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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评传-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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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进一步将实践作为判别认识真伪的标准，从逻辑的角度加以概括，提出了“止”论方法。“止”论是一种以通过实践而发现的事实实例所构成的单称命题来否定一个全称肯定命题的逻辑方法。
墨子不仅肯定了理论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且强调了理论认识必须付之于实践，反对“言则称于汤、文，行则譬于狗稀” 的言行不一的现象。
墨子认为不能指导实践行为的理论知识是空谈，在《墨子。公孟》篇记载了墨子斥告子言行不一，不能治己身，焉能治国的故事，典型他说明了墨子“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的求实精神。告子认为，“言义而行甚恶”。墨子认为，“不可，称我言以毁我行，愈于亡”。告子言谈甚辩，似胜为仁，欲治国为政；墨子指出：“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恶能治国政？子故亡，子之身乱之矣！” 墨子本人亦将言行合一作为墨家一个基本的道德行为准则。
墨子否定那些虽善，但不可用的理论认识，例如“天下之上，非兼者之言，犹未止也，曰：”即善矣；虽然，岂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 墨子强调了应从实践的效果来判断理论认识的是非曲直。所以，在墨子作为言、行规范的“三表法”中，有用之者就是其中一表。言之有用与否，就是看其能否“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墨子一生以实行天下兼相爱，交相利的政治理想为己任，就是认为这种政治理想能兴天下之利，于国、于民有益。
二、墨子理性主义的认识过程
如何对待实践中形成的经验事实，这是认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涉及到几个方面，其一是经验事实和客观事实的对应问题，即经验事实反映客观事实的真伪程度。从认识过程的主、客体来说，是关于人的认识能力和外部世界的可知性问题。其二是如何从众多的经验事实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整理归纳出一种对外部事物有条有理，脉络清晰的认识。墨子认为，别异分类是一种有效的归纳分析手段。其三，墨子认为，普遍因果观念的确立，是对外部世界固有规律的，是对经验事实的一种抽象，它揭示了在经验事实中所蕴涵的关于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
（一）人的认识能力和外部世界的可知性
墨子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指人的感官具有感知外部世界物体和现象，获取感性知识的能力。“知，材也”。 “知，接也”。 “以其知过物而能貌之，若见”。 “身观焉，亲也”。 “闻，耳之聪也”。 “惟以五路智”。 墨子的这些有关论述说明了几点，人具有感知外界事物的生理机能，人的感官如眼、鼻、耳、口、皮肤等是接受外部世界信息的必经的第一个环节。正是人的感官接触到外界事物，才能感知到外界事物的一些现象。如眼睛看到事物，才能描绘出事物的一些外部特征。人的耳朵具有听觉和辩别外界各种声响的能力。人的感官虽然具备感知外界事物的生理机能，但对外界事物的形成，感官必须接触到外界事物。材是说人的主观条件，接是强调人为，即人的感性实践，只有具备了这两个方面的条件，人的感官才有可能感知外部世界。
第二个层次是人的思维能力，它能通过知性分析，理性综合，从直接的或间接的感性经验材料中得到外界事物比较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循所闻而得其意，心之察也。” “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 “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 “虑，求也。” “以其知有求。” 墨子认为，人的认识能力不只限于感官的感知，而且具有一种求知的欲望和能力，强调人从无知到有知转化的要求，这种求知的能力表现在人具有知性分析和理性综合的思维能力。从所见到，所听到的关于事物表象的一些经验材料中，进一步分析、概括表象后面的本质特征，这种抽象思维的能力也是人所具有的一种生理机能，墨子将其归于心的功能。人的眼、鼻、口、耳、肤五种感官是获取外界知识的一种基本途径，但是有些知识并不是通过感官途径获取的。例如，时间这个概念，用五官不能感知，而是人们在长期的各种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衡量人们行为长久或短暂的量度知识。从远古到今，这是一个过程；走路先近后远也是一个过程。这种过程的观念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久，弥异时也。” “久，古今旦暮”。 “行修以久，说在先后”。“行。行者必先近而后远。远近，修也。先后，久也。民行修必以久也。”历史从古到今，一天从早到晚，这说明了运动过程的长短。路，由近及远，从过程上说有先有后。由近及远，这是一个空间距离的概念；有先有后这是一个时间间隔的概念。运动过程伴随着空间距离的变化，必然有时间的消耗。时间概念的产生是基于运动的实践，并不是五官直接感知的结果。它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对这种现象通过思维的分析、综合、抽象而形成的一种知识，所以，知久不以五路。
