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评传-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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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第44～45页。
92《天情道理书》，《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368页。
93《乌兰泰奏独鳌山一战损将伤兵自请治罪折》，《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173、175页。
94《赛尚阿奏拟先全力攻剿冯云山洪秀全再行分兵折》，同上，第209页。
95《邹鸣鹤奏广西吏治积弊已深折》，同上，第259页。
96江忠源：《答刘霞仙书》，邓瑶编《江忠烈公遗集》卷一，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57页。
97江忠源：《与徐仲绅制军书》，同上，第69～70页。
98同上，第62页。
99江忠源：《答刘霞仙书》，邓瑶编《江忠列公遗集》卷一，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版版，第54、58～59页。
100《咸丰三年正月癸丑谕内阁》，转引自王先谦《咸丰朝东华录》卷十九。
101曾国藩：《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44～45页。
102《王壮武公遗集·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五辑之241种，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56页。书吏在征收赋税，办理案件等公事中，往往与衙役上下其手，沆瀣一气，为自身谋取利益，而浮收倍取的对象不仅是百姓，亦包括当地的有产者——士绅，这自然会侵害到他们的利益，他们当然会反抗。而府县官员主要关心的是按时足额完成官方交办的任务（任务完成的好坏会直接关系到其考绩升迁），故会放任下属。对此，瞿同祖先生在其《清代地方政府》第三章“书吏”中，有详尽的论证，有兴趣者可参看该书。

　
103《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168页。
104同注102，第56页。
105《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版，第12页。
106同上，第11页。
107“八都左光八，窝藏各乡各县贼徒，常有百余人聚会，为八都、廿三四都害将三十年”，“若辈遇强者则窃，遇弱者则劫，各处有齐六七百人立意欲提获究办者，总是受伤而归。自督抚司道而下均案集如林，未有能治之者。”参见曾国潢致曾国藩家信，同上，第86～87页。
108同上，第12页。
109《与各州县书》，《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97页。
110《复贺长龄》，同上，第4页。
111同上，第104页。
112廪生，是享受国家钱粮补贴的秀才；生员，是不享受补贴的秀才；增生，在正额之外增入的生员（秀才）；武生，科举分文、武两途，武生即武生员，又称武秀才；童生，即读书备考，尚未考取功名的读书人。参见《王壮武公遗集·年谱》，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60页。
113《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111页。
114同上，第113页。
115同上，第118页。
116郭嵩焘：《江忠烈公行状》，《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版，第335页。
117《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126页。
118《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45页。
119《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134页。
120《曾国藩全集·批牍》，岳麓书社1994年12月版，第9页。
121同上，第10页。
122同上，第30页。
123同上，第39页。
124同上，第65页。
125同上，第19页。
126同上，第27页。
127同上，第59页。
128同上，第1～2页。
129同上，第58页。
130《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56页。
131《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414页。
132《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46页。
　



对于帮办仅可用于自卫的团练，曾国藩并不积极，他招募土生土长的农民，将他们编伍，交与其本乡本土的书生带领，通过严格的军制与训练，终于编练出一支富于朝气的新军——湘军。
