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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巨枭-毛人凤-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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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围绕重庆丢失后的作战战略，有好几种构想：一种是退守云南；一种是固守川西；再一种是撤到西康。按照毛人凤的想法，如果不把西康的刘文辉、云南的卢汉搞掉，三种方案，一个也靠不住。前几天（12月1日），沈醉从云南来电报告：中共地下人员已在昆明从事局部和平运动，当地的军政负责人大多收到了地下党以解放军名义发出的通知书。有确凿证据表明，卢汉手下的安恩溥、杨文清等已和中共地下人员有秘密接触，至于卢汉本人的行动正在密切注视之中。毛人凤把沈醉提供的“云南方面”最新动态向老蒋作了汇报，同时激烈地驳斥了张群坚持怀柔，冥顽不化的立场。蒋介石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十分坦诚地对毛人凤说：“卢汉不可靠，我是明白的，但是现在这种局面，动摇的同志总比不动摇的敌人要好。还是要想办法拉住他，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投向共产党。一定要把云南、西康建成反攻基地！”看着老蒋逐渐激昂的情绪，毛人凤不忍心再说扫兴话，心里却不乏悲凉。蒋介石以为说服了毛人凤，情绪恢复平静，他告诉毛人凤，张群愿意去云南，可以让徐远举跟着，再叫胡宗南开一部分军队过335去，不怕卢汉翻天。如果云南稳住，贺国光再在西昌扎牢根基，我们在大陆就有了回旋余地。毛人凤听着老蒋蛮有信心的语音，暗想：党国现有的基业，恐怕要毁在张群手里了。后来，毛人凤随蒋介石逃到台湾，痛心回首，一直认为：党国败在二张之手，一是张治中①，二是张群。
毛人凤埋怨老蒋轻信张群，多少有一点误解。其实，老蒋怎会不知大势已去？作为战略上的考虑，他正决定把“中央”摆在台湾，“行辕”设在西昌，并辅以相应的口号叫：政治台湾，军事西昌。但作为领袖，精神不倒是个永恒的支柱，老蒋故作姿态地体现镇静，目的不离此节。至于张群的怀柔政策，究竟有多少成功的希望？老蒋也渐觉渺茫。有一次，他请刘文辉、邓锡候、熊克武、白传义等人吃饭，提出要他们把家眷送到台湾去，大家都答应了，届时却没人送来。再往后，这些人索性避而不见，老蒋派王缵绪找到刘文辉，让他对刘说：“人与人是要讲感情的，你做了我多年部属，就算我今天死了，你也要来送葬呀！”话说到这个份上，刘文辉依然不来。或许是出于更多的考虑，譬如稳定军心，避免多米诺骨牌效应等等，蒋介石一直没有对地方实力派采取行动，毛人凤以为是遗憾，蒋介石更多的可能是无奈。
①张治中代表国民党政府与中共方面谈判，生怕汤恩伯的备战行为刺激中共，引起谈判破裂，竭力主张偃旗息鼓，毛人凤认为这是南京、上海守卫战失利的重要原因。
小转移
当然，为了鼓励毛人凤的忠诚行事，蒋介石也答应，必要时，允许干掉卢汉，另以李弥代之，但一定由自己发出指示，不可妄为。接着又谈到了云南行动（指张群和胡宗南军队开进昆明的事）所需经费的问题，毛人凤觉得最好调集一部分硬通货（指金银）。不知怎的，勾起了老头子的脾气，连连责骂关吉玉混帐，王叔铭该死。原来，“中央银行”有100多箱银元（共计23。6万元）存在重庆白市驿机场，老蒋特别关照要抓紧送往台湾。不料，重庆丢失得太快，“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临时把运送银元的飞机改成了运送太太、姨太太和公子小姐，结果白银全部留给了共产党。老蒋要追究责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关吉玉、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罪责难逃。
