印度但定居在库车的家庭。他的祖先曾经在库车作过大官。他的父亲是个诚笃的佛教信徒，愿意放弃功名利禄而进入寺院生活，但库车国王却强迫他留在俗人社会中，并把自己的姐姐许配给他为妻。他们婚后不久便生下了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幼年时代便随母亲到克什米尔去学习印度文学和佛教。在回塔里木的途中，鸠摩罗什经过喀什，在那里停留了一年，继续研究《论藏》。他在传记中告诉我们，当时的喀什如同库车一样是印度学术光辉思想的中心，所以这两个城市的王子争将鸠摩罗什这位博学的僧人安置在他们的朝廷之中。当鸠摩罗什回到库车时，一名汉文译音叫白纯的当地国王也向他致敬，并有叶尔羌国王的两个孙子拜在了他的门下。他和他的老师（即原籍印度喀什米尔，后移居此城的卑摩罗义）一起在库车生活到公元382～383年。在此期间，中国将军吕光侵入库车，并在返回的时候把鸠摩罗什也带到了中国。吕光在传记里描写了库车王宫的豪华，令中国征服者们感到十分惊奇，因为那里的建筑物和艺术作品不是摹仿中国的，而是摹仿印度和伊朗的。也即是说——正如哈辛所言——最古老的克孜尔壁画必定是这一时期前后的作品。　

我们看到的亚洲高原上的文明，分别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狭长地带出现。北面从黑海地区的俄罗斯到满洲与鄂尔多斯，是最精致的游牧人艺术——草原艺术，它表现在青铜装饰品或工具的把手上，具有很显著的装饰风格，是动物形象的艺术化身。南面沿丝绸之路，从阿富汗到敦煌，经过塔里木盆地两侧的绿洲，这些绿洲上的定居者们所创作出的图画和雕刻直接受到希腊、伊朗和印度艺术的影响，这无疑与丝绸之路的桥梁作用有关，这三种艺术又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的影响，染上了浓重的佛教色彩。　

塔里木盆地艺术的发源地大概在阿富汗附近，这要追溯到中世纪初期乃至远古时代。在喀布尔山谷中，公元4世纪时贵霜王朝的最后几个国王深受萨珊王朝统治下波斯的影响，正如赫茨菲尔德与哈金在研究贵霜－萨珊铸币时所发现的。萨珊的佛教文明与佛教艺术是在印度－伊朗的边境上产生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简单地以公元3世纪末和整个公元4世纪创造出来的巴米安与喀克拉克的伟大壁画为例。它们在人物的描绘以及形态与服装上，十分鲜明地显示出萨珊王朝对它的影响。哈金先生在喀布尔附近海儿喀奈所发现的萨珊－婆罗门的雕像（公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