事情起因于练兵。
咸丰三年正月，太平军放弃武昌，泛江东下后，朝廷调张亮基署理湖广总督，前往湖北收拾残局。曾国藩与张亮基虽是初识，却甚为相得，依依惜别之后，1曾国藩回到长沙，将带到长沙的一千乡勇，“仿戚继光兵法编伍训练，以备防剿，名曰湘勇”。2其时，李续宾、李续宜、刘松山、杨岳斌、蒋益澧、萧启江、张运兰等皆在军中，后来都成了名声喧赫一时的湘军名将。
皇帝交办的任务是“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搜剿土匪一事，他很积极，很投入，成效也很显著；可帮办团练，他从一开始就不积极，而是提出，在各县团练中，“择其壮健而朴实”的乡民，加以军事训练，以期成为一支战守兼备的新军。“公曰：团练仅卫乡里，法由本团醵金养之，不饟于官，缓急终不可恃，请改募成军，乃可资以讨贼。湘勇之号，自此起焉。”3其实道理很简单，端谁的饭碗，听谁的吆喝而已。
团练是一种民间防卫组织，成员大多为本地农民，平时要务农养家，只能于农闲时抽空训练，加之经费有限，装备窳劣，训练不足，战斗力也强不了。防匪防盗差可一用，若以之对付太平军这样的对手，则无异于驱牛羊入于虎狼之口，是绝不可行的。还有个大问题是，办团练要用钱，国家不给钱，只能靠本地的捐纳集资，难度本来就大，且一旦经手人或承办人不可靠，从中聚敛贪污，则非但无益于地方，反而会成为扰民、害民的秕政。
那么为何非要在正规军外另建新军？扩增正规军不成吗？不成。曾国藩虽是个文官，没有带过兵，可耳闻目睹，尤其是官军围剿太平军两年来的事实，使他坚信，这样的军队是绝无可能克敌制胜的。早在做京官时，他便向咸丰上过一道《议汰兵疏》，将军队的现状，做了这样的归纳：“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雎，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4为此，他提出将绿营兵兵额减少到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的水平，汰兵五万，每年节饷一百二十万两，将之用于军事训练，走精兵路线。
国内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家罗尔纲，20世纪30年代，曾出版过一部《湘军新志》，其时，罗对湘军军制的研究，是经过胡适先生指导的，故尚遵从胡氏实证主义的治学传统，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5故此书资料详瞻，评论允当，诚为一时之选。今日读之，仍不失其价值。其后出之作，相形之下，则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新志》中对当时清军的腐败窳劣，综核有序，正可以作为曾氏力主改练新军的注脚，故笔者不吝篇幅，于此转述之。
罗氏将清军绿营之积习（或称习气）归纳为四大端：
一为虚名冒饷。即将弁遇士卒缺出，仍存旧名，不予选补，以干没其粮饷。遇到差点兵额时，临时雇人冒充以掩人耳目。此外将弁还将其自家府署内的厨役、仆人等挂名领饷，以国家养兵的经费，用于私人雇役。虚名冒饷的恶果是，册上有兵，伍内无兵；侵占名粮，则虽有其人，而操练调遣均不与闻，有兵等于无兵。咸丰初年，此弊浸深，如贵州一省之绿营，缺额过半，偏僻地区缺额更多，有只存六分之一者。（此胡林翼语）
　
二为“官气”重。即不事训练而专应差事，不讲营规而专习节仪，巧滑偷惰，军纪涣散。“无事则应对趋跄，勇为善观；临阵则趑趄退避，专择便宜；论功则多方钻营，希图美擢；遇败则巧为推诿，求便私图。”（此江忠源语）
三为操防虚应故事。平日训练，花拳绣腿，但求好看。“今日之制兵，陆则不知击刺，不能乘骑；水则不习驾驶，不熟炮械。将领惟趋跄应对，办名册，听差使。其练之也，演阵图，习架势，所教皆是花法（花架子），如演戏作剧，何裨实用！”（此左宗棠语）
四为敢于犯上。清军绿营之等级序列，自上而下为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士卒。而上级“居官不谨，动为其下所胁持”。因为有把柄在下级手中，故上级不得不务为姑息。姑息养奸，则军纪荡然。由之形成嘉道年间，绿营士兵挟持千、把总，千、把总挟持都司、守备，都司、守备挟持副将、参将、游击，副将、参将、游击则挟持提镇（即提督、总兵）的局面。“上述四个弊端，虚名冒饷与侵占名粮，则营伍空虚。官气重，则巧滑偷惰成为风气。操防虚应故事，则所谓训练实与没有训练相等。敢于犯上，则军无纪律。营伍空虚，则临事始招市人冒充，应募的人，兵籍无名（顶空额），以致闻风先逃，无可稽查。巧滑偷惰，则平时以钻营为能，营务必致废弛；有事以规避为巧，不免争先奔逃。无训练，则无胆无艺，不能披坚执锐。无纪律，则将令出而兵哗，敌未至而先溃，懦于御敌而勇于扰民。这四点都是绿营最大的弊端。此外，如将弁则役使兵士，视如奴仆，克扣摊派，剥及锱铢。兵士则吸鸦片，开赌场，豢盗，窝娼；平时无恶不为，一闻征调，则阖门啼泣，推饷求代。种种积弊，二百年来，成为习惯，已经是改革不了的。”6