“幸亏你们保密局还有所建树，否则叫我拿什么运到昆明去？”老蒋骂完了关吉玉、王叔铭，更觉得保密局跟自己同心同德，这种不加掩饰的亲近感，使毛人凤既得意又满足，同时，也为自己隐而未彰的“小自私”稍觉惭愧。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1月27日晚，重庆实行宵禁，稽查处截获了5辆卡车，装的全是金砖与墨西哥鹰洋。周养浩接到属下的报告，立即赶往稽查处停车场，检视完毕，大觉惊讶，马上去见毛人凤，说了这件事。毛人凤又向蒋介石汇报，老蒋要毛查一查货主是谁？并责成保密局将5车金银送到成都。第二天，“货主”找上门来，自报山门，原来是贵州“中央银行”的总经理，声称这批金银是从贵阳撤到重庆，打算送到台湾去的公物。周养浩出身于军统，对浑水摸鱼，中饱私囊的勾当熟门熟路，一个昆便看穿“总经理”的行径，于是佯装公事公办的模样，答应查一查，还一个劲地埋怨对方怎么不事先打声招呼。
“哄”走了货主，周养浩开打小算盘，计划把5车金银运往成都后，扣下一部分转移到香港，另派用场，这一主意当然要经毛人凤点头。谁知，东西弄到成都以后，克扣的预谋没能实现，最后献给老蒋，倒成了一桩解危解困的大“贡献”，说来全归于一个“巧”字，开始碰得巧，后来做得巧。毛人凤从北校场总裁行馆出来，一边庆幸，一边又抵不住袭来的悲哀。4月份，在上海抢运金银，那个阵势何等壮观，那才叫大转移，仅仅过了6个多月，连搬动百把箱银元都有了困难，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彼时，虽显颓势，但半壁江山在手，干的是大转移小破坏；此时，蜷缩片土，干的是小转移大破坏，形势啊……想到这里，毛人凤觉得鼻子有些发酸。
三鼓而竭
在成都期间，毛人凤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来。营建“西昌行辕”的事，他要关心；布置潜伏、破坏、游击的事也要亲自过问。前不久，“全能情报员训练班”的学员从重庆逃到成都，占了稽查处的好房间，杜长城的技术总队不乐意，硬要夺这房子，双方互不相让，顶开了牛，“全能班”的这帮学员，自以为后台坚硬（王莆臣是全能情报员训练班负责实际工作的副主任，主任由毛人凤自兼），“哗啦啦”全亮出家伙，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技术总队的队员。杜长城也不是泥捏的，嗖地跳到一个炸药箱前，掀掉板盖，大喝一声，不许乱动，否则一块儿完蛋。吓得稽查处督察长张尚钰陪尽笑脸，两边里说圆场话。毛人凤惊闻此事，很不高兴，训斥道：“有胆气，怎么不朝共产党使？什么时候了，还搞窝里斗！”接着，便让王莆臣先回台湾，然后把“全能班”的学员全数交给周迅予，伙同成都的特务武装，合编成六路游击武装，准备在成都丢失时，进入山区和农村，开展游击战，总称为“反共救国军纵队”，6路纵队的队长分别是何龙庆、曾晴初、罗国熙、杨超群、刘崇朴和周迅予。
为了鼓舞余勇，毛人凤特地请老蒋在中央军校召见了“反共救国军纵队”的几个头头。老蒋讲了一通坚持敌后斗争，配合反攻复国的重大意义，然后给每人发下一瓶毒药，上面贴着标签，有八个字：即“效忠党国，杀身成仁”，悲矣？壮矣？惨乎？烈乎？谁也说不清楚。
