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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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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盛装出场,简直“震”了。我上前拥抱着老人,亲热地说:“康老,您今天真漂亮!是众里挑一的大美人。” 

“我不是大美人,但我要打扮。因为今天是贵客临门啦!” 

我故意说:“他们哪里是贵客,分明是右派,而且还是大右派。” 

老人摇头,道:“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就是大好人。再说,我不管什么左派、右派,只要来到我家,就是我的客人,我都要招待。而且,你的爸爸和章乃器不是一般的客人,是贵客。”讲到这里,便开始抱怨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她用手指了指领袖画像,说:“人活八十,我见的世面多了,但是从没有见过像他这样治国的。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现在却连同城而居的好朋友都不能见面,还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一点文化也没有。”说着说着,老人二目圆睁,还真生气了。 

罗仪凤为这次会晤,可算得倾囊而出。单是饮料就有咖啡,印度红茶,福建大红袍,杭州龙井。另备干菊花、方糖、炼乳。一套金边乳白色细瓷杯碟,是专门用来喝咖啡的;几只玻璃杯为喝龙井而备;吃红茶或品大红袍,自是一套宜兴茶具。还有两个青花盖碗摆在一边。佐茶的饼干、蛋糕、南糖,是特地从东单一家有名的食品店买的。罗仪凤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两根进口雪茄,搁在一只小木匣里。 

父亲举起一根雪茄嗅了嗅,放回原处,不禁叹道:“坐在这里,又闻雪茄,简直能叫人忘记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也忘记自己是牛鬼蛇神。” 

康同璧在劝茶的时候,说:“两位章先生,吃一点东西吧。这些是我女儿派人昨天从法国面包房买的,味道不知如何,东西还算新鲜。” 

罗仪凤纠正她的话,说:“妈,东单的那家食品店,不叫法国面包房,改叫‘井冈山’啦!” 

“怎么回事?井冈山是共产党闹革命的地方,这和面包房有什么关系?”康同璧的吃惊与质问,让我们都笑了。 

一阵寒暄之后,康同璧母女做陪,父亲和章乃器开始了谈话。父亲问章乃器现在民建和工商联的情况。 

章乃器说:“我是被他们开除的,具体情况不大清楚。好像在中国的资本家里,毛泽东只保了一个荣毅仁,其他人都受了冲击。” 

罗仪凤在一旁纠正道:“荣毅仁其实也没能躲过。他在上海的公馆是有名的,极漂亮。北京高干出身的红卫兵说整座楼都属于四旧,于是放了火,火苗从一楼窜到顶层。他们又把荣太太用皮带套着脖子,从顶楼倒拖至一楼,现在还有脑震荡的后遗症呢。不过,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时,让荣毅仁上了天安门,还特意和他握了手。寓意是——我们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没变。” 

章乃器说:“我讲定息二十年,结果共产党把定息全取消了。中国原来只有政策而无法律,现在连政策也没有了。” 

罗仪凤朝章乃器一摆手,说:“快别提你的定息二十年吧!三五反、公私合营,就已经把资本家弄惨了,而这次运动,他们算是彻底完了。工人造反派把每个资本家的底细摸得透透的,非要他们交出多少多少钱来,不够这个数字,就往死里打。结果也真厉害,资本家交出的私人钱财数目和他们算的数字,基本一样。咱们的银行也积极配合,把替私人保密的存款底单一律公开,把保险柜一律打开或撬开。金银首饰,美元英镑,统统没收。抄家的时候,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才叫大显身手。把藤椅用刀斧和锤子砸碎,能从藤芯里抽出美钞。家里烧锅炉用的煤,哪怕堆得像座山,也都筛上一遍,居然能从里面筛出用黑漆布紧裹的存折来。当然,这样藏匿私产的资本家,都会被打死或打得半死。” 

康同璧还把同仁堂老板乐松生惨死的情况,讲给章乃器听。 

章乃器向父亲询问起民盟一些老人的情况。他也和父亲一样,庆幸罗隆基死得早,并说:“努生的个性是矛盾的。他脾气倔强,可质地脆弱,算不上硬汉。单是红卫兵的暴打和抄家,他就受不了,一定不会像我这样硬挺过来。” 

父亲慨然道:“即使是条硬汉,也难过此关。黄绍竑不就是个例子吗?” 