第三个层次是指人具有一种从已知推知未知的推理能力，传授和接受已有知识的能力。这种能力拓广了由于个人有限实践所限制的认识范围和深度。“传受之，闻也。” “或告之，传也”。 “智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 “闻所不知，若所知，则两知之，说在告。” “方不瘴，说也。”某人由实践中获取的知识对他本人来说是直接亲知的知识，但对其他人来说，就是间接的知识。个人的实践能力和范围总是有限的，每个人不可能为了获取每一种知识都亲自实践一番，因而，对已有知识的传授和接受是个人获取新知识的重要途径，也是人类社会知识在质和量上不断丰富的重要途径。教育和学习是具有的一种生理和社会机能，正是通过教与学的环节，知识的传授和接受才成为可能。人的推理能力克服了感性知识的狭隘性，在有限的实践基础上，根据人对事物因果联系的规律性认识，从有限的已知知识推知未知的东西。这种推理过程可以突破地理环境的局限，“以往知来，以见知隐”，获取新的知识。由于根据已知的规律性认识去认识、推论未知事物所获得的知识往往比感性知识更为深刻，所以墨子说“其知之也著”。对作为认识对象的外部世界，墨子肯定了两点，一是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诽之可否，不以众寡，说在可非”。 事物的存在与否，状态特征如何，并不以人的主观意见的多寡而定。二是相信认识外部世界的可能性，“知。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 不仅人具有认识外部世界的能力，而且外部世界也必然是可认识的，这样才构成了关于外部世界知识形成的两个基本条件。
墨子关于外部世界可知性的认识是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墨子并认为外部世界的可知性对人的认识来说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是一个从不知到知的过程，是一个从少知到多知的过程。所以，墨子反对那种不知为上，绝学无忧的认识态度，“知知之否之足用也，誖。 ” 墨子认为，基于外部世界的可知性和人的实践活动，从不知到知是认识发展的基本形式，因而，局限于知道知与不知就足够的态度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在逻辑上也是矛盾的。阴阳五行也相信外部世界的可知性，但这种可知性是在终始循环的先验图式中得到解释，是以客观世界比附于固定框架，而不是在实践中，逐步扩大和加深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这种可知性不能获得新的知识，相反却否定实践，使思维僵化，引导人们从这种先验图式中得到世界可知的慰藉。墨子在实践的基础上相信外部世界的可知性，首先是重视并相信各种实践活动所得到的经验材料的可靠性。所以，“有原之者……察众之耳目之请”，“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作为墨子认识活动依据的三表之一，成为墨子知识形成的出发点，“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无，为仪者也。” 墨子为了论述他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多取材于百姓的耕、织、百工、商贾等生产和日常生活的经验材料，因为墨子认为这些经验材料反映了现实社会的真实情况。其次，墨子认为，外部世界的一些规律性的，本质性的东西，虽然感官不能直接感知，但是可以通过人的抽象思维能力，综合各种感性的经验材料，总结、概括出来，而为人所认识。
其三，墨子认为，有限的个人认识能力不妨碍对无限外部世界的认识，“无穷不害兼”，“不知其数而知其尽也，说在明者”，“不知其所处，不害爱之”。这几段引文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表明了墨子对无限外部世界可知性的认识。兼爱的主张虽然是从有限的观察材料概括出来的一种社会理想，但是它时无限的世界同样是普遍适用的。根据普遍的因果规律，虽不知世界之无限，但可推知兼爱之主张是必然适用于无限的世界。对无限世界可知性的认识，是墨子彻底反对不可知论的一种表现。
（二）别异分类是对经验事实的归纳、分析