上述四大弊端之外。罗氏还总结出绿营制度的三大缺陷：一是饷薄。士兵为了糊口养家，兼营生意便成为公开普遍的现象；国家既无力增饷，便只能视而不见，放任自流。二是分汛太多，差役太重。所谓汛，指的是山川道路要隘等处设置的驻军，分散驻扎的兵士多了，自然不可能按时集中操练。差役重，当时没有警察，所有护饷、押送犯人、缉捕盗贼等等，无不以分汛的绿营兵当差。分汛多，差役重，致使训练废弛，军纪涣散，战斗力低下。三是调遣无成法。绿营征调，往往零星抽凑，这一营抽一百，那一营抽五十。调兵一千，往往抽拨了几营或十几营。所谓兵与兵不相习，将与兵亦不相知，营伍散漫，心志不一就是这样造成的。一旦临敌，兵不听将令，将不得兵力，营与营之间则势如鸿沟，各不相谋，战不相援，败不相救。7
综上所述，难怪曾国藩对正规军没有信心，想要另起炉灶。故他赴任伊始，对帮办团练一事，敷衍了事，一带而过。“拟访求各州县公正绅耆，以书信劝谕，使之董理其事，俾百姓知自卫之乐，而不复以捐资为苦。”8话虽这么说，这件事，他自己心里怕是都不相信能够做到呢。反之，对编练新军，他显得劲头很足。在抨击了官军两年来在广西的表现后，他提出“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诚能实力操练，于土匪足资剿捕，即于省城防守，亦不无裨益。”9咸丰对官军之窳劣，广西之溃败，早已痛心疾首，曾国藩既然请缨，倒也不妨看看他能搞出什么名堂，于是批示同意：“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有了这道朱批，曾国藩名正言顺了，其帮办团练的职任也一变而为编练新军了。
　
曾国藩统率的湘勇，连他在内，基本干部全部是书生，虽然有知识，有头脑，可以很快掌握兵书的基本要领，但无一人有实际军事经验。练兵光靠兵书不成，于是曾国藩请了一个富于军旅经验之人，参与乡勇之军训。这个由此与曾国藩结缘，后来成为湘军早期名将者，是个满洲人，名叫塔齐布。
塔齐布（1816～1855），字智亭，姓托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原为都统乌兰泰部下，咸丰元年发湖南以都司用，后以长沙守城之功擢升游击，赏戴蓝翎，后任抚标（即巡抚之卫队）中军参将。“时曾文正公奉命督练乡兵，用明戚继光法训练束伍。每校阅，公（指塔齐布）必短后衣蹑跷带刀侍。文正与语，奇之。试所辖兵，皆精炼。”10曾国藩觉得这是个难得的人才，“常倚该游击整顿营务”，命其兼管辰勇（即由辰州募集之勇）。曾国藩每逢三、八日亲自校阅乡勇的操练，而塔齐布训勇比他来得还勤，“日日常阅，大约十日之中不过间断二三日，军士皆乐为之用”。11问题出在曾国藩想要将绿营拉过来，与乡勇一同会操，一同听训，以扭转其军纪废弛、四处扰民的状态。事情发生在四月，曾国藩命塔齐布“传唤（绿）营兵，一同操演，亦不过会弁委前来听我教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其所为“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12曾国藩这番尝试，是不避嫌疑，有责任心的表现，但却令湖南的军政大员们不惬。甚至新任巡抚骆秉章，都认为他有喧宾夺主，越俎代庖之嫌。因为依惯例，文官管不着军队，即使是巡抚，也没有过问军队操练的先例。
最先挑战他的，是长沙协的副将清德。清德之为人，是古今官场中常见的那类庸官。这类人自己不做事，却偏好搬弄是非，在背后说做事人的闲话。对自己之职守，清德平日懈怠，战时怯懦，用曾国藩的话来说，他是个“性耽安逸，不遵训饬”的人。他的一大嗜好是养花。外出办差剿匪，“所过地方，虽经贼匪蹂躏之区，尚复需索供应，责令所属备弁，购买花盆，装载船头；一切营务武备，茫然不知，形同木偶。”13他不仅带头抵制会操，“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至”，而且摇唇鼓舌，到处散布曾氏目中无人，僭越军制的谗言。原本就侧目于他独断专杀作风的省府大员们，也都对曾国藩心存了意见。六月，湖南提督鲍起豹回省，听了清德的播弄，将塔齐布传来，“大以其操兵为非是，言有敢复操兵者，即以军棍从事”。14而塔齐布则沮惧而不敢再行会操。
以曾国藩倔强的个性，当然不会退缩，决意力挺塔齐布，参劾清德。15六月十二日，他联络与之旨趣相同的湖广总督张亮基，会衔参奏清德“疲玩”（疲沓且玩忽职守），曾国藩仍觉得不解恨，同日又单独上了个附片，揭露清德与其部下，在长沙被太平军以地道轰塌城墙的危急时刻，换装藏匿的丑事，猛烈抨击湖南驻军“将士畏葸，疲玩已成痼习，劝之不听，威之不惧，竟无可以激励之术”。要求将清德革职，解交刑部从重治罪，“庶几惩一儆百，稍肃军威而（振）作士气”。16

　
同时，他又以密折保奏塔齐布，称其“忠勇奋发，习苦耐劳，深得兵心”，又保奏辰勇候补千总诸殿元“精明廉谨，胆勇过人”，请皇帝“破格超擢。当湖南防堵吃紧之际，奖拔一人，冀以鼓励众心。如二人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17将自己的身家都押了上去，可见国藩对塔齐布的赏识，也可见他欲与鲍起豹一争高下的决心。
咸丰皇帝对清军军事上的一蹶不振，一直积恨于心，对清德这类“疲玩”的将领是绝不会客气的。当月即以“庸懦卑鄙，不谙军务”的罪名将清德革职；随即又以“性耽安逸，不理营务，避贼藏匿，苛索供应”的罪名将他拿办，18而塔齐布则被赏以副将衔（随即又实授副将），令湖南官场大跌眼镜。这头一个回合，曾国藩大胜。曾国藩虽丁忧在籍，却是二品京堂，有资格直接上书皇帝，身份不容小视；况且其所作所为为的是国事，而前后两任湖广总督张亮基与吴文镕于他，一好友，一座师，有参劾所属官员的大权（即湖南巡抚、藩臬两司、提镇大员亦为其属下）。清德不明于此，本身又一身毛病，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