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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巨枭-毛人凤-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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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和丧失理智的事实。比如，卢汉放掉了“九·九整肃”的被捕人员，毛人凤自说自话地命令沈醉再把这些人抓回来杀掉。又如，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前，有人提出是不是把两个婴儿留下来的时候，毛人凤厉声斥责：“养大了让他们来报仇吗？”等等，不一而足。
其次，顽固的反共立场促使他坚定地站在与人民政权对立的一面。有一个例子很典型。1949年8月13日，在香港的国民党中委、立委、监委等44人发表宣言，表示与蒋介石政权决裂，有个叫牛惠清的也在其例。此人原是军统的大特务，后来当上了立法委员。不久，香港方面有情报传来，说是参加通电起义的大多数人都接到北京方面的邀请，去北京共商国是，牛惠清却没有收到，颇有进退维谷的恐惶。毛人凤听了如获至宝，马上向蒋介石汇报，蒋深以为然地指出：“我过去向军统特工们训话时就说过了，除了跟着我反共到底外，当过特务的人是没有别的路可走的，共产党是一定要清算的。”毛人凤忙把这一指示用特急电报的形式分发各单位，要求尽快传达。当时，他正在昆明指导“整肃”，老蒋的这段指示便由他亲自传达。据沈醉回忆，毛人凤在传达老蒋这段指示时，畅谈了自己的体会与决心，最后还激昂地领着大家振臂呼喊了拥护蒋介石、反共到底的口号。
再就是与日俱增的幻灭心态，加剧了残暴行为的疯狂性。毛人凤争到保密局长的地位，并且获得蒋介石的完全信任，凭一个无资无历的白身是十分不易的。也许正是这份珍惜，才使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衰败更加痛心疾首。毛人凤这个人十分迷信，总隐隐约约地觉得是命运的安排。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毛人凤突有感悟——党国之所以迅速败亡，毛病便出在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上，这就是象征，象征国民党被共产党包围，最后“满地红”了。他把这个想法跟潘其武一讲，老潘大表赞同，说是要改变恶况，必须修正国旗，最好是全部的青天白日，当中一点红，那样就是国民党包围共产党了。这类话，关起门来说说可以，真要堂而皇之地作为一个提议，一定会被人嗤为荒唐。但摆在心里，毛人凤是相信的。因此，幻灭心态便与日俱增，反映在行为上，鱼死网破之类的毁坏欲也与日俱增。就拿11月14日炸毁广州海珠大桥来说，完全是不计后果，无视生命的疯狂行为。当时，一声巨响，横跨珠江的海珠铁桥崩塌，车辆毁坏无数，行人死尸狼藉，附近河面上沉船多艘，桥边的店铺震塌数十间，死伤近千人，死者的残肢断体垂挂在树权上，浮在水面上，惨不忍睹。
其实，囿于上述三种原因中的党国政要，何止毛人凤一人？但毛人凤之所以是毛人凤，除了具有与他人一样的普遍性外，其特殊性不可忽视，也就是说除了政治斗争、阶级关系、基本立场与普遍的心理定势以外，性格化的因素依然起作用，反映在毛人凤身上，同样是狠，是毒，“沙蟹”哲学赋予的特点，就是绝不留意于张扬，而是阴狠、阴毒，是笑面虎。比如毛人凤与卢汉相处，尽管心里恨得要命，预设的行动手段狠毒至极，但当面却从不顶撞，甚至还时时迁就忍让。对周伟龙也是如此，明明要抓周下大牢，仍把周请到家里吃顿饭，告别时还送到楼梯口。