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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评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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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蓿�83］。李满住的幼子甫乙加大，为了报父兄之仇，以八、九家的小部落首领竟联络建州、毛怜、乌拉等各部女真数千人，对朝鲜和明朝边境进行杀掠［84］。
董山的儿子脱罗（公元1469——1502年，又书妥罗），是努尔哈赤的四世祖先。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七月，因为建州大首领两年没有人敢袭职，由建州左卫都指挥佟那和｛草合刀｝保奏，成化帝朱见深授脱罗为建州左卫都指挥同知，满住孙子完者秃为建州卫都指挥佥事，都降袭父职［85］。
脱罗时期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建州势力大衰，生产处于缓慢恢复的时期；二是明朝边区政策进入败坏，边官堕落，边境多事，民族关系紧张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期间，脱罗采取恢复生产，尽量保持向明廷朝贡，以尽边臣职责，即采取乱世之秋，处事平稳的态度。
脱罗降袭父职以后，建州三卫十分残破，他率领部众从朝鲜王国和汉区易换农器、耕牛，积极恢复农业生产。努力从事狩猎、采捕生产。建州各部每年从七月到十月，各个村寨或十人一伙，或二、三十人一帮，结队进山入林。远远望去，游猎的人或骑或步，住地连布结幕。一幕住三、四人，或率领妻子单户而居。季节一到，猎人满山，采参布野，呈现一派狩猎繁忙的景象［86］。
女真人将猎取和采集来的貂皮、鼠皮、人参、珍珠、木耳、蘑菇、蜂蜜、松子、榛子等，通过朝贡、互市的途径，输入汉区和朝鲜，换取所需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随着经济的逐渐恢复和发展，女真各部朝贡的人数日益增多由最初规定的五十人左右，增加到一百人左右［87］。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建州、毛怜等卫女真人，每年入贡人数多达八、九百人。成化八年，又增至一千二百人。成化十年，建州都指挥孛哈等又乞求增加入贡人数。此时的抚顺马市相当繁荣。这些情况说明，脱罗时期积极恢复生产，促进了女真地区与汉区经济交流的不断增长。脱罗在职三十三年，几乎年年率部向明廷朝贡，有史可查的、规模较大的就有十多次［88］。
脱罗时期，明廷对边区少数民族的政策发生了新的变化。继正统末年以来，边政渐坏，边吏贪贿日甚一日。女真各部纷纷扰边。从成化三年以后，明廷抛弃太祖遗训，迷信武力征服，鼓吹执行血洗建州，屠杀无辜的镇压政策。实际上，血洗建州成为边廷与女真关系变坏的起点和标志。从这以后，明廷边区政策反动的一面日益发展，致使边乱渐渐不可收拾。
明朝初年，统治阶级对女真各部采取分治政策。女真各部分散势孤，正合统治阶级的心意，即主张各按原来的旧有习俗，分别设立卫、所、地面、城、站，各设官职，使各部之间力足以自立，势足以相抗，互不统属，各自通贡，不相纠合。同时设立海西以抗建州，令女真各部犬牙相制，各自为雄，相互为战［89］。这就是明朝统治阶级所得意的“夷狄相攻”，分而治之的政策。