话说到这里,客厅的气氛便沉闷起来。罗仪凤忙提着滚烫的铜壶,给他俩续水。康同璧用微颤的手端起玻璃大盘,请他俩吃水果。 

此后的话题,自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章乃器说:“从表面看来这个运动像是突然发生的。但历史和自然界一样,从来没有东西是突如其来的。其中不为人知的原因,恐怕已酝酿多年。毛泽东除了没有做法律上的准备,事前的一切准备都很充分了。” 

父亲讲:“依我看,老毛动的这个念头(指发动“文革”),内因是源于他的帝王思想,就怕人家抢了金交椅。外因是有感于苏联的现实,看到斯大林死后出了个赫鲁晓夫,他就忧虑得睡不好觉了,还给人家起了名字,叫修正主义。于是,在反修的旗号下,趁着自己还活着,就先要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挖出来。至于他和刘少奇的矛盾,决不像共产党报纸上写的那样吧。” 

谈到“文革”的政治后果,章乃器皱着那双淡淡的眉毛,说:“一场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形成了两个极端。一个是极端个人崇拜;一个是极端专制主义。这两件东西,自古有之。毛泽东是把它发挥到顶峰了。而他手下那些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迎合,便是依附。” 

父亲说:“‘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搞这个运动都是什么人?就像德国卢森堡当年形容的革命专政——少数几个首领,一些随机应变的政治骗子,还有一群被同化的弱者尾随其后,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在这场革命中自己需要什么!这场标榜文化的革命对灵魂来说,是件极坏的事情,把人统统变成懦夫,这无异于政治奴役。运动过后,病势深重的是人心与人性。” 

罗仪凤则十分不理解毛泽东的搞法,愤愤地说:“要搞刘少奇,就搞刘少奇一个人好了。他为什么要把全国的人都发动起来。又是抄家,又是武斗,又是毁文物。《圣经》上说:‘有时候,我们的英雄似乎只比土匪头子稍稍强一点。’我看两千年前犹太人说的这句话,在两千年后的中国应验了。” 

康老在这里插了话:“今天哪里是两个大右派的聚会,我看是三个右派的沙龙。”她的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有些兴奋的章乃器,探过身对老人说:“康老,我念一幅最近写的对联给你听,好吗?” 

“好!”老人高兴了,用白手帕掸掸耳郭,说:“我洗耳恭听。” 

“你是诗人,我是个俗人。不过,偶尔也诌两句。”章乃器立于客厅中央,面向毛泽东像,一字一顿地说:“肠肥必脑满。”接着,把烟斗掉转过来对着自己的胸口,说:“理得而心安。” 

一言既出,顿时寂寞无声。 

康同璧轻轻拍手,道:“写得好。” 

罗仪凤吐吐舌头,对母亲说:“妈,这副对联你只能听,可不能对别人说呀!一旦传出去,咱们可都要掉脑袋!” 

康同璧趁着女儿进卧室的空隙,也向我们吐了吐舌头,笑着说:“她怕,我不怕。当时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打了我,我也不怕。现在的中国人,只剩一条命。何况,我也八十岁了。” 

父亲立即劝解老人:“仪凤的话是对的。你们母女相依为命,仪凤的生活全靠你,你更应小心才是。” 

谈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章乃器望望渐暗的天空,对康氏母女说:“今天过得太愉快了,这得谢谢康老和仪凤。天色不早,我和伯钧要分头离开这里才好。他有小愚陪同,住得又不远,所以我要先走一步了。” 

父亲和他紧紧握手,互道珍重。罗仪凤为他挑起客厅的棉门帘。 

分手的一刻,脸上铺满微笑的章乃器对父亲说:“伯钧,我们还会见面的。” 