接下来，毛人凤又召成都站站长刘鉴先汇报有关潜伏的工作，大到人员、方式，小到发报机型号、密码卡，样样过问。同时，还把“总裁办公室”的上校机要译电官张抵山借来当通讯业务方面的顾问。张建议改用潜伏人员熟悉的文章的明码，轮次乘，以消灭有形的密码本。比如《百家姓》中赵钱孙李的赵字，明码是2728，钱字的明码是5834，这8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用来乘8次，挨次使用，用过一次便放弃，就不容易被中共破译了。毛人凤觉得这个办法好。另外，毛还在潜伏电台的启用时间上，开动脑筋，决定让容易暴露的先开通，以此掩护不易暴露的。总之，落在内行人眼里，毛人凤习于此道已是愈来愈“入门”了。
再就是大破坏的工作，没等计划和预算出来，老蒋已关照国防部财务预算署发给保密局6万元，一半是银元，一半是黄金。毛人凤知道总裁的慷慨是基于对重庆大破坏的满意，所以临场布置也特别卖力。他到成都的第三天（12月2日）便接到蒋介石把内江到成都的公路大桥予以彻底破坏的命令，并说，将来成都和新津的机场也要彻底毁掉。据郭旭回忆，蒋介石向毛人凤下达这个命令时，完全是单独召见，连胡宗南都得在外等候。
当天下午，胡凌影率技术总队20余人，前往内江，把内江大桥炸毁。接着，毛人凤又要杜长城赶快绘制出成都爆破目标图送审，杜以为时间不够，毛人凤说：“不绘图不行！就是把成都炸成粉未，图也是要绘的。”然而，督促归督促，布置是布置，毕竟夕阳西下，余辉已弱，论人员、器材、时间、精力、士气都有三鼓而竭的态势①，同时，还发生了一些严重的不测事件，迫使毛人凤转移工作重心，使得破坏工作没能完全落到实处。
①与重庆时相比，毛人凤在成都完成大破坏的困难要多得多，一是缺乏爆破器材和炸药；二是文警总队大多在重庆被消灭，人手不够；三是准备的时间不充裕，等到成都失守后，社长城的爆破目标图还没绘制出来；四是前景暗淡，士气低落，影响了工作进度；五是毛人凤顾及的事情太多，后来又因为蒋介石的安全受到威胁，不得不将破坏潜伏方面的事搁置起来。
不祥之兆
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不测呢？事情还得从蒋介石住军校说起。
蒋介石住进北校场中央军校，毛人凤是不赞成的，要说理由，主要是以为不祥。1949年6月，中央军校举行建校纪念日的阅兵典礼（黄埔军校于1924年6月16日开学，迄1949年为25周年），悬挂在“中正台”，即大型检阅台后、中门上的青天白日旗，由于系旗的绳索断裂，突然坠落下来。当时，毛人凤在台湾，闻悉后以为是不祥之兆。当年9月12日，蒋介石飞往成都，14日中央军校又搞了一次检阅，老蒋站在“中正台”上训话，没讲几句，假牙掉下来，训话只好半途中止。毛人凤从俞济时那里听说此事，突然联想起“西安事变”，老蒋越窗逃跑，跌落假牙的一节，顿起狐疑。11月30日，毛人凤随老蒋退守成都，12月3日，中央军校再一次举行阅兵仪式（这是老蒋在大陆最后一次检阅黄埔学生），毛人凤也参加了。上午9时半，毛人凤随张群，顾祝同等人走上“中正台”，国歌奏响，开始“升旗”仪式，青天白日旗在全场人员的注目礼下，顺着旗杆慢慢上行，行至中途，忽听一声脆响，绳子断开，随后与旗子一起飘落下来，毛人凤跟大家一样，十分震惊，又以为是个凶兆。
毛人凤十分迷信，深以为中央军校是不祥之地，他要对总裁的安全负责，一丝一毫不敢大意，包括连迷信方式获得的不安全感，也要“小题”大作，故而竭力反对老蒋住在中央军校。但是，老蒋偏偏注重精神之道，认为愈是困难，愈是要垂范，藉以宏扬“黄埔精神”，因此，没有比住在中央军校更合适的地方了。这样一来，毛人凤付出的就要更多，担待的也就更多。
中央军校究竟有没有让毛人凤担心的“不祥”呢？据于东先生所撰《蒋介石魂别大陆》一文披露，“不祥”是有的，策划者为中共地下党川西临时工委“留蓉工作部”的唐会昌等人。原先准备炮轰者蒋住的那幢小楼。当时，北校场中央军校北墙外，有一些杂草丛生的荒野坟地和蔬菜田，菜田里有几个低矮的窝棚，是看菜人住的。有个被中共地下党争取过来的国民党团长姜期永在窝棚里设置了一门迫击炮，距者蒋住的小楼最远不超过300米，只等证实老蒋住在小楼里，便可发起轰击。后来，地下党顾及此事造成的后果，可能会引发反动派向成都人民进行疯狂的报复，不符合上级关于“保卫成都，迎接解放”的精神，便决定改炮击为活捉。