明初所谓祖宗治边的“深意”，不过是利用女真社会客观存在的分散局面，采用分散的管理办法。而当时的边吏比较清廉，明廷政策反动性的一面不甚明显，女真与明廷的矛盾不很突出。明朝中叶以后，情况不同了。统治阶级不仅深知女真各部已形成分散局势，还故意制造事端。利用懂女真语言，了解女真民俗的“通事”，或深入女真各寨进行侦查，或对前来朝贡、互市的女真人实行监视，常以酒、肉、金、银、布、帛进行诱惑，挑拨是非，使各寨之间彼此猜忌，互生仇隙，以致边事渐坏［90］。
明朝初年，明廷奉行厚往薄来的政策，对于女真各部的交易，接货给值，边吏守法，不稍侵吞。朝贡、互市各有抚赏，赏金来自贸易货物抽分，市、贡两赏，每次均很丰厚［91］。仅对于建州、海西的抚赏，每年就多达万金［92］。各个马市、关市变成了货物“流通之府”。关市贸易虽然对汉区、女真地区各得实惠，而十分之七、八有利于女真各部［93］。尤其是各部的首领得利更多［94］。因此，明中叶以前，汉族与女真族之间的交往十分密切，关系也很融洽。
成化以后，朝贡、互市的某些规定逐渐废止。比如朝贡、人市都以敕书为准，持有敕书的由边官验放，允许入贡入市。敕书对于各部来说，是获惠的凭证。因此，女真各部首领千方百计地追求敕书，有的常以子代父，相互借用，甚至擅行洗改，致使面貌全非［95］。边官和京官为私利所驱使，盗卖库中废弃敕书，私相交易，非法货市［96］。敕书一乱，冒贡的人便放进来了，而真正朝贡的人却进不来，日积月累，各部女真怨恨的情绪逐渐增大［97］。
女真各部朝贡，抚赏各有等第，职位高的待遇好，赏赐多［98］。因此女真大小首领都争相晋升官职。但升官晋职原有规定，即各部首领所部人员二十五年没有犯边的，准升一级。从掌印都指挥到都督，当他的部下、子孙没有犯边的过错时，可以允许承袭父职。如果有善于管束部众，交还所掠夺去的人口，擒获犯边人员或追捕逃人有功的，可立刻升职［99］。所以，女真各部乞求升职的人纷纷到边。然而，朝廷的边吏殆不尽职，相互推倭，年久不向上级报告，或者报告了，也是女真首领要求高位，而封给低职，致使各部首领十分不满［100］。
明朝初年，女真各部首领入京朝贡的时候，贡使进京，宴赏在会同馆。宴席丰洁，酒、肉等诸种宴品用之不尽，人人心情舒畅。赏赐按时，级别虽然不同，但都很优厚。明中叶以后，光禄寺官员作弊、贪贿，不肯用心尽职。女真贡使入京，往往酒饭菲薄，盘肉数两，骨多肉少，饭食生冷，酒中掺水，淡而无味。又不按日期颁赏，一拖再拖。等到不得不赏的时候，赏赉多为次等品［101］。所以，贡使心怀不平，怨声载道［102］。
脱罗以后，女真朝贡、互市和发展生产都困难重重，因为女真各部犯过事件日增，朝廷限制铁器、耕牛输边。过去，凡是女真贡使到京，朝贡以后，允许在街上买卖五天，沿途可以自由交易。现在，禁止街头买卖，只许在馆内，由行人（朝廷指定的交易人）持货到馆，与宛平、大兴二县选择的辅户（从地方选定的供货户）入馆交易。不允许辅户与女真人当面交易。人馆的货物常常不是女真人所需要的东西，致使他们失望而去［103］。
五天过后，京吏催促他们出京，兵部派人押送，通事跟从。不许沿途买卖。锅、铧等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严加限制，五人或十人准许买铁锅一口，二、三年准买一次［104］，结果造成女真部男子没有铧、铲耕田，女人没有针剪使用［105］。女真各部互市、朝贡必须先经过边官验放，这时边吏廉勤的少，贪污的多，亏少马价、偷窃货物。事件时有发生，还以失物为由，诈取财物。通事常以升职进行引诱，千方百计索财或随意谩骂［106］，致使女真人失掉朝贡、互市的主动性，但这样做又缺乏衣食和必要的工业品的来源，于是就集结起来，兴兵抢掠边境。