大家目送他的离去。夕阳给这座僻静的院子,涂上一片凄凉的金色。章乃器敞开的大衣,在寒风中微微摆动。刚才还在说笑的人们,又都回到了现实。“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 

父亲也起身告辞。临别之际,对康老说:“在人们要不断降低自己做人的标准以便能够勉强过活的时期,老人家依旧君子之风,丈夫气概。这次会面实在难得,但不可再搞。太危险了!尤其对你和仪凤的这个家,风险太大。” 

康同璧握着父亲的手,连声说:“不怕,不怕,我们大家都不要怕。” 

罗仪凤执意要将父亲送出大门。走在石板路上,她一再感谢父亲,并说:“要不是章先生最后说了不可再聚的话,我妈过不了多久,又要请你们来了。” 

父亲用解释的口吻,说:“人老了,怕寂寞哇。” 

“不单是这个理由。”罗仪凤反驳道:“更主要的是,她特别敬重你们。” 

父亲内心十分感动,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听见这样的话了。 

寄住在康家的这段时间,我还认识了三个教授。 

一个叫张长江,是康有为弟子张伯桢之孙,北京史专家张次溪之子,在对外经贸学院(即现在的对外经贸大学)任教。说得一口好英语、又有一手好书法的他,十天、半月来罗宅一次,负责处理康同璧的文字类事务。他曾偷偷告诉我:“你在川剧团,康氏母女给你的回信,大多由我代笔。所以,我们早就认识,只不过无缘得见。” 

张先生进门后,从不急于走到写字桌忙着提笔干活。他要和老人说上许多闲话,趣话,以及街头新闻。和我聊天,则讲菊苑旧事,文坛掌故。一旦和罗仪凤谈及需要处理的事情,有我在场的话,就全讲英语了。我也理解,毕竟属于人家的私事。他在康家从不吃饭,哪怕是抄抄写写到天黑。知书达礼,随和风趣,以及对人情世故的谙通,使他成为一个备受欢迎的人。可以说,张长江一来,康氏母女总是眉开眼笑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大陆刮起留美狂潮。我在北海后门附近,遇到那位上海小姐。简短的闲聊中,她对我说:“你要去美国吗?要去,就找张长江。他不教书了,在美国大使馆工作,可红啦!他对你印像很深,常念叨你呢。”我家离美国大使馆很近,只隔一条马路。但我始终没有去找已是红人张长江。据说,参加康同璧母女葬礼的,有他一个。 

另一个教授的名字,怎么也记不起了。他并不怎么老,却已是满头白发。在山东大学教书,自心理学科被官方取消后,改教中文了。他来北京料理私事,请假三日,食宿在康家。当他听说我父亲是章某人的时候,即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说:“我对令尊大人非常敬佩。今天我们给马寅初和章罗联盟下政治结论,为时尚早。因为胜负输赢不到最后一刻,是难辨分晓的。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究竟革命还是反动?更要留给历史评说。” 

三天里,他天天议论江青。他说:“江青就是蓝苹嘛。沈从文就认识她,也跟我谈过她。一个三流电影明星,品质也差,非要称什么文化旗手,还成了叱咤风云的英雄。她一登政坛,便用尽低劣之极的招数。我们英明领袖的‘英明’,也真是少有。最让我不明白的是,几百万的共产党员,竟都能服从、容忍,甚至拥戴。”说话时,那无比愤怒的态度和胆量,使人觉得他根本不是什么教授、书生而是侠客,壮士。 

临别时,他希望我能在罗宅多住些日子,说:“这个家太冷清,人太寂寞。从前可不是这样的。” 

再一个教授,便是黄万里了。 

那天下午,我回到康家,见一个学者风度的人坐在餐桌旁边。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约五十来岁,衣著得体,脚下那双生胶底软牛皮皮鞋,很显洋气。 

罗仪凤说:“你们该认识吧?”我们各自摇头。 

康同璧惊奇地说:“怎么会不认识呢?一个是黄炎培的公子,一个是章伯钧的千金。” 

康氏母女哪里晓得民盟的复杂结构与人事。父亲与黄炎培的往来纯属公务性质,谈不上有多少私交。反右以后,索性断了联系。 

黄万里听了老太太的介绍,立即起身,向我伸出右手,说:“我叫黄万里,在清华教书。虽说我是父亲的儿子,可现在是你父亲的兵呀!” 