或许正是领导者风格的不同，戴笠时期的军统局与毛人凤时期的保密局大相径庭，前者张牙舞爪，到处得罪人；后者谨慎“谦和”，到处有人缘。有一次，毛人凤就傅作义投共前放出王莆臣；陈明仁起义前放掉毛健均的事，不无得意地对沈醉说：“你看，这些投靠共产党的将领，对我们还是做到手下留情，在事前把我们的负责同志安全送出来，这种事情将来我们还能设法去利用它一下。”尽管王莆臣要杀何恩源，在北平制造血案；毛健均要对程潜、陈明仁不利，只因为行动诡秘，功夫用在了暗处，关键时刻少吃了苦头。足见，毛氏风格对保密局工作作风的影响之大。后来，毛人凤把这些事告诉蒋介石，老蒋最初表示惊异，后来深为感叹，认为这是毛人凤工作成功的地方。为此，毛人凤再三对沈醉强调说：
“这不是小事，里面有不少文章可做。”然而，施教者不乏诚心，听道者未必学得传神，毕竟不是人人都深请“沙蟹”三昧的。
布置大破坏
1949年11月中旬，解放军逼近“陪都”，重庆危在旦夕。15日，徐远举从昆明回到重庆，第二天便去嘉陵新村6号见毛人凤，毛告诉徐，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搞破坏，重庆兵工署下属的兵工企业，绝不能留给共产党，总裁已派兵工署副署长唐君铂到重庆来协助工作。接着，毛人凤不无遗憾他说到最近的一桩事，毛说：“10月间，广州空军部队没有在撤退前，把机场存的几千吨物资破坏，却被共产党拿去了。总裁非常生气，把空军司令周至柔骂了一顿。现在，总裁把重庆的破坏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可不能让总裁失望啊！”徐远举临告别时，毛人凤再一次强调：大破坏“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为了确保大破坏的有效执行，毛人凤把社长城的技术总队调到了重庆。
但能否把握好时机？仍然是个大伤脑筋的事。破坏早了，怕重蹈“长沙大火”的覆辙；①破坏迟了，又怕完不成总裁交办的任务。毛人凤在台湾时曾与潘其武、成希超分析过这个问题，深以为特工与军队的难以协调，往往是导致破坏工作失去效率的主因，比如南京大破坏，就是因为军队一跑，特工无法进入目标而失败；又如上海，也是因为汤恩伯要打“巷战”而无法开展工作；再如广州，李及兰如果不临阵脱逃，总裁能生这么大的气吗？看来，要在重庆避免类似的问题发生，必须加强与军队方面的协调。大家都同意毛人凤的看法，徐远举还建议毛人凤找顾祝同、杨森谈谈，杨是重庆卫戍总司令，与毛的私交特别好，他这里的交道打通了，不愁下面缺乏协作精神。毛人凤觉得徐的建议很好。
下午，毛人凤在嘉陵新村6号召集公秘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布置破坏工作，到会的有：交警总局局长马志超、副局长彭自强、兵工署警务处长廖宗泽（徐远举一回重庆，廖便卸去代区长的职务），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兼重庆稽查处处长周养浩、副区长王立生、李修凯、重庆市警察局副局长李济中、刑警处处长张明选、重庆市民政局局长兼卫戍总部参谋长范诞生、第五区公路局稽查组组长陈粟冬，以及先后从香港、台湾抵达的郭旭、成希超、杜长城等。会上，毛人凤传达了蒋介石关于在重庆实施大破坏的指示，并会商相关事宜，具体如下：
一、成立重庆破厂办事处（特务们忌讳破坏，叫“破厂”），由廖宗泽为处长，负责实施大破坏，办事处对外称“临时指挥部”，由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担纲，廖宗泽与范诞生为副总指挥，办事处内部设参谋组（负责指挥联络和调遣部队）、技术组（负责破坏的技术指导工作）、运输组（负责运送破坏器材），组长分别由西南特区游击计划委员唐伯岳、技术总队总队长杜长城与第五区公路局稽查组组长陈粟冬担任。
