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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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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上海,穷得连饭都吃不上,还谈什么绘画。这时遇见了哈同花园的总管,是他把悲鸿的一切生活费用包下来。后来,悲鸿想去法国进修深造,为此拜见了康有为。康有为称赞悲鸿有志向,并说要给他弄个留学的官费名额,以便将来悲鸿在国外和蒋碧薇的生活也能宽裕些,得以专心习画。很快,康有为给朋友写信,通过教育总长傅增湘,促成了这件事。所以悲鸿成名后,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提起康有为都是满怀崇敬与感激。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一幅徐悲鸿为康有为一家人画的“全家福”。画作是一个富有的温州人从法国购得。有人质疑其真伪,我却一口咬定:它是真的!因为它的美艳、工整与仔细,都应和了徐悲鸿对康有为的虔诚之心和景仰之情。 

——父亲刚走,罗仪凤便忙着为我张罗起来。第一件事,即指点我盥洗间在何处,以及手纸、肥皂、牙刷、毛巾的摆放位置。第二件事,即带我去我的卧室,让我看看自己的床铺、床单、棉被、枕头,拖鞋以及床头灯的开关,闹钟的使用。第三件事,即腾出一个空抽屉,让我存放自己的内衣或小物品。第四件事,向我介绍家中的两个男佣老郭和二陈。第五件事是告诉作息时间,如三餐的开饭钟点。 

我说:“父亲有交代,只住不吃。” 

坐在一旁的康同璧睁大眼睛,说:“小愚怎么能只住不吃?到了我家,你就要听我的。” 

最后达成妥协:我只吃早餐。 

由于在这里落脚,我才有了充裕的时间和条件去熟悉这所大宅院。康同璧告诉我:房子的设计师就是自己的丈夫罗先生,风格是外中内西。所谓外中,就是指中式砖木建筑,粉墙黛瓦,四合院格局。进大门,即有一道用原木、树干及枝条搭造的柴扉,粗糙笨拙,显得很原始,很不经意。但仔细打量却发现不经意中,其实十分经意。院落里栽植着不加任何人工修饰的草与树。过柴扉,入正门,当中经过的是一条“之”字形的石板路。石板色泽如砚,脚踏上去凉凉的,滑滑的。这一切让人有置身乡村的感觉,却分明又都是经文化熏染过的、一派文人士大夫式的精致风雅。而所谓的内西,则指房间的使用和陈设。一进门便是一间小小的待客室:高靠背布艺沙发,有刺绣的垫子,菱形花砖铺装成的地面,玲珑活泼。客厅很大,铺着红地板。它按使用功能分做了三个空间,一边是用来吃饭,一边是用来会客,另有一角摆放着书柜和写字台,供读书、作画、写字之用。 

客厅里最惹眼的东西,是漂亮的英式壁炉以及与之相配的火具,还有铜制的台灯,烟缸和烛台等摆设。除了挂在壁炉上方的毛泽东水墨画像以外,一切都是康同璧旧日风华的反光。与客厅相通的,是康氏母女寝室:白墙壁,白家具,白窗帘,一尘不染。要不是母女的卧具分别是淡蓝与浅粉的颜色,真圣洁得令人有些发寒。后来,罗仪凤又带我到与盥洗室相连的一间屋子,里面堆满了许许多多的书籍和数不清的家具。那屋子大得似乎一眼望不到头。极讲究的是一道上空下实八屏雕花落地隔扇,木料上乘,雕工一流,它给这间大厅营造出华美气派。 

“这么大的房子,原来是干嘛用的?”我问罗仪凤。 

“跳舞,开鸡尾酒会。你瞧,那道玻璃隔扇是活的,能移动。移动的位置,是依据来客的多少而定。” 

她又说:“你现在看到的是前院,后院的房子更大,也更好。” 

“那你和康老怎么不住在后面?”我不解地问。 

“让给外交部的一个头儿住了。” 

“……” 

当晚,我打开罗仪凤为我准备的全套白色卧具,躺在小床上。和自己家里日夜的惊扰、惶悚相比,这里则是装满了宁静与苍凉。它们随着缕缕清朗的风月星辉,直入心底,令我难以入睡。 