站在一边的罗仪凤解释道:“万里和你爸爸一样,戴了右派帽子。”遂又翘起大拇指,说:“他的学问特别好,在美国读了三个大学,得了七个博士。万里,万里,他本该鹏程万里。” 

有了这个前提,似乎也就有了话题。我问黄万里是因为什么划了右派。他告诉我:“是因为黄河,具体说就是反对三门峡工程。”原来,黄万里认为黄河的特点在于泥沙。治黄关键在治沙,可那时苏联专家的方案是根本不考虑排泥沙的事。后来三门峡用于挖沙的钱好像比发电得的钱还多。大坝一次次改建,弄得千疮百孔;库区百姓上下来回搬迁,搞得苦不堪言。实践证明,他是对的,可帽子戴了二十三年。 

康同璧用称赞的口气,补充道:“小愚,万里的诗是做得很好的!” 

黄万里笑了,说:“快不要提什么诗了。(19)57年划成右派,跟我写的《花丛小语》(随笔小说)还有很大关系呢。” 

大约闲谈了一个多小时,黄万里起身告辞。说:“回清华的路太远,要早一点走。” 

康同璧非常舍不得他走,拉着他的手,一再叮嘱:“你只要进城,就一定要来呀!” 

黄万里一再保证:“只要进城,就一定来。” 

有了这句话,老太太才松了手。 

这三个教授与康氏母女都是老朋老友了。他们之间的往来,不涉“关系”,也无利益原则,完全是传统社会的人情信托。他们之间的相处亲切,信赖,安闲,是极俗常的人生享受,又是极难得心灵和谐。他们之间的谈话,因文化积累的丰富而有一种特别的情调,因有了情调而韵味悠长,像白云,细雨,和风。 

我每天是在晚饭后去东四十条罗宅。有时因为天气不好,父亲就叫我早一点离开家。康氏母女见我回来得早,总是特别高兴,见面的第一件事,便要我说说当日新闻或小道消息。听完以后,康同璧常说的一句话是:“现在外面太乱,人变得太坏,好多事情也搞不懂了。我经历了四个朝代,总结出的经验是‘以不变应万变’。” 

忆旧,则是我们的另一个话题。一提到过去,康同璧的话就多了,而且讲得生动有趣。一次,大家坐在客厅搞精神会餐,罗仪凤讲发鲍鱼和炖燕窝的方法;上海小姐介绍如何自制沙拉酱,我也聊起父亲和我爱吃西餐的事情。 

老太太接过话头说:“先父也爱吃西餐。在伦敦生活的时候,有一次上街看见一家地下餐厅,他想餐厅开在地下,价格肯定要便宜,于是就走了进去。翻开菜单,那上面竟有龙虾。先父大喜,叫来服务生说,我要龙虾。饭饱酒足后,呈上账单。他一看,吓坏了,就是把口袋里所有的钱掏光,全身的衣服当尽也不够。他只好狼狈的坐在那里,等外面的朋友送钱付账。原来伦敦的地下餐厅是最贵的地方。” 

老人讲的故事,不但引来笑声,而且引出口水。我叫嚷着:“罗姨,我想吃西餐!” 

老人见我叫,便也跟着叫:“我也要吃。” 

上海小姐说:“如果吃西餐,沙拉酱归我做。” 

罗仪凤嗔道:“都闹着要吃,可谁来洗那二百个盘子?” 

“怎么要洗二百个?”这个数字让我吃惊不小。 

罗仪凤答应了我们,并说:“你们不许催我,什么时候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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