二、为配合军事行动，加强与国防部、西南长官公署、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的接洽联络工作，由毛人凤、徐远举负责。
三、拟具破坏计划，测算经费，呈请蒋介石批准。这两项工作分别由徐远举、郭旭负责。
①抗战时期，国民党在长沙搞“焦土抗战”，由于情报失误，烧城的时间提早了，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为此，老蒋光火，惩办了几个“替罪羊”。
四、确定破坏重点和破坏程度，原则上以重庆各兵工厂、空军机场的设备、库存物资器材，以及重庆电力厂、自来水厂、国际无线电台、公路桥梁等为主要目标，各兵工厂破坏的程度为一年之内不能恢复生产。
五、明确执行单位，主要由交警部队、重庆卫戍总部警卫团与兵工署警务处所属各厂警卫大队组成。另外，所有在重庆的公秘单位都有全力协助的责任。破坏所需器材、炸药和运输工具，由国防部第四厅和兵工署器材总库拨发。
六、破坏的时机，听候命令。
会议结束后，毛人凤会同廖宗泽、徐远举等，又召集各兵工厂警卫稽查组长、警卫大队长、技术总队成员开联席会议，对兵工署在重庆的十一个兵工厂的五百多个预定破坏目标进行测算。随后，杜长城将技术总队分为11个小组，请警卫稽查组特务引导，前往各目标勘察，预计需炸药300多吨。
杜长城还去了空军机场、仓库勘察，发现有物资一千余吨，包括一万余支卡宾枪以及大量的器材、汽油、损坏的飞机、棉军服等等。空军方面保证，届时用炸弹和汽油予以焚毁。同时，从加强指挥、避免职责不清的目的出发，毛人凤把所有的破坏目标分别划入11个地区，委任了11个地区指挥官。
大约11月21日，破坏计划和经费预算出来了，毛人凤呈报蒋介石核定后，一次发放银元4万元。22日上午，毛人凤、徐远举去见顾祝同，接着在杨森公馆同参谋次长肖毅肃、陈良，空军第五军区司令晏玉琮、兵工署长杨继曾、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等会商破坏时机。负责作战的肖毅肃认为，破坏可以在共军进至南川附近时进行，其他人另有看法，意见不尽一致。毛人凤提出，是否暂不规定时间，让有关人员做好准备，枕戈待旦，一有命令立即行动。大家觉得这样也可以。
死城废墟
11月23日，解放军沿川黔公路向重庆挺进，毛人凤接到蒋介石的指示：＇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 ＇
迅即炸毁綦江大桥。于是命令技术总队成员率交警一分队，携3吨黄色炸药出发，赶到大桥时，大桥已被解放军占领，第一辆卡车来不及掉头，当场就擒，后面的见势不妙，扭转车身逃跑。綦江大桥安然无恙，毛人凤暗暗顿足，连连责骂守桥部队是老鼠胆、兔子腿。
为了避免綦江大桥的失败重演，毛人凤加紧了准备工作的实施。11月24日，社长城奉命赴空军白市驿机场，将机场设备、仓库和破损的飞机全部装上定时炸弹，预定30日下午炸毁。
11月27日，解放军二野三兵团的主力和四野的四十七军打到南川以北的地区，歼灭宋希濂和罗广文部共3万余人。当天，毛人凤命令各破坏部队以战斗行动强行进入目标，勒令工人停工，驱逐出厂，迅速实行戒严。接着，技术总队开入，在厂房、仓库以及各重要设备处安放炸药，装置雷管，一切完毕，候命等待执行。
毛人凤的这次行动，完全是根据肖毅肃的建议而采取的，并没有请示老蒋同意。第二天，便在重庆全市引起震撼，各界舆论反响强烈，惊动了老蒋，老蒋非但没有责怪，还连连说，毛人凤干得好。于是，当天中午，“行政院长”阎锡山发布紧急命令，要各兵工厂立即停工，所有警戒勤务一律交交通警察总队接替，违者依军法从事。一道行政院令客观上追认了破坏行动的“合法性”，毛人凤颇觉满意。