另外，据当时的军校在校生谷云鹏先生所撰《军校末期起义前后》一文所载，9月初，军校有三个主要军官和共产党西南工作组秘密取得了联系，一个是军校教育处少将处长李永中，一个是特种兵少将总队长肖平波，再一个是肖步鹏（职务不详，军阶也为少将）。9月8日，这三位少将与中共地下党方面达成协议，在适当的时机举行起义，这个协议简称：“九·八协议”。
11月底，老蒋住入军校，李永中、肖平波、肖步鹏便密谋扣蒋，然后领导军校起义，但不知什么原因，肖步鹏突然叛变，出卖了起义计划，使得老蒋在军校举事前出走，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
永别大陆
老蒋外受地方实力派投共之迫，内居腋下时时生变之险，却又不能为一己性命，临阵脱逃，自毁阵线。怎么办呢？为了实现坚持到底的意义，他便把所有居险无险，化险为夷的难题，主要交给了毛人凤去化解。为此，毛人凤殚精竭虑，熬尽了全部心血。①谁也说不清他布了多少迷阵，设了多少圈套，甚至连蒋介石周围的人被搅和进去，都不知是真是假。首先，毛人凤对蒋介石安全上的考虑是极为周密的。警戒的问题，前面已有叙述；应急的问题也考虑了诸多的方案。比如，当时成都的绅商担心国民党溃兵趁机抢劫，曾在几条主要的街道上放置木栅栏，毛人凤生怕这种作法蔓延开来，会困住出路，便建议蒋介石下令制止，确保道路的畅通。又如，毛人凤叫人在军校的城墙上开一个豁口，准备紧急情况下，可以直接从小楼逃上飞机等等。其次，不失时机地故布疑阵，让外界无法知道蒋介石的确切行踪，就拿中共成都地下党的“捉蒋”计划来说，最后没有成效，无法确定老蒋的行踪是一个重要原因。有一次，他们获悉老蒋要去励志社住宿，认为情报来源十分“可靠”（是侍从室透露的），结果，蒋介石根本没有离开军校，显然是故布疑阵。又如，毛人凤指使手下在老蒋住的小楼周围挖地道，一条通向新津机场，一条通向凤凰山机场，但从老蒋最后出走的路线看，这两条地道显然是摆摆样子，用来迷惑对方的。
①毛人凤到台湾后，身体急速垮下来，这段时间过度的操劳伤神是个重要原因。
12月6日以后，局势日趋紧张，围绕着老蒋的行动，也更加扑朔迷离。
6日晚，沈醉和第八军军长李弥，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副军长彭佐熙等在余程万的军部密商，认为卢汉走傅作义道路的迹象已十分明显，请示毛人凤是否要执行杀卢的计划。这一天晚上，卢汉也在召开准备马上起义的会议，会议从夜晚11时，一直开到12月7日早晨6时为止。
12月7日上午，蒋介石派张群飞昆明，“行政院”同时作出决定，“中央政府”马上迁往台湾，大本营设于西昌。
12月8日，“中央”忙着飞台北，“行辕”忙着撤西昌，一派乱哄哄。
那个叫盛文的成都城防司令，没给老头子“保驾”到底，弃职溜走了。消息传出，老蒋深感吃紧。晚上，张群从昆明飞回，带来了李弥、余程万和龙泽汇三位军长。龙指挥的九十三军，由卢双的地方团队扩充编成。老蒋一见他肯随张群来成都，对稳住云南又生信心。蒋先召见张群，张说卢仅不顾大局，不讲私交，开口要钱。接着再召见三位军长，训示说：必须保住云南。龙当时的表态十分坚决，令蒋满意。
8日晚，老蒋与“中央”一起离开成都飞台湾的传闻不胫而走。第二天，报上有消息予以证实，题为《蒋总裁昨已离蓉飞台》。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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