第二天清晨,当我梳洗完毕走进客厅,即看见黑褐色菲律宾木质圆形餐桌上已摆好了小碗、小碟等餐具。约过了半小时,康老走了进来。还没等我张口,她便问我昨夜睡得如何?我们坐定后,罗仪凤开始上早餐:每人一碗稀饭,桌子当中上的是一碟炸小银鱼,一碟豆腐乳,一盘烤得两面黄的馒头片。两块油糕,单放在一个小瓷盘里。 

康老对我说:“和从前不一样了,现在我家吃得很简单。不过,银鱼下稀饭,腐乳抹馒头也还是好吃的。”她边说边挑了一片烤馒头递给我。在吃过薄薄的馒头片后,老人又吃了一块油糕。 

罗仪凤指着另一块油糕,说:“这是给你的。” 

我有礼貌地谢绝了。尽管银鱼下稀饭、腐乳抹馒头的味道,真的很好,我却不知该对这顿早餐说些什么。因为我的父母虽然做了牛鬼蛇神,每天早晨还是喝牛奶,吃鸡蛋。私下里,我问也寄居在康家的一位上海小姐:“康老为什么吃得这样简单?” 

她说:“罗仪凤没有收入,一家人全靠康同璧在中央文史馆的一百五十元的工资,以及靠后面院子收来的一点点房租。从前老太太的儿子常寄些外汇来。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钱越寄越少,越寄越稀,后来就不寄了。原来她母女吃的早餐也是很齐备的,有蛋有奶,有面包黄油,有水果肉松。如今,家里的开销一再紧缩,却把老郭和二陈的工钱加了又加。” 

“干嘛要加钱?”我不理解地问。 

上海小姐说:“还不是怕他们到居委会去胡说乱讲瞎揭发呗!或到社会上勾结红卫兵,引来造反派。现在的保姆雇工,可是惹不起的呀。” 

我把康老的早餐向父母描述了一番,惹得他们十分不安。过一段时间,我觉得康老家的早餐也很不错。尤其是豆腐乳,第一天的味道,似乎与第二天的不同,第二天的又与第三日相异。我把这个味觉感受告诉给罗仪凤,她竟兴奋起来。 

一天早上,天气特别好。虽说是初冬,城市披上了灰沉沉的外衣,树叶也完全落光,可这是一个晴天,金色的阳光如美酒,人的心情也舒展了许多。早餐后,罗仪凤问:“小愚,你今天能跑一趟路,帮我买点东西吗?” 

“当然可以啦!你说,买什么?” 

“豆腐乳。” 

“行,这很方便的。一会儿,我回家的时候顺便到地安门副食店就买了。” 

罗仪凤拍着我的肩膀说:“章家二小姐,你不是说我家的豆腐乳好吃吗?这好吃的东西可不是随便就能买到的。” 

“罗姨,我该去哪儿买?” 

“前门路东,一家专门卖豆腐乳的商店。现在叫向阳腐乳商店了。” 

“行,我这就去。”我转身即走。 

罗仪凤拽住我,说:“别忙。” 

我说:“你不用给我钱。” 

“不是钱,是给你拿盛豆腐乳的盒子。” 

“什么盒子?” 

“你呆会儿就明白了。”说罢,她进了里屋。不大功夫,双手举着很漂亮的六个外国巧克力铁盒,走了出来。见我吃惊的样子,罗仪凤笑了。放下铁盒,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便签递给我。我接过来看,又是一惊。原来那上面排列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豆腐乳名称。什么王致和豆腐乳,广东腐乳,绍兴腐乳,玫瑰腐乳,虾子腐乳……罗仪凤像交代要事那样告诉我:每种豆腐乳买二十块,一种豆腐乳放进一个铁盒,千万别搞混了。买的时候一定向售货员多要些腐乳汁。 

她解释道:“用豆腐乳的汤汁抹馒头,最好。这也就是我非要用巧克力盒子装它们的道理。” 