11月29日中午，蒋介石在山洞官邸召集顾祝同、肖毅肃、钱大钧、王叔铭、杨森、蒋经国、俞济时、毛人凤等陆、海、空、情（报）头脑开会，决定从当天下午开始“疏散”（撤退），同时实施大破坏。会议结束，毛人凤立即把指挥部挪到离重庆10公里的山洞警察局，然后用电话通知廖宗泽，下达破坏令。下午6时，重庆各兵工厂同时点火引爆，城郊顿成一片火海，轰轰隆隆的爆炸声此起彼伏，震得大地发颤，把老蒋山洞官邸的窗户玻璃也弄碎了。晚7时，爆炸延伸到各发电所、水电厂、动力厂，其间，破坏最为严重的是二十一厂，火药库被引爆，片刻间把工厂炸成齑粉，连带着周围的房屋毁坏无数，死伤不下千人。据社长城估计，破坏严重的程度，一年以内难以修复。
晚8点，各地区负责破坏的指挥官聚首山洞警察局，准备撤退。突然又传下蒋介石的命令，要毛人凤把停泊在重庆嘉陵江内所有的海军军舰炸沉，毛人凤隔着窗子朝外看，重庆城里到处是火光，不由地心生焦急。“到了这般田地，怎么个炸呀？”毛人凤环视左右，希望有人自告奋勇。可惜没有，于是一咬牙，拉上徐远举准备亲自犯险。汽车于城郊往市里开，沿途逃难的人流汹涌，败兵溃勇夹杂期间，阻塞道路，行进维艰，爆炸声、枪炮声不绝于耳，汽车开了几公里，再也无法前进，只好折回山洞。“怎么办呢？”毛人凤一筹莫展。徐远举突然想到杨森，马上建议毛人凤与杨联系，由他帮着把这事办了。毛人凤想想也只好如此，便打电话给杨森，语气很苦恼。杨森倒是爽快，一口答应下来，扭头就通知有关方面准备执行。谁知“永安”号、“郝穴”号等军舰已宣布起义，这会儿，正开往川东江面。抓了瞎，炸不成，蒋介石的命令又成一纸空文。
29日深夜，解放军的先头部队进入重庆市区，老蒋故作镇静，慢慢地掩上山洞官邸的大门，驱车向白市驿机场驶去。毛人凤、徐远举等随后离开指挥部，于30日凌晨抵达机场，等到天色放亮，飞机呼啸而起，尾追着老蒋的身影逃往成都。接着，重庆最后一个破坏目标——白市驿机场在一阵炸雷般的爆破声中被摧毁。
重整残旅
11月30日下午，毛人凤、徐远举、周养浩、郭旭等人的座机，于成都北郊凤凰山机场降落。前来迎接的周迅予告诉毛，老蒋已去北校场，特别关照：毛先生一到成都立即去见他。
北校场现在是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本部的所在地，里面有一幢三层的法式小楼，是军校给老头子预备的行馆。毛人凤驱车抵达时，老蒋已经睡了，俞济时对毛说：“总裁极其辛劳，差不多三天没睡过囫囵觉了。刚才还把张群、王陵基、邓锡侯、刘文辉叫来打气，表示要在川西跟共产党决一死战。现在恐怕是累了，正睡着，要不，毛先生也去休息一下，待老头子醒来，我再打电话通知你？”毛人凤把下榻的地方告诉俞济时，便回到了东门街周公馆。
半夜里，俞济时打来电话，说是老蒋醒了，正等着见毛先生。毛人凤不敢怠慢，乘车前往北校场。
蒋介石急着见毛人凤，是不放心自己在成都的安全，尽管小楼周围和军校各大门的警卫都换成军校的学生，其实，这种做法的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老蒋喜欢故作姿态，表示自己对“学生们”的“无比信任”，内心深处却很紧张。眼下，他召毛人凤来，正是为解决这种做法可能带来的隐患。
另外，对四川的地方实力派，他也不放心，要毛人凤通盘考虑如何加强警戒的问题。毛人凤天性谨慎，思考问题填密，这是老蒋（把安全警戒任务交付他）最能够放心的一个理由。经过编排，最后决定，将交警第二旅调入成都市区，旅长何龙庆兼任省会警察局长；再调胡宗南的第三军来成都担任城防，军长盛文兼任防卫司令。毛人凤知道兹事体大，天一亮就抓紧部署，完毕后向老蒋汇报，从神情上看，总裁是满意的。
这一头摆平，毛人凤立即开通与云南站的联络。他知道重庆失守，成都无险可依，真正的后方倒是云南、西昌，所以必须充分了解那里的情况。与此同时，还要跟蜷缩在成都的徐志道“结帐”，把那个保密局的大印收回来（此事已在第十五章作了交代），以及重新组成保密局成都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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