建州女真自从董山被杀以后，群情激愤，加上明廷在关市上的官员种种刁难，犯边的事件屡见不鲜。而边吏、太监等不以国事为重，贪功循私，任意杀戮。成化二年十二日，建州女真指挥苦女屡次扰害清河（今辽宁省本溪市东北清河城）、靉阳（今辽宁省凤城县靉阳）。明廷出兵，活捉了苦女等，处以磔刑［107］。时过不久，海西兀者前卫（今黑龙江省呼兰河中下游流域）都指挥散赤哈上番书状告开原（今辽宁省开原老城）验放官接受了他的珍珠、貂皮不给货钱。兵部责成都御史陈钺调查此事。陈钺招散赤哈赴广宁对证。散赤哈率领所部十多人，从抚顺（今辽宁省抚顺市北抚顺城）关入。正值开原管辖指挥官的同僚、参将周俊驻守抚顺关，因为官官相护，周俊怕散赤哈到了广宁对质，暴露真相，就借口海西人素来不从抚顺关进入，拒绝散赤哈入关。散赤哈大怒，便与建州女真联兵，纠集各部，多达数千人，大掠奉集堡（今沈阳东南奉集堡）。边警报到广宁，都御史陈钺，不察是非曲直，不分青红皂白，竟将接近边境的耕户也僧格等十八户女真贡使拘留在沈阳，命令辽阳副总兵韩斌出兵，将十八户女真平民家属全部杀害［108］。从此，边境更无宁日了。
由于皇帝昏庸，太监当权，控制边关。脱罗等女真各部要求朝贡、互市更加困难了。如何对待扰边的女真首领，朝廷的争论极大，以兵部侍郎马文升和兵部尚书余子俊为代表的比较清廉的官员认为，边防重地，系国家存亡的大事，不可轻易动兵。马文升指出：出现边关多事，是因朝贡的使者被边吏求索，致使某些首领心中怨恨所造成的。应该严惩边吏，宽待“诸夷”，不必兴师动众［109］。余子俊也极力主张以守为上策，对女真不宜“深治”，况且建州都指挥伏当加等，只是因为不得都督职务，才扰乱边境的，罪行还不重，如兴兵征讨，决非祖宗治夷的初衷。因此，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明廷派遣马文升，大通事都指挥詹昇等前去招托建州、海西各部。建州三卫掌印都指挥俄罗、卜花秃、完者秃等，都听抚入贡［110］，这样边患才平息下来。
然而，当朝太监汪直得宠于皇上，他求功心切，与都御史陈钺合谋，谎报边警。一边诬告马文升，一边请求皇帝，同意出师征剿。成化十五年，成化帝终于同意他们的请求。命令太监汪直监督军务，抚宁侯朱永为靖虏将军兼总兵官，分兵五路，再次大规模地讨伐建州。女真各部知道大军将至，青壮年逃匿深山，老弱被明兵杀害的却多达六百九十多人，被俘四百八十多人，攻破四百五十多寨，掠获牛、马一千多匹。大军所过之处，房屋被焚毁，人民逃散。官军不惜掘骷髅回师报功。在明廷军事压力下，伏当加等女真首领被迫叩关朝贡。
当朱永等出师途中，遇到了建州的贡使哈速、郎秃等七十多人前去广宁。汪直不分是非，一律诬为“窥伺”边境，将哈速等五人无辜杀害，其他的人捕送京师邀功。后来竟无理地把郎秃等七十四人远戍两广安置［111］。
因太监汪直的诬陷，马文升被撤职，辽边更混乱了。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建州女真为了报旧仇新怨，各部联兵结势，深入辽东，骚扰清河、靉阳等地，竟长驱四百多里。凡是掠到边境男女都将四肢分解、碓脊、火蒸以泄其忿，劫夺牛马，焚烧庐舍。这样由统治阶级所挑起的民族矛盾更加尖锐了。
陈钺等惟恐失去所冒领的功劳，便坚守城池不出，并且隐瞒边情不报，使边关多事更胜于往时［112］。
在边官贪功妄杀，女真各部纷纷扰边的时候，努尔哈赤的四世祖脱罗，仍然与朝廷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反对扰乱边境。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当马文升招抚边境各部首领的时候，建州三卫掌印都指挥脱罗等，都听抚前来朝贡。后来，在一次朝贡中，当伏当加为其兄保能请职升级时，脱罗挺身而出，在会同馆截获伏当加，指责他乱边多达七、八年，导致许多女真人死亡，今天又隐瞒真实情况，欺君入贡，依照国法应当诛灭。
脱罗的所做所为震动了朝廷，颇得朝廷大臣的关注，为了保证脱罗的安全，决定把伏当加贬戍广东安置，并以脱罗有功，晋升为建州左卫都督［113］。
脱罗死后，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他的儿子脱原保承袭父职为都督。他继父、祖遗业，继续效忠于明廷，以时朝贡。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建州的一些部落侵扰辽阳，岁无虚月。镇巡官张贯等要集结兵力，进行讨伐，都督脱原保等知道后，率领一百多人，叩关调解，以通和好，安顿边境［114］，平息了朝廷再次出兵征伐，保护了建州的生产和安定。脱原保掌事十八年，直到明嘉靖初年，不知所终，才不见于史籍［115］。