罗仪凤拿出十块钱,非要我收下。我不肯,见她真有些急了,我才把钱放进口袋。 

她说:“小愚,我要告诉你,豆腐乳买好后回家的一趟路,才是最累的。因为六个铁盒子一定要平端着走,否则,所有汤汁都要流出来。为了减轻累的感觉,你一路上可以想点快乐的事情。端铁盒走路一定要挺胸,如果躬腰驼背地走路,你会越走越累。”说罢,她捧起装着铁盒的布袋,昂首挺胸地沿着餐桌走了一圈。那神态、那姿势,那表情,活像是手托银盘穿梭于巴黎酒店菜馆的女侍,神采飞扬。 

“罗姨!”我叫了她一声,笑着扑到她的怀里。 

我按照罗仪凤绘制的前门街道示意图和豆腐乳细目表,顺利地买到了五种豆腐乳(有一种缺货),并让和气可亲的老售货员在里面浇上许多汤汁。在归途,我不但想着快乐的事情,且始终精神抖擞,器宇轩昂。冬天的太阳,也同样的温暖。这时的我,一下子全懂了——虽“坐销岁月于幽忧困菀之下”而生趣未失,尽其可能地保留审美的人生态度和精致的生活艺术。难怪康家的简单早餐,那么好吃! 

一日下午,冬雨霏霏,晚上我没有回到康家。饭后,一家人围炉聊天。 

父母对我提起了章乃器。母亲告诉我,(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红卫兵拉到王府井,参加“集体打人”大会,由于他拒不认罪,态度恶劣,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浑身上下见不到一块好肉。红卫兵把他的家抄个精光,还当着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活活打死。一个蹬三轮的车夫,见他还有一口气,便把他拖上车,拉回了家。谁见了,谁都说他活不过三日。可章乃器不愧是条硬汉,靠着气功和意志,居然活了下来。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那些干部,没有一个理他,同情他。倒是原来粮食部的一个司机,隔几日便悄悄在他家门口,放上一屉热馒头。他就是这样挺了过来。 

父亲半晌不语,约莫过了十几分钟,才用一种迟缓的语调对我和母亲说:“乃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一点消息也没有。他一个人如何生活?我很想见见他,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见到他。”母亲和我听了,无以为答。 

数日后,我把父亲想见章乃器的心事,告诉罗仪凤。 

罗仪凤眉头微皱,说:“这个会晤当然好啦,但事实上很难办到。” 

康同璧嫌我俩说话的声音太小,便起身坐到我跟前,说:“你们刚才说些什么?能不能再讲上一遍,给我听呢?” 

罗仪凤用粤语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康同璧听清楚后,问道:“小愚,是不是你的爸爸很想见见章乃器?” 

我点点头。坐于一侧的罗仪凤,用手指了指窗外说:“外面到处是红卫兵、造反派,街道的人(即居委会的人)都成了革命政权的耳目和爪牙,我们这样的人一举一动都被监视。听说俞平伯想吃点儿嫩豌豆,又怕邻居发现。老俩口想了个办法,晚上蒙着被单剥豌豆,夜里把豌豆壳用手搓成碎末儿,掺和在炉灰里,第二天倒了出去。结果,还是被检查垃圾的人发现,又挨了批斗,骂这个反动学术权威还继续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你想,一捧豌豆壳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更何况是这么两个大活人、大右派的聚会。一但被别人发现,真的要大祸临头了。” 

这时康同璧把脸扭向女儿,用一种近乎拷问的口气,问道:“你怕吗?” 

“我怕。我是惊弓之鸟。当然怕啦!”罗仪凤说罢,双臂交叉扶着肩膀做出一副害怕的样子。 

康同璧正色道:“你怕,我不怕。我就要是请两位章先生来我家见面。” 

罗仪凤怔住了,我一时也不知该如何表态。 

“你怕什么?”老人继续追问女儿。 

“怕咱们担不起搞反革命串联的罪名。” 

“小愚,你也害怕吗?”老人转而问我。 

我迟疑片刻,遂答:“我怕连累你们母女。” 

康同璧突然起身,面向我们站立,像宣布一项重大决议那样,高声地说:“下个礼拜,我以个人的名义请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先生来这里做客。”这令罗仪凤手足无措,表情显得十分尴尬。 

康同璧则为自己陡然间做出的大胆决定而兴奋,她拍着胸脯,说:“我不怕承担反革命串联的罪名,一人做事一人当!”接着,手指地板,说:“会面的地点,就在我家,就在这里!” 