墨子不仅仅用名范畴来规定、描述客观事物的存在状况，使客观事物在人的认识活动中有了一种可以把握，可以分析的符号来表征，而且用类范畴来刻划客观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墨子认为，不同的客观事物在某些特征方面具有相同性，这种相同性表征了客观事物的某种规律性的联系。通过对这种相同性的认识，可使对复杂纷纭大千世界的认识由个别的、零碎的、杂乱的知识得到一定程度的归纳整理。通过分类别异，认识对象由于一类事物的自我同一及与他类事物的互异，在认识活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定，使万事万物得到了条理分明的简化，得到一个比较清晰、简洁的外部世界的图景。因此，墨子认为，别异分类是对外部世界规律性认识的必经一环，“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 分类别异是指从一类事物具有某种共同特征这一自我同一性方面来明确各类事物之间的同异区分。要进行分类别异，首先必须明确判别标准，这种判别标准就是认识、实践的规范。因为只有依据类的判别标准，才能有效地明是非，审治乱，别同异，察名实，所以，墨子在论辩过程中十分强调“察吾言之类”。同时，在进行“以类取，以类予”的推理活动中，才能保持逻辑的一致性，不至出现逻辑的混乱。“以类取”是从大量个别事物中分析它们存在的某种共性，将这种共性作为类的自我同一的判别标准来区分事物，从而得到某种类的概念。“以类予”是根据类的判别标准来推断判定事物的是非。例如，墨子说：“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 杀少与杀多都是杀人，当属不义之类，说杀少是不义，而杀众为义，从逻辑推理上就违背了“以类予”的原则，属于逻辑混乱。
分类别异的判别标准是一种尺度，一种法，一种仪，因而是进行理性思维活动的基本框架。这种判别标准犹如“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 “法，所若而然也”， “言而毋仪，譬由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 有了判断、比较的标准，察类、知类才有其一致性的基础，否则是“狂举不可以知异”。 有了类的判别标准，类比推理才有其逻辑的可靠性，“此与彼同类，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 同时，对大量个别事物的认识，就有可能上升到对客观存在的类的特殊性的认识。
其次，墨子分类别异的方法是建立在经验材料的基础之上的，是对感觉到的客观事物某种特征相同、相异的一种归纳、分析，并不是主观臆想。例如，圆以规，是对“圆，一中同长” 这一客观状态的一种判断和操作标准，“今轮人以规，匠人以矩，以此知方圆之别矣”，所谓“一法者之相与也尽类”， 就是这个意思。分类之法虽然可以择取不同的标准，但法之规定的内容却都应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例如，我们可用方这个几何概念作为一种类的标准，那么我们不管物体是什么材料构成的，其重量、大小、物理化学性质如何，只要它是方形的，即都可归于方类。“若方之相合也，说在方”， “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尽类。犹方也，物俱然。” 由于分类的标准不一样，则同一种物体可归于不同的类。例如，一块圆铁和一块方铁，如果按照几何图形来分类，则一块属圆类，一块属方类。如果是归属于这一类的物体，则必定具有符合该类判别标准的基本特征。例如，四足兽是一个类，那么牛、马、羊、狗等只要是4 条腿的动物都具有符合4 足和兽这两个分类判别标准的特征。不同的分类标准，有助于人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一个事物存在的各种特征，并且可从多方面认识各种事物之间不同的相关性。
墨子的分类别异是为了察类、知类，以类行是墨子进行认识活动的基本方法。在大量经验材料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分类标准，可以以此推知其他未知的同类或异类的事物。否则，“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术，则事犹若未成也”。 分类的目的，其一是为了对已知的经验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其二是为了推类，为了认识更多的尚未能认识到的事物。在进行推类活动时，墨子首先要求“通意后对”，否则就会“不知其谓也”。 墨子认为，在察类、依类、推类、知类的认识过程中不能模棱两可，似是而非，而必须要有相对的确定性，以至能达到彼此间的理解、交流、认同和接受。察类、知类、依类、推类表明了墨子认识事物的一个基本过程，这个过程已不局限于对个别事物的认识，而是深入到对事物类的特殊性的认识，从而有可能以此来类推认识更多的未知事物。下面举例说明。
墨子认为杀人不义，窃人不义，都属非义之类，那么攻伐别国，杀别国人民，掠夺别国财富，根据义类的标准应属不义。认为攻伐别国是义举的人，那么他就犯了不知类的错误，因为攻伐别国与杀人窃人“为与此同类，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 墨子游楚，献书惠王，穆贺说墨子之学是“贱人之所为而不用”，墨子以利天下为前提进行类比推理论证，药草贱人采之，天子食之以治其疾；酒、饭农夫作之，王公大人用之以祭祀，贱人之所为而王公大人因其有利皆用之，而不嫌其是贱人所为。以此类推，墨子论证说，我的学说虽是贱人之所为，但有益于国家、天下，王公大人怎么嫌其是贱人之所为而不用呢？ 墨子在阐述、论证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如尚贤、兼爱、非攻、非命等观点时，都是应用依类推断的方式，墨子先举一个大家都普遍认同的判断为依类推断的基础，然后说明新的一个判断与大家普遍承认的判断是同类判断，则新判断所得到的结论应和普遍承认的判断所得的结论应是一致的。杀一人和杀众人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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