努尔哈赤的世系出自脱罗三弟锡保齐篇古［116］。锡保齐篇古的儿子是都督福满，即为清代的兴祖。兴祖与脱原保是叔伯兄弟。所以，努尔哈赤的祖系不是大首领嫡系长子的后裔，史称是建州左卫“枝部所出”，就是这个原因［117］。都督脱原保、福满死后，建州左卫日益败落。嘉靖中叶以后，景祖觉常刚（又称觉昌安、叫场）、德世库、刘阐、索长阿、包郎阿、宝实兄弟六人，即所谓六祖。六祖都没有接受过明朝都督职衔，惟有景祖觉常刚的官职升到都指挥使［118］。觉常刚生有五子，依次为礼敦、额尔衮、界堪、塔克世、塔察篇古。其中第四子塔克世（又称他失、塔石）是努尔哈赤的父亲［119］。
都指挥觉常刚时期，建州左卫部落间势力分散，互不相属。觉常刚智勇兼备，长子礼敦勇力绝伦，父子团结族众，试图统一建州各部，他们率领族人战胜强族大部的扰害，一时统一了五岭以东（系指苏子河下游西南的五岭）、苏克苏浒河以西二百里区域，强盛起来，从此自称六贝勒［120］。六贝勒势力刚刚兴起，恰遇栋鄂部［121］势盛，两部相抗衡，关系日趋紧张。六贝勒没有足够的力量对抗栋鄂部的挑战，不得不向海西哈达部（首城在今开原东“南城子”）王台借兵。哈达万汗王台与六贝勒联兵与栋鄂部开战，结果两败俱伤。栋鄂部损失惨重，六贝勒也势力大衰［122］。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建州、海西女真各部农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123］。加上与汉区和朝鲜长期通商互市，在物质方面奠定了社会统一的初步基础。嘉靖晚年，建州右卫都指挥使王杲（努尔哈赤的外祖父）控制建州各部通往清河、抚顺各市的货源，贩卖貂皮、人参、松子，交易大兴，“结彀连骑，炫熿于道”，获取重利，大有统一建州三卫之势，俗称阿古都督［124］。建州左卫觉常刚及其子塔克世等全族归附了王杲，塔克世本人成了王杲的部将［125］。
这个时期，女真各部首领势力最大的是海西哈达部王台，他忠于明廷，士马精强。对各部远者招徕，近者攻取，其辖地达千里。王杲所属的建州三卫也听从他的约束。但各部之间没有严密的组织管辖，部落生产、经商各听其便。觉常刚经常率领部下几十人到辽东各个市场交易，以建州所产的粮食、麻布、马匹，交换汉区的猪、牛等生产和生活资料，明人称他是“市夷头目”［126］。觉常刚自领敕书三十道，授职为都指挥使［127］。与王台、王杲相比，地位较低。
隆庆和万历初年，王杲自以为能调动建州各部，无视朝廷边将的政令。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王杲入关市时，大肆索赏。他自恃雄长各部，坐骂关市，还以箭刺人。又赶上抚赏的备御官贾汝翼在验马的时候，责备数十名女真人，引起一些首领的不满。边吏尤清在验马的时候贪得无厌，虽索取王杲的金、银，却借口把马匹退回去。王杲与众首领以此为由乘机煽惑，相互连结，要求明廷撤换备御，又联合速把亥、歹青、委正等“三卫”各部蒙古骚扰边境［128］。
另外，王杲部下有三十多人，不愿意留居在建州，要求寄居于汉区，为边吏收纳。王果不答应，多次向边吏索人，并无理掠缚明边“夜不收”（即夜哨）。同年七月，当王杲部下来力红向边吏索取人口的时候，抚顺游击裴承祖出来拒绝。于是，双方发生冲突。承祖乘胜率领三百骑兵追到来力红寨，被王杲、来力红率众团团围住，把总刘承奕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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