“就之如日,望之如云。”看着老人因情绪激动而泛红的脸颊,我无法表达内心激动、尊崇、惊喜以及歉疚的复杂感受。只是觉得自己惹了事,让康氏母女二人,一个担着风险,一个感到为难。尽管老人慷慨激昂地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但我知道真正要担待的,是她的女儿。罗仪凤不仅要担待,还要去操办,她肯吗? 

“罗姨,你看怎么办?”我用充满疑虑的眼光看着她。 

“怎么办?还不得按她的主意办。要不听她的,她能跟我拼命。”她苦笑着回答。 

我无论如何想像不出来,老太太和女儿“拼命”是个什么样情景。我只知罗仪凤是出了名的孝女,有口皆碑。康同璧让女儿立即着手准备。比如:确定会面的日期;确定如何通知章乃器的方法;决定会面时喝什么样的茶;买什么样的佐茶点心。 

康同璧叮嘱女儿:“点心要好的。” 

罗仪凤背转身,向我做个鬼脸,偷偷地说:“她嘴馋。买来好点心,请客人吃,自己也能吃。” 

“你们两个又在说什么?”康同璧问。 

“康老,我们没说什么。”我走到她跟前,用手梳整她那稀薄的头发。 

“我知道,她又在说我。而且,还不是说我的好话。” 

我笑了,觉得老人可爱得像个孩子。 

罗仪凤也笑了,说:“她说自己耳聋,其实是假的!” 

“你们一笑,就说明我的话是对的。怎么样?”老人一副得意的神情。 

第二天,吃早餐。康同璧发现属于她专用的一份油糕,没了。她东瞅西瞧一番后,问:“仪凤,我的油糕呢?是不是老郭给忘了。” 

“老郭没忘。妈,咱们家不是要请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吃茶吗?你还特地吩咐要请他们吃好点心。我现在就要筹划,你的油糕刚好吃完,暂时不忙买,你说呢?” 

老人“哦”了一下,不再吱声。过了会儿,她对我说:“小愚,为了这次会面,我很愿意不吃油糕。” 

我一把握住她的手。我知道:自“文革”开始,老人的零食已经从西点、粤点降为北京油糕。现在,北京油糕也取消了。关于取消油糕的事,我没有告诉父母,怕自己说得心寒,怕他们听得心酸。 

大约过了近十天的样子,一切由罗仪凤铺排停当,由我和章立凡(章乃器之少公子)联络,父亲和章乃器在康同璧家的客厅得以见面。这是他们“文革”中的唯一一次见面,也是他们相交一生的最后会晤。 

父亲一身老旧的中式丝绵衣裤。母亲说:“去见康老和乃器,还不换件衣服。” 

父亲答:“越旧越好,走在街头好让别人认不出我来。” 

章乃器穿的是洁白的西式衬衫、灰色毛衣和西装裤,外罩藏蓝呢子大衣。我说:“章伯伯,你怎么还是一副首长的样子?” 

章乃器边说边站起来,举着烟斗说:“小愚呀,这不是首长的样子,这是人的样子。” 

会晤中,作为陪客的康同璧,穿得最讲究。黑缎暗团花的旗袍,领口和袖口镶有极为漂亮的两道绦子。绦子上,绣的是花鸟蜂蝶图案。那精细绣工所描绘的蝶舞花丛,把生命的旺盛与春天的活泼都从袖口、领边流泻出来。脚上的一双绣花鞋,也是五色焕烂。我上下打量老人这身近乎是艺术品的服装,自己忽然奇怪起来:中国人为什么以美丽的绣纹所表现的动人题材,偏偏都要装饰在容易破损和撕裂的地方?这简直就和中国文人的命一模一样。康同璧还让女儿给自己的脸上化了淡装,抹了香水。 

她的盛装出场,简直“震”了。我上前拥抱着老人,亲热地说:“康老,您今天真漂亮!是众里挑一的大美人。” 

“我不是大美人,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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